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譯序

李孝悌

以我自己的了解，過去三十多年，美國學者在中國史研究的領域中，表現突出的要算是中國近代社會史了。這樣說，當然不是要否定個別學者在思想史、政治史、文化史或其他領域中的貢獻。我們說西方學者在近代社會史的研究上有突出的成績，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中國學者自己過去在這個領域中的研究，或者完全空白，或者雖有著述，卻乏善可陳。在這樣的環境下，西方學者的社會史研究，原本就容易收開疆拓土之功，並予人耳目一新之感。再加上論證精密，分析細致，幾十年累積下來，在實證研究和理論創建方面，累積了可觀的成果，也讓我們對中國歷史有了全新的領會。

這個領域研究的主要課題，包括中國社會的性質、民眾叛亂、民間宗教、基層組織及地方社會。史景遷教授在二十多年前寫的這一本《王氏之死》，在類別上可以歸到地方社會這一項，但在風格和取徑上卻和其他的研究大不相同。後面這一類學者，像孔飛力（Philip
Kuhn）、裴宜理（Elizabeth Perry）或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重在資料的分析和理論的建立，走的是標準的學院派厚重的經典著述傳統。本書作者則一向偏重於文學性的敘事，試圖通過高超的敘事技巧和敏銳的感知能力，在僵化的史料背後，重新塑造或捕捉逝去的時空和人物的生命。這一點，在《王氏之死》上，表現得格外突出。

以資料而論，《郯城縣志》和其他幾個地方的方志，是本書的重要依據。這一類資料，在中國史研究中再普通不過，我們大多數以中文為母語的史學家信手翻過，不費吹灰之力，卻從不曾在這些看似因循獃板的資料中，看到任何可以大作文章的質材。黃六鴻的《福惠全書》，對細節的記敘有超乎一般官箴的異常興趣，但如果用在我們隻看到事實卻看不到故事的學者手中，恐怕也就平白糟蹋掉了。本書使用的第三種資料《聊齋志異》，屬於虛構的小說，作者大量使用來建構清初山東地方民眾的心靈圖像，在二三十年前的美國漢學界，曾引起一些爭議。但從今天文化史研究的立場看來，這種歷史文獻和文學作品並冶一爐的手法，反而顯現了作者的創意和先見之明。

我們有大量關於中國近代區域和地方社會的研究，在看完了一串串真實的數字、圖表統計和長篇累牘的征引文字後，卻依然對被研究的社會、人民一無所知。史景遷教授使用的資料，看似簡單、平常，但通過他奇幻的敘事和文字，郯城這個三百多年前中國北方的一所窮苦的聚落，卻以那樣鮮明強烈的形像逼近眼前，久久揮拭不去。一直到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1668年的那場地震，如何極具像征性地將我們帶進郯城的歷史。通過一幅幅鮮明的圖像和具體的描述，我們纔真正進入我們曾經靠著抽像的概念徘徊其外的鄉村世界，真正走進這些人的生活和他們的苦難與夢幻之中。

我還記得，婦人王氏如何經由幾條可能的路線，和不知名的男子逃離郯城，後又屈辱地回到歸昌老家的三官廟裡，再被她一度遺棄的丈夫帶回那間四望蕭然的林前小屋。我永遠無法忘掉後那一幕，王氏穿著軟底紅布睡鞋，躺在被白雪覆蓋的林間空地上。王氏短暫的一生和發生在這塊土地上的一切不幸與喧擾，雖然就此落幕，卻在後世讀者的心中，留下永難磨滅的記錄。

在將原文還原的過程中，我們根據資料，在幾個地方做了些微的更動。史景遷、金安平教授夫婦和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的鄒秀寶小姐，協助我們查證部分譯文，並取得1673年版的《郯城縣志》影印本，謹此致謝。

另外，就本書的翻譯體例，特予以說明如下：作者引用原籍文句處，短則以原文呈現，長則以白話譯出，以利讀者閱讀，原文則另置於書末附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