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前言

1844年10月末，一艘來自法國的兵船“阿吉默特”號徐徐駛入珠江。挾著西方對清王朝剛剛取得的軍事勝利，一個法國談判代表團以脅迫的姿態前來與中國官員簽訂兩國貿易協定（即《黃埔條約》）。這個代表團裡，有一名叫於勒·埃及爾的海關官員，他隨身帶來了當時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若干部銀版照相機之一，用它拍下了《黃埔條約》正式簽字時的情景，還有中方首席代表——兩廣總督耆英——的肖像等。隨後，他甚至還拍攝了當時廣州首富潘仕成的私家園林……


埃及爾按動史上次面向中國的快門之際，兩年前歇息的鴉片戰爭硝煙尚未完全散盡，而此時人類正式發明攝影技術，也隻有五年光景。中國近代史的開端與西洋照相術的東傳，在這裡不經意地形成交疊。這麼一個特殊歷史細節的存在，其價值卻絕非趣聞逸事一則，它的重要性其實在於揭示：恰好從近代肇始，中國的史學資源有了革命性的擴張；後世審視史實的依據，自此可以不再一味端賴文字的記敘。圖像作為更直觀、更感性、更具實證色彩的文本，完全可能而且應該充分加入到此後的歷史印證和詮釋中來。


當然，從近代史開始直至19世紀結束，中國歷史圖像“生成”的歷程遠非理想。囿於極度貧困、戰爭、動亂以及近乎嚴酷的社會生活管制等，相機在相當長一段時間裡被中國人視作昂貴的生產工具或者奢侈品，主要應用於照相館營生，抑或也作為富人家的玩意，在這種形態下制造出來的照片便多是私己的而非大眾的、社會的，這跟同時期西方人對攝影應用形成了顯著差別。以致在一般情形下，現成的蘊含有歷史信息的中國早期圖像，的確難以串成一段較為連貫、流暢的歷史陳述。不過，我們也有理由相信，這隻是部分而非全部的事實。近年來每每驚喜曝光的早期“中國照片”到底給了我們不小鼓舞——在世界各地，在民間，在海外大學和教會機構中，確有數量可觀的未及整理乃至從未曝光的近現代中國圖像存在，假以時日，伴隨著持續、廣泛以及細致的發掘，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終將有機會以較豐滿的圖像文獻形式呈現於世。


可以說，《家國春秋》圖冊是上述呈現形式的一個初步嘗試。編者采用純圖像、廣涵蓋（廟堂與市井並重，政情和民生交織，家的生活與國的境況兼顧）、自由拼接的思路，廣泛采集、深入整理、精心萃取各種歷史舊照，以期濃縮出150年來的中國社會歷史生態，形成一幅純粹意義上的歷史畫卷，由此建立一種非傳統的視覺文獻模型。從傳播的角度看，這是一種將歷史全然直觀化、空前通俗化的嘗試；從學術的角度看，它則有重新定義、凸顯史學構件的用意。迄今為止，類似的出版物尚不可見。換一個角度說，限於篇幅、資源、經驗等因素，這樣一個文本，其希望提供予讀者的，並不一定是對近現代中國歷史的另類解讀模式，而是更側重於實驗、宣示一種可行的別樣解讀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