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在中國現代史的主流敘事中，1943這個年份通常被一筆帶過。獲得極大關注的往往是那些爆發決定性歷史事件的年份，例如辛亥革命與帝制崩潰的1911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1927年，抗日戰爭全面爆發的1937年，中國共產黨革命勝利的1949年，以及去世後改革開放展開前的1976-1978年。在本書構思之初，我的同事們的反應是，“為什麼寫1943？”很少有人能說出1943年有何重要的事情發生。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這個被遺忘的年份上，我們將會發現什麼？通過分析1943年一繫列的事件、趨勢和矛盾，我們能否更好地理解中國政治和社會的深層次變化？國共兩黨的政權更迭，是否在早先歲月的政治和社會中就已露端倪？這些都是《1943：中國在十字路口》一書所要探討的問題。
本書的一個前提是：中國在抗日戰爭期間經歷了一些特別重要的轉變。其中重要的是，戰爭削弱了中國人民對蔣介石所領導的國民政府的支持，增強了中國共產黨的實力和規模。1937年抗戰之初，蔣介石是中國當仁不讓的領導人。全國上下團結在他堅決抗日的旗幟下。國際上，蔣是當年美國《時代》周刊的年度人物；蘇聯也迅速地給予他包括槍炮、坦克和飛機在內的大批軍援。與之相對，中共則是一群衣衫襤褸卻精力充沛的長征幸存者，面對著陝北貧瘠的荒山，偏居在延安的窯洞裡。但抗戰結束時，中共卻擁兵百萬並且在敵後開闢了很多堅實的根據地，而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則日益被視為一個腐敗無能的自利型專制政體。其政權合法性不但受到來自中共的挑戰，還遭到汪偽政府親日派、知識分子，以及越來越多的外國記者和外交官的質疑。
抗戰期間，一些根本性的變化使得歷史的潮流遠離了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靠近了領導下的中國共產黨。在抗戰的某個時刻，中國政局到達了歷史進程的一個“轉折點”。目前大多數敘述都把這一焦點集中在1944年：蔣的部隊在日軍“一號作戰”攻勢面前節節敗退；史迪威將軍的撤換引發了美國對蔣介石政權的失望；知識分子在重組的民盟下開始活動；中共開始籌備確立領導地位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多年以來，戰時中國的歷史敘述深受三位美國記者作品的影響：白修德（Theodore White）、格萊姆·裴克（Graham Peck）和埃德加·斯諾（Edgar Snow）。其中當屬白修德和賈安娜（Annalee Jacoby）合著的《中國的驚雷》影響。該書把中國抗戰塑造為“蔣介石的悲劇故事”，蔣本人作為一個清廉自律的獨裁者領導著一個充滿“封建意識”、派繫紛爭和日益腐化的政權。美國外交官謝偉思（John S. Service）和戴維斯（John P. Davies）也有類似的對國民政府的大量批評。這些材料極大地影響了學術界對於戰時中國的認識，這種影響在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曾以戰時情報協調局官員的身份駐華）和易勞逸（Lloyd Eastman）的力作中都有體現。這種觀點在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那本獲得普利策獎的《史迪威和美國在華經驗》一書中得到了發揚光大。該書寫於20世紀70年代初越戰的高峰時期，它明顯地反思了美國20世紀對亞洲的外交政策；十分有力地描述了一位勇猛而直言的美國將軍是如何徒勞地試圖拯救一個腐化而保守的亞洲政權，而後者正面臨著外敵入侵和內部共產黨的挑戰。
近年來，上述的觀點——自負而獨裁的蔣介石領導著腐敗無能的國民黨——正受到來自各方面的挑戰。陶涵（Jay Taylor）近期出版的蔣介石傳記廣泛使用了蔣的日記，該書以極度同情的筆調把委員長塑造為一個“現代化的新儒家”和“擁有戰略視野的國家領袖”。重要的是，陶涵對史迪威頗多批評，在書中除了恰當地批評史迪威“粗魯無禮”，還認為重開滇緬公路的戰役不過是史迪威一廂情願地為自己1942年的失敗復仇。在中文方面，齊錫生的作品以詳盡的細節描述了戰時的中美同盟關繫，對蔣給予了相當的同情，同時批評了史迪威在目前的作用以及馬歇爾的總體戰略。其中，在國外影響的是一批英國學者的研究著作，他們開始挑戰“史迪威-白修德範式……（所描述的國民政府）軍事無能、政治腐敗、執著於打擊中共、獨裁主義，以及盲目拒絕抗日”，並且將關注點帶回1944年。劍橋大學的方德萬（Hans van de Ven）重點研究了民國的軍事史。方氏的《戰爭和民族主義在中國，1925-1945》以“重訪史迪威”為頭一章標題，拋出了一個有力的論點：“美國的進攻性意識形態”和記者與軍事領導人的輕視中華文明的“東方主義話語（Orientalist discourse）”，導致他們過分低估了蔣所執行的抗日戰略。在方氏看來，獨裁和腐敗並不是研究國民黨政治的有效概念。該書認為截至1944年，蔣介石在抗日方面做得相當不錯，直到史迪威把所有的資源用於緬甸戰役，使得中國中部防線在“一號作戰”面前門戶大開。牛津大學的拉納·米特（Rana Mitter）也同樣批評了“史迪威的錯誤戰略”。他認為在盟軍的全球戰略中，中國戰場“處在二等，甚至是三等的地位”。米特總結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在中國戰場）的作為和不作為，都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蔣介石政權的缺陷和衰退。”
陶涵、齊錫生、方德萬和米特的研究的確摧毀了史迪威神話：後者絕非是一心為了中國而進行的一場英雄主義式的奮戰。但是難道史迪威和緬甸戰役是導致蔣介石政權衰落的主要因素嗎？在我們看來，史迪威的錯誤似乎並不能證明蔣的長處。那種把對於國民黨的批評看作是美國記者、政客和軍人“東方主義”偏見的產物並加以摒棄的觀點，也同樣值得商榷。這樣的偏見當然存在，在史迪威日記中也顯露無遺。但是類似的對國民黨的批評——國民黨在抗戰中的腐化、士氣低落、逃避責任和官僚主義——在當時的中文資料中同樣可見，甚至不乏出現在蔣的演講和文稿中。
重要的是，本書的前提在於：1944年的危機有著更深層次的根源，為了理解它，就要將眼光投向之前的一年。這並不意味著國民黨的垮臺和中共的勝利在1943年就已經成為定局。如果後來事態發展有變，歷史完全可能再次倒向另一方。本書各章的意圖在於提出一些新的歷史轉折點，而不是把歷史的必然性重新放置在歷史進程的某一特殊點。通過深入研究那些影響了國家歷史敘事的事件，我們發現，很多歷史人物如果做出了不同的決定，那麼歷史的進程很有可能改變。本書同樣表明，一旦把關注點集中在特定的一年，我們就能發現該年發生的很多事件，都對後來的歷史發展起了作用。1943年，不平等條約被廢除，蔣介石發表了《中國之命運》並且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開羅會議上會晤，蔣夫人宋美齡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歷史性的演說，新疆脫離了蘇聯長達十年的控制回歸中央，河南遭遇了災難性的饑荒，中共正在經歷延安整風中後也是極“左”的“搶救運動”。通過研究上述和其他事件，從不同的角度來觀察這一年，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對一些特定時刻進行史實重建，在我們看來，這是超越以中美關繫為核心的狹隘的抗戰研究的好辦法，由此得以理解那些決定中國命運的廣泛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外交發展事務。
本書開篇的引言部分，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概述了1943年中國國內和國際的歷史背景，以蔣介石日記和他的活動為中心分析了蔣的對日戰略和與中共的衝突。文章著力關注了蔣介石政權的性質以及他本人在1943年做出的重要決策，即推翻了先前撤換史迪威的打算，並且放棄了對延安發起進攻的計劃。接下來的幾章討論了1943年國民黨政府取得的主要成就，我們可以體會到1943年頭幾個月裡中國國內彌漫的樂觀氛圍。黃倩茹（Grace Huang）分析了蔣夫人的美國之行，注意到美國媒體的熱烈反響和蔣夫人對美國民眾的獨特魅力。蔣夫人的美麗、堅強和談吐不凡使她引人注目，成為了中國人民在世界上的代表，雖然她的那種上流社會的生活習慣曾在私下引起了一些美國人的反感。金家德（Judd C. Kinzley）和賈建飛研究了中國收回新疆主權的行動。新疆在過去的十年間幾乎成為蘇聯的殖民地，國民政府重新控制了這個資源大省，並制訂了一繫列雄心勃勃的發展規劃。蔣把新疆回歸中央稱為民國建立以來的“成就”。
1942年雙十“國慶”，英美兩國宣布準備廢除與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新條約在1943年1月交換完成。而就在同一月，日本也與南京汪偽政府簽訂條約，聲明放棄在華特權（盡管持續占領）。不平等條約的廢除在中國受到熱烈歡迎，本書兩個章節都與簽訂新約有關。吳爾哲(Thomas R. Worger)研究了新條約的核心特征：治外法權（規定外國公民免於中國法律的訴訟，其違法行為隻得在各國領事法庭受審）的廢除。正如吳爾哲指出的，西方列強過去一再宣稱，在中國還沒有建立起不受政治干涉和腐敗侵蝕的法院之前，外國公民免於中國司法繫統的審判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終治外法權的廢除並非在於西方國家對中國的司法繫統恢復了信心，而是出於盟軍的政治決定，意在提升戰時中國的士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廢除治外法權的同時，國民黨卻在推行司法黨化。Dawn Maleenont討論了新約中令中國人為失望的部分：英國拒絕歸還香港，甚至不願放棄對新界的控制。在鴉片戰爭後的個不平等條約即《南京條約》中，香港島割讓給英國。貫穿整個20世紀，香港的回歸一直是中國民族主義者的主要目標。Maleenont分析了一繫列在新約談判中影響中方談判的國內因素和戰略考量。
羅丹（Daniel D. Knorr）的文章分析了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蔣在書中歷數了不平等條約給中國帶來的種種問題，並且稱贊了中國在國民黨統治下擁有了完整主權。蔣撰寫此書費時頗多，並且極為自得。但是《中國之命運》終卻招致來自中共、知識分子和盟國的多方批評。盡管以上各方之間的衝突構成了彼時中國政治的深層結構，然而中共和知識分子對《中國之命運》的批評卻存在著引人注目的相同點。接下來，吳一迪的文章討論了1943年的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康生在陝甘寧邊區領導的“搶救運動”。這場運動標榜其目的是挽救那些被國民黨派來刺探中共的特務。作者討論了國民黨試圖向陝北進行滲透的努力，以及蔣介石準備對中共發起的軍事攻勢。吳的結論是，中共對國民黨的軍事威脅保持警惕不無道理，但卻誇大了內戰的緊迫性。其結果導致了搜捕特務的行動演變成一場政治迫害，造成了很多人屈打成招。
到了1943年的秋天，蔣介石放棄了武力解決中共問題的做法，轉而采取包括向憲政過渡在內的政治途徑。陳驍研究了1943-1944年由國民黨發起的憲政運動，以及知識分子是如何利用這一運動來宣傳他們政治自由和經濟民主的主張。終，知識分子對國民黨政權失去了信心，轉而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聯合政府”的主張。
在接下來的兩章中，我們的關注點從精英政治轉向戰時中國的日常生活。李皓天（Matthew T. Combs）對重慶通貨膨脹的研究論證了急劇的通脹是如何影響飲食、住房和健康水平等民生問題；以及適得其反的限價措施讓民眾對政府的執政能力產生懷疑。與中產階級的慘狀相比，通貨膨脹對部分工人和農民的影響相對較小，大企業工人的工資與通脹水平掛鉤，而農民可以依賴自己出產的食物。但是在1943年饑荒嚴重的河南，當地農民卻遭了災。艾志端（Kathryn Edgerton-Tarpley）的文章生動地敘述了河南農民的悲慘處境。“大公報”記者對河南大饑荒的尖銳報道導致報社一度停刊，外國媒體對饑荒的報道則令國民政府顏面掃地；而國民黨一心保障軍糧配給的做法加重了饑荒。艾志端的一個重要發現是：中共在河南北部的敵後政權似乎采取了較為有效的措施來緩解饑荒，相比之下，國民黨遲緩低效的救災行動嚴重削弱了其政權合法性。等到1944年“一號作戰”在河南打響的時候，一些河南農民甚至轉而敵視國軍。
梅雪盈（Amy O’Keefe)關於基督教自立教會牧師王明道的文章把我們帶回到淪陷區。大多數關於抗戰中國的敘事都集中在國民黨或中共抵抗日本的侵略上。但是截至戰爭結束，中國幾乎半數的人口都生活在日本占領區，而把這些人統統稱為傀儡或漢奸顯然是過於簡單化了。與此同時，隨著戰爭接近尾聲，即便是生活在淪陷區的人們也能通過遭到嚴格審查的輿論得知，日本和德國在同盟國的攻勢面前節節敗退。盡管日本的戰敗隻是時間問題，淪陷區有些人的考量卻並非都是政治性的。我們從王明道堅持獨立於日本支持的“華北中華基督教團”中就可見一斑。王明道這樣做的原因在於他信仰原教旨主義，反對他的教會與任何其他團體發生聯繫。通過關注王明道這樣一個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牧師，我們得出結論，政治生活和愛國主義並非對那時的所有中國人都很重要。謝楚寧的文章討論了廣州灣是如何從一個東南沿海的法國租界地，轉變為一個戰時的避難所和連接國統區與淪陷區的走私通道。在這裡我們能夠理解戰爭對於遠離政治中心的民眾意味著什麼。在廣州灣，走私行為遠遠蓋過了愛國主義抵抗；地方精英和盜匪有著自己的生存策略；當地國民黨官員似乎生活在一個充斥著相互猜忌、派繫紛爭和腐敗橫行的世界裡。或許在這種微觀的地方研究裡我們得以看到戰時中國的另一面真相。
在後一章，林孝庭（Hsiao-ting Lin）關於蔣介石與開羅會議的文章把我們帶回對高層政治的關注以及1943年的後幾個月。開羅會議從多個角度體現了1943年中國的不同面向。從一方面來說，它意味著中國成功躋身於大國政治的精英俱樂部。與美國總統羅斯福和英國首相丘吉爾平起平坐，蔣達到了他的時刻，而這樣的禮遇在數年之前是完全無法想像的。在開羅會議上同盟國決定，中國在戰後可以收回東北和臺灣的主權。然而蔣和他的親信在這一重要關頭卻表現不佳：蔣孤陋寡聞、優柔寡斷並且不願意采取與盟軍統一的軍事戰略來抗擊日本。開羅會議之後，英國人轉而期待與斯大林聯手，而羅斯福則開始質疑蔣的執政能力。
本書源於周錫瑞決定退休前將他在加州大學聖迭戈校區所主持的後一個研究生研討班聚焦在1943年的中國。加州大學聖迭戈校區和爾灣校區的碩士和博士生不僅參與了課程，還去了加州大學洛杉磯校區和伯克利校區、斯坦福大學以及重要的胡佛檔案館查閱資料。上述機構的員工為學生們的研究提供了極大幫助，在此對他們的專業服務表示感謝。加州大學聖迭戈校區徐氏中國研究基金慷慨贊助了本次研討班的差旅和其他費用。由於研討班中的論文沒能覆蓋1943年的一些重要事件，這一缺憾分別由各領域的專家受邀完成。本書大多數作者參加了2013年春季學期在加州大學爾灣校區舉行的工作坊，討論並終確定了本書的主題和組織結構。在此感謝爾灣校區歷史繫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教授和歷史繫以及亞洲研究中心對工作坊的慷慨資助。
盡管我們盡了極大努力來覆蓋1943年的主要事件，本書依然不免有掛一漏萬之嫌。特別是對淪陷區的歷史著墨不多。不過在前文我們已經指出，淪陷區民眾在1943年多半在等待著日本的必然失敗。此外，本書對中共的關注也主要集中在延安和太行山地區，沒有討論重要的敵後根據地。幸運的是，對這些地區的研究正在不斷增多（多數在本書各章中都被引用），因此讀者們可以參考它們來更全面地理解1943年的中國。更重要的是，我們堅信本書各章扎實的研究使得我們對處在歷史關鍵時刻的中國有了更為豐富的理解。特別是國民政府表現出的希望與失望是如此鮮明，其失敗或許就從根本上決定了中國的命運。
在研討班的報告會和本書的工作坊中，加州大學聖迭戈校區和爾灣校區的教授們慷慨地提供了評論和批評。本書的作者們極大地受教於以下各位的建議：Thomas Bernstein、 Frank Biess、柯素芝（Suzanne Cahill）、齊慕實（Tim Cheek）、畢克偉（Paul Pickowicz）、張婷，特別是史妮文（Sarah Schneewind）和華志堅（Jeffrey Wasserstrom）。康奈爾大學東亞研究叢書的兩位匿名審稿人提供了寶貴的批評和建議，這使得我們能夠進一步修改並增強本書的論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