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中國文明的本質（卷三）

編輯推薦

《中國文明的本質（卷三》力圖探討中國——作為“一個‘文明型國家崛起’”背後的文明的本質，為中國為中國文明的崛起建立一套屬於自己的理論話語體繫。它所關注的問題，比如中國現代話語——自強話語——的本質、現代中國的結構特點等等都是目前學界非常關注的話題，也是非常值得探討的焦點。

內容簡介

《中國文明的本質》力圖打破西方中心論，為從近代以來的現代中國人的精神的崛起，從自己的歷史文化傳統中找到“自強”的來源。它在連續性文明和破裂性文明兩大概念的關照下，通過將連續性文明視為中國歷史的一種“主要的發展模式”，以西方斷裂性文明作為參照，探索以全責組織和一體化的公共權力為基本原則的中國文明自身的發展道路。在卷三中，作者以“連續性文明”為視點關照從英雄時代（酋邦時代）開始到戰國時代結束的先秦封建社會。摒棄西方社會發展的經典理論，從自身歷史出發，深入思考中國夏商周三代從封建走向帝國的全責社會的特點和演變。

作者簡介

陳宣良，武漢大學哲學博士，薩特名著《存在與虛無》（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6年）早的翻譯者和西方哲學和哲學史研究者，著有《法國本體論哲學的演進》（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現旅居法國。

章中國的英雄時代
節中國英雄時代發生的背景
中國氏族部落時代文化的分布
遷徙
資源爭奪
第二節中國英雄時代概貌
中國英雄時代出現時期的大遷徙
涿鹿之戰
五帝時代
第三節 “ 父繫氏族”和“部落聯盟”——英雄時代的
基本社會組織
一、英雄時代的社會結構
關於“父繫氏族”的概念的問題
關於中國英雄時代的血緣關繫方面的革命章中國的英雄時代

節中國英雄時代發生的背景

中國氏族部落時代文化的分布

遷徙

資源爭奪

第二節中國英雄時代概貌

中國英雄時代出現時期的大遷徙

涿鹿之戰

五帝時代

第三節 “ 父繫氏族”和“部落聯盟”——英雄時代的

基本社會組織

一、英雄時代的社會結構

關於“父繫氏族”的概念的問題

關於中國英雄時代的血緣關繫方面的革命

部落聯盟時代的社會結構

二、關於英雄時代的一些誤區

關於財產關繫的變化

關於婚姻和性禁忌

第四節黃帝故事的一種解讀

黃帝的故事意味著什麼：對王族聯姻本質的反省

少典部族與有蟜氏部族通婚事件發生的背景

少典部落的處境

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間聯姻的本質：父繫血緣關繫的

出現

父繫氏族和部落聯盟

第五節英雄時代的動員模式

黃帝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新的動員規模的出現

英雄時代的公共權力（一）：行使權力的方式及

原則

英雄時代的公共權力（二）：權力的傳承模式問題

英雄時代的公共權力（三）：權力本質的問題

小結：中國英雄時代概貌

第六節絕地天通及其歷史意義

關於話語權力

絕地天通：中國歷史上的次“宗教改革”

絕地天通的意義：對於話語權力的壟斷

第七節熟人文化，禮的本質

生人和熟人

熟人文化

武力出現對於話語權力的影響

將生人熟人化 1

禮：將熟人內部的法則推廣到陌生人之中而產生的法則

第八節英雄時代概述

第二章中國封建文明

節夏——中國文明的曙光

從文明的定義看夏代

夏文明產生時的歷史場景

關於大禹治水

夏朝的建立

第二節井田制與封建國家

關於井田制

生產方式改變的可能和需要

井田制的本質

城邑—鄉遂制度

封建古國概貌

第三節王族中實行的兩種父繫氏族制度

一、禪讓：一種特殊的世襲

“禪讓”的概念

立長和立賢

立賢：禪讓的理論依據之一

二、父繫血緣關繫的發生

關於內婚和外婚的概念

商王的繼承方法給我們的啟示：內婚法則

周人的王位繼承制度：外婚的父繫氏族制度

小結

第四節關於中國文明本質的一些思考

一、中國文明的全責組織社會本質

關於封建社會和奴隸制社會的理論問題

中國文明的基本結構

中國文明的運作原則：“無為”

二、中國特色的財富

中國文明中財富的形成

經濟秩序為軍事動員的需要而建立

中國文明中的財富的本質

三、中國文明中的階級

政治性階級

個體和封建

中國文明結構中關鍵的階級：士

四、總結

第三章從封建走向帝國

節兼並與封建制度的解體

一、論為什麼兼並，或者自足組織的個性

二、封建與兼並

封建王朝與諸侯之間的基本關繫

封建的結構

三代興亡

兼並的動力

三、關於郡縣制

郡縣制

郡縣制存在的條件

郡縣制的實施

第二節氏族部落組織的瓦解

氏族部落組織瓦解的過程

從部落到村落

第三節從封建到集權

一、國人與野人區別的弱化

民與農

稅收

二、變法

關於法的概念問題

關於儒法鬥爭

法家的變法

儒家的變法

三、朝廷

家臣

卿士

第四節卿士貴族到官僚貴族的演化——遊士的問題

一、封建貴族和官僚貴族

封建貴族與官僚貴族不同的權力來源

封建貴族與官僚貴族運用公共權力的方式

二、關於遊士

士的本質及其演變

遊士

忠—信（一）

忠—信（二）

關於人道主義的一些聯想

第五節關於中國文明的社會結構問題的一些思考

封建與帝國動員制度的異同

全責組織條件下如何建立共同話語

小農社會的由來

封建與帝國政權組織的區別

中國文明的中間結構

中國文明的中間階級

前言

為物理的暴力和話語的暴力兩種；間接暴力，即財富權力，是通過對人的生存必須的物質的控制進而控制他人的能力。財富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的根本標志。
人類之成為人類，或者說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類是一種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從初的意義上說，就是語言或者說話語。原始時代的語言或者話語的基本形態就是禁忌。人類以禁忌作為基本的規則讓自己組織成人類社會。
我對於古代人類生活的還原，旨在指出一個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的原則，即話語，是人類這種文化的存在的創造，也是人類對於自身的創造，而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斷定，語言這種公共權力，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基礎性的權力。而在各種不同的文明中，語言的這種基礎，是通過與政治權力結合發生作用，還是通過與財富權力結合而發生作用，則構成不同文明的不同本質。在我看來，中國進入文明時期所受到的根本性的挑戰，是在地球氣候突變的情況下，四周文化向著中原的遷徙造成那裡的人口急劇膨脹，造成了那裡生存資源的緊張，中原部族為應對這種挑戰而發明出了井田制和城邑—鄉遂制度，從而進入文明。城邑—鄉遂制度的根本特點，就是承襲並強化原始文化時代人類社會的全責、全能組織，以直接暴力——直接控制他人的權力——的方式建立文明社會的新秩序。從那個遠古的時代開始，中國人在這個原則之下連續性地走過了大約4000年，其中雖然也充滿了發展和變化，但是，這個以全責組織作為社會構造的基本形式的本質則始終保持著，一直到鴉片戰爭西方文明的衝擊到來。為物理的暴力和話語的暴力兩種；間接暴力，即財富權力，是通過對人的生存必須的物質的控制進而控制他人的能力。財富的出現，是人類進入文明的根本標志。

人類之成為人類，或者說人類與其他動物的根本區別，在於人類是一種文化的存在，而文化，從初的意義上說，就是語言或者說話語。原始時代的語言或者話語的基本形態就是禁忌。人類以禁忌作為基本的規則讓自己組織成人類社會。

我對於古代人類生活的還原，旨在指出一個人類社會生活的基本的原則，即話語，是人類這種文化的存在的創造，也是人類對於自身的創造，而由此我們也就可以斷定，語言這種公共權力，是人類社會共同的基礎性的權力。而在各種不同的文明中，語言的這種基礎，是通過與政治權力結合發生作用，還是通過與財富權力結合而發生作用，則構成不同文明的不同本質。在我看來，中國進入文明時期所受到的根本性的挑戰，是在地球氣候突變的情況下，四周文化向著中原的遷徙造成那裡的人口急劇膨脹，造成了那裡生存資源的緊張，中原部族為應對這種挑戰而發明出了井田制和城邑—鄉遂制度，從而進入文明。城邑—鄉遂制度的根本特點，就是承襲並強化原始文化時代人類社會的全責、全能組織，以直接暴力——直接控制他人的權力——的方式建立文明社會的新秩序。從那個遠古的時代開始，中國人在這個原則之下連續性地走過了大約4000年，其中雖然也充滿了發展和變化，但是，這個以全責組織作為社會構造的基本形式的本質則始終保持著，一直到鴉片戰爭西方文明的衝擊到來。

當我們說中國文明是一個連續性的文明的時候，實質上是說，中國是在保持著原始文化時代的全責組織社會形態的條件下進入文明的——這是我對於張光直先生的理論的一種延伸——這種全責組織社會的基本結構決定了中國文明中公共權力始終以一體化的形態存在。公共權力中的物理暴力，一般說來即政權暴力，是以專制為基本特征的。公共權力中的語言暴力或者說話語暴力，是作為政權暴力的附庸或者同謀存在的，話語的基本價值，是整體性。中國文明中的財富，始終處在政權的支配之下作為政治動員的基礎存在，沒有自身獨立的地位。這裡所說的基礎，不同於歷史唯物主義理論中所設定的那種作為終極動力因的基礎，而隻是一種作為制約性、條件性存在的消極基礎。為了服務於專制政權對於社會秩序治理的需要，經濟秩序的變化是首先需要防止發生的事情，因此，可以說“簡單再生產”就成為中國文明中經濟活動的一種本質。

西方人進入文明當然也是為了應對挑戰，但是，他們所遭遇到的挑戰與中國人是非常不同的。西方文明發育於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當時的蘇美爾人所遭遇的挑戰，是這個地區資源的單一。如果說中國人進入文明時所遭遇到的挑戰主要是人口的膨脹，是一種來自人類自身的人文條件方面的挑戰的話，蘇美爾人必須應對的挑戰則是自然本身。西方文明是因此而走入發展生產力以應對挑戰的歷史發展道路的。這種文明的根本特點就是以間接暴力或者說間接權力，即以財富權力作為根本原則來構造新的社會秩序，或者更具體地說，在蘇美爾人那裡，出現了以功能組織社會——在社會生產分工的基礎上——終取代了原始文化時代的全責組織社會。所謂功能組織，是與全責組織、全能組織有著不同本質的社會組織，它們是以特定的目標為原則，為了完成特定的目的、行使特定的功能而建立起來的。說西方以斷裂的方式進入文明，就是說西方人是以消解全責組織社會，而通過在社會分工的基礎上建立各種功能組織的方式結成社會。這也是我在張光直先生的概念基礎上進行的一種邏輯延伸。

西方文明中的公共權力，在功能組織社會的基本結構的條件下呈現出“三權鼎立”的基本態勢。或者說，在歷史上，公共權力是始終向著這樣一種方向發展著的。這裡所說的公共權力的三權鼎立，不是指現代代議民主政治中的立法、司法和執法的三權分立，而是指公共權力中的政權暴力、話語暴力和財富暴力的三權鼎立。在西方文明中，財富權力始終處在一種基礎性的地位上，決

定著社會歷史發展的基本方向，它也因此而顯得是一種自主的存在。而政權暴力，在經濟或者和話語干涉的條件下，在歷史上出現的基本形態，是共和、封建、民主等分權形態，雖然間或也會出現“帝國”這種專制的形式，但是總之難以長命——與中國連續了2000多年的帝國歷史形成非常鮮明的對照——而西方的話語，則往往是以獨立的宗教或者神話的方式存在的，其基本的價值，是個體主義的，或者說，是在歷史中不斷地向著個體主義的方面發展的。在這樣一個理論基礎上，我對中國歷史做了一個冗長的討論。我主要是要說明，這樣一個以全責組織和一體化的公共權力為基本原則的文明是如何在自己的道路上連續性地發展的。由於這種描述與西方中心論方式的、以生產力或者精神的進步作為原則的模式是不同的，這種描述自然也顯得有些特別。中華

帝國是中國這個全責組織構成的文明的一般政治形態。全責組織使得中國文明可以稱之為一種“政治文明”。這種政治文明的理想形態，是從上到下一以貫之的政權組織，如歷史上的商鞅變法後建立起來的從朝廷到伍甲村落的秦文明。

但是，在中國漫長的帝國時代，這樣一種理想狀態由於帝國幅員過分遼闊和農業生產方式的局限，其實很少在歷史上真正出現。現實的歷史狀態是一個抽像的朝廷組織和基層的血緣組織共存的結構，雖然這樣兩種組織具有同質性，都是全責組織，但是，從邏輯上說，一個全責組織是向著化的目標前進的，因此，在朝廷與基層血緣組織之間，存在著一種天生的緊張關繫。我們會注意到，在中國歷史上，在帝國統一的外表之下，其實始終存在著一種封建性的分裂——我稱之為隱性的封建——有時這樣的分裂變成顯性的政治分裂。但是，帝國統一的大趨勢是中國文明的主流。就是說，從原則上說，中國文明的結構是非常穩固的，這是因為，在中國文明的朝廷和基層血緣組織這樣上下對峙的全責組織之間，存在著一個將這對峙著的組織黏合起來的階級——士階級。士階級是朝廷組織的基干，同時又是血緣組織的領袖，他們的雙重身份使得他們成為中國文明的主干或者說中堅。他們主要以話語權力的具體體現者行使著自己的權力，並使得中華帝國在經歷過無數次的毀滅性打擊之後，幾乎復制性地重生。

以上，是我以中國的方式來描述中國的歷史。當我們如張光直先生所說的那樣，將連續性文明視為人類歷史的一種“主要的發展模式”的時候，當我們以中國方式的連續性文明為原則來審視西方文明的本質的時候，則不僅中國文明的面貌，連西方文明的面貌也變得與原先我們通過習慣的理論模式描述出來的面貌不同起來。當我們以西方中心論的理論模式來描述中國歷史的時候，總是會遇到這種理論模式難以順暢說明的歷史現像，於是，中國文明就顯得像是一種“特例”。其實，當我們以中國的歷史發展模式來審視西方歷史的時候，西方的文明也變成了一種“特例”。我對於西方歷史的描述，因此而顯現出一種特殊的風貌。對於西方文明的描述的核心概念，是功能組織社會的形成以及公共權力三分的格局的歷史發展過程。我在這裡說明了封建這種社會形態的連續性文明的階段形態的特征和奴隸制文明這種斷裂性文明的階段形態的本質，說明了古希臘、羅馬的直接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和它們之間的區別，說明了封建轉入資本主義的根本原因，尤其是英國的代議民主制形成的基本原因和條件。

對於中國現代啟蒙的看法，就是建立在這個討論的基礎之上的。

這樣兩個並行地發展著的文明在西方資本主義的擴張中發生了接觸和踫撞，鴉片戰爭成為這場踫撞的坐標性標志。這個踫撞使得中國這個連續性的文明發生了破裂，中國就在這樣一種斷裂的陣痛中進入了現代啟蒙運動。自強這個概念，作為中國現代啟蒙的基本概念，就是在這個文明保衛自己存在的努力中提出來的。在我看來，當自強的努力已經“初見成效”，中國的經濟已然逐漸地脫離政權暴力的直接控制而展現出自主的風貌的時候，社會結構中的全責組織形態就難以避免地走向了歷史的終結點，則自強作為啟蒙話語的歷史使命，也自然已經到了應該揚棄的時候了。自強是一個以整體性作為本質的概念，它是與全責組織社會共進退的，而在改革開放逐漸造就出來的商業社會中，隨著生產方式的根本改變，中國已經不得不走出“政治文明”的傳統結構，進入功能組織社會，相應地，中國自然也就進入了張揚一種個體主義精神的時候了。自強其實是一種植根在中國傳統觀念上的思想，自身與西方的思想沒有淵

源，雖然啟蒙是在西方人的刺激下發生的，而啟蒙思想也往往蒙著一層西方思

想的外衣。

自強的階級基礎是中國的士階級，自強作為一種啟蒙的理想在中國傳統基礎上的實現，就是固有的公共權力一體化的基本結構在一個新生產力條件下的更新或者重建。啟蒙以來中國的社會結構——權力結構和社會組織結構以及它們的本質——其實並沒有真正發生多少改變，雖然從表面上看，可真叫做“試看天地翻覆”[1]。自強精神體、傳神的表達，就是“中體西用”的概念，它是貫穿中國整個現代化過程的綱領，也是當今中國的實踐。應該說，這個綱領產生了非常積極的歷史成果，那就是中國現代工業體繫的建立。現在，中國已經在自強精神的感召之下進入了世界大國的行列，自強的目標，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已經實現或者說接近實現了。

但是，從本質上說，自強的概念，從精神上說並不屬於世界意義下的普世價值，與現代文明的基本精神並不一致，而是屬於中國傳統的全責組織的社會結構、屬於公共權力一體化的基本範疇的，它不僅不是一種顛覆中國傳統的社會結構的革命思想，反而是可以非常有力地支撐這樣一種傳統原則的。在這種情況下，這種精神方面對於“國家”的整體性的忠誠，就會自然地與在自強的物質努力中產生出來的自由市場經濟之間發生嚴重的齟齬，而這對於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來說，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

我選擇用如此巨大的篇幅來為自強概念做一個“注釋”，去認真地發掘其中的“微言大義”，一方面固然因為我覺得，自強精神對中國人的影響已經巨大到如此的地步，它已經深入到人們的思想中一個非常不容易在反省中被觸動到的底層，不從根上對它進行一種挖掘，我們已經不太容易發現其危害了；另一方面是因為，我總得為自己設想一個有希望的未來。我需要在傳統中為中國真正的改變找到一個契機——因為隻有傳統的，在中國纔是可以實現的。同時，我也希望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中發現一些的確是來自西方的東西，而且，希望這些東西是的確可以在中國的傳統中移植或者扎根的。就是說，我希望著中國的

[1]詩詞《念奴嬌鳥兒問答》。

傳統發生真正的斷裂。

三

現在我來介紹一下本書的結構。

卷一，是方法論問題。作為一種歷史哲學的思考，方法論的問題是首要的問題。而由於我的討論所依據的原則與我現在看到的所有在我看來是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原則都不相同，將我自己的方法論原則首先提出來就是一件在邏輯上必要的事情。本書卷一將討論方法論問題，一方面是對歷史上的各種關於中國文明本質的理論做一個清理，另一方面則是正面地提出我自己的方法。

卷二，我將討論人類文化的“共同的基層”[1] 的問題。這裡涉及的，是人的本質和人類社會的一般本質的問題。而根據我的方法論原則，這種本質清楚地體現在人類成為人類的歷史過程中。人類根深的本質，是在人類的原始文化的狀態中清楚地展現著的。張光直先生認為，人類社會在原始文化的時代，在世界上的各個地方，是大體一樣的，因此，他將這種氏族部落時代的文化稱為人類文化的共同基層。這種共同基層終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個，是以中國為典型代表的連續性的道路，另一個，就是以西方文明為代表的破裂性或者說斷裂性的道路。在我看來，這個分歧的過程是在人類的英雄時代比較清晰地開始出現的，雖然在原始文化的時代，就已經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區別。

因此，在討論過人類文化的共同基層之後，我將分別進入關於連續性文明和斷裂性文明的本質的討論。

卷三和卷四，我將討論中國文明的本質——在連續性概念的觀照之下。

同一個問題分為兩卷，主要是由於篇幅特別巨大。卷三討論中國三代封建時期的本質包括向著帝國時代演化的春秋戰國時期的歷史；而卷四則在描述中華帝國兩千年歷史的基礎上著重討論一些關鍵性的具體本質，如基本的社會結

[1]參見張光直：《連續與破裂：一個文明起源新說的草稿》，《九州學刊》，1986年第1期，第1—8頁。

構、價值、思維方式等等的問題。

卷五，我將討論西方文明的本質——在破裂性的概念的觀照之下。由於我是在連續性和破裂性的概念的觀照之下來審視西方文明，因此，從西方文明的本質形成的原因這個意義上說，我仍然認為我的看法有些特殊的地方。我將討論的重點，放在西方世界中各個文明進入文明的歷史方面，從這裡來展現西方文明的本質。

卷六，也是後的一卷，我討論的問題，是從中國現代啟蒙的本質一直到改革開放的本質等等的問題。在我看來，這是中國這個連續性的文明進入斷裂的具體過程，也正是中國現代文明的本質形成的過程，在我看來，這個過程不僅還沒有結束，而且可以說是剛剛開始。我希望能夠對中國文明的走向提出一種有價值的看法。

在線試讀

我們現在將要進入的，是對於中國傳統文明本質的具體討論。這一卷應該說是本書的主體之一，因此，從篇幅方面說會比較長，因為中國文明不僅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的古代文明，而且是碩果僅存的連續性文明。
中國封建文明，我所指的主要是夏商周三代時期，而不是指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那兩千年，我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時代稱為帝國文明的時代。
雖然這一卷的標題是中國封建文明，但是，具體的討論事實上是從“史前”時代，就是說，是從英雄時代（酋邦時代）的歷史開始的，而且是到戰國時代結束的。而戰國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原則上說應該可以認為已經過去了。中國文明是一個連續進展著的文明，這主要是說，在中國文明的歷史發展中，作為文明本質的社會結構形態與史前的文化之間沒有出現“斷裂”式的飛
躍，就是說，人類原始文化形態的全責組織社會的本質沒有被改造，因此，為了理解中國文明的本質，對於中國史前文化本質的探討就顯得非常重要。
我們在討論方法論問題的時候已經指出過，這裡的封建是指一個時代的制度方面的實質而言，而不是按照“社會發展史”那種作為“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時代的那個歷史階段。在西方資本主義產生之前，歐洲的確處在封建社會。但是，如果將這個模式套用到中國歷史上，將辛亥革命之前的中華帝國文明稱為封建社會，而將三代封建社會稱為奴隸制社會，就難免有指鹿為馬之誚。我認為，封建制度，是一般而言的連續性進入的文明時代個階段的社會制度，而斷裂性地進入文明的個階段，則往往表現為奴隸制。具體的理由，會在討論中國與西方文明本質中逐步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可以說，我們現在的討論就是在說明，中國的原始文化，是如何在連續性的發展過程中進入封建的。
現在，簡單地回顧一下前面的討論，以便給本卷討論一個粗略的入門線索。人類之所以走上發展“文化”以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是由於人自身的天然稟賦無法通過個體自身的體能應對嚴酷的自然挑戰，因此，人類這個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應對挑戰，不僅在這樣的挑戰面前生存下來，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組織起來進行動員，就需要有秩序、
有權威，就是說，在形成應對自然挑戰的能力的時候，在結成社會的過程中，人類需要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需要形成公共權力。這就是人類社會文化的產生。
人類之所以走上發展“文化”以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是由於人自身的天然稟賦無法通過個體自身的體能應對嚴酷的自然挑戰，因此，人類這個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應對挑戰，不僅在這樣的挑戰面前生存下來，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組織起來進行動員，就需要有秩序、有權威，就是說，在形成應對自然挑戰的能力的時候，在結成社會的過程中，人類需要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需要形成公共權力。這就是人類社會文化的產生。我們現在將要進入的，是對於中國傳統文明本質的具體討論。這一卷應該說是本書的主體之一，因此，從篇幅方面說會比較長，因為中國文明不僅是世界歷史上規模的古代文明，而且是碩果僅存的連續性文明。

中國封建文明，我所指的主要是夏商周三代時期，而不是指辛亥革命發生之前的那兩千年，我將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的時代稱為帝國文明的時代。

雖然這一卷的標題是中國封建文明，但是，具體的討論事實上是從“史前”時代，就是說，是從英雄時代（酋邦時代）的歷史開始的，而且是到戰國時代結束的。而戰國時代，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原則上說應該可以認為已經過去了。中國文明是一個連續進展著的文明，這主要是說，在中國文明的歷史發展中，作為文明本質的社會結構形態與史前的文化之間沒有出現“斷裂”式的飛

躍，就是說，人類原始文化形態的全責組織社會的本質沒有被改造，因此，為了理解中國文明的本質，對於中國史前文化本質的探討就顯得非常重要。

我們在討論方法論問題的時候已經指出過，這裡的封建是指一個時代的制度方面的實質而言，而不是按照“社會發展史”那種作為“資本主義時代之前”的時代的那個歷史階段。在西方資本主義產生之前，歐洲的確處在封建社會。但是，如果將這個模式套用到中國歷史上，將辛亥革命之前的中華帝國文明稱為封建社會，而將三代封建社會稱為奴隸制社會，就難免有指鹿為馬之誚。我認為，封建制度，是一般而言的連續性進入的文明時代個階段的社會制度，而斷裂性地進入文明的個階段，則往往表現為奴隸制。具體的理由，會在討論中國與西方文明本質中逐步地展現在讀者面前。可以說，我們現在的討論就是在說明，中國的原始文化，是如何在連續性的發展過程中進入封建的。

現在，簡單地回顧一下前面的討論，以便給本卷討論一個粗略的入門線索。人類之所以走上發展“文化”以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是由於人自身的天然稟賦無法通過個體自身的體能應對嚴酷的自然挑戰，因此，人類這個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應對挑戰，不僅在這樣的挑戰面前生存下來，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組織起來進行動員，就需要有秩序、

有權威，就是說，在形成應對自然挑戰的能力的時候，在結成社會的過程中，人類需要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需要形成公共權力。這就是人類社會文化的產生。

人類之所以走上發展“文化”以求生存和發展的道路，是由於人自身的天然稟賦無法通過個體自身的體能應對嚴酷的自然挑戰，因此，人類這個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組織起來”的道路，以集體的力量應對挑戰，不僅在這樣的挑戰面前生存下來，還獲得了巨大的發展。而組織起來進行動員，就需要有秩序、有權威，就是說，在形成應對自然挑戰的能力的時候，在結成社會的過程中，人類需要調適人與人之間的關繫，需要形成公共權力。這就是人類社會文化的產生。

人類的文化，從其初的形態上說，就是禁忌。而我們已經從前面的討論中清楚地看到，禁忌發生的原因或者說目的，就是人類將自己組織起來所需要的建立秩序的權力或者說暴力。

就是說，從人類成為人類這一天起，人類的社會中就出現了公共權力或者說公共暴力。而從原始文化的具體形態中，我們也可以清楚地看到，這種初的公共暴力是一種相當單純的話語權力。

人類文化初形態的禁忌是伴隨著神秘活動的，開始一般而言是巫術或者類似的活動，並且滲透到人類社會活動的所有方面，從物質生產的方面，到人類自身的生產方面，從一般消費的方面到精神生活方面。

一般事物的發展，都存在著一個由簡單到復雜的歷史過程。人類社會也是如此。人類的早期社會規模很小，社會關繫也比較簡單，這不僅說明了為什麼單純的話語權力就能夠維持一般的社會秩序，而且也告訴我們，這種人類初的社會——遊團——是一個“全責組織”或者說“全能組織”。就是說，人類在組織起來應對挑戰的時候，初隻是建立起“一個”簡單的組織而用以回應

他們所遭遇到的“一切”挑戰。這符合事物發展的從簡單到復雜的一般法則。

從一般的情況來看，隨著人口增多，社會規模擴大，人類文化會自然地向著越來越復雜的方向發展。而社會生活的復雜，就要求人類的社會組織形式變得越來越復雜，為了維護社會秩序所需要的公共權力的力量越來越大，權力組織自身的結構也會隨之復雜化。

從人類的社會或者說社會組織、社會結構的歷史變化過程來看，這種發展有著兩種不同的方向。當我們用“連續性”和“斷裂性”這樣一些形像的概念來表述中國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區別時，事實上也正是在說明這樣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

在中國這個連續性文化或者文明的發展過程中，這種全責組織的社會形態被大體完整地保留下來，雖然這個組織自身中的法則變得越來越復雜、層級越來越多，其運動方式也越來越多樣，但是，整個社會生活以全責、全能組織的方式整合起來的基本原則始終保存下來了。正是這種保留了古代社會組織素或者本質特征的發展模式，讓我們將中國文明稱為“連續性”文明。

而在西方歷史上，我們卻發現了這種全責、全能組織的解體，取而代之的，是各種“功能組織”，即以應對特殊挑戰的需要為目的形成的各種不同的社會組織。在這種情況下，西方社會就與史前文化中那種以全責組織將人類整合到社會生活中的法則比較徹底地告別，也就是說，西方的歷史發生了“斷裂”。

這個過程究竟是如何進行的，我們隻能“花開兩朵，各表一枝”。在這裡，我首先隻是討論中國這個連續性文明的發展道路。這不僅是因為我在這裡主要關注的，就是中國歷史或者說中國文明的本質，而且因為，在我看來，連續性文明如張光直先生所說，是人類文明發展的“主要形態”，我們隻有在弄清了這種基本狀態之後，對於作為一種特殊形態的斷裂性文明，纔會有中肯的

理解。

對於人類歷史上的文化來說，社會規模的擴大過程，與地球氣候變化的過程息息相關。

自然氣候條件的改變帶來人類生存環境的惡化。一些地方已經變得不再適合人類生存，至少是不再適合以原來的文化方式保持大規模人口的生長了。因此而引起的文化集團遷徙，打破了人類原始社會生活原有的部落式封閉格局。對於中國文化來說，由於這種遷徙造成中原地區人口膨脹和資源緊張，使得人們不得不以加強原有的社會組織組織化程度的方式來應對挑戰。

從理論上說，隨著人類社會中矛盾的復雜化程度提高，單純的話語權力對於維持人類社會的基本秩序已經開始顯得不夠用了，就開始出現支持這樣一種話語暴力或者說話語權力的權威暴力——武力。人類之間的武裝暴力衝突，是在英雄時代開始出現的，反過來，我們也可以說，武力的出現，正是人類進入英雄時代的根本標志，唯武力論正是英雄時代人類思維的一般特征——中國也

正是如此，中國之進入英雄時代，與大遷徙帶來的暴力衝突的發生過程也正是一致的。

從一般的意義上說，人類之進入文明，就是說，建立起財產所有制關繫或者說以財產所有為核心的社會秩序的根本原因，就是為了解決如何供養軍隊或者說物理暴力組織（政權組織）的問題。

換言之，財富的出現反映了人類維持社會秩序時對公共權力的需要越來越強。

對於中國來說，進入文明是在中原地區成為周圍文化集團共同的遷徙目的地而人口膨脹、自然資源的爭奪態勢變得非常嚴峻的條件下發生的。因此，中國人進入文明采用的基本方式，就是以政治暴力直接攫取財富，並以這種暴力為依托建立起一種新的世界秩序，這就形成了中國文明的三種公共權力以一體化的形態存在這樣一種基本態勢。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說，這種公共權力一體化

的具體形態，就是中國社會始終保持著原始時代原有的全責組織的狀態。公共權力一體化和全責組織社會，不過是對同一個事物的不同說法而已。

我們關於原始農業文化和遊牧文化、畜牧文化的討論，總的來說，就是描述史前時代這種全責組織或者說這種公共權力一體化的狀態是如何形成的。張光直先生將史前文化稱為“人類共同的文化基層”。一般而言的史前時代，按照塞維斯的說法，人類經歷了遊團、（氏族）部落和酋邦（部落聯盟）這樣三個時期，從組織的形式方面來說，從這些組織內部的規則或者文化來說，各個地區仍然是有所區別的，尤其是在進入英雄時代（酋邦時代）之後，不同地區、不同文化中的組織形態，甚至是有著非常巨大的區別，但是，就這種社會組織仍然是一種全責組織，就人類的這種社會組織中所包含的社會公共權力仍

然保持著一體化的特征而言，人類文化的這個“基層”或者說基礎，仍然應該

說還是共同的。

對於一個事物來說，其形成過程對於事物的本質有著決定性的影響，對於

一個連續性發展著的事物來說尤其是如此。而對於我們認識一個事物的本質來

說，由於其歷史的形成過程中有著內部矛盾由簡單到復雜的清晰過程，對於我

們全面地認識其本質，這種方法也有著其他方法難以取代的方便之處。

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以極大的關注來討論中國的史前文化。

英雄時代，從文化形態上說，仍然是屬於所謂“史前文化”的範疇。但

是，作為文明出現的前夜，不同文明的本質，在這個時代已經初見端倪。

在中國，這個英雄時代的歷史是什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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