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晚清變法思想論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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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有三大運動，即自強運動、變法運動與革命運動。三者皆有其獨特之思想背景。從歷史發展上觀察，自強思想發生*早，繼之以變法思想，再繼之以革命思想。從思想發展上觀察，三種思想雖繼往開來，但在新舊交替之時，新思想常發生於舊思想未盡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際，自強運動正蓬勃興隆，然變法思想已育其胎；又當光緒季世、甲午之後，變法思想經三十年的激蕩，已成風潮，卒有戊戌變法之一幕，但正當此時，革命思想與行動亦已見端倪。及至清室*後十年，保皇與革命二黨雖勢如水火，但變法與革命兩思想因子，其間相互錯綜復雜之關繫，學者已多論及。由於思想演變之跡並不十分明晰，於是以變法派為自強派者有之，以變法派為革命黨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雖或有奪他流入海者，但一般言之，涇渭分明，不能以江為河。（吾）擬就變法思想之內容作全面的觀察，分析其獨特之思想因子。諸思想因子之結合，乃成變法思想之實質。借以顯示變法思想之特點，以別於自強思想與革命思想。
——汪榮祖

內容簡介

汪榮祖先生事晚清變法思想之探討數十年，成果頗著。本書收入5篇文章，分別是“晚清變法思想析論”、“論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王韜變法思想論綱”、“論胡禮垣的大同思想”，從整體到個案，深入地研究晚清變法思想的多個方面。

作者簡介

汪榮祖，著名的中國近代史學家。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學博士。安徽旌德人，1940年生於上海。歷任美國維吉尼亞州立大學教授，澳洲國立大學訪問研究員，復旦大學以及臺灣師大、政大、臺大等校客座教授，2003年2月起就任臺灣嘉義中正大學講座教授。有《康章合論》、《史

大陸版新序
原序
晚清變法思想析論
論晚清變法思想之淵源與發展
論戊戌變法失敗的思想因素
王韜變法思想論綱
論胡禮垣的大同思想
引用書目

在線試讀

晚清變法思想析論
一引言
晚清有三大運動，即自強運動、變法運動與革命運動。三者皆有其獨特之思想背景。從歷史發展上觀察，自強思想發生早，繼之以變法思想，再繼之以革命思想。從思想發展上觀察，三種思想雖繼往開來，但在新舊交替之時，新思想常發生於舊思想未盡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際，自強運動正蓬勃興隆，然變法思想已育其胎；又當光緒季世、甲午之後，變法思想經三十年的激蕩，已成風潮，卒有戊戌變法之一幕，但正當此時，革命思想與行動亦已見端倪。及至清室後十年，保皇與革命二黨雖勢如水火，但變法與革命兩思想因子，其間相互錯綜復雜之關繫，學者已多論及。由於思想演變之跡並不十分明晰，於是以變法派為自強派者有之，以變法派為革命黨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雖或有奪他流人海者，但一般言之，涇渭分明，不能以江為河。是篇之作，擬就變法思想之內容作全面的觀察，分析其獨特之思想因子。諸思想因子之結合，乃成變法思想之實質。借以顯示變法思想之特點，以別於自強思想與革命思想。
二二個核心——變通思想與緩進思想
倡議變法，旨求變通，殆無可疑。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並非新出，國史上頗有成例。有名者為商鞅變法與王安石變法，二者皆以求富強為求變的動力。不過，前者求富強以與列國爭，而後者求富強以御敵國之威脅。晚清變法思想亦以富強為動機，然其目的不僅僅是御敵，亦不僅僅是與列國爭，同時要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此未有之變局乃由於鴉片戰後門戶洞開，策應無方，明達之士，憂心忡忡，不知所措，唯有驚嘆。然從歷史背景看，此巨變之起，實由於中國突自帝國之世界進入列國之世界。按西洋列國的形成，自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經千餘年逐漸蛻變而成，其勢自然。但中華帝國經外力之壓迫，猝然降為列國之一員，其勢倉促，當之者其心情之驚惶失措，亦意料中事。有此一歷史巨變，乃有反映此變的不同思想。倡導變法論者即欲以變求通，使中國成為一富強之近代國家，以擺脫內亂外患的危機。
然而變法一詞雖舊，晚清變法的內容實新；變通思想雖自古有之，變通的實效自古難得。故晚清變法家目擊歷史巨變，處惶恐之世，編織其思想內容時，如何說服朝野人士應變，稱急務，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臨之重大課題。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之際，或自覺，或無覺，每有抵制之傾向，何況中國文化遭外來文化之挑戰，其反抗性更為強烈。加之，中國傳統政治與社會輒以保守為尚，棄舊換新，每多遲疑。凡此皆為采納新思想內容之障礙，故變法家欲變當時之法之前，必先批判保守之積習，翦除遲疑不前之心情。尤有進者，對當時之思想界，尤不得不論證變通之合理與必要。晚清變法思想析論
一引言
晚清有三大運動，即自強運動、變法運動與革命運動。三者皆有其獨特之思想背景。從歷史發展上觀察，自強思想發生早，繼之以變法思想，再繼之以革命思想。從思想發展上觀察，三種思想雖繼往開來，但在新舊交替之時，新思想常發生於舊思想未盡褪色之前，如在咸同之際，自強運動正蓬勃興隆，然變法思想已育其胎；又當光緒季世、甲午之後，變法思想經三十年的激蕩，已成風潮，卒有戊戌變法之一幕，但正當此時，革命思想與行動亦已見端倪。及至清室後十年，保皇與革命二黨雖勢如水火，但變法與革命兩思想因子，其間相互錯綜復雜之關繫，學者已多論及。由於思想演變之跡並不十分明晰，於是以變法派為自強派者有之，以變法派為革命黨者亦有之，殊不知思潮如江河，雖或有奪他流人海者，但一般言之，涇渭分明，不能以江為河。是篇之作，擬就變法思想之內容作全面的觀察，分析其獨特之思想因子。諸思想因子之結合，乃成變法思想之實質。借以顯示變法思想之特點，以別於自強思想與革命思想。
二二個核心——變通思想與緩進思想
倡議變法，旨求變通，殆無可疑。此一思想因子在晚清並非新出，國史上頗有成例。有名者為商鞅變法與王安石變法，二者皆以求富強為求變的動力。不過，前者求富強以與列國爭，而後者求富強以御敵國之威脅。晚清變法思想亦以富強為動機，然其目的不僅僅是御敵，亦不僅僅是與列國爭，同時要應“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此未有之變局乃由於鴉片戰後門戶洞開，策應無方，明達之士，憂心忡忡，不知所措，唯有驚嘆。然從歷史背景看，此巨變之起，實由於中國突自帝國之世界進入列國之世界。按西洋列國的形成，自羅馬帝國崩潰之後，經千餘年逐漸蛻變而成，其勢自然。但中華帝國經外力之壓迫，猝然降為列國之一員，其勢倉促，當之者其心情之驚惶失措，亦意料中事。有此一歷史巨變，乃有反映此變的不同思想。倡導變法論者即欲以變求通，使中國成為一富強之近代國家，以擺脫內亂外患的危機。
然而變法一詞雖舊，晚清變法的內容實新；變通思想雖自古有之，變通的實效自古難得。故晚清變法家目擊歷史巨變，處惶恐之世，編織其思想內容時，如何說服朝野人士應變，稱急務，亦是一代思想家所面臨之重大課題。蓋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接觸之際，或自覺，或無覺，每有抵制之傾向，何況中國文化遭外來文化之挑戰，其反抗性更為強烈。加之，中國傳統政治與社會輒以保守為尚，棄舊換新，每多遲疑。凡此皆為采納新思想內容之障礙，故變法家欲變當時之法之前，必先批判保守之積習，翦除遲疑不前之心情。尤有進者，對當時之思想界，尤不得不論證變通之合理與必要。
變通何以合理？何以必要？王韜曾謂國史即一變動之發展史，孔子亦聖之時者，若孔聖處今之世，亦必應變。是則，王韜以快刀斬亂麻之手法，判定中國歷史文化原本變化不息，今日求變乃極自然。
論證變通思想可引用之傳統經典，當屬《周易》。窮則變，變則通，人皆知之；何況易言玄秘，古來中國思想家多受其啟發，然每有不同之結論，譬照銅鏡，人人可以己影為形，晚清變法家自難免不以《周易》為據，求變求通。《周易》中之詞彙，如變通、如天道、如沿革、如道器、如自強，乃時見於變法文獻之中。例如王韜於“變法”一文中，開宗明義，即引“窮則變，變則通”一語，演繹其說，他對西力東漸與中國變局之間的關繫，洞若觀火，故謂利瑪竇之東來已兆中國近代巨變之先機。先機雖早露，唯恆人不易覺察而已。他又用“天心”一詞，頗似《周易》中之天道，王弼釋易日唯聖人能先知天道之變，而王韜則日唯有少數有識見之士，纔能洞悉天心的趨向，識見之士何在？王韜未曾明言，但似指晚清變法家，故其本人亦義不容辭，指出天心之所趨向。
又如嚴復之《天演論》。此書雖譯自英人斯賓塞（Her-bert Spencer）的《演進與倫理》（Evolution and Ethics），然經嚴氏典雅之筆意譯之後，中國學者讀來不啻是一釋易之新作。事實上，嚴復以“演進”為“易”而釋之，所釋之易，就內容實質而言，無疑是19世紀西歐思潮之縮影，他以“邏輯”（logic）為“名”，以“數學”（mathematics）為“數”，以“物質”（matter）為“質”，以“動力”（force）為“力”。是以，易書上所謂名數為緯，質力為經，亦即西洋數理之四概念。而斯賓塞所謂由簡易到復雜之演進，亦即是易書上所謂：“坤靜而奚，坤動而闢”。於是，嚴復用西方學說，以易理演繹，說明變通思想乃中外之通理，亦為人類社會文化進展之不可避免者。
晚清變法家用傳統思想模式，古典詞彙來說明新說，事屬自然，因彼輩原是受傳統教育之知識分子；而且亦有必要，因非如此新說便難以滲透舊思想界，如傳教士撰寫的俚俗之作，便不能在當時的思想界推波助瀾。用舊模式、舊詞彙來解說新的變通之理，《周易》當然是豐富的知識寶庫。但是，晚清變法志士並不為《周易》所限。例如，他們並不以《周易》之定命論，或天命觀為然，而著重“盡人事”。換言之，人事而非天命乃是人類命運之主宰。求變通亦即是在盡人事。
不過，晚清變法家並未盡棄天命觀；他們以天命為人心以及歷史趨向之反映。易辭言之，觀察天命亦就是觀察歷史與人心，冀有所警惕。按諸晚清之歷史與人心，天命示變對變法人士而言，豈非太明顯了嗎？若天命示變，而不盡人事，則聽天由命，禍福無主。既盡人事，必須全力以赴以應變，此即康有為於其變法奏議中，所強調的“剛斷”，他要光緒皇帝學日本明治、俄國彼得，以帝王之大力來扭轉乾坤。
然而，盡人事需有引導。晚清變法家以歷史為之指針。固然，中國自古以史為鏡，但真能為今日人事導向之作，實在不多，此點郭嵩燾言之明。他以為有用之史著，唯屬史論，故傳統之良史唯劉知幾與王夫之，庶幾近之。郭又由史通變，以為時間屢變，政制社會當隨之變易以應時。郭氏嘗明史論，續船山《宋論》，作為時變之參考，惜書未成。
又變通不僅是歷史文化進展之必然，且有實用的價值，蓋變通可以糾謬。湯震（壽潛）有言，凡制度皆由簡而繁（此點似受嚴復譯著之影響），而“繁”必生謬誤，時時變通則可時時避免謬誤。陳虯亦雲，法度能維持秩序，必要之變通可使法度常具效力。伸言之，欲使法度不毀，唯有變通。蓋變通可令舊法度適應新環境。此正晚清變法家所尋求之目標。
晚清變法論中之變通思想已如上述，但此一思想中尚有一“不變”之因子，有待解說。“不變”或亦來自《周易》，皮錫瑞曾指出，“變”與“不變”為易之二大概念。蓋易之作者，處太古之世、觀察萬像變化，覺察到不變之事實，如自然之位置（天上地下）以及秩序（非時序），皆永恆不變。再由自然觀察到人文，發現人事常變遷而人倫不變，如父子之關繫古今中外不變，此即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
是以變通思想包涵“變”與“不變”二因子。晚清持變法論者對此頗有發揮，可見之於道器、體用、本末諸說。近人常將道器分割，實則道之兩面。朱熹言理器已闡明此理。章學誠言之尤明，謂道器之不可分猶如影之與形。晚清學者對此並無新義，持變法論者亦如是，故鄭觀應說：道無器，道不能發生作用；器無道，器亦不能表現性能。
若將道比作道德或精神因素；器比作科技或物質因素，精神物質兩因素顯然不能分割。晚清變法家深信中國精神文明不亞於西方，但都承認物質文明之遠不如。然而何以合一之兩因素，不能均衡發展？對此一問題之解答，或謂秦皇暴政迫使精巧的工匠西涉，或謂宋儒空談使形而下之器不能發達，皆不免牽強附會，但附會之意義正說明晚清變法論者如何自圓其說，以衛護道器合一之說。
道器不能平衡發展，事已過去；瞻望將來，變法家莫不希望“器”能追上“道”，以齊頭並進。陳熾說：西人挾科技東來正予國人改進“器”之良機。其他變法議論亦多以“西學”為器，即欲師西人“長技”以補中國“器”之不足，“器”足之後始能與道相配合。
道器不能分割，體用亦不可以“二分法”（dichotomy）視之。論者每譏張之洞“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說，為牛首馬身，實未得張氏之微意。按《勸學篇》中尚有“循序”一章，其意不過是：采用西學之前，須有中學之基礎（體）。張氏於此點論述甚詳，曾舉例說，若精通西文而無中文基礎即不能譯西書。是以，體用觀念在變通思想中有先後本末之意，即反對“全變”——即後來所謂之全盤西化（當然，一旦全盤西化，便無譯西書之必要，即是西體西用）。但體若非指不變之道（如倫理），自亦可變或應變，如政體制度等皆須隨時應變，晚清變法家已言之甚詳。
體用之義具本末——體是本，用是末。但在晚清變法思想中，原尚有深一層意思。因倡導變法思想者，莫不有鋻於自強運動中之舍本逐末，例如購西炮西械而不重人纔訓練，西炮西械便等於無用，蓋無能發揮利器者也。故變通之際必須先本後末，知何者為根本，何者為枝葉，如此始能本固而末盛，變法始能見效。
是以，變法思想中之道器、體用、本。若道、體、本指根本之倫常倫理，放諸四海皆準，乃千古不變。若道、體、本泛指思想、制度、文化，不僅可變，而且須與器、用、末應時俱變。
但應變並非全變。變有必要，但全變則屬荒謬，因晚清變法家深信文化中具有無時問性之因子，既無時間性，必能適應現代而無須揚棄。他們又主張漸變而反對劇變，因劇變可能產生動亂，便無變法可言。所以，持變法論者必反對革命，因革命繫劇變，而非漸變。所謂漸變便當一述進步思想。
晚清變法人士主張進步，顯受近代西方思潮之衝擊。蓋進步思想乃17世紀科學勃興後之產物。如馬斯厲許（Bruce Mazlish）所說：“進步之觀念。與近代思想史密不可分”。
傳統中國與西方之上古、中古時代一樣，缺少“進步之觀念”。古典中國思想家常受循環的陰陽五行說影響。中古中國佛教盛行，但佛家思想亦繫循環論，而非進步論。唐宋以來，儒、佛、道三教合流，然理學家之宇宙觀亦屬循環論。唯有明清之際的王夫之頗具進步觀。然王氏著作既未問世於當時，對當時自無影響。王氏著作出於同光時代，原因很多，其一或繫變法人士受西方進步論之激蕩，省察中國之思想傳統，乃對王夫之進步觀特別敬仰。
晚清變法人士之進步思想，考其內容，可得下述諸端：
（一）知識實用論此一觀念原非舶來。有清一代，當乾隆之世，戴震及其揚州學派頗以實用為尚。以後，經世之學行，主經世濟民、學問之實用價值更為肯定。晚清變法人士即承襲經世之傳統，又值西方實用之學的東來，二者相配合，故變法思想亦帶西方物質文明之色彩。若無西方之影響，變法派人士或亦能由經世而倡言變法，然變法之內容恐非一樣。
西方物質文明之重點，約在工商與科技二端。晚清變法家之響應西方之工商與科技，可見之於彼輩對傳統經典之新解釋，謂《中庸》載有理財致富思想，又謂《論語》所言“敏則有工”暗示近代機械與鐵路之功能，又謂四書多有鼓勵聚財、制造、通商、勤工、利器之意向。《考工記》一書素不為儒者重視，而變法家則時常引用，以示古來科技發展之成績。《管子》一書亦常被稱道，謂已具謀利、貨幣、通商以及商稅等觀念。鄭觀應於西方商務知之詳，謂管子之為國聚財，頗似西方重商主義之政策。甚至變法人士能從道家學說中，發現有用之學，如嚴復謂道家之尚節儉，頗得近代經濟學之微意。凡此皆屬“古已有之”論調，然“古已有之”不僅僅是“借古自重”而已，考變法派之用意，或繫“古為今用”，一則借古表達新義，二則以新見解變古之質。試問若四書既為重工商之書，則儒教之中國，今後舍工商之路又何從？
既重實用之學，則不實用之八股文遂為倡變法者的眾矢之的，於八股取士一事痛加批評，廢八股幾為彼輩之眾口一詞。代八股取士之科目應是策論與經解，並附以政治、法律、史地、算學、科技等。可注意者，張之洞有維新古學之計畫。張氏以為經書之處理，貴在掌握大義或精義，精義多見之於致用之學，如《尚書》之精義在治民，《春秋》之精義在尊王治平等。至於史書貴在掌握史實與制度，子書貴在補儒學之不足，理學書貴用學案體例以精簡之。張氏鮮道集部，應繫無實用價值之故。以張氏之見，學者通中國致用之學後，乃可進而通西方實用之學，如科技、政法、史地等。據此可知張氏之學，貴能致用，是則其所謂中學為體之中學，亦實用之學也。
上述皆為提倡實用之學的言論。至甲午以後，刺激益深，風氣愈開，學會與學堂勃興，實用之學始有所憑借，而晚清變法人士所倡導之知識實用論，乃大流行。
（二）厚今說厚古薄今，自古而然。晚清變法家似亦借古自重，而且言必稱古、尚古。然細究之，彼輩所崇之古，乃是“三代”。歷來中國學者以“三代”為理想之政治。幾如西方學者心目中之烏托邦。故馮桂芬以近代西方與理想化之三代相比，則其推重近代西方之心昭然若揭。馮以後，變法人士更謂近代西方甚得三代之遺意。此種暗示似已肯定近代西方文明之價值，同時揚棄厚古薄今之說，即不信今不如古。
變法家既崇三代，不可謂薄古。但三代繫遠古，若以近古（始皇以來）而論，薄之甚厲。如王韜、鄭觀應、薛福成諸輩皆以帝國之專制為中國發展之障礙，致令近代西方物質文明遠勝中國。然則欲與今之西方文明比肩，則必先“薄”近古之專制與八股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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