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是《大像學術書坊》繫列叢書之一。書中主要以研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運動的居多。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史近代中國兩次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書中對近代農民革命進行了全面繫統的解讀，是一本了解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史的精品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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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是《大像學術書坊》繫列叢書之一。收在《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的幾十篇小文章雖然很雜，但還是以研究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運動的居多。太平天國運動與義和團運動是近代中國兩次規模*的農民革命運動，在中國近代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作者那一代治中國近代史者，對農民運動的關注也多，這一點從這本文集中也可看出來。因而，作者就決定以收入本書的《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一文的題目作為書名。後還有幾篇回憶性的文章，主要是作者回憶自己的幾位老師，也可以說明作者之“治吏”是學有所自的。

張守常先生，1940年入京求學，先後就讀於北京山東中學和北京大學，在北大就讀的第二年即從英文繫轉入歷史繫。畢業後一直從事教育事業。1953年調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繫，1957年被錯劃為“右派”。張先生在北京師範大學長達60餘年的教學崗位上，先後從事歷史教學法、中國近代史和中國近代史料學的教學與研究，為北京師範大學近代史學科、歷史教學法學科的建設與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張先生為人忠厚，治學嚴謹，學養深厚，誨人不倦，成績卓著，桃李滿園，是國內著名的近代史專家之一。其主要著作有《太平天國北伐史》、《中國農民與近代革命》、《中國近世謠諺》、《拂曉集》等。他是《中國通史參考資料·近代部分》的編纂者，也是中華書局版《中國近代史》的主要作者。特別是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北洋軍閥》尚未問世的情況下，憑借對中國近代史料的宏富掌握和深刻理解，他獨自承擔了北洋軍閥統治階段的撰寫工作，形成了有關北洋軍閥統治研究的重要成果。教材出版後受到史學界廣泛好評，多次再版發行。

歷史教學中的立場問題

立場問題，是我們歷史教學工作中的一個基本問題。一切都得從這兒出發，不論是處理教材或運用教法，倘革命立場站不穩，則一切就不可能掌握得正確。這道理在今天似乎已無須詳談：我們既都生活在階級社會裡，而且我們所講的主要也是階級社會的階級鬥爭史，我們不可能超然於階級鬥爭之外。在我們的工作中，隨時都嚴重地面對有關階級鬥爭的立場問題：革命或反革命，有利於革命或有害於革命。這就要求我們不能不首先重視這一問題，而且實際上我們一般也都已在重視著這個問題。

然而重視這一問題並不等於已經解決了這一問題。從解放到現在我們一般都已經過了學習，且有了些進步，一般都已認識到要站穩革命立場，要服務於革命。但主要的還不在於認識，而在於如何纔能把這一認識處處時時地貫徹到行動中去，貫徹到實際教學工作中去。我們一般都是在舊社會中生活和工作過來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習慣了的錯誤包袱是不可能一下就丟干淨的。盡管在思想上認識到了要站穩革命立場，然而當進行教學的時候，卻又往往在許多具體的個別的問題上離開了革命立場，有時會感覺到，有時且或感覺不到。我知道有些同志們正為此苦惱。

我自己就有這情況，雖然在程度上和有些同志比較起來或有深淺不同。據自己從解放以來在歷史教學中多少提高了一些的體驗，我覺得僅僅有了應該站穩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的認識還不足以處處時時地解決問題，這必須還具有無產階級的革命感情纔行。有了這種革命的階級感情，對革命事業纔會熱愛，對革命敵人纔會憎恨。把這種感情上的愛和恨貫徹到教學中去，纔能敵我分明，纔能自然地而不是勉強地站在革命立場上談問題，纔能達到張口就是這樣談，而不是特地留意著纔能這樣談的境界。

歷史這門課程本身就會推動我們階級感情的變化．、隻要我們具有了初步的階級觀點，我們就會看到：正義是在被壓迫階級這一面，使我們不能不同情；罪惡則在反動的統治階級那一面，使我們不能不懷恨。我自己尤其由於這一向主要是教中國近代史，所以在這方面的感覺也比較強烈些。講到近百年來內外反動派對中國人民的殘酷壓迫，越講越生氣，特別是講到1925-1927年大革命失敗及其以後，對於蔣介石的破壞革命、屠殺人民，真是無法不憤怒。這感情發之於內心，形之於辭色，因而講起來也就加強了情緒和力量，使得學生不僅用耳朵來聽，而且用感情來聽，教學效果自然也就加強了。事後想來，那辭色至今和從前顯然不同處，就是充滿了“他們”和“我們”的字眼，不再是“蔣介石殺共產黨”，而是“他們殺我們”了。這必須有此感情纔能自然流露，是勉強不來的。倘使無此感情，僅隻覺得應該這樣說，自然較不這樣說為佳，但也會顯得生硬而不足以動人。

我們的教學對像是學生，而他們的年齡比我們小，他們的感情純真而豐富，對愛與恨的感覺銳敏而且強烈。他們不像我們一般都被先人為主的成見阻礙著，也不像我們有多年習慣的惰性拖累著，而比我們能夠更快地，幾乎是一開始就在思想上，特別是在感情上，穩穩地站在革命立場上來看歷史，來感覺歷史。因此，在一些個別具體問題上，我們常常會一時疏忽或完全不自覺地離開了革命立場；但學生卻會立即感到不妥。例如有位同志講到我國初期工人運動時，說當時的工人運動領袖鄧中夏、蘇兆征等為“工人頭目”，說編《湘江評論》為“初露頭角”，學生覺得以這樣的詞句加之於革命領袖，不夠尊重，而立即提出抗議。這在說者決不是有意如此，而學生聽來卻馬上就會感到不妥。這就是由於說者愛戴革命領袖的感情還不如學生，因而一不留心竟會說出這樣不足以表現愛戴革命領袖的言詞來。又如我談到李大釗同志時稱他作李大釗“先生”，這是由於我作學生時代，在北京大學那個環境裡，所有師生員工幾乎都是這樣稱呼他，我便也一直習慣地這樣稱呼他。而我在課堂上這樣說時，一般學生尚未理會，但從老解放區來，曾親自經歷過嚴重的革命鬥爭的學生，他們把革命先烈，特別是像李大釗同志這樣的中國的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優秀的共產黨員，而且是黨的締造者和為黨犧牲了的先烈，是當作親人一樣地懷念著的，而你不稱他“同志”，卻稱“先生”，聽起來就立即感到刺耳。但在我這個說者初無此感覺，其他一般學生也無此感覺，這就是由於我們這些人對革命先烈，對革命，在感情上還不夠接近。上述二例都很細微，但也正因其細微，纔尤其容易不注意。而學生卻會提出糾正。這就形成了幫助我們，促使我們，在思想的進步上，在感情的變化上，非迅速靠近革命不可的力量。

如上所述，歷史的事實和學生的反應，對我們都會發生一種推動思想感情靠近革命的力量；然而我們卻不能聽任自己隻依靠這種力量，我們還須加強主觀的努力。這就是說得加強學習，不隻是史實的學習，尤其是理論的學習。學習史實可以增加我們熱愛革命的感情，學習理論可以鞏固我們這份感情。例如我們從史實中看到了中國革命所走過的道路的曲折，所克服的困難的艱巨，倘使僅止於看到這種表面上的“事相”，在思想上還會以為這隻要能喫苦和能堅持，就能熬得到今天的勝利。如果我們學習了關於中國革命的理論，特別是的著作，我們就會進一步從理論上本質地認識到中國革命的復雜性，認識到掌握這一條正確的革命路線是如何地不容易，是如何密切地關繫著中國革命的成敗和中國人民的休戚，也包括我們自己的休戚，我們纔會產生熱愛革命、熱愛革命領袖的感情。說：“隻有理解了的東西纔更深刻地感覺它。”①經過理論上的學習，我們的這份感情纔能進一步地鞏固起來；同時我們的認識纔能進一步地深刻起來，這樣感覺與認識相互為用，從而逐漸加強，繼續發展，纔會把我們自己完完全全地擱在革命立場上，不再因一時的疏忽而離開革命立場談問題了。

革命情感是須從現實經歷與學習體會中鍛煉來的，要加強這種鍛煉，對於我們這些很少有實地參加比較激烈的革命鬥爭的機會的歷史教員來說，努力學習室重要的，而且是別無其他的有效辦法。到我們完全浸滿革命情感從而也更深化對革命的認識的時候，纔能徹底消滅我們站不穩革命立場的毛病。

（《歷史教學》，1951年2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