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宋代是中華民族燦爛文化創造的高峰期，陳寅恪先生雲：“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除了文化、經濟繁榮昌盛外，宋代的法律制度也是極為值得稱頌的。宋人汪應辰有過一段話評論宋代的司法制度：國家累聖相授，民之犯於有司者，常恐不得其情，故特致詳於聽斷之初；罰之施於有罪者，常恐未當於理，故復加察於赦宥之際。是以參酌古義，並建官師，上下相維，內外相制，所以防閑考核者纖悉曲備，無所不至也。汪應辰高度概括了宋代司法制度的特點，應該說評論十分中肯到位，並沒有虛言溢美。宋代法制，上承唐朝法制之傳統，在宋歷朝統治者的重視下，法律制度進一步健全和完善化。宋代在立法方面，建立了一套龐大的由普通法、特別法、在京通用法組結構的法律體繫，極具特色。制定的法典卷帙浩繁，種類詳備，葉適曾感嘆說宋代之法“細者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然我們從另一個角度看，這正反映了宋代立法所取得的成就。在司法方面，它的鞫、讞、議分司制、翻異別勘制、死刑覆核制、法官回避制、司法檢驗制都有其獨到之處。宋代在中國歷史上還首次出現了承辦公證業務的書鋪。就法律制度而言，宋代應該是中國古代社會為完善的朝代，給我們留下了豐富的法律文化遺產。

宋代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有著特定的時代背景。趙宋政權是在動蕩不安的戰亂歲月用兵變形式建立起來的，之前的五代社會政權更替頻繁，五十四年間更換了五個朝代、八個姓的皇帝。為避免成為又一個短命的王朝，宋太祖大力強化中央專制集權統治，制定了“事為之防，曲為之制”的治國基本原則。他的繼任者宋太宗曾對近臣說：“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宋代社會除了內患，當然還有外憂，不過比起外憂來，宋太宗覺得內患纔是更可怕的，更應值得防範，因此防內患成為了治國的首要國策。在此理念指導下，宋代制定了極為周密詳備的法律制度，將司法程序的每一步都盡可能地設計成幾無瑕疵的規範性步驟，從司法制度的相對完善化來說，庶幾達到了中國傳統社會司法所能達到的階段。

日本著名學者大庭脩曾雲：“較之高深的理論，還是地道的考證有意思。”我引述大庭脩的話，不是說理論不重要，而是想表明：由於年代的久遠，中古時期流傳下來的法律文獻沒有幾部，法律制度的記載也是支離破碎，對於研究中國古代法律制度的學者來說，弄清法律文本文獻的制定、流傳以及法律基本制度，把散落在各種文獻中的有關史料找出來，通過邏輯論證，盡可能描述出原先模糊不清的法典、制度、事件的原貌，顯得尤為重要，的確是研究的要務，這也是我的治學興趣所在。1986年，我畢業留在上海師範大學工作，在歷史文獻學的教學和研究外，我一直把主要的學術關注點放在法律制度的研究上。上海師範大學的宋史研究，其歷史由來已久，自程應镠、張家駒先生篳路藍縷開創以來，復經朱瑞熙等先生接力，構建了基礎扎實的研究基地和一支優秀的學術隊伍。自雲南大學畢業後，我有幸進入上海師範大學，師從程先生、朱先生學習宋史。豐富的圖書資料，濃郁的學術氛圍，使我受益匪淺。

2000年黑龍江人民出版社曾出版過我的一部論文集《宋代法制初探》，因印數有限，許多學校和科研單位的圖書館未能收藏，曾有不少海內外學界朋友來信索要。或許還有些學術價值，學友趙晶教授向中西書局推薦出一新版，以廣傳布。承蒙不棄，中西書局李碧妍女史與我商議。考慮到原書中的《論宋代的斷例》《宋代刑罰體繫研究》《宋代從刑考述》內容已收入我2008年出版的《宋代刑法史研究》，遂以原論文集為基礎作了調整補充，刪去4篇，增補了2000年之後發表的13篇拙作，調整幅度達半，共彙輯了26篇拙稿，現以《宋代法制研究叢稿》為名出版。

書中內容涉及法律典籍、契約文書、法律制度、家族法、少數民族政策、司法案例。《範仲淹之子範純粹生母張氏身份及範純粹排行考》則從法律視角考述了張氏的社會身份，探討了那個時代的社會制度。這裡值得一提的是，1999年，我在寧波天一閣博物館發現了佚失近千年的《天聖令》，所撰《天一閣藏明抄本〈官品令〉考》一文刊發後，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了很大反響。《天聖令》新史料的發現，使得唐中葉至北宋中期的社會變化在國家法律制度層面上得以部分展現出來。用《天聖令》中宋令與附錄的唐令作比較研究，捕捉其中的變化，對於探討唐宋社會轉型問題，無疑有著重要的學術價值。我圍繞《天聖令》撰寫的還有一部分成果，此次沒有收入，我將在另一部書中整合刊出。《宋代折杖法再探討》一文論述的折杖法是構成宋代刑罰體繫的基礎，對了解宋代法律制度十分重要，文字內容雖被《宋代刑法史研究》吸納，此次仍予收入。集子中各篇拙作成稿時間不一，早的刊於1987年，晚的寫於2019年，前後相距30餘載，雖然這僅是我的部分成果，大體卻也能反映出我研討宋代法制的學術軌跡。此次結集基本上仍保持原貌，隻作了一些必要的修訂。書中引用的史料，盡可能用新出版的文獻進行了核對，增加了版本、頁碼等信息。唯《宋代家法族規試探》撰於1995年，引用的藏於上海圖書館的家譜當時尚未正式對外公開，也沒有可供檢索的目錄，我是通過朋友關繫到倉庫查閱的，抄寫的家譜名稱與現在公布的家譜間有不同，限於精力未能核對。整部集子所收拙稿文字前後或有重復、抵牾和舛錯，尚希讀者批評指正。

後，謹向關心、幫助拙作出版的朋友以及中西書局致以誠摯的謝意。

二〇一九年八月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