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賣點

1.
這是日本傳奇浪人宮崎滔天前半生的自傳，一本深刻影響了中國近代歷史的名著。論清末的革命宣傳，章士釗所著《孫逸仙》一書的流傳及其收效之宏，足以與鄒容的《革命軍》和陳天華的《猛回頭》、《警世鐘》等比駕。而《孫逸仙》正脫胎於宮崎滔天的原著《三十三年之夢》，成為清末“鼓吹革命之有力著述”，為孫中山建立起一個有理想的民族革命家的形像，團結青年知識分子趨向他所領導的革命，改變了革命和保皇角逐的形勢，可以說本書是中國革命運動進展中的一份傳播革命思想的文獻，發揮了很重要的歷史作用。本書的中文節譯本是清末*暢銷的革命宣傳書冊之一，曾風行於中國內外，影響和教育了這一代的革命知識分子。舉例而言，黃興就是因讀此書而得知孫中山的思想和事業，奠下了日後與孫中山合作共圖革命大業的心理基礎。宮崎滔天本人因自身的忠誠無私，在中國革命家和政治領袖中博得普遍的信任和敬重。1917年當滔天到湖南長沙參加黃興的喪禮時，當時還是湖南省立**師範學校學生的*曾致函滔天，對他稱許說：“先生之於黃公，生以精神助之，死以涕淚弔之……高誼貫於日月，精誠動乎鬼神，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


2.
本書是有關日本明治時代社會和中國近代民主革命的**手史料。宮崎以日本所謂的“大陸浪人”身份，參與清末的中國政治運動，書中對於他個人及其儕輩的思想、生活和行事，他們的上層頭領和日本政府的用心、策略，以及他所曾接觸的中國人士和所曾參與的在中國的行動，都有翔實生動的描述。書中所述涉及犬養毅、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黃興等近代重要人物，對於研究日本明治時代社會、近代中日關繫、中國民主革命等，均提供了值得重視的史料。


3.
明治時代傳記文學的代表性作品。這是滔天早年生涯的實錄，而他又毫不隱諱地把自己性格上和行為上的弱點和自己生活周圍的大小事情如實地描述出來。因此，這就更能幫助讀者認識明治時代青年的精神和心態，以及明治時代若干社會問題，如封建主義教養的崩潰，農村的破產和武士階層的沒落等的實像。吉野作造形容本書文字簡潔、描寫生動，又指出：“本書**的歷史價值，乃在於它沒有虛飾的實實在在的記錄。”
在桑原武夫主編的《日本の名著》（中央公論社，1974年）和宮川寅雄、家永三郎、遠山茂樹等合撰的《日本近代の名著》（每日新聞社，1966年）等書中，均已把本書收入名著之列。足見本書確是中日兩國所應共同珍惜的文獻。


4.
時過境遷，淑世情懷依舊動人。宮崎滔天少懷大志，早有淑世之思，對十九世紀後半葉弱肉強食的世界，極其憎厭，而對西方帝國主義列強宰割世界的野蠻行徑，尤表痛恨。目睹當日亞洲國家的衰弱不振、黃種民族的淪亡無日，他曾希望日本能負起挽救之任。但明治維新以後日本政府急激的西化政策，使他很失望。於是，他便把復興亞洲的希望寄托於中國的革命事業之上。孫中山和宮崎滔天結下的革命友誼，除了彼此之間人格作風的互相感召之外，更重要的一點是二人政治理想中有很大部分是相近的。他們都認為亞洲民族要進行獨立和民主的革命，《三十三年之夢》為孫中山和宮崎滔天的亞洲主義的理想及其實踐的模式，留下了當時*寶貴的記錄。




“我以為世運的變遷，可於一朝之間，倒退百年之前；亦可於一夕之間，邁越百世之後。”這是日本傳奇浪人宮崎滔天在《三十三年之夢》中的夫子自道，他以支持中國的辛亥革命為實現理想的**步，與孫中山、黃興等結為生死之交，傾盡全力投身中國民主革命運動。百年一夢如落花，但是這些仁人志士的理想和奮鬥的啟示是不會隨歷史而煙消雲散的。

新修訂版序林啟彥

三聯版原序一王德昭

三聯版原序二林啟彥

孫中山序

宮崎滔天自序

半生夢覺思落花

故鄉的山河

我的家庭

中學和大江義塾

自暴自棄者的回頭

成為耶穌教徒

思想的變遷和初戀

建立了根本方針

進入夢想中的鄉國

無為的四年

遠征暹羅

歸國中的三個月

第二次遠征暹羅

嗚呼！二哥死矣

揭開新生的一面

再入夢想中的鄉國

興中會領袖孫逸仙

外行外交家

康有為到日本

南洋的風雲和我黨的活動

形勢急轉

大舉南征

新加坡入獄

在“佐渡號”船中

運籌擘劃悉皆失敗

與孫逸仙書

惠州事件

唱吧！落花之歌

附錄一：先父滔天的一些事跡宮崎龍介著林啟彥譯

附錄二：宮崎寅藏（滔天）與中國革命活動編年紀要

林啟彥編

人名索引

序

宮崎滔天所著《三十三年之夢》的中譯本原由三聯書店香港分店出版，迄今已經歷了三十載的歲月。此書自面世以來，一直深受中國讀者歡迎，在史學界中，亦經常被征引援據。現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決定重新排印本書，並列入近代中國貴重回憶錄叢書中之一種，以垂久遠，實為此書之幸。筆者乘此機會，得對本書重溫一遍，並得仔細校訂前版未及改正的錯誤，亦一美事也。在新版將要付梓之際，謹撰數言，以抒感懷。


宮崎滔天（1871—1922）是近代中日兩國民間友好交往歷史中值得懷念和尊敬的人物之一，他與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等近代中國革命家建立的友誼及對他們的革命事業畢生的支持，可謂誠摯感人。宮崎滔天一生有極不平凡的經歷，他的思想是超前於時代的，他不像明治以來多數的日本人，理想的追求隻停留在歐化主義和狹隘的民族主義之上，他提出支那革命主義（宮崎使用支那一詞，絕無貶義——筆者），要支援中國以至亞洲各國受壓迫的民族擺脫帝國主義的侵略與統治，以建立一個自由、平等與和平的亞洲。這思想成為他終生奉獻於中國革命活動的原動力。


為了實現他的理想，宮崎滔天選擇了參與中國的辛亥革命運動為其行動的步。對中國革命領袖的支援，滔天扮演了極重要的角色。由於他的努力斡旋與奔走，許多被清廷通緝的政治犯，包括孫中山、黃興等人，獲得了庇護；他又促成了孫中山、黃興、宋教仁的會面與合作，對同盟會的成立，起了重大作用。他主張中日提攜論、土地國有、平均分享的思想，影響和啟發了孫中山與黃興等人的社會政治觀。為了增強革命派在海外尤其是在日本的活動能力，他在日本政界、留學生以及立憲派之間奔走撮合，爭取他們支持革命，結成盟友，而自己則甘於做中介者的角色。他為了讓日本社會知道中國人革命事業的重要意義，做了大量的文字工作，首先翻譯孫中山自撰的《倫敦蒙難記》為日文（1898年出版），撰寫數量可觀的紀實文學作品如《三十三年之夢》、《支那革命物語》、《清國革命軍談》等，尤以《三十三年之夢》影響為深遠。他還創辦了《革命評論》（1906年），撰寫大量的政論，以聲援《民報》而大造輿論工作，為宣傳革命思想及提高中國革命黨人在國內外的道德形像，努力不懈。


這些工作，極大地鼓舞著不少海外和國內知識分子，包括一些日本人加入革命派的行列。他在經濟與軍事方面給予革命派實質的援助，緩和了當時革命黨人極為拮據的財政狀況，幫助解決革命軍火籌措的難題，所以滔天對辛亥革命可謂貢獻良多。為此，宮崎滔天得到了許多史家學者高度的贊譽與評價。衛籐瀋吉形容他是一位“唐吉訶德型的行動派”，近籐秀樹稱他是“日本的拉弗耶特”，詹遜（MariusB.Jansen）認為他是“眾多日本志士中重要的一人”，吉野作造評價他是建構“中國與日本間橋梁志士之一”等等。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中國國運岌岌可危，經歷甲午戰敗和義和團事件以後，列強加緊分割中國，劃分勢力範圍，中國人亡國滅種的日子，迫在眉睫。處於如此危急存亡之際，中國社會上出現了兩股革新力量，試圖通過兩種不同形式的政治運動，以促進中國的更新，救亡圖存。其中之一是1898年由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的自上而下的溫和的政治改革，欲仿效明治維新，推行君主立憲，但結果因保守派的反對及破壞而以失敗告終。主張立憲改革的康、梁，被迫亡命海外，纔能保住生命，致力迎救康、梁出險的，是宮崎滔天。另一場是由1895年起至1911年止，由孫中山領導的由下而上激烈的政治革命，以確立法美模式的共和民主制為理想，期間的革命起義失敗了多次，到了1911年辛亥武昌起義纔終成功，推翻清朝的統治，建立民國。在這十多年策劃起義的生涯和亡命海外的日子中，當孫中山事業沉、境況惡劣的時候，給予孫中山有力的物質資助和精神支持者，是宮崎滔天。日本自明治維新以還，擁抱西洋文明，厲行歐化政策，脫亞入歐，國勢迅速強大，搖身一變成為帝國主義列強之一員，與西方列強競逐亞洲的霸權，日本朝野正為日本這些“文明”成就而歡呼喝彩之時，對日本“文明”發出質疑，對日本帝國主義野蠻行徑加以譴責，批判福澤諭吉的脫亞論，呼吁日本應回歸亞洲，做亞洲民族的忠實盟友，與他們一道聯合起來，抗擊西方列強，爭取自由平等、民主共和政治在亞洲諸國實現的，是宮崎滔天。對日本政府自明治維新以來一貫的軍國主義擴張侵略，予以痛責；對其對華政策一貫玩弄壓制與利用的兩面手法，深表不滿；對大隈內閣的助袁和提出廿一條要求，以及寺內內閣的援段壓南（南方革命軍政府）的政策，提出尖銳批評的，也是宮崎滔天。對日本軍部的驕橫跋扈，提出指責；對日本右翼民間團體如黑龍會、玄洋社等，以利用援助革命派的手段來謀求擴大日本在華的利權的做法，予以堅決抵制的，也還是宮崎滔天。是什麼思想力量，主導滔天有這樣堅強的俠義性格與獨立特行的言行呢？


滔天是一位自始至終真誠擁護自由平等及民主共和理念的人。他更有一個民胞物與、人人平等的人道正義的信念。這樣使他能發展出一種世界公民、世界革命的意識，以獻身於全人類的自由與平等的事業。我們不妨引用他在《三十三年之夢》一書自序中的一段話來說明，他是這樣表白自己的：


我深信人類有同胞之義，故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深惡痛絕；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說，故對現今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甚為憎厭。深惡之事，不可不除；憎厭之事，不能不去，否則世界大同的理想，就隻是夢想。……所以我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滔天希望建設的是一個“車夫馬夫有車坐，窮苦農民亦富有，四海兄弟皆自由，萬國和平自由鄉”（《落花之歌》）的世界。

宮崎滔天以他的崇高的理想、俠義的胸懷、正直的言論，與中國人民特別是中國革命志士建立起真摯的友誼，共同促進雙方國家的進步，謀求世界大同，樹立起中日兩國民間友好的典範。對兩國人民來說，這段歷史尤應珍惜重視。透過本書的記述，我們當可細味其中史實的一二。


近代以來的中日關繫發展，道路可謂無比曲折坎坷，兩國人民始終無法建立堅強的互信和真正的友誼。我們期待廿一世紀的中日新關繫，將能有所突破。廿一世紀，中日兩國將更能以獨立自主的姿態發展友好邦交。廿一世紀的亞洲各國也將有更大可能建立和平、親善與合作的新關繫。今日中日兩國人民，以及亞洲各國人民，若能以昔日宮崎滔天與孫中山等革命家的抱負和友誼為明燈、為資鋻，極力消除彼此之間的猜疑障礙，努力推動友好合作，則孫中山與宮崎滔天當年期待建立的民主、自由、和平、均富的亞洲盟邦，應不會是很遙遠的事吧！


林啟彥

二○一○年六月於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繫退休前夕



我性喜聲歌，不論東西，不問文野，無論是《義太夫》或《法界》，也不管是《阿保陀羅》或《新內》，一切歌曲之類，即使人們認為是野鄙淫褻的東西，也無一不使我心曠神怡，隻是自己尚未擅長此道而已。


我幼時曾記得《祭文》的一節：“隻聞頭領一聲令，扶危解困獻赤誠；江戶美男人欽慕，長兵衛者是我名。”雖然僅此一段，但每當心情郁悶時，便高歌此曲以自慰。十數年來，東奔西走，受到了人世激浪不斷的打擊，對於此道，亦自覺略有進步。這是因為在心境不能平靜的時候，便靠縱酒高歌以洩積憤。


數年前從華南歸來，走訪雲翁〔頭山滿〕。他為我設下酒筵，供我痛飲，我於是乘醉放歌，他笑道：“如果你當年當了祭文說唱的演員，恐怕現在早已天下無雙了。”後來我陪同康有為從香港歸來，與中國志士陳白同訪雲翁，雲翁送給我一個琵琶，陳君代他題了一首詩：


流落潯陽婦

冰弦訴別情

吳門乞食客

亦作洞簘聲

英雄漂泊紅顏老

同抱餘情委秋草

贈爾琵琶作伴遊

一撥十年長潦倒

嗚呼！誰知此詩竟然成了讖語。當時我豈能想到會當浪花節的演員呢！

有人說：為人立志必須遠大。又有人說：人沒有自知之明，必會貽誤一生。前者可以使人氣壯，後者卻使人志短。誤於前者將陷於浮誇，結果一事無成；誤於後者，則將萎靡不振，有負天賦。我是誤於前者的吧！


我常想，世上沒有任何東西能限制人的能力。如果輕率地斷定終身而安於小節，那就簡直是暴殄天賦。因此，我認為立志必須遠大，要建立空前的偉業，以安天下蒼生。


又有人說：理想是理想，未必能實行。我以為理想必能實行，不能行的是夢想。我深信人類有同胞之義，故對弱肉強食的現狀，深惡痛絕。我信奉四海一家之說，故對現今國與國之間的競爭，甚為憎厭。深惡之事，不可不除，憎厭之事，不能不去。否則，世界大同的理想終是夢想。於是，我認為不靠實力是不行的，所以便以世界革命者自任。


我雖然一向認為人的力量，無窮無盡，但人生要緊的事，在於個人的自覺。佛家所謂見性成佛，耶穌所謂以如上帝的完全，求自己的完全。要達到這個境界我認為隻有靠學問與教化。學問與教化，一定要教育普及纔可行。但社會不平等，貧者多而富者少，沒有時間與金錢，教育無從說起。而希望教育能普及，又非首先改善大多數窮苦民眾的生活不可。於是我又以社會革命者自任。我認為必須承認個人的自由權利不容侵犯，故對均產之說與國家社會主義學說都不喜歡，也不采納。至於土地，原非人力所創的東西，乃上天賦予萬民的財富，所以我也反對由少數人據為私有。本此道理，我主張恢復地權，以改變窮苦大眾的困境。但怎樣纔可以實行呢？我以為言論宣傳終難生效，唯有訴諸武力鬥爭一法。


嗚呼!我的理想與現實，相距何止千裡之遙。但又豈能僅以理想而自足，當更希望將它付諸實現。我以為世運的變遷，可於一朝之間，倒退百年之前；亦可於一夕之間，邁越百世之後。千裡的距離，一瞬之間豈能一致？唯有靠武力，方能興起；賴天人的和合與否，始可決定。但所謂武力，如果不能實際施行，亦不過一種夢想而已。我之所以希望選擇“中國”作為我施展實力的根據地，實因那裡地廣人眾，而革命之機，又迫在眉睫之故。由我取而代之，抑或使志同道合者代而為之，應照一切的理想以確定立國的基礎，然後以此號令寰宇，則我的志願或者可以實現吧！


但是，我又想到人不免有種族的偏見，所以打算先熟習那裡的語言風俗，然後纔潛入中國內地，並以“中國人”的身份來從事這番事業。但事與願違，徒然浪跡於酷暑之地。後來得到木翁〔犬養毅〕的恩助，得入夢寐以求的鄉土，遍訪纔俊之士，終於得遇孫逸仙先生。於是追隨驥尾，奔走策劃多年，其間或踫上菲島事件，或在新加坡入獄，或受海峽殖民地和香港的放逐，或發生惠州起義、背山事件、同志內訌等等。我的事業，皆一敗塗地。後不得已而叩桃中軒之門，投身於浪花節界，與藝人為伍。我的理想結果成了夢想。


嗚呼！雲翁之言，陳白之詩，豈非對我已預作諷喻暗示？不過，我並不惋惜自己醒覺太晚。當我投身浪花節界時，實無勇氣向知己前輩明言，因自己未能報答他們的恩義而竟落到如此地步，實深以為恥。這時偶然因事到弄鬼齋〔一木齋太郎〕處，恰巧麻翁〔神鞭知常〕亦來，同席暢飲。在談話之中，這件事被麻翁察覺，他擲杯大聲罵道：“太沒有出息！我寧願把酒潑在地上，也不能跟你這種人喝！”在酒力激動之下，我亦不顧禮貌，憤怒地說：“誰要你這樣的庸俗政治家敬酒！”互相爭論辯駁，由夕達旦。第二天，麻翁的門生來對我說道：“麻翁回家便臥床哭泣，屢次喊道：‘啊！就沒有什麼辦法救救他嗎？把他找來，把他找來！’”我聽罷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眼淚。啊！我的內心豈不痛苦！


後來木翁來一信謂：“昨天弄鬼子說你做了什麼右衛門〔桃中軒雲右衛門〕的徒弟，與念祭文曲的人為伍。我實在不勝驚訝。不過世間常有誤傳之事，但願這是一個誤傳。”又謂：“日前築前的三好將軍來訪，他近來效陶朱故事，經營商業。已非當年怒發衝冠的人物了。這倒是一件可喜的事。為什麼獨有你看破世事，揮錫杖於歌場呢？我實在不能明白。”對此，我實無詞以對。


又過數日，一念〔古島一雄〕兄來訪，說：“木翁和他夫人囑我勸阻你。也許你不高興，不過，請你仔細考慮，能不能回心轉意，還像從前那樣，穿套外掛衣裙，去和他喝個痛快，何必杞人憂天呢？”我不答應。他潸然垂淚而去。啊！我的內心豈不痛苦！


我寄食於桃中軒家中後，有一天和老師同到雲翁公館，以實相告。翁微笑道：“做什麼也沒有關繫。不過，難免有人要議論的。對，他們勸阻你我也贊成，你不聽勸止，非干不可，我也贊成，雙方我都贊成。說起來，在人生的舞臺上，總得讓你有一個角色呀！”啊，我的內心豈不痛苦！


我的新知舊雨中，或者面談，或者來信，對我的決心表示同情，或者給以安慰和鼓勵的也不在少數，這是我感激不盡的。不過，我投身於浪花節界，並非他們想像的那樣有什麼雄心大志，隻不過是因性之所好而選擇了這個職業吧，對那些同情我的朋友，我實在感到慚愧莫名。啊！可以說我活了三十三年纔知道自己的本分！當我決心做浪花節演員時，囊空如洗，一籌莫展。於是便致函熊本的三浦女俠，說明實情，請她援助。女俠寄來我需要的東西，並且寫道：“你還在精壯之年，何以如此消極？切望你能回心轉意。敬候回音。附寄微意，聊作代步之資。”我含淚花了她寄來的錢，卻辜負了她的厚意，而從事於新的職業。此事特別要記在這裡，以表謝意。


啊！人世原是一場夢。“三十三年之夢”隻是其中的一部分。我今公開作說夢的痴人，又豈能免賢者的一笑？

二哥不僅是我暗夜中的明燈，也是指示我一生進路的指南針。我們對宗教的見解相同，對社會的認識也一致。也就是說“要先給面包”這個意見，是我們一致的結論。但我在還來不及想出如何給面包的方法之前，便彷徨於戀愛的歧路上。這時，二哥卻一直向前猛進，取得了後的結論。他認為給面包的方法，古人業已道盡，社會改造論、土地處理法案等，均已陳腐。要之，實在於如何付諸實行，而實行之道，唯有靠“武力”一法。他觀察社會的現狀，擔心俄國有一天會用野蠻的暴力，蹂躪人道，剝奪民權。因此，他主張為了維護民權必須依靠武力。也就是說，無論進而向世界廣布人道，或者退而維護人權，武力的基礎是必要的，而且是當務之急。那麼在什麼地方奠定這個基礎呢？於是，他的夙願——中國問題又復活了。他說：“人人都說中國國民是尊古的國民，所以不進步。這個說法是非常不明智的。他們是以三代之治為政治的理想。三代之治的確是政治的標準，同我們的思想相近。他們之所以懷古，不正是為了大步前進嗎？但是這個掌握政權已達三百年的朝廷，以愚民政策為治世的要訣，以致民困國危，終於自受其禍害，勢將不能支持下去。這豈不是革命的大好時機嗎？空談理論究竟於世無益。願我們能為共同的事業貢獻此生，深入中國內地，一心以中國人為念，思想當謀及百世，收攬英雄，以奠定‘秉天意、樹正道’的基礎。倘若中國得以復興，伸大義於天下，則印度可興，暹羅、安南可以奮起，菲律賓、埃及也可以得救。至於法國、美國那些稍重理想，希望建立某種主義的國家或不一定與我們為敵。我認為廣泛地恢復人權，在宇宙中建立一的方策，纔是的出路。”我聽罷為之雀躍。這一席話解決了我一向的疑問，從而確立了我一生的根本方針。我們又商量了一些細節，後決定先由我單身到中國去熟習語言風俗；二哥做好一切準備，隨後再來。我又遵照二哥的意思，去和大哥商量，便從長崎返回故鄉。


我回到故鄉，見著大哥，詳細地陳述了我和二哥商量的問題，並征求他的意見。在總的精神上他沒有表示異議，但不同意我們的方法和手段。他說：“使中國人認識這種高明深遠的道理，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又說：“假定這種事業可能成功，但是，梳發辮、穿華服、偽造姓名和國籍去講理想，說這是為達到正義的目的而使用權術，則我決不敢苟同。假如要推行正義公道於天下，方法手段就必須光明正大。如果不依靠權術便不能實現志願於世，那不做亦未嘗不可。”我說：“志在於公而非私。成功則可救天下萬世，失敗亦甘願一死。即使他人視為權術，於我亦問心無愧。”大哥說：“雖然，主張有時不能在一代中實現，若能公然向天下號召，百年之後當有人繼其志而起。我寧願這樣等待。”我說：“議論世間已說膩了，自己的主張應該自己去實行，否則就等於百年以待黃河之清一樣。”彼此意見背道而馳，不能統一。我便寫信給二哥報告此事。因此二哥也回來面晤大哥，互相反復辯論，但終於未能得出一致的結論。於是三人分為兩條道路，各依其所信而行了。我和二哥未免因此稍感沮喪。但是二哥卻安慰自己說：“我們的事業，本來不過是一種賭博而已。成功則奠定萬世基礎，失敗則死同犬馬。大哥的理想如宗教家之開基，雖不能立見功效，但是他所奉行的主張，在一定時期以後會發生效果的。假如不幸我們犧牲了，我們的精神還可由大哥發揚於世，正如一身有兩體，更須奮勵從事。”於是我亦稍微安定下來，激勵自己一番，並願意負起先行的任務；而二哥也希望我能早日啟程。


我相信他說的話，便乘搭“西京號”輪船前往上海。航行兩日，望見了吳淞的一角。水天相連，雲陸相接，陸地仿佛浮在水上一般，這就是中國大陸！也就是我在夢寐中憧憬已久的第二故鄉。輪船愈向港口前進，大陸風光愈益鮮明，我的感慨也愈益深切。我站在船頭，瞻望低徊，不知什麼緣故，竟然流下眼淚。


次晨早起，便馳往陳白寓所。見著那個和藹的侍女，打聽在否。她說：“還未起床，我去叫他起來。”我止住了她，在庭前徘徊，等他起床，獨自陷入了妄想之中。忽聽“吱嘎”開窗的聲音，不由得抬頭一望，見有一個身穿睡衣的紳士伸頭向外探視，見到我便微微點首為禮，用英語說了一聲“請進”。我仔細一看，這個人正是在照片上見過的孫逸仙先生。於是身施一禮，走進門去。被讓到客廳落座以後，他也拉過一張椅子和我對坐。他剛剛起來，口未漱，臉也未洗，對他這種態度隨便的樣子，我首先感到驚訝，又覺得他有點輕率，不夠穩重。我立即遞過名片，道過初次見面的寒暄。他說從陳白那裡已知道我的情況，並問我廣東方面的情勢如何。我說明無暇詳查該地情勢而回來的理由，並且告訴他今天能獲見一面的喜悅。他復述了從陳白處已聽到先二兄的事情以及我和陳白相識的經過。又說今天的相會是上天的安排，對我仿佛早已以心相許，毫無隔閡。這時我的喜悅可想而知了。但是對他的舉止動作的輕忽，略失莊重之處，則不免感到有些失望。少時侍女來說漱口水準備好了，他說了聲暫且失陪，便走出客廳去。這時我心中覺得有些迷惘，沉思著一連串的問題：這個人能夠肩負起四百餘州的命運嗎？他能夠身居四萬萬群眾之上掌握政權嗎？我幫助這個人究竟能否完成一生的志願呢？的確，我正是以外貌來權衡豪傑與平庸。


我被硬石打傷，蟄居不忍池畔療養時，孫先生來訪，拿出一封信給我。我接過一看，是史堅如的噩耗。信中說：他在廣東省城被官兵捕獲，不久便犧牲於斷頭臺上。嗚呼，胡為至此？他年方弱冠，貌美如玉，溫柔若處子，而抱憂天下之志，暗中與惠州革命軍聯繫，隻身潛入廣東省城，進行放火，並向清督撫官邸投擲炸彈，炸死二十餘人，令官員人等膽戰心驚，為惠州革命軍的進軍順利發揮了牽制清軍的作用。以事洩被捕，終於被處斬首的極刑！


當我們在香港被逐回日本時，中日兩國同志來送別的人很多，史君也來了。臨別之時，吞宇以日本刀相贈。他很高興地接過想要帶走，因警官監視甚嚴，考慮了種種方法，終於把刀柄納入長袖之中，把刀身藏在洋傘之內，連聲呼妙，然後揮動右手，顧盼微笑，向我們作別的情景，至今猶歷歷如見。如今其人已逝，悲夫！


惠州事件結束後數月，革命軍敗將鄭弼臣﹝即鄭士良，弼臣為其號﹞逃來。他已脫去滿服而換上西裝，剪掉發辮，散發披肩的外貌，宛如變了一個人，實令人不勝感慨。他又帶來了一個噩耗，道：“當革命軍開始攻打惠州城時，日本同志山田便前來投軍協助。及至革命軍將回三洲田時，竟失蹤不見。實使人繫念不已。”至今已兩易星霜，依然杳無音信。他的命運，更令人不勝憂慮。山田居華多年，熟悉該國情況和形勢，性溫良而寡言，志高邁而熱烈。當惠州事起，單身由上海馳往投效，由此可見其志氣不凡。他究竟逍遙於如何的天地之中呢？但願他仍在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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