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是否会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

    1904年4月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一文，认为中国的革命与泰西的革命相比较，有以下七个不同的特点，“一、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二、有野心革命而无自卫革命”；“三、有上等、下等社会革命而无中等社会革命”；“四、革命之地段广阔，祸及全国”；“五、革命之时日悠长，影响生计”；“六、革命者与革命者复有交涉”；“七、革命军或旧政府借外力影响国运”。

    其后，梁启超又具体论述了中国实行革命的各种危害。诸如，“中国无革命则已，苟其有之，则必百数十之革命军同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靡有孑遗，然后仅获底定”；“泰西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不过一方面，而食其利者全国，中国革命，则被革命之祸者全国，而食其利者并不得一方面”；“中国革命，蒙革命之害者动百数十岁，而食其利者不得一二年，故一度革命，而所积累以得之文明与之俱亡”；中国如发生革命，必有“数百十之革命军并起，同道互戕，于旧政府之外，而为敌者各数十百焉”；“中国每当国内革命时代，即外族势力侵入之时代”。梁启超在历述了中国不同于泰西革命的七个不同特点后总结道，“此吾所以于衣被全欧，震撼中国之革命主义，而言之犹有余栗也。”

    后，梁启超大呼，如果有人为了实行革命而号召人们摒弃、破坏旧道德，那么，虽“刀加吾颈，枪指吾胸，吾敢曰，倡此论者，实亡中国之罪人也，实黄帝子孙之公敌也”。

    其实，梁启超有关革命必将引起国内局势动乱的说法，除其本人对中外历史作了一些研究后有所感悟外，另一个原因即是他对德国资产阶级政治学家波伦哈克有关“因于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于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政治理论的服膺。至于波伦哈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这一理论是否普遍适用于其他各国，特别是是否适用于中国，梁启超未作深入研究。因此，梁启超的这一理论观点，实在难以服人，特别是难以为革命派所信服。

    另一保皇立宪派人物徐佛苏也说：“倘民志不开，而民气又盛，则人人有破坏心，无建设力，叫嚣一哄，家国成墟而已”，“殊不知国内会匪，蔓延全境，一夫发难，四面楚歌，有防无可防，制无可制之势”。

    康有为在《法国革命史论》中也说：“夫当革命党之举事，而语之曰：救国而国将亡，救民而民殆屠尽，凡倡革命者身必死”。为什么呢？这是被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证明了的。在法国大革命中，出现了“恐怖狂戮，贤哲同焚，流血百二十九万, 祸垂八十余年之弥天大恶”，当时的法国，并不是民主共和的美好世界，而是“妄行杀戮，惨无天日”的“恐怖之世”。

    总而言之，保皇立宪派认为，革命党人宣传的“民权之害，遂如洪水决堤，浩浩荡荡，怀山襄陵，大浸嵇山，无所不溺；亦如猛兽出柙，无所不噬”。

    革命派对保皇立宪派所谓革命是流血，是破坏，革命将导致外国瓜分亡国的谬论，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力反驳。他们指出，“革命者，救人世之圣药也。终古无革命，则终古成长夜矣”，“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和平，腐败而已！苦痛而已！”

    革命派还以戊戌变法的惨痛经验教训为例指出，进行革命固然要流血，但进行改良同样也要流血，戊戌六君子就曾经为改良而流血牺牲。与其流血力争改良而无结果，不如流血革命而求共和。汉种之中一汉种所作《驳革命驳议》一文指出，保皇立宪派所宣传“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事实诚是如此，难道“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流血固然是残酷的，但为了正义的革命，流血又是必须而又必要的。故此，革命派大声疾呼，“流血者，自由之母也；立宪者，革命之产儿也 。”

    其实，至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所说的法国大革命，“其所摧残者”，乃“专制之淫威也”；“所发生者”，乃“民权之基础也”，正是由于发生了法国大革命，“尊人权，贯自由，事关平等之精神”，才得到了倡导的发扬，才对“政治社会经济社会生一大变革”，终大大促进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