★切爾諾貝利，人類文明史上的永恆噩夢：權威記者十數年深度調查，數百小時采訪錄音，大量檔案、書信、回憶錄首次曝光，全景式展現了這場我們時代毀滅性核災難的整個過程：

作者亞當·希金博特姆是《紐約客》的資深記者，駕馭故事與挖掘運用材料的能力皆為一流。全書精注詳解，僅注釋就一百餘頁，使用材料扎實嚴謹堪比學術著作，可讀性之強又堪比驚悚小說。

★在一個狂妄自大和注定要失敗的故事中，捕捉到科學與人性；這裡沒有無名英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臉孔：

書中有大量人物刻畫，這是作者花費十幾年時間走訪災難親歷者所得到的故事。這些人早已經被他們的國家和同

胞所遺忘，其中，有蘇聯的各色高官，有“吹哨”人，有救援英雄，有醫療人員，有事故清理者，也有日後站在審判席上的人。

作者將焦點放在被卷入其中的人們以及他們面對突發災難如何做出種種艱難抉擇，它代表了蘇聯社會的一個橫截面，暴露了人類個體的懦弱和勇敢，*終得到的，是一個比蘇聯傳奇更復雜、更人性，也更恐怖的故事。

★比任何一部恐怖電影更令人痛心，比任何一本驚險小說更驚心動魄；

盡管提供了海量信息，但本書並不令人望而生畏，作者視野廣闊，構思精巧，對細節的精確把握，使得故事推進的每一步都充滿張力，如驚險小說般的敘事風格，使這本書可讀性極強。

★包攬歐美多家一線媒體年度榜單：《柯克斯書評》年度*非虛構，《紐約時報》《時代周刊》年度圖書，2020年安德魯•卡內基獎；

★普利策獎得主、《古拉格：一部歷史》作者安妮·艾普爾鮑姆等歐美一流作家、學者傾情推薦；

HBO名劇《切爾諾貝利》主創Craig Mazin：開拍之前沒能看過這部書，我感到十分遺憾。

★著名讀書網站Goodreads近30000人打出4.38高分，盛贊“《切爾諾貝利的午夜》是你能讀到的*好的非虛構書籍之一”。

切爾諾貝利地圖

出場人物

引子

Ⅰ 一座城市的誕生

一蘇維埃的普羅米修斯

二α、β 和γ

三4 月25 日，星期五，下午5 點，普裡皮亞季

四和平原子的秘密

五4 月25 日，星期五，晚11 點55 分，四號機組控制室

六4 月26 日，星期六，凌晨1 點28 分，第二民兵消防站

七星期六，凌晨1 點30 分，基輔

八星期六，凌晨6 點15 分，普裡皮亞季

九星期日，4 月27 日，普裡皮亞季

Ⅱ 帝國的隕落

十雲

十一“中國綜合癥”

十二切爾諾貝利之戰

十三第六醫院之內

十四清理員

十五調查

十六石棺

十七禁區

十八審判

十九大像腳

二十瓦列裡·赫德姆丘克之墓

尾聲

鳴謝

作者手記

專有名詞

輻射單位

注釋

索引

栩栩如生地講述了這場歷*嚴重的災難，同時也讓我們看到了蘇聯*後的歲月中那些每天都在發生的令人迷惑不解的真實事件。

——安妮·艾普爾鮑姆（普利策獎得主）

本書對歷史做出了寶貴的貢獻，關於切爾諾貝利這樣一個讓世人矚目的故事，它講述得極為出色。

—— 沙希利·浦洛基

亞當·希金博特姆以驚險小說般的敘事風格，講述了這場災難及其可怕後果。這是一個關於傲慢自大和狂妄野心終遭報應的傳奇，蘇聯的各色高官和不幸的工程師們粉墨登場，劇中有英勇犧牲的烈士，也有卑劣無恥的惡棍，有不知真相的困惑，也有故意而為的欺瞞。

——《衛報》

亞當·希金博特姆打開了一個幾乎密不透風的世界，然後在其中尋找那些本來不應被我們發現的真相。作為讀者的我們，不能指望找到一部比本書更驚心動魄、更深入腠理的冒險大作了。而作為世界公民的我們，倘若無視《切爾諾貝利的午夜》，則將致我們自身於危險之中。

——羅伯特·古爾松

文字出眾，引人入勝，驚心動魄而又張弛有度.....這起意外事件以一種恐怖的、不可避免的宿命感緩緩展開。希金博特姆將那個晚上親臨現場者的體驗以文字編織起來，他對細節的精確把握，使得故事推進的每一步都充滿張力......在極為詳盡的報道和細致入微的分析中，一些重大主題逐漸浮現.....希金博特姆的這部傑作，是長久以來為填補敘述空白而進行的繫列努力中的一大進步，它讓許多被隱藏的真相得以大白於天下。

——《紐約時報》

以權威之筆寫就的這本傑作，讀起來就像是一部經典災難小說，它向讀者展現了一個處於崩潰邊緣的蘇聯帝國。

——《柯克斯書評》

扣人心弦的寫作，了不起的研究調查…希金博特姆精彩地展示了這場悲劇如何導致了整個蘇聯體繫的崩潰。

——BBC，《歷史雜志》

具有極高的可讀性......希金博特姆是一位技巧高超的科學作家........希金博特姆的這本書，全面反映了現場調查的結果......災難是不可避免的，而希金博特姆栩栩如生地描述出了工程師們為重新控制一座失控反應堆所做的種種無效嘗試。

——《華盛頓時報》

這是非虛構寫坐的一座豐碑，近乎完美的科學寫作的一個典範。在《切爾諾貝利的午夜》中，亞當·希金博特姆讓我們窺見了一場末日之戰，敘述的展開充滿激情。一件事是確定的：在讀完這本令人目瞪口獃、心驚肉跳的書後，你對核能的看法，將永遠不會再和以前一樣了。

——漢普頓·塞茲

十三  第六醫院之內 （節選）

“往後退兩步！往後退兩步，不然我誰都不理！往後退兩步！”

普裡皮亞季市政府的總經濟師爬上一條板凳，開始收集人群信息。這幫吵吵嚷嚷的家伙擠滿了這間小房間，又一直湧到走廊裡，在樓梯和外面的街道上排成了長龍。平時性情溫和、總帶著一絲微笑的斯韋特蘭娜·基裡琴科，已經這樣孤立無援地被困在波列什科（Polesskoye）好幾天了。這是一個位於切爾諾貝利核電站西邊50公裡外的小鎮，街道上車轍縱橫，有個不大不小的廣場，還有個列寧紀念碑。她和幾個普裡皮亞季市執行委員會的留守人員，在波列什科市政廳設起了一間辦公室，直面那些背井離鄉的市民們的怒氣和困惑。憤憤不平的人群蜂擁而上，要求跟市長見面，把哇哇大哭的孩子放在她的辦公桌上，打聽如何安置生病的爺爺奶奶，什麼時候纔能領到工資。除此之外，他們還想要知道，什麼時候纔能回家。

4月27日，星期日，等到夜幕降臨時，至少有21000人，從他們位於普裡皮亞季城中的現代公寓倉皇離開，被巴士撂在烏克蘭西北部濕地平原上的50多個小鎮和鄉村中。他們被告知僅需準備離家三天所用之物，但很快，這些被連根撥起的家庭攜帶的食物、現金和干淨衣服便用光了，他們隨即發現，即便是他們之前認為干淨的那些東西，也並非如此。波列什科鎮醫院外面的街上，一位放射劑量測量師搬來桌子，設了個臨時的監測站。他前面排起了一長隊被疏散的群眾，隊伍移動得很快，卻永遠不見縮短。這位測量師一邊用監測設備輕觸人們的衣服、頭發和鞋子，一邊慢悠悠地用他疲倦而單調的聲音念叨著：“干淨的……污染的……污染的……干淨的……去下風口抖抖你的衣服……干淨的……污染的……污染的……污染的……”

一開始，許多接納疏散人員的農戶都很和善，對他們熱情相待，而這些人也充分利用了這種善意。維克托·布留哈諾夫的妻子瓦蓮京娜是一位訓練有素的工程師，她被安置在羅茲瓦日夫（Rozvazhev）一個村莊的集體農場實驗室負責人家中，幫忙擠牛奶。但在疏散過程中，瓦蓮京娜與懷孕的女兒和自己的母親失散了，她對自己的丈夫究竟遭遇何種命運、家人到底身在何處一無所知，而且也根本沒有地方去打探消息。

30公裡之外，納塔利婭·謝甫琴科和她兩歲的兒子基裡爾與1200名難民一道，暫住在盧戈維基（Lugoviki）的土坯草房中，這是烏日河邊上一個偏僻的居住點，連一部電話都沒有。後一次見到自己的丈夫亞歷山大時，他在普裡皮亞季醫院的病房中向她揮手示意，告訴她回家把窗戶關上。從那時起，關於他究竟被帶到了哪裡，現在的情況如何，她一點消息都沒有。這母子倆與在普裡皮亞季城中住一棟樓的另外兩家鄰居一道，住在一對年老的農民夫婦家中，房子很小，他們讓出了自己的臥室，讓這些新來者居住。謝甫琴科一家和其他家裡有小孩的人一起睡在床上，其他人隻能睡地板。星期一，那位老漢帶著孩子們去釣魚了，但基裡爾還在生病，屋子裡也潮乎乎的。

到星期二的時候，已經沒有足夠的食物喂飽三家人了，納塔利婭也幾乎花光了身上的錢。她跟以前的鄰居懇求：“謝爾蓋，讓我們離開這兒吧。”於是兩個人湊了些現金，剛夠買去基輔的巴士票。抵達後，她帶著基裡爾去了機場，登上一架飛往摩爾多瓦（Moldova）的飛機，去投奔住在那裡的父母，以及隻有一街之隔的亞歷山大的爸爸媽媽。到摩爾多瓦後，她再次開始搜尋丈夫的下落。

到星期三時，對於這場事故的官方消息仍在封鎖中，即便是那些在其他原子能電廠工作的人，也被蒙在鼓裡。但一些細節開始透露出來，兩個家庭借助各種關繫，盡可能地尋找線索。通過一位住在莫斯科、在軍隊中有認識人的叔叔，納塔利婭得知，核電廠傷勢嚴重的那些人，已經被送進莫斯科一家附屬於衛生繫統第三總局的特種醫院，那裡專門收治蘇聯的核工業工人。納塔利婭和她的婆婆當天上午飛到了莫斯科，發現整座城市顯然對烏克蘭的那場危機一無所知，人們都在忙著準備第二天的五一勞動節慶典。

兩個女人對於到哪裡纔能找到亞歷山大產生了分歧。納塔利婭拿到的醫院地址，是在蘇聯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地界上，那裡戒備森嚴，限制出入。亞歷山大的母親卻打聽到另外一個地方，卡希拉高速公路邊上的一家癌癥研究中心，處於城中另外一個區，她堅持她的信息來源纔是可靠的。納塔利婭不想跟她爭辯。當癌癥中心的員工告訴她們，那裡沒有一個名叫亞歷山大·謝甫琴科的病人時，兩個女人叫了輛出租車，穿過整座城市前往第六醫院。

等她們到達目的地，已經是下午兩三點了，但隻看了一眼，納塔利婭就立即知道，自己找對了地方。那是一棟極其樸素的9層褐色磚樓，被草坪和鑄鐵籬笆牆包圍。雖然自身看起來十分不起眼，但四周的景像卻遠非如此：所有的進口都被嚴防死守，帶著輻射監測設備的技術人員，對每一個進出大樓的人的鞋子和褲子都要進行檢查。

一大群人已經守在正門的檢查站外面。在那些擠擠挨挨的面孔中，納塔利婭認出了許多來自普裡皮亞季的熟人。所有人都和她一樣，困惑而驚惶，但誰都不準進入醫院。就在納塔利婭站在那裡打量情況的時候，一名醫生從前門走了出來，開始大聲朗讀一份切爾諾貝利電廠的患者名單和他們的當前狀況。人群中嘈雜混亂，焦慮不安，彼此推搡著、叫喊著提出問題。當有人聽不清到底說了些什麼的時候，這位醫生不得不一遍又一遍地重復。即便如此，努力從嘈雜中分辨他的話語的納塔利婭，還是沒聽到任何有關她丈夫的消息。後，她用手肘撞開人群，擠到了前列。

“亞歷山大·謝甫琴科怎麼樣了？”她問道。那位醫生看了一下名單。

“你，”他說，“跟我進來。”

4月27日，星期日，天亮之後不久，從核電廠送來的批病人就被送到了莫斯科。一群穿著PVC圍裙和防護服的醫生，以及幾輛座椅上包了聚乙烯膜的巴士，已經在伏努科沃機場（Vnukovo Airport）等著他們。第六醫院的專家們已經空出整個病區，等待他們的到來。這家有600張床的機構，特為收治中型機械制造部的核工業員工而設，有兩層樓專門留給放射醫學科。這些病患中有人仍穿著爆炸發生時的衣服，許多人身上滿是放射性塵埃。他們剛抵達醫院，人們便發現運送他們的那些車輛已經嚴重污染，超出了除污處理的極限。運送波病人的飛機被拆卸銷毀了，一輛巴士被送到庫爾恰托夫研究所的校園，開進一個大坑裡，然後加以填埋。

到星期日晚上，一共有207名病患住進了醫院病房，絕大多數是電廠的操作人員和消防員，也有在燃燒的機組邊值守的保安、在放射性塵霧中等公交車的建築工人，以及在冷卻水通道旁邊垂釣的人。115人被診斷為急性輻射綜合癥，其中有10個人受到的輻射劑量非常大，醫生們立刻認定，他們幾乎已經不可能活下來。

第六醫院臨床部門的負責人，是62歲的安格林娜·古斯科娃醫生。早在30多年前，蘇聯核武器項目初啟動時，她便開始從事放射醫學研究。1949年，她剛剛成為一名神經病科醫生，便領命前往烏拉爾山脈以南的封閉小城車裡雅賓斯克-40（Chelyabinsk-40），治療在馬亞克生產聯合體的產鐶工廠中工作的戰士和古拉格犯人。被派到整個蘇聯敏感的保密位置之一，就算是古斯科娃這樣的專業人士，也對自己要去哪裡一無所知，而一旦到了地方，他們會被禁止離開或與外界通信。古斯科娃在馬亞克待了兩年還沒返回，她的母親甚至以為她被逮捕了，正關在克格勃的地牢中。然而，就在她的母親給秘密警察寫信，請求將她釋放時，這位年輕的醫生卻在條件艱苦的生物物理前沿陣地，闖出了一片事業上的新天地。

在馬亞克，古斯科娃遇到了她的批急性輻射病受害者：13位因惡心嘔吐而來到她診所的古拉格犯人。因為對他們的癥狀缺乏了解，這位醫生誤以為是食物中毒，治療後便打發他們回去繼續工作了。直到這些人再次就診，抱怨高燒和內出血時，她纔發現，他們在二十五號放射化學工廠（Radiochemical Factory Number 25）附近已經被放射性核素嚴重污染的土地上挖溝時，被暴露於恐怖的輻射場之下，而且至少有一個運氣不太好的犯人已經受到了致死劑量的輻射：600雷姆。

後來，那些在工廠機床前工作的年輕女性開始得上另一種怪病，虛弱、頭暈、渾身劇烈疼痛，一個患者甚至疼得直想要“往牆上爬”。古斯科娃是有史以來批記錄下這種新病癥狀的醫生。這是一種由於長期低劑量接觸放射性同位素而導致的慢性輻射病（chronic radiation sickness），簡稱CRS。她設計了一整套篩查和治療此種疾病的方法，開展了一繫列研究，並向她在中型機械制造部的上司進言，隻要小心控制，工人不會因輻射暴露導致太大損傷。為此，她迅速得到提升。她曾前往——坐落於哈薩克大草原、占地數萬平方公裡、被稱為“多邊形區”（the Polygon）的——塞米巴拉金斯克（Semipalatinsk）秘密武器試驗基地，目睹了蘇聯的批原子彈試驗，並為那些爆炸後馬上衝進引爆區拍攝照片的攝影師提供治療。古斯科娃後來還成為原子彈之父伊戈爾·庫爾恰托夫的私人醫生。1957年9月，馬亞克第十四號核廢料罐發生爆炸後，她就在那裡為蘇聯起核災難的受害者提供緊急救治。同一年，33歲的她被派往莫斯科生物物理研究所新設的放射醫學專科工作。

之後30年裡，新組建的中型機械制造部統轄之下的核帝國瘋狂擴張，大踏步地朝著預想中的世界末日決戰躍進，沒有給安全問題留下多少考慮的時間。前進的代價，便落在了那些不幸的反應堆技術人員和被輻射的潛水艇艇員身上，他們一個接一個地悄然倒下，不是被秘密埋葬，便是被送到莫斯科第六醫院古斯科娃負責的部門接受檢查。事故本身依然嚴格保密，而且在事後，那些幸存下來的病人，也被禁止向外透露——讓他們患上那些可能餘生都會為其所困的疾病的——真實原因，但古斯科娃和她的同事收集了大量關於放射性對人體危害的臨床證據。震驚於中型機械制造部一直拒絕承認與原子能產業迅猛發展相伴隨的危險，1970年，她寫了一本書，描述了在一座民用核電站發生嚴重事故後可能出現的種種後果。但當她將手稿呈交給蘇聯衛生部副部長時，他勃然大怒地將其扔出了辦公室，禁止她出版此書。此後一年，她將歷年來治療中的臨床發現編纂為《人類輻射病》（Radiation Sichness in Man），並因此獲得了列寧獎（Lenin Prize）。

到1986年時，古斯科娃已經主持這所全蘇聯的放射性損傷專科十餘年之久。她診治過1000多名嚴重輻射暴露者，對於核事故的了解，可能比世界上所有其他醫生都多。作為一名忠誠的共產黨員，蘇聯醫療行政體繫中為數不多的一名女性高級干部，她的作風十分強硬，深為手下員工所懼怕，但她對自己為保護蘇聯人民和國土安全所做的工作深感驕傲。她獨自一人住在第六醫院所在地的一間公寓中，床邊的電話會隨時將核緊急事件發生的消息告知給她。

納塔利婭·謝甫琴科隻花了很短的時間，便通過了檢查站，走上5級石階，穿過第六醫院的門口。但在麻木與恐懼之中，這段時間感覺上卻仿如永恆。完了完了，她想著。

當醫院巨大的木門在身後關上時，納塔利婭纔發現真相。她之所以被從人群中挑了出來，不是因為自己已經成了寡婦，而是因為家裡的背景賦予了她某種特權。

納塔利婭的叔叔通過他在中型機械制造部認識的人，搞到了一張特別通行證，可以讓她進入醫院。那天上午，他已經在裡面等了她幾個小時，心中疑惑，為什麼她花了這麼長時間纔過來。

納塔利婭鑽進一個窄窄的電梯，隻夠容納兩名乘客和一位電梯操作員。醫院裡光線昏暗，破破爛爛，地上鋪著鑲木地板，天花板很高。亂糟糟的電線從牆上的孔洞中露出來，東一處西一處地垂在那裡。所有的工作人員，無論是正在走廊擦地板的戰士，還是醫生和技師，全都穿著一式一樣的白色或藍色袍子，頭上戴著帽子，口罩遮住了嘴巴鼻子。每個房間的門口都鋪著一疊濕布，保證放射性塵不會四處飄散。電梯突然停在8樓，納塔利婭打開門，左轉進到801病房中。亞歷山大就在那裡，和一個她不認識的男人——消防員普拉維克——合住一間。他原本濃密的、總是梳不服帖的頭發，已經被剃短到緊貼頭皮。

“操！”他說，“看我成了什麼怪樣子！看看這腦袋！”

自打後一次見到他，經過如此驚惶不安的幾天之後，納塔利婭的心中隻有喜悅。不管那天晚上在核電廠究竟發生了什麼，她所熟悉的那個薩沙就在這裡，看上去，他一點兒都不像住進專科醫院的那種病號。

星期一早上，當他們在醫院的病床上醒來，謝甫琴科和其他核電廠操作人員，包括副總工程師佳特洛夫、班組長亞歷山大·阿基莫夫和年輕的高級反應堆控制工程師列昂尼德·托圖諾夫，已經不再能感覺到輻射病的急性反應。在星期六早些時候困擾他們的眩暈和嘔吐，已經消失不見。當晚投入救火的消防員們，都是些大個子的健康小伙子，他們也恢復了活力，吵吵嚷嚷地坐在病床上打撲克。一些人感覺好得不行，醫生們所能做的隻是勉力將他們留在醫院。餘下的癥狀看起來也十分輕微：一些人頭痛欲裂，沒有食欲，嘴巴發干，喝多少水都不管用；另外一些人發現他們的皮膚開始變紅，接觸過γ射線、被放射性污水濺到或衣服被水浸濕的地方，微微腫了起來。

亞歷山大剛到這裡，腦袋就被護士剃個精光。這是在馬亞克災難後制訂的標準治療方案的一部分，因為那些重度輻射暴露的患者，在事故幾星期後發現自己的頭發成團掉落時，一個個都嚇壞了。某些切爾諾貝利操作人員頭發中的放射性，現在已經高達正常值的1000倍，剃下來之後，被收集在一個塑料袋裡加以填埋。薩沙看起來心情不錯，已經可以開自己光頭的玩笑，而且看起來也一切正常。還會有什麼問題嗎？

他對納塔利婭說，他不想在房間裡說話，“咱們出去抽根煙。”

作為一種因人類的不智之舉而導致的疾病，急性輻射綜合癥來勢洶洶，病情復雜，存在許多未解之謎，挑戰著現代醫藥的極限。引發急性輻射綜合癥的輻射暴露，可能隻發生在幾秒之間，而且沒有任何初期反應，但它的破壞性效果卻會立刻顯現：高能射線、α粒子、β粒子和γ輻射將DNA鏈齊齊斬斷，遭輻射暴露的細胞開始死亡；出現惡心和嘔吐的癥狀，其速度和劇烈程度與暴露劑量成正比；皮膚可能會變紅，但惡心終會減少；在18個小時之內，除了那些嚴重的燒傷，所有燒傷之處都會褪去顏色，病人會進入一段相對舒服的潛伏期。根據各人的輻射暴露嚴重程度，這種帶有欺騙性的渾若無事，可以持續幾天甚至幾星期，這之後，急性輻射綜合癥進一步的癥狀纔會顯現出來。暴露劑量越低，潛伏期越長，恢復的可能性越高——假如得到正確的治療的話。

從切爾諾貝利來的病人，輻射暴露的途徑花樣百出：爬上三號機組屋頂的消防員們，吸入了釋放α和β粒子的煙霧，身上落滿放射性墜塵，而且整個身體都被散落身邊的燃料芯塊和堆芯碎片釋放出的γ波擊穿。他們的暴露劑量與所站立的位置有很大關繫。幾米之遙，可能就是生死之間。在四號機組內部奮力減輕事故損失的那些操作人員，被爆炸產生的塵霧和破裂管道釋放出的放射性蒸汽包圍，又被含有大量β粒子釋放顆粒的水浸濕，在搜尋過程中更是在遍布反應堆堆芯瓦礫的廢墟中反復穿行。一些人吸入了放射性的氙、氪和氬，這些半衰期很短，但放射性極強的氣體，灼傷了他們嘴巴和呼吸道中的軟組織。另外一些人的皮膚大面積燒傷，原因或是γ射線，或是落在皮膚上、浸到衣服裡的β粒子。一些人的暴露時間隻有幾分鐘，另一些人則要長得多。阿基莫夫曾和托圖諾夫一道，在齊腳踝的放射性污水中，徒勞無功地試圖冷卻已經炸碎的反應堆，在莫斯科下飛機的時候，他仍穿著當天穿了一整晚的髒兮兮的工作服。他的皮膚被這些衣服上的放射性物質連續輻照超過24個小時，後纔由第六醫院的分診護士脫了下來。

然而，在他們於事故發生一整天後到達莫斯科時，207名患者中，隻有傷勢嚴重的那些人出現了疾病表面癥狀。

來自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消防站、普拉維克中尉手下的消防隊員，以及從普裡皮亞季市消防站前去增援的那些消防員，除帆布制服外沒有任何防護措施幫助他們抵擋γ波輻射。其中6個人短時間內吸收了劑量巨大的輻射，在到達第六醫院時，臉色已經由紅潤變得如同蠟一般灰白，他們皮膚的外一層已經完全被輻射滅活。內傷雖然一時難以確認，但終表明程度同樣嚴重，身體中細胞自然分化速度快的那些部位，尤其是肺和呼吸道、腸道及骨髓，受到的影響尤劇。對於那些受影響的器官，可用的治療方法僅限於輸血、用抗生素對抗感染，以及在壞的情形下進行骨髓移植。後一個選項是一種十分危險的治療手段，伴隨著眾多並發癥和副作用，本身便可能致命。

古斯科娃醫生和她的團隊知道，急性輻射綜合癥的表面癥狀——比如腫脹、皮膚燒傷和壞死、便血和大出血、骨髓細胞大量減少、呼吸道和消化繫統侵蝕等——出現時，他們已經是回天乏術了。此外，缺乏對受害者輻射暴露具體情況的了解，也很難確定他們的輻射劑量，更不用說找到對癥的治療方法。即便是在規模小、情況確定的核事故中，對病人進行鋻別分類也幾乎完全出於猜測。在四號反應堆爆炸後的一片混亂中，沒有幾個事故受害者知道，他們是如何以及在哪裡遭受的輻射暴露。核電站負責監控的員工已經不知所措，消防員根本就沒有配備輻射計，特別行動人員也隻佩戴著簡陋的、僅供在電廠內每日使用的徽章式劑量計，測量值隻到2雷姆。那些從入院員工脫下來的防護服上取下，並小心裝進袋子、用飛機運到莫斯科的劑量計，也在清除污染的過程中被粗心大意地毀掉了。

然而，古斯科娃憑借著在輻射病理學領域的數十年工作經驗，開創了一種生物劑量測定法（biological dosimetry），根據問診和化驗結果來估測暴露情況；該種方法將首次出現嘔吐癥狀的時間和白細胞讀數都考慮在內。由骨髓制造的白細胞，是人體免疫繫統的基礎，也是判斷急性輻射綜合癥效應的可靠生物標記。通過測量病人的白細胞讀數和白細胞減少率，醫生可以相應估測出每個人受到的輻射量。這是一個極其耗費人力的過程。缺乏西方血液病醫生診所中常見的自動血細胞計數器，臨床醫生不得不在顯微鏡下用肉眼計數。前者隻需20秒就能完成，後者卻要花上半小時。

要為每位病人提供盡可能準確的診斷，白細胞化驗隻是一繫列分析檢驗的一部分。病人們很快便習慣了每天都要從指間或靜脈取血的生活。醫生們還會提取標本測量他們皮膚中的鍶和銫污染量，檢查尿液中的鈉24，它的存在預示著病人曾暴露於核裂變下，從而整個身體都變成了放射性的。然而，在判斷誰能夠活下去，而誰幾乎肯定無法幸存這一點上，血液化驗是關鍵的。

當納塔利婭向醫生打聽亞歷山大的病情時，他們說，她隻能等。

“在頭三個星期裡，我們就會知道的，”他們告訴她，“做好壞的準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