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奮起—楊天石評說近代史

編輯推薦

要了解歷史，*重要的是閱讀歷史著作；探索歷史事件，*重要的是探求歷史真相。抗日戰爭是中國歷史上全民族抵御外來侵略的全面性戰爭，也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反對法西斯侵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書講述了抗日戰爭時期復雜的國際國內環境中國民黨高層態度及政策變化情況，以事析人，揭開國共兩黨進入二次合作甜蜜時期蔣介石對外、對共復雜心理變化及國民黨高層內部紛爭的真實情況。作者歷盡艱辛而獲得的珍貴史料及對其深入的剖析而呈現出來的史識，可以更清晰客觀地為讀者解惑，是抗日戰爭史中研究的一項重大突破，也是本書的閃光點。“楊天石評說近代史”叢書共七卷，此為第五卷，希望此套叢書能夠讓每一位讀者有所收獲，辨善惡，考得失，增經驗，長智慧。

內容簡介

盧溝橋事變爆發，中國人民奮起抗戰，年戰況如何？蔣介石為何主張廢棄國民黨、共產黨，兩者合並為一個大黨？汪精衛為何自重慶出逃？蔣介石如何應對？為何說，孔祥熙是汪精衛之外的第二號主和派？蔣介石提出“抗戰到底”，這個“底”是什麼，前後有何變化？在抗戰中，國民黨在淪陷區有無地下工作？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的開始，也是我國全民族奮起御辱的開端，本書從解疑出發，揭秘了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和蔣介石對內對外的真相。

作者簡介

楊天石，1960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繫。現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研究生院教授、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清華大學兼職教授、浙江大學客座教授、國家圖書館民國文獻保護工程專家委員會顧問、中華詩詞研究院顧問。長期研究中國文化史與中國近代史，尤長於*史、中國國民黨史和蔣介石的研究。曾多次訪問日本、美國、英有新見，務求科學公正，常能解疑破惑，被有的外國學者譽為“已有史仙之境”。著書三十餘種，其中，國、韓國以及我國香港、臺灣等地的檔案館、圖書館，廣泛收集資料，嚴密考辨，精心為文，善於發現，屢《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集被全國31家媒體共同評選為2008年十大好書，並獲香港書獎，第二集獲“金南方2011年受關注歷史類圖書”獎，第三集獲《亞洲周刊》《作家文摘》2014年十大好書獎；《帝制的終結》獲《新京報》2011年度歷史傳記圖書獎。

目錄
蔣介石與中國抗戰(1)——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講

1937：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年(17)——從盧溝橋事變至南京陷落
蔣介石提議國共兩黨合並(44)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對策(63)
保衛中國同盟與中國“工合”運動的珍貴文獻(78)——讀宋慶齡往來英文函札
張學良三次請纓抗日(101)——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報國無門的苦惱(105)——讀張學良幽居日記
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115)
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153)
“桐工作”辨析(184)
密談判中的“姜豪工作”(223)——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目錄
蔣介石與中國抗戰(1)——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演講

1937：中國軍隊對日作戰的年(17)——從盧溝橋事變至南京陷落
蔣介石提議國共兩黨合並(44)
汪精衛出逃與蔣介石的對策(63)
保衛中國同盟與中國“工合”運動的珍貴文獻(78)——讀宋慶齡往來英文函札
張學良三次請纓抗日(101)——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報國無門的苦惱(105)——讀張學良幽居日記
蔣介石親自掌控的對日秘密談判(115)
蔣介石對孔祥熙謀和活動的阻遏(153)
“桐工作”辨析(184)
密談判中的“姜豪工作”(223)——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王克敏、宋子文與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232)——近世名人未刊函電過眼錄
論“恢復盧溝橋事變前原狀”與蔣介石“抗戰到底”之“底”(247)

吳開先等與上海統一委員會的敵後抗日工作(277)——讀臺灣所藏朱家驊檔案
打入日偽內部的國民黨地下工作者(290)——略談何世楨、陳中孚與陸玄南

在線試讀

蔣介石與中國抗戰
蔣是1975年去世的，到今年已經30年了。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蔣的棺早就蓋上了，但直到現在，對蔣並沒有論定，分歧很大。蔣在抗戰時期有幾個身份。一個身份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領導軍事的。一個身份是國民黨的總裁，是領導整個國民黨的。在抗戰後期，他是國民政府主席，是領導當時的中國政府的。他還有個身份，中國戰區統帥，是指揮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的。對此人如何評價？特別是他在抗戰過程中的作用應該如何評價？這是認識中國近代史，認識抗日戰爭史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今年以來，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相繼訪問大陸，兩岸關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繫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來重新認識，重新討論蔣介石的評價問題，是應該的，必須的。大家都知道，對一個問題的正確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由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完成。對蔣介石這樣復雜的歷史人物的認識，應該是一個長期的百家爭鳴的過程。所以我今天的報告隻能算是一家之言，是提供一家看法，請諸位思考、討論、研究，如有講錯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我想講四個問題。個問題，講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聯共抗日”的對內政策。第二個問題，講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堅持到底，直到後勝利。第三個問題，講蔣介石實行聯蘇、聯美、聯英的正確的外交方針，參加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第四個問題，講蔣介石在抗戰過程中的功與過。一蔣介石與中國抗戰
蔣是1975年去世的，到今年已經30年了。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定論”。蔣的棺早就蓋上了，但直到現在，對蔣並沒有論定，分歧很大。蔣在抗戰時期有幾個身份。一個身份是國民政府的軍事委員會的委員長，是領導軍事的。一個身份是國民黨的總裁，是領導整個國民黨的。在抗戰後期，他是國民政府主席，是領導當時的中國政府的。他還有個身份，中國戰區統帥，是指揮國際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戰場的。對此人如何評價？特別是他在抗戰過程中的作用應該如何評價？這是認識中國近代史，認識抗日戰爭史一個必須解決的問題。今年以來，連戰、宋楚瑜、郁慕明相繼訪問大陸，兩岸關繫，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繫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這個時候，我們來重新認識，重新討論蔣介石的評價問題，是應該的，必須的。大家都知道，對一個問題的正確認識，不可能一次完成，也不可能由一個人或少數幾個人完成。對蔣介石這樣復雜的歷史人物的認識，應該是一個長期的百家爭鳴的過程。所以我今天的報告隻能算是一家之言，是提供一家看法，請諸位思考、討論、研究，如有講錯的地方，歡迎大家批評。我想講四個問題。個問題，講蔣介石在抗戰時期正確地執行了“聯共抗日”的對內政策。第二個問題，講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和國民政府抗戰，堅持到底，直到後勝利。第三個問題，講蔣介石實行聯蘇、聯美、聯英的正確的外交方針，參加國際反法西斯戰線。第四個問題，講蔣介石在抗戰過程中的功與過。一
先說個問題。大家知道，在中國近代史上國共兩黨有過兩次合作。次合作是從1924—1927年。蔣是次國共合作的參加者，在1926—1927年之間，蔣領導了北伐戰爭，推翻了北洋軍閥的統治。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發動清黨反共，從此開始了中國近代史上所謂的“十年剿共”時期，或者說“十年內戰”時期。從1927—1937年，國共兩黨生死搏鬥。同時，也正是日本帝國主義不斷侵略中國的時期，在這十年裡，蔣介石提出了一個方針，就是“攘外必先安內”。我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對這個政策提出了新看法。要攘外，要反對日本侵略，當然內部要團結，要統一，要穩定。如果內部不團結，不統一，怎麼可能攘外？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六個字有它合理的因素。蔣的錯誤在什麼地方呢？錯就錯在他安內的辦法，怎樣造成一個國內穩定，團結、統一的局面。是用武力消滅異己，消滅共產黨？還是采取談判的辦法、雙方讓步的辦法來求得統一呢？我覺得，蔣的錯誤就在於，他是采用武力鎮壓的辦法，采取剿共的辦法，來取得國內的統一。蔣在貫徹“攘外必先安內”政策的時候，他不是沒有矛盾，其內心也不是始終平靜的，例如1933年1月20日，蔣有段日記說：近我想了一下，一個是倭寇，這是日本強盜；一個是赤匪（這是他對中共的誣蔑）。必須要丟下一個，專門對付一個。“二者必舍其一而對其一”。蔣說，如果我專門對付“倭寇”，那麼國民黨、國民政府將來就有被推翻的危險；但是，“以天理與人情推之，今日之事應先倭寇而後赤匪也。”這就是說，從“天理”和“人情”兩個角度衡量，蔣認為還是應該首先對付日本侵略者。，正因為他有了這樣的認識，所以從1935年底，他準備解決兩個問題，一個是對蘇，一個是對共，特別是對付共產黨的問題。正好此時，1935年8月1日，中共和蘇維埃政府發表了一個宣言，這個宣言簡稱“八一宣言”。“八一宣言”是在莫斯科起草的，是受了共產國際第七次全會的影響。“八一宣言”主要內容是號召停止內戰，集中國力，召集一切願意參加抗戰的黨派、團體、政治家來談判，成立國防政府。1935年的“八一宣言”，是中國共產黨提出抗日統一戰線初的一個文件。蔣介石當時有位駐莫斯科使館的武官叫做鄧文儀。他看到了“八一宣言”，看到了當時中共駐莫斯科代表團團長王明的講話，迅速把這些信息通知了在國內的蔣介石。蔣介石認為這是一個可以抓住的時機，馬上召集高級干部會議，決定要統一全國的力量來抗日。此後，蔣介石通過幾個渠道找尋和中共的關繫，其中一條渠道，也是重要的渠道，是通過宋慶齡。宋慶齡當時在上海找到了一個牧師叫董健吾。他的公開身份是宗教人員，實際上是共產黨員。宋慶齡派董建吾直接到陝北，會見了當時在陝北的周恩來，周又迅速把這個信息轉達給和張聞天。張聞天和決定抓住這個機會，和國民黨進行談判，所以在1936年3月，和張聞天給董健吾回了一個電報，表示願意和國民黨談判。這是1936年國共兩黨聯繫的一個開端。有了這個開端，就有了1936年11月陳立夫作為國民黨代表，潘漢年作為共產黨代表之間的談判。陳、潘談判期間，1936年12月12日，發生西安事變。在此之前，蔣介石正集中大軍進攻陝甘寧蘇區。這是蔣當時采取的兩手政策。一面企圖用談判的辦法來解決中共和中共領導的武裝，但同時又圍攻陝北蘇區。他認為，隻要再堅持5分鐘，就可以消滅蘇區。那時，也確實是中共歷史上比較困難的時期。但就在此時，發生了西安事變，在西安事變中，蔣通過宋子文、宋美齡向周恩來提出，隻要中共同意三個條件，國共就可以再次聯合。一個條件是取消中華蘇維埃政府，一個是取消紅軍的名義，一個是放棄階級鬥爭。隻要中共接受這三條，同時服從委員長的領導，蔣認為就可以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西安事變”和平解決，蔣介石被放出來了，他背棄了自己的一些諾言，但他表示停止剿共，實行抗日，這點他做到了。“西安事變”後，1937年，談判就從原來的陳立夫和潘漢年之間轉移到了蔣介石和周恩來之間。1937年全年，他們先在杭州談判，又在廬山進行了兩次談判。在這些談判裡，共產黨所要求的是一種雙方平等的談判，而蔣是采取一種收編、收容和給出路的不平等辦法。例如，1937年1月5日，蔣介石在日記中表示：“應與共黨以出路，而以相當條件收容之，但須令其嚴守範圍。”2月16日日記稱：“對內則編共而不容共。”所謂“編共”，其內容主要有以下幾條：，蔣介石要求把中共的武裝納入國民黨掌握下的軍隊繫統，不讓共產黨成立軍部或總部。第二，對這樣的共產黨高級干部資送出洋。第三，蔣介石要求中共承認國民黨的領導地位和其本人的領袖地位。第四，要求共產黨取消黨名，服從，一致，不能任意組織與活動。在1937年談判中，焦點是軍隊問題。1937年6月8日，蔣介石和周恩來談話之後，在日記中說：“共黨必欲將收編部隊設一總機關，自為統率，此決不能允許，應嚴拒之。”7月16日日記雲：“為收編共軍事，憤怒甚盛，惟能忍而未發耳。戒之。”1937年“盧溝橋事變”之前的談判，蔣要收編中共的軍隊，要共產黨服從國民黨的領導，這自然是談不成的。“盧溝橋事變”爆發以後，8月1號，蔣介石采取了一項具有重大意義的行動，他邀請、朱德、葉劍英來南京討論國防問題。應該說，這是蔣介石跨出的非常重要的一步。中共中央收到邀請以後，沒有離開陝北，而是派了三人去南京，即周恩來、朱德、葉劍英。他們到了南京後，主要討論兩個問題。一個是紅軍的改編，一個是陝甘寧蘇維埃政府的問題。應該說在這兩個問題上，中共做了讓步，蔣介石也做了讓步。這個讓步表現在，中共所領導的紅軍決定接受改編，稱為八路軍，後來稱為第18集團軍。中共把自己領導的紅軍歸到了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領導底下，稱為第八路軍，這是中共作出的巨大讓步。第二個讓步，中共決定把陝甘寧蘇區改稱為陝甘寧邊區，作為國民政府行政院領導下的一個特殊地區。在決定改稱過程中，蔣介石也做了讓步。初，他準備派一個國民黨員去做這個邊區的政府主席，但中共堅決拒絕。後蔣介石做出讓步，同意中共的林伯渠擔任邊區政府主席。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播發中共的一個文件，即《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宣言裡，中共表示了四條。條，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所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第二條，取消一切推翻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的政策。第三條。取消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第四條，取消紅軍的名義和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且待命而動，擔任抗日前線之職責。9月23日，蔣介石發表談話，肯定了中共的這個宣言。由於中共的這個合作宣言的發表和蔣介石的談話，標志著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由於兩黨合作，因此就形成了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抗日戰爭的兩個戰場：一個是國民黨所領導的正面戰場，一個是共產黨所領導的敵後戰場。這兩個戰場在抗戰過程中起到了互相照應，互相支持，缺一不可的作用。在抗日統一戰線形成以後，蔣介石就開始調整國內政策。個表現是，蔣介石接受周恩來的建議，成立國共兩黨關繫委員會。第二個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宣布恢復、周恩來等26位同志的國民黨黨籍。眾所周知，在次國共合作時，共產黨員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所以、周恩來在上一世紀20年代都是國民黨人，而且還擔任過國民黨中央的代理宣傳部長。在1927年“清共”的時候，國民黨把、周恩來都開除了。現在，國民黨宣布恢復他們26人的國民黨黨籍。第三是，蔣於1938年在武漢召開了國民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制定了一個抗戰建國綱領。第四，蔣在武漢成立了國民參政會，在一定的意義上，開放了政權。第五，蔣想找尋一個新的國共合作形式。當時，他想把國共兩黨合並成一個大黨，名為“國民革命同盟會”。中共對此提出，合並不好，希望采取新的辦法，即共產黨可以參加國民黨，而且可以參加國民黨當時剛剛組織的三民主義青年團。蔣介石要求兩黨合並，一方面表現了他想取消共產黨這一意圖，但至少此時，他也希望兩黨有一個更密切的合作關繫。所以說，從1937年“盧溝橋事變”開始，到1938年的10月中共中央召開六屆六中全會，這個時期，是國共兩黨在抗戰中關繫密切的時期。因此國外有人說，這是兩黨的“蜜月期”。此時兩黨比較一致，矛盾較少，糾紛較少。這一點，我們可以從1938年在延安召開的六屆六中全會的講話看出來。在這篇名為《論新階段》的文章中說：“假如沒有國民黨政策的轉變，要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不可能的。”他在講話中給了國民黨和蔣介石以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例如毛稱蔣是民族領袖，是統帥。他說，在國共兩黨裡面，國民黨是大黨，是居於領導和基干的地位。而且還說，國民黨有三民主義的歷史傳統，有孫中山和蔣介石前後這兩位偉大的領袖。這個評價應該說是的。這篇文章，大家在《毛選》裡找不到，但可以在中央檔案館出版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裡找到。之所以會講這段話，是因為這個時候，兩黨合作比較好，國民黨、蔣介石比較努力地抗戰，中共中央，包括是比較滿意的，所以纔給了這麼高的評價。這是我講的個問題，就是蔣介石執行了一條正確的對內政策——聯共抗日。後來，國共兩黨之間雖然也有限制和反限制的鬥爭，磨擦和反摩擦的鬥爭，但是，一直到抗戰勝利，兩黨之間的統一戰線關繫始終維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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