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警惕“中國中心論”重讀中國文明史
過去十多年，我曾在近50 個國家訪學或調研，每每與當地學者、媒體、官員或青年人交流，幾句話後常會陷入某種相似的尷尬：我需要從基礎的知識開始，重新向對方介紹中國，比如，中國是全球民族復雜、各地文化差異的國家之一，五千年來中國文明在本土從未中斷，人口總數相當於西方30 多個國家總和的兩倍，中國是過去30 年從未發動或參與戰爭的和平大國，等等，不一而足。但即便如此苦口婆心，也很難完全消除對方對中國發展的不解、困惑、誤會乃至恐慌！
類似的尷尬實際上折射了長期以來全球知識界、輿論界、政策界沒有全面、客觀地理解中國的殘酷現實。非但如此，在一些國家，“
中國威脅論”還此起彼伏、甚囂塵上。這其中的根本原因，正如譚中先生在《簡明中國文明史》的導論中即指出的，“ 在國際上隻有外國人在講中國的故事”，造成了中國形像經常被歪曲。從1883年美國傳教士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所著的《中央的王國》一書開始，整個世界對中國的認識都被西方學術界“
中國=中央王國”的民族主義帝國式的深層敘事邏輯壟斷。這種潛在邏輯的闡述在20世紀中葉被視為西方頭號“中國通”的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論述中得以強化。他在代表作《中國：傳統與變遷》章就寫道：“
他們自稱‘ 中國’，意即‘ 中央國家’，這種稱呼一直沿用至今。所謂‘ 天下’，不過是隸屬並服務於中國的其他地區罷了。”
在譚中先生看來，費正清的“ 中國中心論”是當今國外害怕中國崛起的主要理論根源。而寫“ 一本清晰地、客觀地、正確地介紹中國五千年文明發展的好書”，正是譚中先生的宏願。
這也是我翻看導論後立刻答應該為這本書寫一篇長書評，並願意盡我所能全力向各界推薦此書的初衷。為此，我要特別感謝譚中先生的信任，讓我有幸提前拜讀書稿。2017 年春節，在他人過年的爆竹喧鬧聲中，我躲在東南亞某個小島上靜靜地精讀完譚中先生的大作，堅定了我先前做決定的正確性。
這不是一本普通的歷史讀物，而是一部重新評述中國文明史的傳世之作，更可能是在費正清的《中國：傳統與變遷》和黃仁宇的《中國大歷史》之後能影響全球中國觀的代表作。該書的經典之處不隻是源於譚中先生志在講好中國故事的學術理想，更在於譚中先生學貫中西的深厚學術功力，以及傳承於其父譚雲山先生致力於推進中印友好、重塑東方文明的家學淵源。誠如許多讀者所熟知的，中印當代文化交流史是繞不開譚雲山、譚中兩位先生的名字的，而現在我敢說，未來中國文明史的學術文獻或許也繞不開這本《簡明中國文明史》。
該書的思想貢獻在於，以一種久違的中國情懷告訴世人，中國故事要從中國歷史的起源重新開始講述。如果連“中國是怎麼來的”的基本認識都錯了，那麼就會一錯百錯，後掉到西方話語的陷阱裡。
在世界上，大量對中國的講述，無論是教科書還是大學課堂，都是從China的中文含義“ 中國”，即等於“ 中央王國”或“
中央帝國”甚至“ 世界中心”開始的。這不隻是對“ 中國”兩個漢字的望文生義，更是1644 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了民族國家體繫以來西方地緣政治學對東方文明史的話語誤導。
事實上，當今的“ 中國”二字是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簡稱。若從“ 中國”一詞的溯源看，“ 中國”一詞早出現在西周初期，指的是天子所住的“
國”，即“ 京師”之意，所謂“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rdquo前771年，周平王遷都洛邑，原來的京師豐鎬就喪失了“
中國”的地位。葛兆光、曾亦等多位知名學者都曾考據過“ 中國”一詞的來歷，即“ 中國”的自稱，是地理認識未達全球化之前的方位所指。100多年前，康有為曾解釋道：“ 吾國本為亞東至大之國，當時地球未闢，環立四裔，皆小蠻夷，故就地言之，自稱中國。”章太炎則指出，就地理方位而言，自稱“
中國”的還有印度摩伽陀、日本山陽。有類似這樣的方位中心意識的還有古巴比倫人、古埃及人、古雅典人。
中國人對“中國”地理方位的認知理解與西方學術界的中國研究著作對“中央王國”的認定是迥異的。西方學術界往往把中國人認定為民族國家世界裡的種族中心論者，認定中國骨子裡就自以為“高人一等”。一旦產生了對“中央王國”先入為主的中國觀，在即便平和的敘事中也會將中國往“種族主義優越感十足的國家”方向去引。比如，費正清認為，中國歷史的敘述就是一個中華帝國從治到亂、從亂到治的過程，“
中國自古就有以本民族為世界中心的傳統”，“ 擁有一種文化和種族上的民族主義情感”。按這樣的邏輯推演下去，就很容易把當下的“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引導到“中華帝國主義”的威脅感中！
譚中先生看透了這個敘事陷阱。《簡明中國文明史》自始自終都貫穿著他要把中國從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概念認定中擇出來的努力。譚中先生認為，民族國家的發展是“
崛起—鼎盛—衰退”三部曲，中國則是一個例外，是基於地理共同體之上孕育出的中國文明共同體。從考古的諸多遺址看，“ 喜馬拉雅圈”是中國文明誕生的搖籃。長江、黃河兩大文明河劃出了中國的“
地理共同體”。基於共同的經濟生活與“ 天下為公”式的共同文化，中國數千年的發展呈現出了“ 文明共同體”的形態，而隨著政體的統一，中國版的“ 命運共同體”逐漸形成並升級。
譚中先生認為，從堯舜禹的禪讓開始，中國就不是“ 民族國家”那般的歷史起源。秦國統一中國，恰恰是消除了古代部族的差異。秦漢時期大一統的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形成了“
命運共同體1.0”，而隋唐宋時期打造出“ 命運共同體2.0&rdquo朝改造了中國命運體，而明清時期使中國“
文明道路”與西方的“ 民族國家”發展軌跡出現了交叉運行。1901 年的《辛丑條約》則標志著中國“ 文明型發展道路”走到了盡頭。不過，經過了19 世紀、20世紀初的曲折，中國已鳳凰涅槃、浴火重生，再次呼吁要在全世界構建“ 命運共同體”。未來的理想狀態，就是所有的鄰國和中國攜手走“ 文明道路”，把中國周邊的“民族國”沙漠變成“文明國”綠洲。
在譚中先生看來，民族國家是戰爭與動蕩的根源。他時不時都將中國與西方的民族國家發展歷史進行穿叉比較論述。比如，秦漢隋唐宋民族之間文明融合的差不多同一時期，歐洲卻發生著羅馬帝國下的民族大遷徙。斯拉夫族、哥特人、汪達爾人、勃艮第人、倫巴底人、法蘭克人及其他民族大量進入歐洲，使得羅馬帝國崩潰，接著歐洲大陸千百年民族國家化的進程使歐洲大陸變成了“戰爭大陸”。
針對未來，譚中先生預測，“ 民族國家”的世界情況不妙，強權更替，美國衰敗。雖有鼎盛時期的狂歡，卻時常有動蕩的痛苦。相比之下，基於文明軌跡之上的“
世界命運共同體”纔是未來民族國家發展的替代道路。先試點建立“上合命運共同體”“中印命運共同體”“中國—南亞命運共同體”“ 東亞命運共同體”……然後推廣到全世界，在21 ～ 22 世紀實現“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那樣，地球無疑於重獲新生。
說實在的，作為該書的位讀者（ 作者與編輯除外），我擔心，這樣的“ 敘事革命”會被人視為是某種“ 學術探險”。畢竟，在當下中國的學術氛圍裡，段段有引注，句句有出處，纔是所謂“
規範”的研究方式。但正如美國學者沃勒斯坦在《否思社會科學》中所說的，“ 先前被認定的思想解放，到今天往往被視為對歷史、社會研究的核心障礙”。過於學術規範的敘述，反而形成了當下對中國故事講述的表達困難，對於讀者而言，也是一種知識的折磨。
在閱讀中，我時常感受到譚中先生對中國史評述的文字激蕩情懷，以及帶來的心靈愉悅與思想震撼。他是以一位穿梭在中國、印度、美國這三個有代表性的文明大國之間的長者，在評述與比較著中國文明史的發展得失，以及其他國家發展的歷史借鋻。無論讀者是否認同這個觀點，該書都不隻是探險，而是久違的創新。它是對長期壟斷著中國歷史敘述的“
民族國家論”的重大批判，是從源頭上消除“ 中國中心論”帶來的“ 中國威脅論”的艱難探索，是對當下中國提出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溯源式闡述。尼采曾說，歷史並非已然消逝了的東西，它具有一躍而成為現實的無限潛能還有塑造未來的無窮潛力。譚中先生的這本新著就具有這個功能。它讓尼采之言成真。
是不為書序，而為一位晚輩讀者的學習感言。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
王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