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北西中國》全景透視了“遊牧中國”和“農業中國”的競爭、共生與融合。

《姚著中國史》是臺灣著名歷史學者姚大中先生畢生精力創作的著作。本書打破了經濟史、政治史、文化史、民族史的界線，以全新的架構敘述了從遠古到清代的中國歷史。作者具有罕見的理性概括能力，能從復雜的歷史表像中找出脈動的主線，透徹、清晰、具體；引用資料宏富，文筆古雅，帶有20世紀30年代錢穆《國史大綱》的敘事風格。一般的中國學者寫的中國通史是將中原作為一個核心，一層一層向外看，而這部書則是從匈奴、月氏、日本、朝鮮等向內看，角度新穎，堪稱世界史視野下的大歷史。

  《姚著中國史》的“漢族中國主聲部”非常清晰，同時與之相配的其他“次級聲部”的聲音也相當豐富。它們大致可以按照地緣來劃分，除了作為主聲部的中原核心中國這一區域外，其他的次級聲部大致有以下幾種：西方聲部、東亞聲部、中國西部邊疆聲部、南海聲部，所有這些主次聲部都有自己的聲音。作者對東亞聲部中的越南、朝鮮、泰國，北西邊疆中的匈奴（蒙古高原、甘肅、新疆）、氐羌、吐谷渾（青海、甘肅）、西藏、西夏（寧夏、甘肅）也被給予了細致入微的考察。

   姚大中先生耗盡畢生精力，寫下了這本恢宏巨著。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中華文明中卓越向上的力量。中國作為一個“崛起的大國”，也許可以借此書來思考一個強盛大國真正的生命力源泉何在。

第二卷《古代北西中國》

【北方遊牧勢力的衝擊】

草原遊牧社會與其獨立文化的形成

遊牧民族大躍動的歷史意義

草原經濟·遊牧文化的特質

騎馬·遊牧民族的起源

北亞細亞青銅器時代與“胡人”

歐亞大陸遊牧文化圈連鎖

中國歷史演進的雙軌性

長城內外的對立

兩個世界的分隔標志

長城的初性格——國境線

漢朝攻勢長城與後代防御長城

遊牧主動與其外向性

與耕地相斥的草原歷史路線

匈奴—北亞細亞大風暴

匈奴雄長的世界意義與其漢族依附性

北亞細亞早的統一

婚姻·軍事·經濟·精神生活

遊牧封建與單於繼承法

匈奴聯盟中的漢人集團

戰爭與和平

巨大遊牧壓力下的漢朝和親政策

由和到戰十年間九次大遠征

從漠南無王庭到匈奴降伏

和平波折與北匈奴西遷

南匈奴進入長城後的質變

東胡·西羌·前期突厥諸民族

四至六世紀間新漢族誕生與草原新形勢

東胡·烏桓·鮮卑

從鮮卑遊牧帝國到投入長城後的北魏

戎、羌、氐、月氏

後漢政治痼疾——西羌問題

草原“朝代”嬗代中的柔然

丁零·高車·鐵勒·突厥

【漢族中國以西的世界】

認識古代“西方”

二千年前漢族世界眼光的擴大

貴霜—大月氏與嚈噠

中亞細亞古代歷史的基本認識

中國史料與所指“西域”範圍

新疆與河西走廊

沃洲地理櫥窗與人種博覽會

經濟繁榮面下“新疆”政治的向上

“新疆”歷史命運

河西走廊—吐魯番盆地

從“通西域”到“西域經營”

中國西方事業起點的“鑿空”

漢朝的“新疆”—中亞細亞征服

區域性共同防衛與都護統制體繫

“三通三絕”的後漢西域支配

長史統治與高昌國成立意義

考古—古代學上的“新疆”

歷史壯觀復原與敦煌學

漢朝西長城制度

埋沒沙中的鄯善王國

南北道古代史閉幕

東—西方文化、商品交流的早期形態

中國對西方關繫從混沌到開朗

外國通商·外國商人

世界性絲貿易與國際交通

古代世界東—西大動脈“絲道”

古代西方的“中國”認識

中國容納外來文化的源泉與內容

中國文化傳播西方

主要參考書

第三卷《南方的奮起》

內容簡介：

自二世紀末到六世紀末的漢族中國四百年大分裂時期，中國在動蕩紛亂之下的面貌並非全是破壞的，歷史意義也非全是消極的，其間各存在其積極的一面。在積極的方面，即是迎接統一再現的準備諸分野，以及充滿了新生命、新活力的新漢族孕育，江南文化的發達，與中國—東亞文明圈的堅實奠定。

目錄：

歷史曲線兩次高峰間的低潮

漢朝崩壞與分裂局面的持續

外戚、宦官、黨人

黃巾之亂與所開啟的英雄時代

分而合·合而分

五胡十六國連鎖反應建國運動

南方切離近三個世紀的南、北均衡形勢

大分裂末期新時代的孕育

二至六世紀社會·經濟問題總決算

古代鄉制破壞後世族中心社會的成立與式微

世族門閥的歷史評價

大流亡潮期間的戶口問題

江南·南方開發與地方行政體繫推移

分裂期產業·流通諸面貌

交通都市商稅貨幣

土地國有制從試驗到完成

農村社會生產秩序大變革與租稅制度再編定

四百年轉型過渡期文化

六朝文化根源的老莊思想與“清談”

文學、藝術與相關聯的學問

史地學、科學與技術

地下史料所見魏晉南北朝人的生活形態與風俗

宗教與宗教思想史展開

道教的起源與誕生 

佛教傳入中國固定化的輪廓

佛理·譯經·中國佛教教義

佛教藝術與南北朝造像運動

樂浪時代結束前後遠東新態勢

高句麗的從中國史轉移入韓國史

朝鮮半島三國的南北朝文化浸潤

魏志倭人傳·宋書倭國傳。

大和國家的形成與歸化人

主要參考書

第四卷《中國世界的全盛》

內容簡介：

漢族形成的充沛活力，帶動了中國模式政治、文化為基底的東亞“中國世界”，自漢朝的時代塑定胚型。新漢族於隋唐時代再形成，又培育、提攜“中國世界”成員，共同內耀博大而絢爛的中國文明之光。隋唐世界大帝國成立的意義，初非隻中國史上的偉大朝代而已，也是關繫東亞史全體的。這是本書敘述的主軸。

目錄：

世界帝國的榮光

隋唐新漢族·大統一成立

從“貞觀之治”到&ldqu之治”

“天可汗”國際秩序軸心

國家規模的超越·政治平等的復活

社會關繫與均田法施行實況

大運河與產業·經濟發展

開放性的生活、思想與文化

大唐的榮華

條條大道通長安

外來宗教與佛教思想的百花齊放

學問、科學與文學平民化

有容乃大·東西吞吐（一）天竺·大食·新羅

有容乃大·東西吞吐（二）日本

中天之日換入斜陽期

盛唐明暗面——八世紀前半

盛世傾斜起點的安史之亂

均田制墮壞期的變貌——八世紀後半

藩鎮／宦官／朋黨

九世紀社會·經濟新境界

巨大帝國崩裂的震力與轉運期開創

黃巢之亂前後的唐朝五十年暮運

新時代誕生的陣痛期——五代十國

八至十世紀的東方世界

主要參考書

第五卷《近代中國的成立》

內容簡介：

十世紀中國，是個歷史的大轉捩時代。因此，橫的方面，漢族朝代與征服朝代並行或交替存立；縱的方面，近代社會以宋朝建立為標志而設定。

歐洲曾經歷漫長的中世時代，但短短約三個世紀的近代歐洲，十八世紀後半以來便以產業革命成功，快速轉換現代社會。中國領先歐洲快速通過中世時代，近代中國的歷史分期，時間卻停滯十個世紀，清朝之末，纔在痛苦的、被迫的形勢下勉強向現代化舉步。

本書便以如上諸課題為中心，說明“什麼”以及探討其“為什麼”。

目錄：

【中華民族大舞臺全成員登場】

亞洲內陸世界霸權推移

北亞細亞突厥巨潮

蒼狼的子孫——文字的後期遊牧國家

突厥時代後榮光

回紇與遊牧社會文明化

中亞細亞突厥化

大西南地區民族運動

吐谷渾三百五十年

吐蕃興衰

西藏佛教與喇嘛法王支配

雲南五個世紀獨立時代——南詔、大理

模寫漢族中國兩範本

“海東盛國”渤海

西夏“君子”

征服朝代成立

契丹·遼朝—&mdas支配體制的創始

女真·金朝——中原化快速變容者

世界史的征服

從蒙古帝帝國

東西交通·文化交流盛期

十七世紀後的清朝蒙古

【漢族中國的近代化】

主義的時代

宋朝歷史的近代要素

外侮劇的漢族朝代

文治主義與君主專制化

科舉·學校·士大夫

漢族光輝的明暗

南方優位下的社會·經濟

諸產業的分化開發

財政與社會結構再調整

商品·貨幣經濟時代的都市

新文化的展開

士人·庶民文化結合

理學——儒家思想再出發

宗教思想·學問的進展與停滯

高峰科學·技術的終頁

主要參考書

後語

前言

歷史，今日已繫人文科學諸分野的共同基礎。

我終覺得，傳統中國歷史的敘述方法與解明方式，對上項需要，尚存有其可待補充處——

其一，中國今日的人與地，須包含東北、蒙古、新疆、西藏，則其記錄，應該突破傳統“東部十八省”的漢族中國範疇。深一層說，中國在世界非為孤立，應該從敘述空間適度再擴大。傳統的歷史現像說明，於時間上是懸空的，應該拉下到今日人的立場！傳統歷史偏向於政治史的敘述，但人類活動非限於政治層面，則同時也應該注視當時人的社會、經濟生活。還有，今日發達的考古學，應該可以加以利用，以改變傳統專憑文獻資料的習慣。同樣，社會學、地理學等諸學問，又何妨與歷史學結合，對歷史解明，應該隻有幫助，而不致拒斥。

其二，研究中國歷史，今日已非限中國人自身。本國人筆下的本國史，容易主觀而作身在其“內”的環顧，觀察自有所局限。外國人置身事外，自上鳥瞰的客觀性繫其長處，但究竟非中國人，透視深度不夠或隻見屋頂未及屋內，又或存在先入為主偏見時，便非隻遺憾而已。於適切今日時代的歷史觀點之下，調和中外雙方的治學方法與態度，又非不可能辦到。

基於如上兩項構想，乃有這套中國史的撰寫。每冊分則各自獨立，合則成套。

走一個新的方向，自不能必其成功與正確。然而，我的動機，原正不過“隻開風氣”。

後語

常言道，歷史是一面鏡子。然而，如果鏡面模糊或破碎，反映的已是不明顯或不周全的我；如果任令厚積塵埃不加拭抹，便任何面貌都不能反映；再如果鏡面乃是變形的哈哈鏡，則尤繫歪曲歷史。

於此，如下立場須得站穩：

，歷史的立腳點是今日，須以今日立場說明歷史（什麼?）與解釋歷史（為什麼?）換言之，今日為樞紐而回顧過去，展望未來，否則歷史懸空的，不切實際的——有現實的我，纔反映鏡中的我。

第二，相對方面，不能以今日基準批判歷史，或以今日教條規範歷史，否則將全無是處。時代永遠在進步，過去畢竟非由今日復制，今日也必不能比擬未來——現實的我，究與鏡中的我有別。

人不能十全十美為眾所周知，事也兼具其正面、負面因子，歷史事件與措置必有需要纔存立。隻是，任何主義不隨時代修正，定必僵化；任何良法美意不能適應時潮，抑且阻擋時潮，定必被淘汰或倒轉形成反動。人類歷史之初，如無階級成立，由胼手胝足的勞力者飼養坐享其成的勞心者，文明決無由提升。科舉以鑽八股死胡同終幕，揭幕時卻是敞開平民參與政治大門的高姿態，像征開明與前進。幫會是近代史一大社會力量，不能以今日已代表罪惡與黑暗而抹殺其歷史貢獻，反過來說，也不能因之曲予原宥而任憑存在，倒退回舊日道路。同一事件的“是”與“非”，必須分別辨明與衡量，混淆與偏頗都是不公平的，猶如鏡面的被污損或扭曲，不論有意或無意。

中國歷史是偉大的，但沒落的世家子而盡緬懷昔日榮華，表示的惟是懦弱。知恥庶近乎勇。忘懷歷史的民族注定滅亡，顧影自憐或自怨自艾，又或隻會自打嘴巴，同樣為沒出息。這又是後語的贅言。

 長城的初性格— —
—國境線

長城工程的艱巨為可想而知， 問題是： 為什麼要興築這道城牆？ 對於這個問題， 很多人都會提出公式化的一個答案： “
秦始皇造長城以防胡。” 外國學者的看法也相同， 他們接受了古代羅馬人為防御北方蠻族八三年以後， 陸續建築從梅因茲
沿萊茵河至多瑙河上遊的長城繫統 ，
而以中國大長城與之相比擬。

然而， 這 個 答 案 與 中 外 學 者 的 另 一 個 共 同 的 問 題： 長 城 非 秦 始 皇 所“ 造” ， 不過他在統一中國之後， 以戰國北方諸國原已分段建築的城牆連貫起來而已。
長城既非秦朝始建， 則長城作用如解釋為防胡， 時間上也應往前溯向分段建築的戰國， 而非秦朝。

戰國列國間普遍流行繫列性築城運動， 前四世紀前後，
當時這項運動的突然興起， 各國都顯得特別熱心， 而且時間上也正隨著北方胡人開始出現之後。 但是，
胡人出現地區限於北方， 戰國時代的築城運動， 卻須注意非北方漢族國家特有地方現像， 此其一；
其二， 北方國家且非率先領導， 反而還是追隨了內地國家纔築城。

    在如上情形之下， 隻有一種解釋為合理， 便是說： 長城繫戰國列國出於相互間對抗需要而構築的大規模防御工事。
這些防御工事存在於北方的， 對像便非漢族國家而轉向為胡人。
依此了解， 可明了當初建築長城， 本質上並不含有偏重防胡的意義。 而且恰恰相反，
長城還是漢族自身間基於相互對抗需要的產物。

    北方長城較內地長城開始構築年代要晚到一個世紀之久的事實， 史學界往往容易忽略，
事實上， 這卻是交代史實的關鍵， 至少說明了當時漢族眼中的敵人， 主要還是漢人自己。
盡管前五世紀北方已有足使漢人驚訝的胡人出現， 也逼迫漢人放棄一部分傳統文化而非學習胡化不可。
但是， 胡人壓迫的危機， 卻未令漢人恐懼到必須建築一道堅固防御工事抗拒的程度， 相反，
這個時期所見的胡漢鬥爭， 胡人侵略漢人， 還不如漢人侵略胡人嚴重， “ 胡化” 熱心的趙國， 大將李牧便曾制造一次戰役殺戮胡人騎兵十餘萬人的慘烈場面，北方諸國於戰國後半期開拓的新領土， 也全奪自北方胡人。 趙國取得陰山—黃河間走廊地帶的
“ 北河” 之地， 以後於秦國進行 “ 中國” 統一戰爭期間雖回復胡人支配， 但待統一成功而秦朝大帝國建立時，
這一地區不但立即再被收復， 更在卓越軍事家蒙恬指揮之下，
連同奪取了胡人發源地的整個鄂爾多斯或當時所謂 “
河南” 與今日的河套。 這種漢族對胡人當時壓倒性的軍事攻擊力，乃是必須注意的事實之一。

   之二， 又須注意北方列國北長城的興築，
都是合並奪自胡人新領土的直接後果。

   北方長城， 作用自始非隻消極面的防御，
而另有其更主要的積極原因纔興建。 這個原因，
須從長城為什麼構成為北方新領土， 以及新領土為什麼開闢和為什麼建設而得知。
那便是漢族勢力繼續膨脹之下， 漢式農耕環境擴大與淨化趨向的再延長。
漢族從遊牧胡人手中奪取土地， 是為了這片土地適合於農耕，
這片土地既加入農耕中國， 便拒絕胡人再予遊牧化， 拒絕部分必須有個標志， 這個標志， 便是長城。 長城在一繫列建設新領土措置中擔當的任務，
也即在此， 而代表了漢族巨大的壓制和嚇阻力量，
一種向胡人警告止步的指示。

    換言之， 站在漢族片面與主觀立場， 用人力劃出與強制對方接受的一道漢胡國界或國境線， 而非純粹的國防工事或國防線。
國境線雖非不能兼為國防線， 長城的本身也不可否認必帶軍事色彩，
但至少當時長城的要塞性國防線意義， 已隱蔽在國境線性格背後。
前引 《 史記》 匈奴列傳兩見 “ 拒胡” 字句， “ 拒胡”（ 拒絕胡人） 迥非後世所謂 “ 防胡” “ 御胡” 的示弱性可比擬， 這是個充滿了驕傲與自尊的字樣， 與秦始皇本紀中
“ 斥” “ 逐” 相呼應。 初的長城， 便這樣拒絕和阻斷了胡人— — —軍事的， 也是政治的。

    長城國境線性格， 戰國時代後半列國分段建築的北方長城已經具備，
到秦朝漢族大帝國建立而愈突出與明朗。

    秦朝是中國歷史上革命、 毅力、 效率和進取的代表性朝代之一， 也是充分表現漢族誕生期勃發朝氣的偉大時代，
非常重視國境觀念， 是其特征。 秦始皇五次巡行全國， 刻石謳歌皇帝豐功偉業時， 國界四至往往陪伴鐫以明文， 如：“ 皇帝之往， 存定四極” ， 以及 “ 六合之內， 皇帝之土。 西涉流沙， 南盡北戶，東有東海， 北過大夏” 。 意思是說： 一統的完成， 國家東、 南、 西、 北四個方向， 都已到達了 “ 極” 。 四極之中， 兩個方向有海洋作為自然界限， 另兩個方向，
便以長城— — —人為的國界線為界。

秦朝大長城， 這條略呈弧形而劃定當時漢族意識中
“ 中國” 與 “ 非中國”界限的大工程， 主持者便是蒙恬， 他是攻占鄂爾多斯草原的統帥， 以及郡縣與移民政策的執行人。

    雄偉的秦朝大長城， 乃是漢族人定勝天的戰鬥精神結晶，
憑雙手與決心，創造並達成了 “ 極” 的構想。 大長城的所以為 “ 極” ， 正因為國界恰恰符合自然地理。 從大體而言，
漢式農耕事業已到達很難利用的真正草原為止。 長城以外，
斷然放棄， 長城以內， 便是被圈定可供農業發展的所有土地， 這些土地，秦始皇和他的政治家們確認必須統一劃歸
“ 中國” 。 全面隔斷草原—耕地的萬裡長城，
也便代表了農業漢族限度利用空間的界線。

    長城的建造， 既表示那些土地應該保持在漢族所認定的
“ 中國” 以內，以供漢族利用， 則相對而言， 也便具有其他土地漢族不該涉足的意義。 事實上，
長城之為 “ 極” ， “ 極” 的本身意義， 便代表了限制。 所以， 長城的作用是雙重的， 非隻對外， 同時也具有對內性。 關於後者， 便是設定了一道漢化極限， 一方面， 限定農業社會限度的活動範圍，
凡漢族一律必須居住長城以內， 私越長城線，
罪名等於叛離中國， 懲罰可能非僅僅判處徒刑； 另一方面，也為漢族定型後所建立的統一農業社會新秩序， 設定一個界限。
四 “ 極” 觀念所以被秦朝重視， 長城所以必須陪伴新領土擴大而立即重建， 與統一政治的建設都有關繫，
四極以內， 必須車同軌、 書同文， 相反， 這些也以至於 “ 極”

為限。 秦朝長城國界線意義，
從這方面而強烈表現。

後代人所以相信秦朝長城防胡， 原因可能受了見到如今日真正
“ 防胡” 作用的長城影響。 事實上， 古今長城， 不但位置不同， 性格也在變遷。長城防胡這一答案， 如果用來說明後代長城的效用，
可謂正確， 但如用以解釋長城的起源， 以及建築長城初的用意， 那便不恰當了。 換言之， 長城 “ 防胡” 的作用是以後纔轉變而成的， 當初並非如此— — —秦朝與秦朝以前不是，漢朝也不是。

漢朝攻勢長城與後代防御長城

    長城之作為國界線， 其性格至漢朝仍然明朗， 這從漢朝政府與匈奴間往復公文的內容可明示。 文帝對老上單於的復文：
“ 先帝制， 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於； 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
（ 《 漢書》 匈奴傳上） ， 便確切說明了兩國間繫以長城為國界。
一直到匈奴已經服從漢前後， 烏珠留單於致平帝的文書中，
仍還重申這層意義： “ 孝宣皇帝哀憐， 為作約束， 自長城以南天子有之， 長城以北單於有之。” （ 《 漢書》 匈奴傳下） 所以， 無論秦、漢， 長城的國界觀念同樣發達， 漢朝長城也便直接繼承自秦朝。

    但是， 秦漢間長城繼承， 並非一成不變， 須注意還是經過修正了的。 為什麼修正？ 關前二〇二年漢朝建國前後國際局勢的推移。

    秦朝二世而亡， 鋒芒和強盛有如彗星般一掠即逝。
相對的草原方面， 匈奴卻正如旭日升空， 在秦朝過渡到漢朝的漢族中國動亂期間， 所有喪失的遊牧土地，
所謂 “ 新秦” ， 迅速回到匈奴人手中。 加以漢朝初年北方漢族將領頻頻叛變倒向匈奴，
局勢嚴重到漢人連企圖退縮維持戰國趙、 燕北長城一線都不容易，
所以 《 史記》 匈奴列傳有 “ （ 單於冒頓） 南並樓煩、 白羊河南王， 悉復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
與漢關故河南塞， 至朝那、 膚施， 遂侵燕、 代” 的敘述。 匈奴優勢逆轉的關鍵年代是朔二年 （《 史記》 匈奴列傳所說 “ 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 。 然而， 如果注意匈奴列傳的另一段記載：
“ 漢亦棄上谷之什闢縣造陽地以予胡”
， 可知即使至此階段， 秦始皇事業的中段長城還是變了形， 造陽以北地區已被放棄，
由今日多倫地方退到赤城縣。 換言之， 改依了原先燕長城的界線。 這是漢朝長城比較秦朝長城不同的處—
— —這一段長城， 便是熱河赤峰長城考古所引述張家口的一線， 張家口即與赤城縣相近。
同時， 也是現在長城與古長城線符合之處，
所經過赤城縣北方的獨石口， 成為現在長城全線北方突出部分。

    漢朝較秦朝長城位置不同的第二處為東端起點。 當武帝一代，
漢朝勢力續向鴨綠江以南伸展而完成半島北、 中部統一支配時，
樂浪等四郡開闢， 漢朝領土於是東向面臨了日本海。
這個形勢， 使當初圈劃半島西北一部分領土的秦朝長城，
失卻了國境線意義。 所以， 漢朝半島勢力的躍進， 相對現像， 反而是長城線的撤出半島。前二世紀末以後， 漢朝長城的東方起點或終點， 已從原先秦朝長城線縮回鴨綠江以北，
自今日遼北省昌圖縣到吉林省樺甸縣的一段， 也便是後來半島四郡之一玄菟郡轉移到今日安東省境後所見的
“ 玄菟長城” 。 如 《 三國志》 魏志東夷傳所記： “ 夫餘在長城之北， 去玄菟千裡” ， 此即改與東夷諸族分界出漢朝長城新起點。

    秦漢長城線的第三處不同，
也是的不同處， 在於西方。 漢武帝規復河南地後， 對匈奴次一步制裁行動是占領河西，
以及控制西域各國。 因此一道完全脫離秦朝長城範疇而以全新姿態出現的西長城被興築。軍 事 行 動 開 展 而 這 一 繫 列 長 城 工 程， 自 金 城 （ 今 甘 肅 蘭州） 、 令居 （ 今甘肅永登） 方面向西延伸， 橫貫今日甘肅全域與新疆東部， 歷史上有名的玉門關和陽關出現，
便是此期間的成果。 現在長城大體沿襲其原線， 隻是西端以敦煌為中心的東、 西部分， 已被切廢。 被切廢的這段 “ 敦煌長城” ， 以及自敦煌向羅布大道延長入新疆的亭、
障繫統， 均有遺址、 遺跡發現。

    漢朝西長城的增築， 對長城意義轉變的關繫至為重大，
自此而長城顯著增大其國防線效用。 敦煌長城或漢朝西長城，
本質上便是軍事開展的產物。 掩護行軍、 切斷匈奴—羌族間聯繫、 控制新疆和保護中國—西域間交通安全，
主要作用全在於戰略性， 此其一。 其二， 長城工事的非限於主線， 由線而推展到面， 這一特色也以這一段戰略長城為明顯。
駐防部隊瞭望哨性質的 “ 亭” ，更多和更遠脫離主工程， 被廣泛分布到長城線左、 右、 內、 外。 《 史記》 匈奴列傳有段說明： “ （ 太初三年） 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裡， 遠者千餘裡，築城障列亭至廬胊，
而使遊擊將軍韓說、 長平侯衛伉屯其旁， 使強駑都尉路博德築居延澤上。” 這一類部署，
分明已造成長城即要塞的格局。

    同時， 漢朝西方新領土越出長城線以外的現像，
也與國境線長城大相異趣。 國境線長城的位置必須在領土邊緣而非領土以內，
換言之， 長城線與國境線相符合， 附帶的意義， 又是長城以外無漢人。 而敦煌長城， 北則居延亭障的配列， 以及居延有名的受降城建築， 可以使漢族部隊由甘肅通過寧夏，
沿額濟納河一直推展到漠北， 西則自玉門關順著世界史上著名的絲道北線至於天山，所在皆布防駐屯，
國土邊界已遙遙超越於長城線以外。 這種情形，
與秦朝長城， 區別極大。

    然而， 盡管漢朝西長城與秦朝長城間已有區別，
盡管西長城已非國境線性質， 卻仍然不能與 “ 長城防胡” 這個論調混為一談。 因為， 這一段長城所代表的精神是積極的、 進取的，
非隻不是防御， 相反還是執行前進政策的工具，是戰略性的攻勢長城。

    長城何時成為一道如今所見似全然防御性質的工事？ 答案是至四世紀末南北朝形成前夕、
北魏建國時纔有跡像。 距離二世紀末漢朝統治開始崩潰，
中間相隔整整兩百年。

    這中間兩百年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長時間大分裂和大動亂時代。 一世紀以後，
因漢朝對匈奴鬥爭獲得全面性勝利， 而後漢—魏—晉政府采取了長城開放政策，
允許服從與願意接受保護的遊牧民族移居到長城以內。 這個事實使長城原繫代表國境而非後此心目中的國防線的觀點更獲得支持，
否則， 開放長城，引進外人來到國防工事背後，
將無法解釋其理由。 到 “ 五胡亂華” ， 也便由這些因移住長城以內而轉變了生活習慣的原先異族而後來又是被同化者，
領導割裂北方中國， 在黃河流域分別建國， 其時長城在中國史料中未再被重視。 待長城歷史中斷兩個世紀而再被重視，
便已是大動亂近尾聲， 四分五裂局面初步被合並為南北對立的兩個政權時代。
再出現的長城， 材料已改用磚， 所扮演的角

色， 也全然成為
“ 防胡” 了。

                   中國史料與所指 “西域” 範圍

二千年前中國文獻已有提示的古代中亞細亞人種問題，以及白膚色雅利安人時代活躍的商業特征，今日考古發掘收獲都予證實，而能完全繪出其復原圖，也因了這些中國史料，纔對古代四大河文明中間地區的歷史研究，能予靜止的地下實物史料以動態說明。意義特別重大的，這些地區古代都沒有自己的“史書”流傳，即使文明先進的印度，也向來隻有傳說而無“歷史”，所以認識古代中亞細亞，甚或印度，文字史料不能得之這些國家自身，反而須從中國文獻與中國人的西方知識中求取，這便是古代中國人對世界史學問上的莫大貢獻。中國古代記錄的價值被考古、歷史學界共同承認，今日有關中亞細亞古代歷史地理敘述，一般引用文字資料，來源因此也很多取自中國史料。

古代中國與西方間無形的交通與文化交流，相信張騫以前定必早已存在，但有形的西方發現，以及漢族中國人開廣世界眼界，則都有待張前一世紀初《史記》大宛列傳轉載張騫前二世紀後半“西域”九個國家（大宛、樓蘭姑師、烏孫、康居、奄蔡、大月氏、安息、條支、大夏）的國家性質與人口、武力強弱、民族性、風俗習慣、物產經濟及與中國間距離等的報告，由當時人報導當時事，不但當時使中國人西方知識飛躍充實，流傳迄今，也成為世界學術界關於中亞細亞歷史早的直接記錄。張騫觀察力的銳利、記憶的健全、敘述的正確，以及地理推定的恰當，在研究古代世界史的學者間獲得至高評價。

媲美《史記》大宛列傳的，是漢朝另一部著作：一世紀後半班固的《漢書》西域傳，廣泛轉載漢朝西域都護府調查制成有關西域各國土地、山川、戶口、兵數、官名、道裡遠近等統計，所列國家共達五十五國之數，並於今日多能考定其現在地理位置。所以《漢書》西域傳乃是自玉門關以西、伊朗以東、印度以北、烏拉山以南地域古代諸國家，完整與精確的一次繫統性介紹，明了西域早期面貌，唯有求之《漢書》西域傳。而中國諸“正史”記錄西域事情，《漢書》所轉載的強力統制時代官方調查，也無疑權威性。

《史記》《漢書》所說明，如：“（大宛）屬邑大小七十餘城”；“（安息）其屬小大數百城，地方數千裡，為大國。有市，民商賈用車及船，行旁國或數千裡。以銀為錢，錢如其王面，王死輒更錢，效王面焉。畫（劃）革旁行以為書記”；“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須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罽賓）其民巧，雕文刻鏤，治宮室，織罽，刺文繡，有金銀銅錫以為器。市列。以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安息）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與烏弋、罽賓同”；“（大月氏）土地風氣、物類所有、民俗錢貨，與安息同”等國情，與實情可謂完全符合。

連接《漢書》所說明時代，是五世紀前半的著作《後漢書》，其西域傳所據直接材料出自班勇或其幕僚人員手筆，卻不齊全。《後漢書》西域傳序文謂：“撰建武以後其事異於先者，皆安帝末班勇所記雲”，可知性質原繫《漢書》補充，而非獨立著作。但南亞國家與地域的出現於傳中，則值得特筆大書。印度或身毒前二世紀張騫早所知地區之一，但《史記》與《漢書》都無專條，自《後漢書》西域傳開始以“天竺”之名列有條目，說明：“一名身毒，卑濕暑熱，臨大水。……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別國數十，國置王，……其時皆屬月氏。……西與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有細布、好毾、諸香、石密、胡椒”。

《三國志》所述時代連接《後漢書》，但撰寫完成時間反早在三世紀後半。與《三國志》同時撰成的另一部著作《魏略》，其著名的西戎傳資料，後來於五世紀時被加入《三國志》魏志卷末為附文。古代新疆五大支配勢力的形成，以及古代中國稱羅馬帝國為“大秦國”的初專條，便都次見之於《三國志》魏志引《魏略》西戎傳。

六世紀後半著作的《魏書》西域傳，又是份熱門歷史文獻，取材四九四年北魏遷都洛陽以前，這從統計各國與中國間距離，全以“去代（舊都平城）若干裡”為標準可知。其綜論謂：“西域自漢武時五十餘國，後稍相並。至太延（北魏太武帝年號，五世紀前半）中，為十六國，分其地為四域。自蔥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蔥嶺以西，海曲以東為一域；者舌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正是迄於五世紀時，歷史發展下的西域變貌型態，中亞細亞全域接受北亞細亞突厥遊牧民族外力支配前夕的形勢。所收錄國家，超過《漢書》之數而達六十一條，大部且位於帕米爾以西，甚多歷史上西方新國家名稱，都自《魏書》西域傳始見，記事面可謂特別廣大。再經七世紀初《隋書》所介紹的過渡期，西域乃直接加入為唐朝的中國歷史。

隻是，隋朝以前，所謂“正史”的有關西域記載，主要也限於上述。《宋書》《南齊書》《陳書》《北齊書》都無西域傳。《晉書》《梁書》《周書》須遲至唐朝纔撰寫，所了解西域國家，非隻因過少而合並於四夷傳、諸夷傳或異域傳，並且，除了《梁書》滑國（嚈噠）條堪稱傑作之外，其餘多數在取材方面沿襲《漢書》《後漢書》陳舊資料，與現實已有頗大距離。《南史》《北史》所錄西域國家，尤其明顯便是《梁書》與《魏書》《隋書》的一字易移刊。

《魏書》西域傳今日學術界給予評價甚高，而缺陷仍多，如粟特與康國、吐火羅與大月氏、大月氏與嚈噠、安息與波斯等，同地異名或國家朝代前後交替，都誤列為同時並存的不同兩國。相反情形，則粟特條的以不同兩地混淆；另一類型錯誤，又如以後期貴霜—大月氏退出西北印度與早期大月氏退出中國河西相混，而介紹富樓沙城或乾陀羅新國家為“小月氏”。這些錯誤發生的由來，可能因《魏書》西域傳原著曾被遺失，今日所見，繫十世紀以後宋朝人依唐朝人轉載入《北史》西域傳的部分，所予復原，而兩次轉錄之間，疏忽在所不免，可以肯定的例子之一：今日《魏書》西域傳“嚈噠”條所載裡程的獨為“去長安若千裡”，便顯知已非《魏書》原著；例子之二：“康國”條又繫由轉載《隋書》西域傳而誤引入《魏書》西域傳內。

而且，高價值的中國古代記錄，其價值也非而有其限度，若干觀點與說明，今日都須重作解釋。同一地域，敘述資料的時間鋻別也重要，《魏書》固如此，《後漢書》又是例子，《後漢書》一般記述年代固達於三世紀前半，但西域傳資料則明言依據的是班超之子班勇任西域長史時調查記錄，而班勇職權範圍內的情況了解，時間上不能越過其本人擔任西域職務的二世紀前半。大月氏於二世紀正當貴霜王朝蓬勃發達之時，《後漢書》記載卻止於閻膏珍，迦膩色迦王轟轟烈烈的事業，今日須參考佛教書籍補充纔能明了。另一個例子，《漢書》以安息國名與國都名相混而稱“王治番兜城”，《後漢書》知位於裡海東南的安息國都應該正名“和櫝城”，但依的仍是早期資料，前二世紀後半，亦即漢武帝通西域同一期間，安息國已因取得美索不達米亞而遷都到底格裡斯河西岸的歷史名城，與以後薩珊波斯國都為同一所在，亦即以後《魏書》所謂“波斯都宿利城”，《隋書》所謂“波斯都達曷水之西蘇藺城”。

同時，古代中國人足跡以到達伊朗為限，因此他們直接了解的地域僅至於此，《後漢書》西域傳大秦國條“前世漢使皆自烏弋以還，莫有至條支者也”，已予明言。即使安息其地，除了漢朝之外，其後到達的機會似也不多。中國人往西方遠紀錄九七年後漢甘英的抵達條支，卻仍未能因此增加中國人西方見識，未知因甘英其人是個庸纔，不注意搜集有關資料，抑或攜回資料以後都經散失？而班勇依於職權所作的調查，空間尤已不能超越中亞細亞。所以，對於自伊朗再以西的遠方世界，今日能獲歷史界共同承認的，僅是三世紀時中國人西方地理知識極限與當時被稱為“大秦”的羅馬帝國。《魏略》西戎傳西域記載，便以“大秦”為特詳，大秦國敘述文長一千二百多字，《後漢書》除了增補甘英後半個多世紀，桓帝延熹九１６６年）大秦王安敦遣使後漢政府的敘事之外，關於介紹大秦國情方面，全《魏略》說明的摘錄。從兩書列舉自安息出發行程，及“其國在海西”而“其西又有大海”的地理位置，堪了解便是意大利半島，而指大秦“自蔥嶺以西，此國”，“有四百餘城，小國從屬者數十”，“多金銀奇寶”，“國用富饒”等，又足視為羅馬繁榮期浩大氣魄的寫照。“置三十六將，皆會議國事，其王無有常人，皆簡立賢者”，老院統治的解釋。而《後漢書》所記大秦王安敦一六一至一八〇年在位，羅馬五賢帝末期有名的哲人皇帝馬可·奧勒留·安東尼·奧古斯都年代、王名又都相當，學術界均無疑義，所以大秦之為羅馬帝國，為堪認定。

大秦以外，《魏略》《後漢書》列舉的頗多國家與都市，東西方學術界證今日地名時卻往往受到困惑。除“阿蠻”或可與亞美尼亞對音；“黎軒”或可與希臘文化時代科學發達中心，以及羅馬帝國治下以經濟文化聞名的埃及對音之外，其餘嚴國、於羅、斯賓等國名或地名，都是個謎。

至於《史記》大宛列傳有專條，以後諸書也常述及的“條支”，則以史記“在安息西……人眾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的報導內容推測，所指可能繫由敘利亞塞流卡斯王朝轉移為安息統治的安息西方諸國統稱，並無特定位置可以考定，當為流動性的概念。

不惟如此，且自《魏略》《後漢書》之後，史料中除《魏書》以外，關於遠方國家或地域的名稱已告絕跡，不再被提及，“大秦國”也僅《晉書》《魏書》繼續提及，但即使被譽新穎的《魏書》，對大秦的因襲前史與脫離現實，仍不例外。所以，凡漢朝與其後有關西域的“正史”，非隻伊朗以西參考價值多數須降低，而且嚴格講來三〇〇年左右至六〇〇年左右間的大部分時期，除了粟特等少數例外，中國人所了解“西方”極限，還愈須移近中亞細亞。

較正史介紹“西域”專門章節更可貴的，是西方大門敞開後漢族旅行家親身訪問的記錄。五胡亂華時代中國位赴印度求經的僧人旅行家法顯三九九至四一六年間遍歷三十餘國而完成的《佛國記》，是遺留迄今年代早的著名遊記著作。北魏使者宋雲與僧人惠五一八至五二二年間旅行西域歸來所著，原書雖已失傳，但仍有一部五四七年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轉載而得保存。到唐朝，又有中國佛教著名僧人之一玄六二九至六四五年間西行歸國所著《大唐西域記》。這些具有豐富內容的歷史地理手資料，今日都已享譽世界，為東西方歷史學界所熟知。隻是，這些著作，記事範圍仍都限於中亞細亞與印度，不涉及伊朗及其以西。

另一部成書年代較早於玄奘，且記述廣達地中海的私人著作，繫六七世之交隋朝西域事務專家裴矩所撰《西域圖記》，雖非親身經歷，卻是東西方商人旅行者見聞的綜合成果，內容含四十四國，且附地圖，可能已是古代世界詳細的地理教科書。可惜此書很早失傳，僅餘序文保留於《隋書》裴矩傳，但序文中所述其時到達地中海（所謂“西海”）的東西交通概況與三條國際大道沿途所經國名，今日仍存在彌足珍貴的參考價值。

所須注意，自張騫以來，中國人所知曉中亞細亞或西方世界，泛稱都是所謂“西域”，並無確定範圍指出。換言之，隻用以稱凡屬中國領土以西的地方。

惟其如此，中國今日固與中亞細亞接壤，古代卻不然，中間還隔了個新疆。新疆今日是中國一省前二世紀張騫以前則否，張騫以後，也很多時間隻以保護國姿態歸中國支配，而非中國直屬領土。所以，在古代，以“西域”概括西方世界時，新疆同樣屬於“西域”的一部分。

與新疆介乎中國—中亞細亞間的地理位置正好倒轉，中國認識“西域”，中亞細亞在先，新疆反而在後。張騫因到達或了解其地所搜集的西域各國珍貴資料，便集中在帕米爾以西，《史記》大宛列傳也因此僅對中亞細亞諸國詳予介紹，而新疆國家僅接近河西走廊與東西交通要衢的“樓蘭姑師”一國有其說明。大宛列傳附見的國名或地名，中亞細亞以西部分遠及黎軒，新疆範圍內仍僅止扞罙（扞彌）、於闐而已。待漢朝勢力從中亞細亞折回與闖入新前六〇年建立西域都護制度，新疆被置於中國支配之下，《漢書》纔次以“西域”為名列有專傳，並區別“西域”的意義為二；其一，屬於都護統制繫統的西域；其二，“不屬都護”的西域諸國。自此“西域”具備雙層性解釋，廣義的西域，包括了玉門關以西任何地區，狹義則單純便指新疆。《漢書》西域傳提要部分：“西域以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其後稍分至五十餘，皆在匈奴之西，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裡，南北千餘裡。東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西則限以蔥嶺”，這是專指新疆（不含準噶爾盆地）。而正文分國、分條縷述，則廣泛及於“條支”，並附見地中海岸“黎軒”之名。西域狹義、廣義如何分別？視此記述體例可以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