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馬勇）

引言：地域文化決定中國歷史

南方卷：異端與革命

章 反抗大清：一場民族革命

一、 洪秀全與曾國藩：南方的崛興

二、 依靠會黨的反抗運動

三、 會黨革命，能創造美好的世界嗎？

第二章 反抗北洋：髒水與孩子一起倒掉

一、 把政權交給袁世凱對不對？

二、 重蹈秘密幫會的老路

三、 南方的聯治運動的興與敗

第三章 贏了軍事 輸了政治

一、 向北方伸出橄欖枝

二、 與商人決裂：意味著放棄南方

三、 南方革命的退潮

北方卷：斬不斷的龍脈

第四章 帝都面孔：凝固與陰沉

一、 北方草莽與官僚

二、 恢復帝制的死胡同

三、 北洋實業的臺前幕後

第五章 還政於清 輸得更慘

一、 參戰問題：北方亂像紛呈

二、 帝國的叫魂：年月日

三、 再造共和，還是膺品

第六章 民族主義與道德主義的標本

一、 吳佩孚：是華盛頓還是嶽武穆

二、 沒完沒了的戰亂

三、 內聖外王幻覺的破滅

西方卷：固守著黃土高原

第七章 土圍子裡的皇帝們

一、 與文明的時差

二、 閻錫山：山西土老財

三、 馮玉祥：大鬧天宮的農民

第八章 逆淘汰：西北的介入

一洪第二次引狼入室

二、 曹錕賄選：北洋潰敗的關鍵

三、 成則問鼎中原，敗則退回西北

第九章 南北相爭中的“漁翁”

一、 西北農夫如何謀取利益化

二、 南方、西北和東部鼎足而立

三、 東部擊退了西南

東方卷：在高原與海洋之間

第十章 夾縫中的奮鬥

一、 東部幫會的特點

二、 農民大聯合：西北與西南合作反蔣

三、 更廣泛的農民革命起來了

第十一章 儒家與基督

一、 在國際上試圖強硬起來

二、 白山黑水的淪喪

三、 輪到上海：東部財團的崩坍

第十二章 日落西方

一、 一個低效政府的艱難運作

二、 以空間換時間：東部的空間換沒了

三、 又回到了西北原點

結束語：歷史的餘音

從大歷史回望近代中國

馬勇

很久以來，總有朋友疑惑近代中國的政治選擇，以為幾乎所有關鍵時刻中國人都作了不太正確的選擇：洋務新政沒有結果選擇了維新，維新沒有結果選擇了憲政，憲政沒有結果選擇了共和，共和沒有結果重選了帝制……分析過往一百多年，中國人幾乎將世界上所有主義嘗試了一遍。

現實的中國，我們無意在這裡討論。歷史的中國，似乎並不如此簡單。每一次歷史選擇並不一定是歷史必然，但其內在的歷史邏輯一定還會或隱或顯呈現。

中國從農業文明認同並走向工業文明，用了很長時間，19世紀60年代開啟的中國現代化運動，不管怎樣評估，那都是現代中國的真正起點：一個與傳統不一樣的中國由此開始，“四民社會”漸漸解體，一個全新的社會結構，一個全新的生存方式，均由此發生。

洋務新政自以為聰明地將“體用”分為兩橛，以為如此就可以更加充分利用“後發優勢”，模仿西方現代化。洋務新政確實將“後發優勢”發揮到了極致，中國在三十年左右，在工業化、現代化方面取得了令人欣羨的成績。

但是，“後發優勢”又是“後發劣勢”。後發國家在利用後發模仿先發的時候，如果不注意制度改革，不注意制度跟進，那麼所有的模仿不是導致後發國家的制度創造，而是為落後的制度背書，證明制度不改革可能更容易促動工業化、現代化的模仿。於是，中國在洋務新政幾十年的進步，在遇到同樣的後發國家日本時，卻不堪一擊，立即打回了原形。

甲午戰敗是近代中國歷史的新起點，從那之後至1928年北洋政府結束，應是中國歷難得的時期，其思想的自由，制度的模仿創造，現代文明的興起與發展，都是中國1860年走向現代之後健康的一段時期，仿佛百家爭鳴在現代中國的重現。

但是，正如一切民主體制缺乏效率一樣，1895年之後的維新、新政、憲政，直至共和，確實在效率上無法讓人滿意，特別是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中國竟然在關涉自身利益的參戰問題上長期爭執，久議不決，生生錯過了參戰的時機，極大損害了中國的國家利益。

而且，次世界大戰還暴露了資本主義的固有弊病，科學技術的發展既造福於人類，也是殘殺同類的利器。一直引領中國學習西方的梁啟超到西方看了一圈，深度懷疑資本主義對中國未來的意義。中國在學習西方六十年之後，又處在一個十字路口。

假如不發生山東問題，或者說中國的山東權益能夠在巴黎和會收回，中國人對於公理戰勝強權應該不會失去信心。無奈，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年不僅效率低下，而且見識太短，在對外交涉上留下了許多硬傷。巴黎和會沒有讓中國人如願，中國人也就對公理漸漸失去信任。

恰當此時，列寧領導的社會主義蘇聯向中國拋出橄欖枝，而且蘇聯新體制在列寧“新經濟政策”主導下，確實具有與資本主義不一樣的魔力，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活力在新經濟體制下獲得了充分發展。列寧的新經濟政策糅合了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優點，這是當年一度讓中國人神往的原因之一。

列寧、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初期深刻影響了中國政治發展，相當一部分中國人並不一定認同蘇維埃體制，但對列寧拋給中國的橄欖枝，對列寧構建的政黨、政體的紀律、效率印像深刻。而那時的蘇聯，延續馬克思之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傳統，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向全球推廣普世價值一樣，狂熱地推廣共產主義。中國處在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就在這個時候進入中國，並從一種理論上的研討進入實際的政治運動。

共產主義進入中國和亞洲以後，特別是共產主義作為一種實踐中的政治運動進入之後，“反赤化運動”在中國在亞洲一度崛起。但是，稍後資本主義世界又不幸發生全球性資本主義危機。社會主義蘇聯由於實行政府管控的經濟制度，一枝獨秀，這也是中國急劇“北向”的一個因素。1931年11月7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江西瑞金成立，這標志著中國轉向蘇聯已由一種可能變為現實。

由此反觀近代中國在十字路口的選擇，應該看到這都是中國人面對現實所作出的功利的思考。李澤厚對中國文明有一個“實用理性”的評估。如果用這個觀點回望明代中期以來，中國面對西方所作出的每一個重要選擇，我們都能感到中國人常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繫統討論近代中國政治選擇當然不是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事情，這一點感想隻是在拜讀了葉曙明先生的新著《山河國運》之後的一點感想，寫出來以供葉先生及各位同好批評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