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歷史寫作不僅與它試圖描述的過去緊密相關，同時也會受到歷史現狀的深刻影響，沒有什麼比一本舊歷史著作的新版本能更好地證實這樣一個觀點了。自《中國的內戰》於1978年首次出版後，已經有幾代政治人物和學者離我們而去了。如果將20世紀後期的中國作為研究背景，那麼在這本專著再版之前，我們有必要確定中國內戰初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那個年代中國社會的整體環境。對於某些特定年齡的讀者而言，這種重述所起的作用僅僅是幫助他們重溫過去的歷史，因此似乎是顯得有些多餘了。然而，歷史的描述並不總是隻限於時間一個維度。本書的1997年中文版就向人們提供了一種不同的視角，也就是說，時間的間隔並不是歷史著作要跨越的障礙。
事實上，我們有必要對初次閱讀本書的中國讀者做一些基本介紹。我們有理由相信，人們看待歷史的方式以及對歷史的興趣已經有了很大的改變，這也是我們再版本書的主要理由。於1976年去世之後，中國發生了許多變化。政府開放了國家檔案，並且重新放寬了——盡管不是完全取消——諸多歷史著作的出版限制。正是由於這種開放，學者們得以接觸到有關新中國的大量原始或二手資料，從而對中國近現代史的諸多階段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其中就包括發生於20世紀40年代在國民黨政府和共產黨之間進行的內戰。見書後參考文獻中的中文著作部分。新中國翻譯並出版了許多非中國學者有關中國的著作，這是新時代一個顯著的特色。有了這些翻譯作品，中國學生事實上能讀到許多北美和歐洲大學為自己的學生提供的有關近代中國的圖書。國內外的幾代中國讀者由此同時讀到了對他們親身經歷過的歷史的片段描述。可以肯定，這些歷史片段的作者將為即將閱讀他們作品的新讀者提供一種完全不同的歷史觀。中國讀者以這些外國作者未曾想到的方式充分利用了他們的作品，這是對作者們好的回報。我們將在下面詳述這種利用的成果。
00中國的內戰再版前言00我對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研究始於1969年，那一年我正在加利福尼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政治學博士，中國內戰是我博士論文的一部分。而真正完成這篇論文是3年以後的事情。為達到出版的要求，我在1973年和1975年對文章進行了修改。“籌備出版”的過程持續了3年。直到1978年，它的版纔正式面世，並於1980年推出了平裝本。這部著作引起了人們的爭議，一些人喜歡它，另一些人則認為它沒什麼價值。事實上，人們的評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自己的看法，雖然我和他們有不同的理由。我感到不滿意是由於終的作品並不符合我初的期望。題材和資料的缺乏、出版日期的推延、無法得出滿意的結論，似乎讓這本書永遠不可能完成。但在某種程度上，這本書仍然是成功的。因為對讀者而言，它涉及的題材和提出的問題本身是具有吸引力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期10年的寫作過程讓這些問題顯得更加普遍和重要了。10年的創作時間在現在看來或許不算什麼，但在1969—1980年那個思想急遽變化的年代，這一時間跨度足以斷送任何一本書的前程。
問題：美國之亞洲，中國之內戰
在我研究中國內戰的過程中發生了這樣的情況，在1969年對我而言十分關鍵的問題到1980年已經不成其為問題了。到1980年，許多人已經讀過了我的書，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極大的轉變。1969年，在學習中國革命史的學生中間，時髦的話題是越南和詹隼（ChalmersJohnson），而且這兩個話題被緊密地聯繫在了一起。詹隼當時擔任博士論文評審委員會的主席，他自己有關農民民族主義的論文受到了極大的關注，並引起了不少爭議。見詹隼：《農民民族主義和共產黨政權：中國革命的開始（1937—1945）》，斯坦福：斯坦福大學出版社，1962年。如果將背景換成其他的任何時代或政治學科，這樣的議題本不會造成如此大的影響。那時，越南戰爭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個焦點，沒有哪一個政治繫的學生會不討論與越南直接相關的話題。美國在後殖民地區的外交政策，是否應該參與他國的內戰，這些戰爭的性質，特別是共產主義的挑戰，與此相關的所有話題都引起了人們廣泛而熱烈的討論。
然而，如果人們尋根究底，就會發現這些問題都不可避免地終歸結到一個初的激烈爭論上，即對1949年中國“淪陷”於共產主義，美國究竟負有怎樣的責任？這場爭論的結論是，美國當時決定不直接干預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許多考慮是站不住腳的。其結果是華盛頓決心在朝鮮給予共產主義堅決的回擊，並在越南延續了這一強硬立場。
盡管美國政府做出了這樣明確的決定，20世紀60年代後期仍是一個過渡時期，上述問題重新引起人們的關注並被廣泛討論。隨著兩極時代的終結，20世紀50年代冷戰時期流行的強硬的反共思潮以及產生這種思潮的認識根源已經不再被人們視作是正確的了。冷戰的結束幾乎和它的到來一樣突然。為了對過去歷史進行新的總結，全美國範圍內又展開了另一輪激烈的爭論。和中國發生的情況幾乎完全一樣，越南共產黨終取得了勝利。美國試圖在自己和對手之間建立一種既共存又遏制的新平衡關繫。農民民族主義展現出極大的豐富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有力地回擊了那些認為它即將滅亡的預言。農民民族主義將學術目標和政治內涵結合在一起，這使它具有雙重的意義。由於這種雙重性質，在人們試圖達成新的政策共識的過程中，詹隼既被視為冷戰後批研究中國問題學者中的自由主義先驅，也被認為是20世紀60年代這一過渡時期保守主義的代表。
近，賀康玲（KathleenHartford）和戈迪溫（SteveGoldstein）對西方學者關於1949年前中國共產黨人革命歷史的觀點進行了總結。除了一點以外，我贊成這兩位學者的幾乎所有結論。詹隼和他初的批評者之間的分歧肯定不會“比事實更加明顯”。見賀康玲和戈迪溫《星星之火：中國的農村革命》中的“概述：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觀察”一節。隻是在進行了多年的後續研究，並消除了這一領域的大部分歧見後，人們纔得出了這一結論。詹隼開始受到的反對並不算激烈，學術上的分歧是隨著政治含義的增強而變得日益真切的。
20世紀50年代，人們寫了許多關於1949年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勝利的文章，但詹隼1962年發表的論文與之前文章的主題有著明顯的區別。此前的文章談論的主要是陰謀論、美國的責任、蘇聯的責任、共產黨作為一種組織武器的特性、精英決定論，以及層做出的決策。詹隼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占領日本的重要意義、整個亞洲蓬勃發展的反殖民民族主義運動等問題上的見解並不新鮮。詹隼的創新在於他將這一繫列問題與中國共產主義的勝利緊密地結合到了一起。更不同尋常的是，詹隼試圖將這些問題置於中國農村的背景下來加以理解，他創造了“農民民族主義”這個新詞。詹隼認為，1937—1945年間，中國共產黨通過領導華北和華東地區的抗日活動，贏得了人民廣泛的支持，這是共產黨人終能夠取勝的根本原因。在抗戰過程中，中國共產黨建立了由黨領導的地方根據地。中國共產黨不再是蘇聯共產黨的一個“復制品”，而且成為一支帶有鮮明中國民族主義特色的、合法的、本土的政治力量。
詹隼的觀點反映了美國學者對近代中國歷史研究的主要變化趨勢。然而，詹隼遭受的絕大部分批評並不是來自於他正在取代的保守主義的右翼學者，而是來自於快速崛起的左翼學者。詹隼始終支持中國共產黨的民族主義和抗日戰爭，他將旨在實現階級調和的統一戰線政策視作共產主義成功的主要原因，他鼓吹共產黨領導下的民眾運動。他的這些觀點都成為人們批評的目標。詹隼嘲笑“庸俗馬克思主義者”將研究重心放在社會經濟改革上——無論是的還是其他形式的改革。詹隼堅持他的右派觀點，並將他的理論應用到越南和其他民族解放戰爭中，他為此遭受到更加激烈的批評。他在1973年的《人民戰爭分析》一書中寫道：“就革命策略而言，隻有和民族解放的努力結合到一起時，共產主義纔可能獲得成功……為了充分動員農民，讓他們支持遊擊戰，必須采取土地改革這樣的措施滿足農民的切身利益。但動員農民真正有效的方法是告訴他們，他們的不幸是由帝國主義的掠奪——通常的表現形式是外國武裝侵略——造成的。”詹隼：《對人民戰爭的分析》，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出版社，1973年，第10、15—16頁。
詹隼的觀點引發了人們持續而激烈的爭論。詹隼開創了一個新的西方中國歷史學派，這一學派將地區性根據地作為研究重點，力圖從社會經濟的角度對共產主義在中國取得的成功進行合理的解釋。除了前面提到的賀康玲和戈迪溫的總結，還可以參考韋思諦（StephenAverill）：《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載於《中華民國》，第18卷，1992年11月，第1期，第225—255頁。部對“農民民族主義”提出異議的著作是馬克·塞爾登（MarkSelden）的《延安：通往中國革命的道路》（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71年）。詹隼和塞爾登隨後逐條回應了針對他們的批評，但是他們隻做了很小的讓步，因此他們原來的觀點基本是沒有改變的。見詹隼：《回顧農民民族主義：一本著作的傳記》，載於《中國季刊》，1977年12月，第72期，第766—785頁;以及馬克·塞爾登：《結語》，載於《中國革命：回顧延安之路》，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MESharpe），1995年，第222—258頁。當然，到1969年，幾乎所有人都掌握了遊擊戰爭的基本原則。因此，在寫作本書之前，我意識到必須仔細分析詹隼理論的矛盾之處並找到對抗權威觀點的有效策略。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會很自然地想到，在詹隼引用了大量資料、論證嚴密的理論中也會不可避免地存在疏漏。詹隼駁回了我初的兩個論文選題（個選題是“延安遺產”，第二個是“文化教育的革命性改革”），此後我們開始寫作《1945—1949年中國的內戰》。我選擇該題目的理由是，這一時期正好與1937—1945年錯開，可以避免與他的文章在內容上產生直接的衝突，而這兩個時期又足夠接近，可以讓我提出與他的觀點相對、他必須認真考慮的論點。
不幸的是，不到幾個月，我細心設計的策略便遭遇了重大挫折。初，我的計劃看上去十分完美。準備階段的閱讀都指向同一個方向。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共產黨的軍隊已經從一支遊擊性部隊轉變成能適應運動戰、大規模傳統戰爭的武裝力量，並在戰場上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但關於這場內戰的當代論述幾乎是相同的，無論是中國共產黨的朋友還是敵人、外國觀察家、中國內戰的參與者、前軍事人員或民間評論者，都一致將中國共產黨的獲勝歸功於基本的“政治”原因。許多人甚至聲稱，中國共產黨的勝利主要是在政治上，而非軍事上的。不僅如此，這些當代的評論者還認為，國民黨腐敗無能、經濟管理不善造成的政治上的失敗與共產黨的勝利具有同等的決定意義。在共產主義獲勝的眾多政治原因中，重要的一條據說是中國共產黨的土地革命政策，這一政策看上去充分體現了農民民族主義。
研究進展到下一階段，幾乎所有主要的手資料給人的感覺都是相似的。薛君度（HsuehChuntu）對斯坦福大學胡佛圖書館有關中國土地改革的著作進行了整理並專門撰寫了書目介紹。但他表達的仍是這一領域中的傳統觀點。在介紹的開始，薛君度用一種十分有把握的語氣寫道：“在解放區內推行土地改革是中國共產黨能夠取得軍事勝利重要的因素之一。在反對國民黨的鬥爭中，土地改革贏得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支持。《土地法大綱》的頒布明確規定了中國共產黨的農業政策。”薛君度：《中國共產主義運動（1937—1949）：關於胡佛研究所中文藏書中相關文獻選編與注釋》，斯坦福：胡佛研究所，1962年。見《書目叢刊》，第11期，第226頁。
但是，我接觸的資料並不足以充分證明共產黨的勝利和土地改革之間有這種直接的因果關繫，研究很快就陷於了停頓，似乎進入了死胡同。我有選擇性地閱讀了許多可以找到的有關1945年至1949年中國內戰的文獻，但這樣的閱讀甚至不足以讓我就這一題目完成一篇質量尚可、篇幅短小的論文，更不用說寫出一篇揭示出軍事勝利背後的社會經濟根源的精彩文章了。隻是在很久之後，當本書在進行出版前的校訂時，我纔終於意識到，幾乎所有人在初都掉進了同一個陷阱，人們都把“土地改革”選做研究對像，從字面意思來理解它，並接受了官方的說法——即這一改革是從1947年開始的。盡管我們並沒有掌握多少具體的資料，用於揭示共產黨的政治勝利和軍事勝利之間的必然關繫及其根本原因，但官方的劃分方法似乎已經成為人們關於國共實力消長的傳統看法中的一個組成部分。
這樣，人們便得出了一種折中的結論。人們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共產黨成功所必須的條件在1945年之前都已經具備了。在隨後的1945年—1949年中，共產黨隻是將軍事和政治上的優勢轉化為終的勝利，但這種優勢隻是一種附加的成果，共產黨終奪取政權所需要的革命根據地以及其他重要基礎並不是這一時期完成的。我在研究中還進一步剔除了外國政策的因素，許多美國人認為，美國的對華政策對中國內戰有著決定性影響。明顯的例子是，20世紀60年代的老一代的保守主義者憤怒地聲稱，是美國政府的無能讓我們失去了中國。但新的觀點認為，是否“失去”中國，並不是由我們決定的。因此，我將注意力集中在中國自身的原則上。需要提及的是，我的分析很少涉及軍事。之所以這樣，有幾個原因，其中現實的原因是有必要限制本書的長度，我本人缺乏軍事上的專業知識和興趣，而且讀者已能找到大量已有的或者即將推出的、從一般軍事角度描寫中國內戰的著作。萊昂內爾·馬克斯·查辛：《共產主義征服中國：1945—1949年的內戰史》（蒂馬斯·奧薩托和路易斯·格拉斯譯），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65年;威廉·威特森、黃震夏：《中國高層指揮：共產黨軍事政治史（1927—1971）》，紐約：普雷格出版社（Praeger），1973年。
在劃定了這樣的“界線”之後，我不敢有把握地說自己能夠對中國共產黨的成功給出一個明確或理論上的解釋。我並不打算寫一部有關1945—1949年中國內戰的政治歷史著作。我的目標較為有限，僅限於對國共兩黨的政治表現進行比較，希望能為人們以後的研究和著述打下一個基礎。我關注的重點在於雙方政策的實施，以及這些政策對一般民眾的影響。我並沒有對共產黨的興起和國民黨的衰落進行更深層次的探討，一個原因是考慮到人們對這一主題的種種爭論，給它設立一個邊界似乎是很有必要的，另一個原因是我不想被卷入“共產黨必然會獲勝”這個更具爭議性的問題的爭論中。但我終目標的確是通過分析和對比國共兩黨政治成功和失敗的本質，建立一個可以讓我們對1945—1949年這段時期留下的懸而未決的問題進行評估的標準。
當前的展望：中國的政治，西方的趨勢
自從《中國的內戰》在1978年出版之後，驚人的事情是，對這一段歷史，當代中國的興趣與西方學術界有了極大的差異。由於種種原因，西方對中國的關注轉移到了其他方向，而1945—1949年間的這段歷史尚未得到充分研究。出於其他一些原因，相比之下，中國的研究興趣在不斷增強，並出版了數量驚人的有關這段歷史的著作。《中國的內戰》的中文譯本不過是方興未艾的研究趨勢中的同類著作中的一本而已。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當西方學者還在為尋找這段歷史的切入主題和靈感來源而煩惱時，大量的中文著作已經為人們提供了豐富的原始和二手材料，這些材料足以支持人們對這一時期的許多專項歷史進行研究。
中國內戰的研究和西方興趣的轉移
如果讀者閱讀了《中國的內戰》初在西方的版本，將發現這一版本體現了西方學術界的普遍興趣，即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如何取得政權的。然而，在20世紀80年代，人們對共產主義可能造成的威脅不再那麼敏感了，《中國的內戰》將關注的重點轉到了新的方面。在新的版本中，中國內戰不再被視作是中國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一個關鍵性時期，它本身不再重要了，而是作為20世紀中國超越傳統的新政治秩序的一個具有示範意義的早期階段。
關於中國共產主義在1949年之前的成功，人們有很大的爭議，為了還原《中國的內戰》在這一爭議中初的位置，本書被分成大致相等的兩個部分。部分講述國民黨的衰敗，第二部分則敘述共產黨的興起。部分關注的重點是城市問題以及市民生活：腐敗、通貨膨脹、學生和知識分子。第二部分的重點是農村土地改革。土地改革從一開始就吸引了人們多的關注，對中國共產黨的勝利是否應歸因於農民民族主義，還是另有原因，人們仍在進行激烈的爭論。
事實上，“土地改革”，或者說推行對農民土地、財產和政治權力的激進的再分配措施，要遠遠早於1947年。如果我一開始就了解這一點，我或許能夠更早地將注意力集中在一個目標上。直到1974年，我關於土地改革的博士論文仍然有許多不合邏輯之處，其中的矛盾太多，以至於無法發表。一開始對我的研究造成阻礙的問題仍然沒有得到解決。我查閱了許多1947年實施土地改革的文件，這些資料並不足以證明土地改革已將農民動員起來，讓他們積極支持共產黨的戰爭，盡管這一印像與所有傳統觀點和共產黨官方的說法相反。首先，土地改革怎樣動員和發動十分重要的華北地區的農民？由於這一地區地租普遍保持在較低的水平，而且存在大量擁有自有土地的小自耕農，土地改革實際已經完成了。其次，詹隼認為，共產黨是在放棄他們20世紀30年代的激進的、容易造成分裂的土地改革方案之後纔獲得了農民廣泛的支持。如果這一觀點是正確的，共產黨的領導人為什麼會在全面內戰的關鍵時期重新采用這種冒險的做法？
終，我又花了一年時間纔解開這些矛盾，並且能夠回答有關這段歷史的主流研究中絕大部分問題了，論文的篇幅也由此增加了將近100頁。新的研究顯示，共產黨的取勝幾乎與農民民族主義本身沒有任何關繫。但這一研究也指出，如果農民能獲得一定程度的安全保障，激進的社會經濟改革並不會妨礙1945年日本投降前後共產黨對農民的廣泛而成功的動員。給予本地農民一定程度的保障是共產黨獲勝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到1947年，一個更大的變化是，共產黨已經擁有了足夠強大的力量，能夠讓它在農村大範圍地重新施行激烈的經濟和政治改革了。
我還比較了20世紀80年代幾乎所有關於地區革命根據地的研究20世紀90年代中期仍有有關這一課題的新著作。例如，托尼·塞奇（TonySaich）和方德萬（HansvandeVen）編輯的《中國共產主義革命的新視角》（紐約州阿蒙克市：夏普出版社，1995年）中的第二部分“地區差異”。，其方式是通過研究當時的各項條令仔細分析這些根據地制度的實際建立過程。幾乎所有的研究都否認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成功是由某種單一原因造成的，無論這種原因是意識形態、組織運動、外國干預、人民貧困，還是其他方面的。所有人都否認共產黨的成功是因為這些因素不可避免地集中到一起，並由此產生了一種無法阻止的化學反應。這些研究強調，中國內戰不取決於某種和確定的因素，它是由相對性、人類的創造性，特別是由戰略過程和靈活性決定的。長久以來，上述因素被視作外國學說在中國農村扎根的必要條件（即使不是充分條件）。中國共產黨由此獲得了能應對農村地區各種復雜環境和國內外險惡對手的必要的適應能力。在建設農村根據地的過程中，革命力量逐漸發展壯大，終得以重新奪取城市並贏得後的勝利。
如果革命可以是被人為“制造”出來的，那麼它也可以是被解構的。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人們認識上的分歧在逐漸減少。毫無疑問，這種認識上的趨同既與1976年之後中國的變化密切相關，也得益於新的研究成果。1976年後，中國舍棄了的許多革命理念，例如他的建立在階級劃分概念之上的社會目標和農村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