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滿文《滿洲實錄》譯編（清史研究叢書）

內容簡介

《滿洲實錄》成書於天聰年間，是清代記述滿族崛起和努爾哈齊時期史事的重要官修史書。現存《滿洲實錄》滿、漢、蒙三體文本中，滿、漢文的內容並不完全對應，說明漢文本不是滿文的直接譯寫，學界普遍認為滿文《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更高。本次譯編出版，是在對滿文部分進行重譯的基礎上，將滿文（轉寫方式）、原存漢文、新譯漢文對照排印，以便於學界更好地了解三者之間的異同，充分發掘和利用《滿洲實錄》的史料價值。

作者簡介

祁美琴，鄂爾多斯蒙古族，1964年生。歷史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著作有《清代內務府》、《清代榷關制度研究》，近兩年的代表性論文有《清代蒙旗社會喇嘛教信仰問題研究》、《包衣身份再辨》、《清代君臣語境下“奴纔”稱謂的使用及其意義》、《清代宗教與國家關繫簡論》等。

強光美，安徽蕪湖人，1988年生。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史、邊疆民族史。碩士學位論文為《清代內務府大臣研究》；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在《歷史檔案》、《滿族研究》、《北京檔案史料》等期刊發表學術論文數篇。

前言

卷一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在線試讀

前言

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多，流傳下來的有《滿洲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尤以《滿洲實錄》為特殊，它不似其他實錄滿、漢、蒙三種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體文合璧，且附帶插圖，形式上獨樹一幟，成書上也疑點頗多。正因為如此，從《滿洲實錄》被發現那一刻起，對它的討論就從未中止過。以內籐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潤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該書的研究上建樹頗豐，並一度取得領先地位。在中國，臺灣學者也不甘落後，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是該領域的專家；在大陸，對《滿洲實錄》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國時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等，就對該問題予以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後，王鐘翰、秦國經、鄭天挺、薛虹、郭康松、齊木德道爾吉、達力扎布、喬治忠、謝貴安、楊勇軍等人先後發表了不同見解，將《滿洲實錄》以及清實錄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滿洲實錄》成書問題
1.《滿洲實錄》與《太祖實錄圖》的關繫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存，早對其進行記錄的是《舊滿洲檔》，據天聰九年（1635）八月八日記載：“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舊滿洲檔》第九冊，臺北影印本，4415頁。漢譯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制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太宗文皇帝實錄》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4，天聰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太祖實錄圖》（或稱《太祖實錄戰圖》）乃《滿洲實錄》之原本。早得出此結論的是日本學者內籐虎次郎，1905年他發現了深藏盛京崇謨閣的《滿洲實錄》，後介紹於世，並根據《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九年八月乙酉條的記載及《滿洲實錄》末尾《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詩注“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通過二者的結合、對應，進而認為二張所繪《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國朝宮史續編》、《開國方略聯句詩》的注釋和《滿洲實錄》末尾注釋有大致相同的記述，支持了內籐的說法。前言

在清朝歷代皇帝實錄中，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版本多，流傳下來的有《滿洲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和《太祖高皇帝實錄》三部。其中，尤以《滿洲實錄》為特殊，它不似其他實錄滿、漢、蒙三種文字各成一部，而是三體文合璧，且附帶插圖，形式上獨樹一幟，成書上也疑點頗多。正因為如此，從《滿洲實錄》被發現那一刻起，對它的討論就從未中止過。以內籐虎次郎、山本守、神田信夫、今西春秋、松村潤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在該書的研究上建樹頗豐，並一度取得領先地位。在中國，臺灣學者也不甘落後，陳捷先、莊吉發等都是該領域的專家；在大陸，對《滿洲實錄》的研究也不乏其人，早在民國時期，孟森、方甦生、徐中舒等，就對該問題予以關注，20世紀80年代以後，王鐘翰、秦國經、鄭天挺、薛虹、郭康松、齊木德道爾吉、達力扎布、喬治忠、謝貴安、楊勇軍等人先後發表了不同見解，將《滿洲實錄》以及清實錄的研究推向了新的高度。

一、《滿洲實錄》成書問題

1.《滿洲實錄》與《太祖實錄圖》的關繫

《太祖實錄圖》早已不存，早對其進行記錄的是《舊滿洲檔》，據天聰九年（1635）八月八日記載：“tere inenggi sure kan，nenehe 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 be juwe howajan jang jiyan，jang ing kui de niru seme afabuha weile be nirume wajiha sain seme jang jiyan de emu juru niyalma,emu ihan,jang ing kui de emu juru niyalma angnaha.”《舊滿洲檔》第九冊，臺北影印本，4415頁。漢譯為：“是日，淑勒汗交付二畫工張儉、張應魁據先祖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畫的工作，很好地繪制完成了，賞張儉人一對、牛一頭，張應魁人一對。”《太宗文皇帝實錄》也有相似記載，天聰九年（1635）八月乙酉：“畫工張儉、張應魁恭繪《太祖實錄戰圖》成，賞儉人口一戶、牛一頭，應魁人口一戶。”《太宗文皇帝實錄》卷24，天聰九年八月乙酉。

目前學界的主流觀點認為，《太祖實錄圖》（或稱《太祖實錄戰圖》）乃《滿洲實錄》之原本。早得出此結論的是日本學者內籐虎次郎，1905年他發現了深藏盛京崇謨閣的《滿洲實錄》，後介紹於世，並根據《太宗文皇帝實錄》天聰九年八月乙酉條的記載及《滿洲實錄》末尾《敬題重繪太祖實錄戰圖八韻》詩注“實錄八冊，乃國家盛京時舊本”，通過二者的結合、對應，進而認為二張所繪《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今西春秋指出《國朝宮史續編》、《開國方略聯句詩》的注釋和《滿洲實錄》末尾注釋有大致相同的記述，支持了內籐的說法。

國內學者也大都贊同此觀點。徐中舒在20世紀30年代就曾說過“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82頁，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的話。20世紀80年代在整理清代實錄時說：“皇太極（清太宗）天聰九年曾為其父努爾哈赤（清太祖）編纂一部有圖有文記錄開國事跡和其他事跡的實錄，題名《滿洲實錄》。：《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秦國經等在介紹清太祖實錄纂修過程時說：年（1627），太宗命額爾德尼等修太祖實錄，歷時八載，至天聰九年（1635）八月畫工張儉、張應魁始將合繪的太祖實錄圖告成，名《滿州實錄》。”秦國經、胡啟松：《清代的實錄》，載《歷史檔案》，1989（4）。另外，白壽彝、郭康松、瞿林東、薛虹、喬治忠等也都在不同場合闡述了《太祖實錄圖》與《滿洲實錄》是同一部書的觀點。這一看法已成定論，似無疑義。

但是，2002年，對清實錄研究頗有心得的日本學者松村潤發表《清太祖實錄研究》一文，對《滿洲實錄》重繪自《太祖實錄圖》一說提出質疑。經他考證，《太祖實錄圖》隻是圖畫本，不可能是《滿洲實錄》的原本，《滿洲實錄》是據崇德初纂《太祖太後實錄》重繪的，沿襲了其滿文本八卷八冊的樣式，但並沒有照錄其內容，而是完全依據順治重修本的內容繪寫。參見［日］松村潤：《清太祖實錄研究》，載《蒙古學信息》，2002（1）。

其實，早在20世紀70年代末，臺灣學者陳捷先就通過滿文清實錄的研究，發現《滿洲實錄》的滿文部分與順治本《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滿文內容幾乎一致的事實，他從而推論，《滿洲實錄》的附圖部分來源於天聰末葉成書的《太祖實錄圖》無疑，但文字部分卻是取自順治本武皇帝實錄。參見陳捷先：《滿文清實錄研究》，160頁，臺北，大化書局，1978。

2012年，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博士生楊勇軍在松村潤、陳捷先等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指出《滿洲實錄》不是重繪自《太祖實錄圖》，而是乾隆朝官方偽造的後一本努爾哈齊實錄，成書晚至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他看來，《太祖實錄戰圖》隻是一本沒有文字的圖冊，《滿洲實錄》中清高宗題詩注文所言“實錄八冊”為《太祖實錄戰圖》八冊，而非後世學者以為的《滿洲實錄》八卷。他同意陳捷先提出的該書內容照抄《太祖武皇帝實錄》之觀點，但是圖畫部分則“是在‘重繪’77幅《太祖實錄戰圖》的基礎上還補繪了關於滿洲起源神話的6幅圖”楊勇軍：《〈滿洲實錄〉成書考》，載《清史研究》，2012（2）。。

不過，長期以來，學界雖然普遍認同《太祖實錄圖》就是《滿洲實錄》的原本，但是對其名稱，各人又有不同看法。

一種觀點認為，天聰九年（1635）完成的插圖本，初名《滿洲實錄》，曾說：“天聰年間繪圖本，原來隻題滿洲實錄，亦未稱太祖實錄。：《整理清代實錄記》，載《故宮博物院院刊》，1984（3）。郭康松認為，《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是乾隆時纔有的，因為該書附有插圖，所以乾隆帝題為此名。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寧師專學報》，1997（1）。

更多的學者則認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

白壽彝先生主編的《中國史學史》稱，《滿洲實錄》原名《太祖實錄戰跡圖》，乾隆四十六年（1781）第四部繪寫本成書時，纔改題現名。參見白壽彝主編：《中國史學史》第五卷，254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瞿林東在《中國史學史綱》中也采用此觀點。參見瞿林東：《中國史學史綱》，400頁，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薛虹亦表示《滿洲實錄》之名是乾隆朝重繪時所取，但是他提出該實錄原名既不是《滿洲實錄》，也不是所謂《太祖實錄戰圖》，而應稱為《太祖實錄圖》纔對。並且，《太祖實錄圖》也不是正式名稱，隻是對實錄圖文並茂的形像描述語而已，早期實錄藍本沒有正式名稱，“其實，從重繪《滿洲實錄》時稱之為‘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等等，也可見原並非正式定名為‘太祖實錄圖’，無非是太祖的實錄的圖的意思罷了！”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至於乾隆時期為何摒棄《太祖武皇帝實錄》，突然重繪《太祖實錄圖》，並改稱《滿洲實錄》，作者表示難以理解。他對此次重繪改名的原因給出了可能的解釋，將其同乾隆四十二年（1777）纂修《滿洲源流考》聯繫起來，認為此舉可能是為了突出滿洲稱謂。參見薛虹：《清太祖實錄的史料學研究》，載《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8（2）。

與薛虹一樣，喬治忠也指出“太祖實錄圖”不是一個正式名稱。《太宗文皇帝實錄》中的“太祖實錄圖”字樣，隻是後來對該圖的一種稱謂，天聰年間並無此稱。乾隆朝對《太祖武皇帝實錄》的稱謂有多種，如“開國實錄”、“太祖實錄戰圖”、“圖本”、“太祖戰圖實錄”等，直到重繪寫本時纔正式定名“滿洲實錄”。不過，在“滿洲實錄”正式定名的時間問題上，他與薛虹發生分歧。薛虹認為《滿洲實錄》定名於乾隆四十六年，而喬治忠則認為，正式定名《滿洲實錄》早也應是乾隆四十八年之後的事了。參見喬治忠：《清太祖一朝實錄的纂修與重修》，原載《南開學報》，1992（6），轉引自喬治忠：《中國官方史學與私家史學》，172~187頁。

筆者亦認為，從《舊滿洲檔》的記載來看，隻是太宗讓畫工根據“genggiyen kan i yabuha kooli bithe”（英明汗行事典例書）繪制圖冊而已，並沒有提到該書的名稱，可見當時還沒有命名。至於《太宗文皇帝實錄》中出現的《太祖實錄戰圖》之名，想必是後來所取。從上述多數學者的研究成果看，《太祖實錄圖》極有可能就是《滿洲實錄》初纂本。

2.《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繫

與《太祖實錄圖》密切相關的是另一部努爾哈齊實錄——《太祖武皇帝實錄》，二者之間關繫如何，也是學界討論的熱點，同時也存在較多分歧。

以徐中舒等為代表的學者，認為《太祖實錄圖》與《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兩部不同的書，二者之間沒有直接聯繫。徐中舒說：“漢文《太祖實錄圖》又稱《滿洲實錄》，成於天聰九年八月。《太祖武皇帝實錄》成年十一月。這兩部實錄，都成於瀋陽朝廷。”徐中舒：《再述內閣大庫檔案之由來及其整理》，見《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3本第4分，1933。將它們稱為兩部實錄。孫文良曾稱贊皇太極統治時期“編撰的《清太祖武皇帝實錄》和《滿洲實錄》，是清朝的建國史，也是成文的滿族勃興史”孫文良：《〈滿洲源流考〉辨析》，載《社會科學輯刊》，1987（3）。。可見，他也是將這兩部書當成不同的實錄對待。郭康松在《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一文中也判定《滿洲實錄》八卷成書於太宗天聰九年（1635），與《太祖實錄戰圖》是一回事，隨後又介紹《太祖武皇帝實錄》於太年（1636）初纂，並沒有說二者之間存在淵源關繫。參見郭康松：《淺議〈清實錄〉的編纂及價值》，載《咸寧師專學報》，1997（1）。齊木德道爾吉的《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繫》一文，細致梳理了太祖實錄的纂修過程，認年完成的本子初名《太祖太後實錄》，而不是《太祖武皇帝實錄》。到順治朝重修以後，纔定名《太祖武皇帝實錄》。此外，他還提及，與《太祖武皇帝實錄》同時問世的，還有漢文、滿文和蒙古文對譯的、帶有圖畫的《滿洲實錄》。但是沒有指出《滿洲實錄》的具體編纂過程和纂修時間，也沒有說明《滿洲實錄》與《太祖武皇帝實錄》的關繫。從作者的敘述中來看，似乎二者之間並不存在淵源、師承關繫，應是兩個獨立的版本體繫。參見齊木德道爾吉：《滿文蒙古文和漢文〈清太祖實錄〉之間的關繫》，載《內蒙古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3（1）。

而包括孟森在內的多數學者都認同《太祖實錄圖》成書於《太祖武皇帝實錄》之前，二者之間存在師承關繫，《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在《太祖實錄圖》的基礎上加工改編而成的。

孟森在《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中有言：“清太祖次纂修實錄，在天聰九年。先成太祖戰跡之圖，每圖帶說。既成，而又摘圖中之說，別為一本。兩皆名之曰武皇帝實錄。”之所以稱為實錄，是仿照“中土舊有之帝王體制”，但其實他們不知實錄為何物，故而文字、體例與歷代實錄不合，這就造成了早期的實錄與後來的實錄在文字、體例上的差異。參見孟森：《康熙重修太祖實錄跋》，見《明清史論著集刊》下冊，481頁，北京，中華書局，2006。從上述文字可知，孟森認為，《太祖實錄圖》成於天聰九年（1635），《太祖武皇帝實錄》是《太祖實錄圖》成書後，剔除插圖而改編的純文字版本，二者同源，且當時都稱之為《太祖武皇帝實錄》。或者可以說，《太祖實錄圖》是《太祖武皇帝實錄》的模本。孟森又講到，康熙時重修太祖實錄，謂之《太祖高皇帝實錄》，雍乾時期再加修改，為太祖實錄之定本。因為帶圖本為孤本，乾隆帝恐其遭意外之損，所以摹繪了新本。新本有些許改動，與初纂、再纂及定本皆不同。參見上書，482頁。可見，他認為《太祖實錄圖》、《太祖武皇帝實錄》以及康熙重修本《太祖高皇帝實錄》、乾隆定本《高皇帝實錄》、乾隆重繪本《滿洲實錄》是一脈相承的。

鄭天挺稱《太祖武皇帝實錄》成書於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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