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五卷，修訂版）

內容簡介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是迄今為止部權威、全面、繫統地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研究的學術性著作。全書以中國的現代化為經，以歷史時期為緯，列有中國當代政治、經濟、思想文化、國際關繫、軍隊建設等方面的研究專題近130個，對新中國成立以來各時期的重大事件、人物均有涉及。此次修訂跟蹤學界的*研究動向，除對原專題修改補充或重寫，更增國內著名專家學者楊奎松、瀋寶祥、劉小萌等撰寫的新專題。充實了經濟史、社會史和文化史等方面的內容。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Ⅰ 開國創業
新中國建國方略的形成和確立
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形成和實施
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
建國初期的經濟格局和國民經濟的恢復
建國後的新區土地改革運動
建國初期城市工商業調整
新中國財經工作的統一
抗美援朝戰爭
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
“三反”、“五反”運動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國家工業化戰略和過渡時期總路線
個五年計劃和國家工業化建設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Ⅰ 開國創業
新中國建國方略的形成和確立
新中國外交方針的形成和實施
中蘇友好互助同盟條約談判中的利益衝突及其解決
建國初期的經濟格局和國民經濟的恢復
建國後的新區土地改革運動
建國初期城市工商業調整
新中國財經工作的統一
抗美援朝戰爭
抗美援朝運動中的社會動員
“三反”、“五反”運動
建國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
國家工業化戰略和過渡時期總路線
個五年計劃和國家工業化建設
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
農業合作化運動高潮與批判鄧子恢事件
計劃經濟體制的形成和確立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制定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確立
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提出及其初步實踐
從援越抗法到爭取印度支那和平的政策演變
中蘇關繫的演變(1954—1960)
軍隊現代化正規化建設的初步展開
建國初期的思想文化批判和意識形態體制的建立
新中國教育體制的形成
胡風事件與1955年的肅反運動
建國初期的社會變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Ⅱ 曲折探索
中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初步探索
蘇共二十大、非斯大林化及其對中蘇關繫的影響
50年代黨內關於建設速度的一場分歧和爭論
知識分子會議和“雙百”方針的提出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提出和整風運動的緣起
從整風向反右的轉軌
反右派運動的開展及其後果
“大躍進”的發動和高潮
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
1958年中共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始末
廬山會議和繼續“躍進”
50年代臺海危機和統一祖國的努力
平定西藏叛亂
新中國解決邊界問題的努力和中印邊界戰爭
60年代中國對外戰略方針的演變
1961—1963年中美大使級會談
60年代前期的國民經濟調整
“七千人大會”的前前後後
“階級鬥爭為綱”理論的形成和發展
60年代城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60年代前期意識形態領域的大批判
“三五”計劃的編制和變異
三線建設的決策和實施
“農業學大寨”運動
曲折發展中的軍隊建設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Ⅲ 十年風雨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Ⅳ 改革風雲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Ⅴ 世紀新篇

在線試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Ⅰ 開國創業
新中國建國方略的形成和確立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歷經次大革命的洗禮，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熔煉，通過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中，建立起一種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人民政權。這種嶄新的政權模式，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幾省交界處的小塊紅色區域內。它們與全國其他地方的國民黨反動政權相對立而存在，在曲折鬥爭中走向不斷發展，逐步摸索和積累了一套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民主政權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前夕，中國共產黨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取代原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將以往在狹小範圍內的建國實踐擴展到空前的規模，為黨的建國理論趨於成熟創造了必要條件。在全民族的艱苦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在廣大區域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名副其實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
1940年1月，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繫統地提出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總路線和總綱領。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口號，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了新民主主義國家應該實行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和政策。總的來說，抗日根據地業已建立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實際上為民主共和國奠定了地方基礎，具有新中國雛形的政治意義和全國的普遍意義。當時設想，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將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待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在局部地區建立政權，逐漸在區域和規模上向外擴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權，在全國範圍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治國理論及其實踐的一大特色。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建國盡了的努力，卻遭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極力阻撓和破壞，國共兩黨以“建什麼國”為焦點進行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通過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一繫列復雜的鬥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迅速走上直接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至此，制定建立新中國的各項大政方針的任務，已迫在眉睫。經過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1949年1月政治局會議的充分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制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並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這一繫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規劃了清晰的藍圖。
國體和政體的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專題史稿Ⅰ 開國創業
新中國建國方略的形成和確立
中國共產黨自1921年成立，歷經次大革命的洗禮，土地革命戰爭和抗日戰爭的熔煉，通過獨立領導武裝鬥爭，創建農村革命根據地，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政治結構中，建立起一種實行新民主主義制度的人民政權。這種嶄新的政權模式，初分散在中南、中西部幾省交界處的小塊紅色區域內。它們與全國其他地方的國民黨反動政權相對立而存在，在曲折鬥爭中走向不斷發展，逐步摸索和積累了一套以工農大眾為主體的民主政權建設的經驗。特別是在抗日戰爭前夕，中國共產黨以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的主張，取代原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口號，將以往在狹小範圍內的建國實踐擴展到空前的規模，為黨的建國理論趨於成熟創造了必要條件。在全民族的艱苦抗戰中，共產黨領導的在廣大區域創建的抗日根據地，名副其實成為民主中國的模型。
1940年1月，在他的重要著作《新民主主義論》中，繫統地提出在中國建立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富強的新民主主義國家的總路線和總綱領。至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中國共產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廢止國民黨的一黨專政，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的口號，在《論聯合政府》的報告中進一步闡明了新民主主義國家應該實行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的綱領和政策。總的來說，抗日根據地業已建立的共產黨人和各抗日黨派及無黨派代表人物合作的政府，實際上為民主共和國奠定了地方基礎，具有新中國雛形的政治意義和全國的普遍意義。當時設想，中國民主共和國的具體的建設道路，將由地方到中央到全國，待各根據地的模型推廣到全國，那時全國就成了新民主主義的共和國。這種在局部地區建立政權，逐漸在區域和規模上向外擴展，直至取得中央政權，在全國範圍建立新民主主義制度的模式，是中國共產黨的建國治國理論及其實踐的一大特色。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國共產黨為爭取和平民主建國盡了的努力，卻遭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反動統治集團的極力阻撓和破壞，國共兩黨以“建什麼國”為焦點進行了兩個中國之命運的決戰。通過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一繫列復雜的鬥爭，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迅速走上直接奪取全國政權的道路。至此，制定建立新中國的各項大政方針的任務，已迫在眉睫。經過1948年9月政治局會議、1949年1月政治局會議的充分醞釀和準備，中國共產黨召開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制定了促進革命迅速取得全國勝利和組織這個勝利的各項方針，並規定了黨在全國勝利以後，在政治、經濟、外交等方面應當采取的基本政策。這一繫列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建立和建設新中國規劃了清晰的藍圖。
國體和政體的確定
國體，即各階級在國家中的地位，是建立新國家必須首先回答的基本問題。關於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體，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曾初步提出，“國體——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後在《論聯合政府》報告中，又進一步提出“建立一個以全國大多數人民為基礎而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的統一戰線的民主聯盟的國家制度”。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總任務雖然沒有改變，但國民黨再度破裂統一戰線，國內階級關繫發生重大變化，將要建立的新國家的國體，必然與原先設想的國共合作的聯合政府有著重要區別。但是，如果重新采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工農民主專政”的提法，又存在明顯的缺陷，不能反映黨對民族資產階級的基本政策。隨著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力量在解放戰爭中迅速壯大，無產階級由政治上、軍事上不占優勢到占有極大的優勢，一向在“民主共和國”口號下進行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根據形勢的根本性變化，中共中央、對國體問題作了新的思考。
確定國體問題的關鍵，在於提綱挈領地概括各階級在未來新國家中的地位。自1947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口號》中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建立新中國”的行動綱領之後，多次強調在新中國政權中應有民族資產階級的政治代表參加。1948年1月18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的《關於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中，專門論述了政權問題，指出：新民主主義的政權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權。所謂人民大眾，是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而以工人、農民和其他勞動人民為主體。這個人民大眾組成自己的國家並建立代表國家的政府，工人階級經過自己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實現對於人民大眾的國家及其政府的領導。這個人民共和國及其政府所要反對的敵人，是外國帝國主義、本國國民黨反動派及其所代表的官僚資產階級和地主階級。①這段論述，比較清楚地闡明了新中國國家政權的性質及各階級在未來新國家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年4月1日，《在晉綏干部會議上的講話》中論述革命統一戰線十分廣大的時候，進一步說明了人民大眾的範圍“包括了工人、農民、獨立勞動者、自由職業者、知識分子、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從地主階級分裂出來的一部分開明紳士，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民大眾”②。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並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明確將國民黨反動派排除在民主聯合政府之外。6月1日，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重印《左派幼稚病》第二章前言的通知，其中有這樣一句話，“列寧在這本書中所說的，是關於無產階級專政。今天在我們中國，則不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而是建立人民民主專政”，並說明二者在內容上的歷史區別：“人民民主專政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這種革命的社會性質，不是推翻一般資本主義，乃是建立新民主主義的社會，建立各革命階級聯合專政的國家；而無產階級專政則是推翻資本主義，建設社會主義。”這是中共中央在黨內文件中早使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
1948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中解釋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這樣：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但不是僅僅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的人民民主專政。”這裡在確定的意義上采用了“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他進一步分析說：“這個問題的提法，在我們黨內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大革命時期我們提的是‘聯合戰線’，當時右的理論是政權歸國民黨，我們以後再來革命。後來我們搞土地革命了，六大規定的是工農民主專政，沒有估計到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在帝國主義壓迫下還可以跟無產階級合作。合作是後來發生的，因為有了日本的侵略，現在又有美國的侵略，我們又回到在革命中的正確時期。現在不是國共合作，但原則上還是‘國共合作’。現在不是同蔣介石合作，是同馮玉祥、李濟深合作，同民主同盟、平津學生合作，同蔣介石那裡分裂出來的資產階級分子合作。……我們是人民民主專政，各級政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種政權機關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軍隊叫人民解放軍，以示和蔣介石政權不同。我們有廣大的統一戰線，我們政權的任務是打倒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要打倒它們，就要打倒它們的國家，建立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關於人民民主專政的含義及民主與專政的關繫，在1949年1月政治局會議上作了深入淺出的解釋。他說：“人民民主專政也是獨裁，人民民主獨裁，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人民內部是民主，對敵人是獨裁。”“對這個問題宣傳得不夠，甚至黨內也有人弄不清，一聽獨裁就臉紅，其實獨裁是對敵人，對一切反革命分子階層、集團、黨派。這是基本問題，必須講清。講清就有主動權，否則就沒有主動權，沒有道理好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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