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
緒論 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
第一章 中國的原始社會與文明起源
第一節 古人類與舊石器時代
一 由猿到人的演變
二 中國的古人類與舊石器文化
第二節 新石器時代與遠古社會的演進
一 農業的起源與平等的農耕聚落社會
二 中心聚落的出現與社會不平等的產生
三 邦國文明的出現
第三節 古史傳說與遠古社會
一 三皇傳說的時代特征
二 五帝傳說與遠古社會的演進
第二章 夏商西周時期
第一節 夏朝
一 夏王朝的建立
二 夏朝的國家結構與政治制度
三 二裡頭遺址與夏文化的探索
第二節 商朝
一 商朝的建立和發展
二 商朝的政治制度
三 商朝的社會經濟
四 商朝的滅亡
第三節 西周
一 西周的建立和分封
二 西周的階級結構與社會經濟
三 西周王室的衰微
第四節 夏商西周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哲學思想
二 文化和教育
三 科學技術
第三章 春秋戰國時期
第一節 春秋五霸的迭興
一 平王東遷與諸侯爭霸
二 社會生產的發展和封建生產關繫的出現
三 奴隸、平民反抗鬥爭與卿大夫奪權
第二節 戰國七雄的兼並
一 變法運動與政治改革
二 封建經濟的發展和封建生產關繫的確立
三 兼並戰爭與秦王政統一中國
第三節 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諸子百家
二 文學和史學
三 藝術、體育和娛樂活動
四 科學技術
第四章 秦漢時期
第一節 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秦王朝
一 秦始皇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體制的建立
二 鞏固統一的措施
三 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形成
四 陳勝吳廣起義與秦朝的覆亡
第二節 西漢王朝的興衰
一 西漢的建立與漢初“黃老無為”政治
二 西漢前期與諸侯割據勢力的鬥爭
三 漢武帝的文治武功
四 西漢中後期政治
五 王莽改制與新莽的滅亡
六 西漢中後期的邊疆與民族關繫
第三節 東漢的社會變動與王朝政治
一 東漢的建立與前期政治
二 豪族勢力的發展
三 外戚宦官交替專權
四 清議與黨錮
五 黃巾起義與東漢的滅亡
六 東漢的民族關繫與對外關繫
第四節 秦漢時期的社會與經濟
一 社會階級與階層
二 戶籍、土地和賦役制度
三 農業與手工業
四 商品經濟
第五節 秦漢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經學與今古文之爭
二 史學、文學與藝術
三 佛教的傳入與道教的興起
四 科學技術
第五章 魏晉南北朝時期
第一節 三國的建立與治理
一 曹操與曹魏政權
二 蜀漢建國與諸葛亮治蜀
三 孫吳立國江南
第二節 西晉的短暫統一
一 西晉的建立與統一全國
二 八王之亂與西晉滅亡
三 門閥制度與門閥士族的形成
第三節 十六國時期的北方形勢
一 “五胡”內遷與十六國前期的北方
二 後趙與前秦民族政策的差異
三 淝水乏戰與北方再分裂
第四節 東晉門閥政治與南朝政權的交替
一 東晉建立與北伐西征
二 士族內爭與東晉門閥政治
三 南朝政權的嬗代
四 南朝寒人庶族興起與門閥士族衰敗
五 侯景之亂及其社會影響
第五節 北朝的社會發展與政治變遷
一 北魏統一北方與前期民族關繫
二 孝文帝改革與北方民族融合
三 六鎮起義與北魏分裂
四 關隴集團與北方再統一
第六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社會經濟與階級關繫
一 土地制度演變與北方社會經濟的曲折發展
二 移民浪潮與江南經濟開發
三 社會階級階層及勞動者地位
第七節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思想與宗教
二 文學藝術
三 史學
四 科學技術
第六章 隋唐時期
第一節 隋的統一與滅亡
第二節 唐前期的昌盛
一 唐太宗與“貞觀之治”
二 女皇帝武則天
三 唐玄盛世
第三節 唐後期的衰亡
一 安史之亂與藩鎮割據
二 朋黨之爭與宦官專權
三 王仙芝黃巢起義與唐朝的滅亡
第四節 隋唐政治制度
一 三省六部與使職差遣
二 科舉制的確立
三 律令格式的完備
四 府兵制與募兵制
第五節 隋唐社會經濟與階級結構
一 均田制及其崩壞
二 從租庸調制到兩稅法
三 城市與商業
四 階級結構
第六節 隋唐民族關繫與中外關繫
一 突厥、回紇、西域
二 吐蕃、南詔、渤海
三 中外關繫
第七節 隋唐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思想與宗教
二 史學與文學
三 藝術與科技
第七章 五代十國與遼、宋、西夏、金時期
第一節 五代十國與契丹的興起
一 五代更迭
二 十國割據
三 契丹的興起
第二節 北宋的建立和政治改革
一 北宋的建立及其局部統一
二 北宋的統治措施
三 北宋的統治危機與農民起義
四 王安石變法
第三節 遼、西夏、吐蕃、回鶻和大理
一 遼在北方的統治
二 西夏政權的興起和發展
三 吐蕃、回鶻和大理
第四節 金與遼、兩宋的對峙
一 金的建立與遼、北宋的滅亡
二 南宋與金對峙局面的形成
三 金的統治與滅亡
四 南北對峙局面確立後南宋的政局與滅亡
第五節 遼、宋、西夏、金時期的社會經濟與階級結構
一 社會經濟
二 階級結構
第六節 遼、宋、西夏、金時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宋學
二 宗教
三 史學
四 文學藝術
五 科學技術
第代
第一節 蒙古族的崛起
一 成吉思汗統一蒙古草原與創立大蒙古國
二 蒙古西征與四大汗國的建立
第二節 統一多民族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朝的建立與全國統一
二 中央與地方行政
三 民族地區與邊疆的有效治理
第三節 民族等級政的衰敗
一 四等人制
中後期的政局與吏治敗壞
第代的經濟與階級關繫
一 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
二 土地制度和階級關繫
第代的思想文化和科技
一 思想與宗教
二 史學、文學與藝術
三 科學技術
第九章 明代
第一節 明朝的建立與鞏固
末群雄並璋建立明朝
二 君主專制統治的加強
三 屯墾與賦役制度的建立
四 明成祖對民族地區與邊疆的經營
第二節 明中期政治制度的演變
一 從仁宣之治到弘治中興
二 內閣制度與宦官參政
三 巡撫總督制度的建立
第三節 明後期的危機與張居正改革
一 明後期的政治危機
二 南倭與“北虜”
三 張居正改革
第四節 明代的商品經濟與資本主義萌芽
一 商品經濟的繁榮與市民階層的崛起
二 海外貿易與白銀流入
三 資本主義萌芽
第五節 明朝的滅亡與清兵人關
一 明末的政治腐敗
二 滿族的崛起和後金與明朝的戰爭
三 李自成起義與明朝滅亡
四 清兵入關與山海關之戰
第六節 明代的中外關繫
一 鄭和下西洋
二 明朝與朝鮮、日本及中亞的關繫
三 明朝與歐洲的接觸
第七節 明代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思想與宗教
二 文學藝術及文化事業
三 科學技術
第十章 清代前期
第一節 清朝定鼎北京與全國統治的確立
一 清朝的建立與清初各地抗清運動
二 統治集團的內部鬥爭與少年君主親政
三 平定三藩之亂與統一臺灣
第二節 康雍乾時期民族地區和邊疆的穩定
一 康熙帝親征噶爾丹與驅準保藏
二 雍正帝穩定民族地區與邊疆的措施
三 乾隆帝的平準平回與統一天山南北
四 民族地區和邊疆的行政管理與清朝的民族政策
第三節 清代前期的中央與地方行政制度
一 中樞輔政機構和中央行政機關
二 地方直省行政機構
第四節 清代前期的賦役制度與社會經濟
一 賦役制度的改革
二 社會經濟的發展
三 人口膨脹與社會階級矛盾的激化
第五節 清代前期的中外關繫
一 清朝與鄰近各國的關繫
二 清政府對入華傳教士及天主教的政策
三 英國使團來華與中英衝突
第六節 清代前期的思想文化與科技
一 清初啟蒙思潮與三大思想家
二 清廷的文化政策
三 思想學術
四 文學藝術
五 科學技術
第十一章 清代後期
第一節 列強侵華與國勢衰微
一 兩次鴉片戰爭與《南京條約》等一繫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
二 中法戰爭與《中法新約》的簽訂
三 中日甲午戰爭與《馬關條約》的簽訂
四 八國聯軍入侵與《辛丑條約》的簽訂
第二節 主權淪喪下晚清社會與政治制度的變化
一 洋貨入侵對封建自然經濟的衝擊
二 晚清政治制度的演變
第三節 人民大眾反抗鬥爭與志士仁人的救亡圖存主張
裡人民反英鬥爭
二 洪秀全與太平天國起義
三 捻軍起義與義和團運動
四 志士仁人的救亡圖存主張
第四節 洋務運動求強求富的嘗試
一 “同光新政”與洋務運動的興起
二 編練海陸軍與興辦工礦、交通、新式學堂
三 洋務運動的破產
第五節 民族危機的空前嚴重與變法維新的失敗
一 瓜分中國的狂潮與《時局圖》
二 戊戌變法及其失敗
三 康有為《大同書》對君主專制制度的抨擊
第六節 清末“新政”的夭折與辛亥革命的爆發
一 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與廣州起義
二 清末“新政”與“預備立憲”的夭折
三 辛亥革命爆發與清帝退位
參考書目
參考圖目
後記

高度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

中華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多年來一脈相承，始終沒有中斷。這在世界歷史上是很罕見的。
中華民族是在波瀾壯闊的歷史進程中形成的。從遙遠的古代起，我國各族人民就建立了緊密的政治經濟文化聯繫，共同開發了祖國的河山。中華民族的悠久歷史，是我們必須十分珍惜的寶貴財富。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是我國各族人民共同創造和傳承的，是維繫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牢固紐帶。
一個民族的歷史深刻影響著一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今天的中國從歷史的中國發展而來。我們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史，包含著治國安邦的深刻道理，也揭示了今天我國發展道路的歷史必然性。要奪取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我們不僅應該懂得中國的今天，而且還應該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我曾經說過，一名領導干部不善於從歷史中吸取營養，不可能成為高明的領導者；一個政黨不善於從總結歷史中認識和把握社會發展規律，不可能成為順應歷史潮流的自覺的政黨；一個民族不善於從歷史中繼承和發展本民族和世界其他民族創造的優秀文明成果，不可能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多讀讀中華民族發展史，可以使我們加深民族感情、增強民族自信心，更加信心百倍地投身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事業。
當代中國正處在充滿機遇也充滿挑戰的時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綜合國力顯著增強，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同時，我們也必須清醒地看到，無論從國內看還是從外部環境看，我們在前進道路上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還很多，必須繼續進行長期而艱苦的努力。要使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發展得更好，我們必須認真總結和發揚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成功經驗，也必須注重汲取和運用歷史經驗，科學把握和正確運用歷史規律，正確借鋻歷代治亂興衰的經驗教訓。
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是弘揚愛國主義精神、增強民族凝聚力的重要途徑。愛國主義始終是中華民族團結一心、自強不息的精神源泉。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發展史上，我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取得的輝煌成績，我國各族人民經歷的種種苦難曲折，都是愛國主義教育的生動教材，都是激勵我們為祖國、為民族發展進步而不懈奮鬥的強大精神
力量。要真正形成對祖國、對民族的深切之愛、理性之愛，必須重視學習中華民族發展史，不斷豐富歷史知識。
全黨同志特別是領導干部要自覺學習歷史，把提高歷史素養放到更為重要的位置上來看待，多讀一點歷史特別是中華民族發展史，汲取經驗，陶冶情操，開闊眼界，以利於牢固樹立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增強歷史使命感和責任感，提高觀察問題、分析問題的水平和能力。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推動中國和世界的關繫發生了舉世矚目的變化。新形勢下，我們不僅要學習中國歷史，而且要學習世界歷史，善於從中外歷史上的成功失敗、經驗教訓中進一步認識和把握歷史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規律，認識和把握時代發展大勢。同時，我們還要向世界介紹我國歷史，特別是要介紹近代以來中華民族遭受的歷史苦難和進行的偉大奮鬥，讓國外民眾了解我國歷史和國情，幫助他們從歷史角度來客觀觀察和分析今天的中國。
“述往事，思來者”；“欲知大道，必先為史”。中國歷代傑出的史學家們，用豐富的體裁和濃重的筆墨，給我們留下了珍貴而又豐厚的史學遺產，值得我們認真學習。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寫的《簡明中國歷史讀本》，為我們了解中華民族發展史提供了一部通俗易懂的讀物，希望大家都能讀一讀。

                                           江澤民
                                 2012年7月13日

緒論
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
一
中國是遠古人類起源的重要地區，中華文明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之一。黃河流域、長江流域、珠江流域、遼河流域和北方草原文化區，都是中華文明的搖籃。中華一體，源遠流長。早期文明形成於龍山時代，其後生生不已地發展與傳承，從未中斷，至今已有五千多年的歷史。考古發現證明，中華文明的起源具有本土性，展現出自身道路的特點與風格。
中國原始文化多彩多姿。自舊石器時代謀人、北京人開始，就已經懂得火的使用與管理，過著采集和漁獵的生活。到了舊石器時代晚期，已經掌握人工取火與利用磨光和鑽孔技術制造勞動生產工具的技能，開始嘗試著谷物栽培和牲畜馴養。這時的人們過著母繫氏族社會組織生活。大約一萬多年前，進入了新石器時代。社會經濟由漁獵采集過渡到農耕畜牧階段，先民們過上了穩定的聚落生活。社會組織進入父繫氏族公社階段。這大體相當於中國古史的傳說時期。
生產工具的進步，農業和畜牧業的出現，使生產力有了很大發展，社會不平等也隨之產生。氏族社會內部有了貧富分化，私有制開始出現。相對於生產力低下的原始公有制，私有制的產生是人類歷史的一大進步，它直接推動了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的轉變。大汶口文化、紅山文化、陶寺文化都明顯地反映了階級階層分化特色。氏族顯貴成為奴隸主，掌管氏族公共事務的機構轉化為文明時代的國家政權。史書常用“萬邦冶來形容夏朝之前龍山時代的社會，這正是中國早期國家形成過程中的特點。堯、舜、禹既是邦國的國君，也是邦國聯盟的盟主，關於禪讓的傳說，描述了盟主職位在邦國聯盟內轉移和交接的情形前21世紀，啟在中原地區建立了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以“天下共主冶為最高統治者的奴隸制國家——夏王朝。
二
夏商西周是中國古代奴隸制生產方式形成、發展並走向鼎盛的時期。這個時期，土地所有制具有馬克思所說的亞細亞財產形態的某些特點。凌駕於眾多共同體之上並成為全社會代表的國君，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按逐級分封方式獲得田邑的各級貴族是土地的占有者。家族公社和農村公社農民是土地的使用者，即實際耕作者，而公社則是公社農民集體耕種“公田冶和定期輪換“私田”的組織管理者。戰國之前，存在著“田裡不鬻”及“三年一換土易居”的井田制。井田制作為中國奴隸社會土地所有制的一種模式，它的得名與當時排水灌溉需要的溝洫制度有關。在井田上耕作的農民除了耕種份地即“私田冶外，還要為奴隸制國家和各級貴族耕種“公田”。
中國歷史上的奴隸制屬於古代東方類型，不僅家內奴隸制充分發展，而且家族公社與農村公社兩類共同體並存，與古代希臘羅馬的奴隸制有所不同。甲骨文和金文顯示，商周社會有不少嚴格意義上的奴隸，如“臣”、“妾”、“僕”、“隸”等。大量的家內奴隸從事各種雜役，生產奴隸則主要用於手工業、畜牧業生產及山林川澤開發。商周時代農業生產的主要勞動者是“眾人”和“庶人”，他們是家族公社或農村公社的成員。公社中的本族或盟族平民，雖然享有某些政治權利，但就其生存條件和勞動條件受到嚴格管理和監督而言，並不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由民;至於被征服族群的原住民或徙民，社會地位更為低下，實際上接近於奴隸。秦漢以後，奴隸制的殘餘仍然長期存在。
西周後期，奴隸主貴族內部爭田奪地、土地轉讓的現像時有發生，共同體內農民各家庭之間的貧富分化也在潛滋暗長。鐵器的使用和推廣，促使生產力迅速提高，私有制的發展成為不可遏止的歷史潮流。到春秋戰國時期終於引起了生產關繫的巨大變革。戰國時期的列國變法，進一步推動了封建生產關繫在各國取代奴隸制生產關繫。
秦漢至明清，封建國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構成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的三種基本形式。其中，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始終占主導地位。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封建地主階級分別是中國封建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與階級基礎。
國有土地存在於整個封建時代，在不同時期強弱有所不同。總的來說，國有土地在國家經濟生活中既不占主要地位，也不是財政收入的最重要來源，而且常常處在被私有制侵蝕排擠之中。封建國家一般采用屯田制或租佃制方式經營國有土地;也實行過授田制，按一定標準分配部分國有土地。在宋代之前，封建國家曾多次頒行法令，推行限田制、占田制、均田制等，力圖通過由政府確認土地所有權，限制土地的占有、轉讓、繼承，以調控全國的土地占有關繫。其目的並不在於維護土地國有制，而主要是為了抑制土地兼並和土地集中，扶植國家賦役的負擔者——自耕農。
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在戰國時代已經相當普遍，“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的個體小農，是當時的基本生產單位。自耕農是小土地所有者，也是封建社會數量最多的勞動生產者。“男耕女織冶的小農經濟是封建國家重要的賦稅來源，自耕農經濟的繁榮或凋敝，往往成為封建國家盛衰的重要標志。但它並不能決定社會經濟形態的性質。生產規模細小而分散的自耕農經濟，經不起天災人禍的打擊，在封建社會各個時期，都有許多自耕農由於貧困或土地被地主巧取強奪而淪為租種地主土地的佃農。
決定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形態性質的所有制，是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中國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特點有三:一是土地的傳承方式主要是諸子均分而非長子繼承，加上土地可以買賣，這一特點決定了中國封建社會的地產易於分散，很難形成長期穩定的占有。二是地主土地的取得，不完全依靠政治權力和等級身份。中國封建社會也有等級制度，也出現過多次以國家名義頒布的按照爵位官職高低占有土地的法令，但自宋代調整土地管理政策之後，官僚地主、貴族地主和庶民地主之間的土地占有已無等級性限制。富者未必是貴者。三是租佃制是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主要經營方式。董仲舒所說的“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冶的經濟剝削方式，自秦漢至明清始終存在。除個別時段和地區外，租佃農民一般不像西歐領主制下的農民那樣被強制固定在土地上。地主把土地出租給農民，收取地租。不論封建租佃關繫屬於隸屬型或契約型，地主對農民雖有超經濟強制，農民對地主也有一定的人身依附關繫，但地主對農民並沒有行政權和司法權。
唐代以前，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發展受到封建國家的許多限制，但仍然出現“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冶的狀況。唐後期均田制廢弛後，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發展，土地買賣和土地兼並日益頻繁，以至於有所謂“千年田換八百主”的說法。中國封建社會的賦稅制度自兩稅法後由重口稅、丁稅、戶稅轉向重田稅、財產稅，正好說明國家財政制度與土地制度的發展變化有重大關聯。
地主土地所有制的經營方式前後也有若干變化。唐代以前,普遍實行分成租制。從唐朝開始，有些地區出現了定額租。南宋以後，定額租逐漸得到推廣。由於地主“奪佃增租冶的事件層出不窮，農民階級進行反抗鬥爭，到了明清時期，在不少地區出現了永佃制，即地主出賣土地之後，仍由舊的佃戶耕種交租，不改變耕作權。在完全的永佃制下，地主一般無權隨意增租奪佃或干預佃農耕作，而佃農相對有退佃、轉租或典賣佃權的自由。享有永佃權的佃農，其耕作權變成了得以長期經營的“田面權”,而地主的土地所有權則成了“田底權”。當土地轉租時，直接生產者既要向土地所有者繳納大租，又要向佃權所有者繳納小租。永佃制和大小租制的形成，反映封建土地所有制開始出現土地所有權和經營權初步分離的現像。
與西歐封建領主制經濟不同，中國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構具有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結合的特點。戰國時期，商品生產已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從秦漢到明清，無論是地主經濟還是自耕農經濟，由於生產和生活的需要，以及向封建國家繳納賦稅的需要,都要把部分產品投入市場，換取貨幣。商人資本的活躍，帶動了封建商品經濟的畸形發展。但以自給性生產為特征的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土地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被視為最重要的財富,“以末致財，用本守之冶成為人們治生的信條。明朝後期，商品經濟的發展曾導致資本主義萌芽在部分地區、部分行業中出現並萌動著社會轉型，但封建經濟結構並未解體。
三

中國自古以來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在不同歷史時期，曾出現過許多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各不相同的少數民族。有些少數民族後來消失了，有些少數民族則長期生息在中國的歷史疆域之內。今天中國由56個民族共同組成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的組成部分。漢族的前身是華夏族。“華夏冶一詞，最早見於《尚書?周書?武成》。《左傳》定公十年孔穎達《疏》說:“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冶“華夏冶連稱本意指衣冠華美又重禮儀，在先秦時期是中原的地域、國家與族群指稱。所以《尚書正義》說:“華夏謂中國也。”本義指華夏居天下之中的“中國冶一詞在傳統文獻中也有多重指稱，或指國家政治中心京師，或指中原地區，或指中原王朝。但隨著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發展，“中國冶的含義有很大變化。到了清初，“中國冶作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的專稱已具有主權國家的含義。辛亥革命後,“中國冶就成為具有近代意義的正式的國家名稱。
春秋時期，華夏族所分布的地區，史稱諸夏、華夏，也稱“中國冶。在華夏族的周圍，分布著一些被稱為蠻、夷、戎、狄的少數民族。盡管華夏族與周邊民族在經濟和社會發展上存在一定差別，民族間的衝突時有發生，但隨著民族接觸的增多和加深，以及華夏文明的擴散，也開始了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歷史進程。西北的秦國和北方的三晉地區，南方的楚國和吳越，表現尤其明顯。
戰國時期，隨著兼並戰爭的加速，統一被提上歷史日程。以儒家為代表的文化大一統觀念開始對民族關繫的演變產生重要影響。成書於戰國時期的《禮記?王制》，提到“中國、蠻、夷、戎、狄冶語言和風俗習慣都不一樣。但作者主張“修其教不移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冶，就是在政教統一的前提下，允許保持各民族文化上的相對獨立性。一體的政治認同和文化認同觀念，對此後中國歷代王朝的民族關繫和統治階級的民族政策產生了重要影響。
秦漢是統一的多民族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封建國家。先秦以來的民族融合在統一的國家地域範圍內得到進一步鞏固和發展,民族間的交流也因政治、經濟、文化建設上的需要而日益頻繁。東至遼東以遠，西至西域，南至交趾，北至居延澤以北、大漠南緣，秦漢王朝都曾實施過直接統治。共同地域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促進了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而各民族間的交流與融合又促進了漢民族的發展壯大，很多少數民族是在這個時期融入漢民族共同體的。在秦漢的政治舞臺上，就活躍著許多少數民族出身的人物。統一的多民族的秦漢王朝創造了彪炳世界、燦爛輝煌的中華文明，展現出強大的民族凝聚力。
如何處理好與周邊民族的關繫，是歷代中原王朝不得不考慮的重大政治問題。中原王朝對周邊的少數民族或采取設立行政機構的方式進行直接統治，或采取羈縻、和親政策，讓少數民族政權既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又對中原王朝納貢稱臣。也有少數民族與中原王朝呈現出時戰時和的狀態。有的少數民族政權甚至最終擊敗中原王朝，入主中原，建立新的王朝，朝、清朝都是實例。但不論何種情況，各少數民族的歷史都是中國歷史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中華民族的歷史是各民族共同創造的。
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是中華民族發展史上的一個裡程碑。“中華”一詞就出現在這個時期。在近四百年的歷史進程中，匈奴、羯、氐、鮮卑、羌所謂“五胡冶，以及烏桓、柔然、高車、蠻、俚、僚等周邊許多民族與漢族之間，以及各少數民族之間，都呈現出比較密切而復雜的關繫。在民族矛盾幾度比較緊張的同時，民族同化和民族融合的步伐也在加快。以漢化為表現形式的封建化，促進了少數民族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中華文明得到更廣泛的傳播和認同，而各少數民族的內遷，為中華民族注入了新的生機與活力，從而為隋唐文化的空前繁榮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隋唐是中國境內許多民族乘勢興起的重要發展階段，活躍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許多民族已經難覓蹤影，而封建社會後半期的主要少數民族，大都可以追溯到這個時期。在強盛國力的影響和吸引下，突厥、西域各族、回紇、吐蕃、南詔、契丹、靺鞨等少數民族與隋唐王朝在政治、經濟、文化上聯繫緊密。唐太宗曾說:“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在這種思想指導下，唐太宗獲得了北邊各民族的尊重，被尊奉為“天可汗冶。唐代疆域較以前更加遼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進一步穩固，民族凝聚力進一步增強。
清代是中華民族獲得空前發展和歷史命運發生重大轉折的時期。入關之初，清統治者曾一度實行比較激烈的民族壓迫和歧視政策，但在漢族人民的堅決反抗下，這種政策最終得到調整。康雍乾時期，清朝政府通過軍事和政治措施，完成了統一大業。清朝的疆域東起臺灣、庫頁島，西迄帕米爾、巴爾喀什湖，北及外興安嶺、薩彥嶺，南達南沙群島的曾母暗沙。以漢族為主體的多民族國家人口眾多，疆域遼闊，綜合國力曾位居當時世界前列。統一國家內各民族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日益頻繁而不可分割，民族認同感與凝聚力大大增強，中華民族的發展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這是清朝對中華民族的歷史貢獻。至清朝後期，西方列強侵略中國，中華民族的歷史命運發生重大轉折——從昂首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到面臨亡國滅種的嚴重危機。
清末，梁啟超首先使用了“中華民族”一詞。中華民族是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中形成的，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的。縱觀歷史,中華民族雖然歷經磨難，其發展歷程迂回曲折，有分裂，有倒退，特別是鴉片戰爭後更是飽受列強欺凌;但在艱難困苦面前,中華民族始終表現出強大的凝聚力和不屈不撓的奮鬥精神，一次次站在人類文明輝煌的高峰。這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
四

前770 年周平王東遷前221年秦始皇統一中國，是中國歷史上的東周時期。東周又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歷史階段。這是中國古代國家形態發展的一個重要轉折時期。各諸侯國通過變法，中央集權有了新的發展，突出表現是由中央直接管轄的郡縣等地方行政機構開始出現。國家的治理方式由分封制向直接行政管理過渡。世卿世祿的貴族世襲制讓位於非世襲的官僚制。各級官僚的選撥、任用、升遷、罷免主要取決於貫徹執行君主意志的職官制度，任官資格主要憑借的是纔能而非宗法血緣身份。官僚制與地方行政制度的建立，大大加強了列國君主的專制權力。復合制國家開始向單一制國家轉變。
由秦開創的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秦的統一是戰國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秦王朝所建立的制度，奠定了此後兩千多年封建國家政治體制的基本模式。這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首先，秦朝建立了以“皇帝冶為至尊的君主專制體前221年，秦王嬴政奸滅六國後，自認為功高五帝，擬於三皇，從中各取一字，創立了皇帝稱號，並被以後歷代王朝所援用。體現皇權獨尊的一繫列施政、禮儀制度也隨之建立，並在歷代逐步得到加強。
君主專制是專制主義的一種形式，本質特征是皇權凌駕於整個社會之上，皇帝集最高權力於一身。中國古代君主專制的萌芽可以追溯到三代時期。但是君主專制作為一種政體的正式確立並在全國範圍內推行，始於秦始皇。君主專制政體並不是古代東方國家的專利，西方歷史上也有君主專制政體。但中國古代君主專制政體自秦始至清亡，延續時間之長，卻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
其次，秦朝建立了中央集權的國家治理模式，並被歷代沿襲繼承。秦統一當年，圍繞實行怎樣的地方行政體制，在朝廷上展開了激烈辯論。秦始皇最終采納廷尉李斯的建議，廢分封，全面推行郡縣制。從此，“海內為郡縣，法令由一統”，之前列國紛亂不一的制度得以整齊，廣袤的國土上實施著統一的地方行政管理措施。
郡縣制以地域劃分行政單位，郡縣之下又設鄉裡，以嚴密的戶籍制方式將全體民眾納入國家的控制之下，由中央直接委派主要官吏治理。中國古代地方行政制度在不同地區、不同朝代不完全相同，如在邊疆及少數民族地區往往實施一些特殊的行政建制，以適應形勢的需要。歷代行政區劃名稱及管理區域範圍也在不斷變動之中，但由中央直接控制的模式基本未變。縣及縣以下的行政組織更具有較強的穩定性。
貴族分封制殘餘歷代仍有遺存。西漢初年，諸侯王嚴重危及中央集權的統一與安全。但經中央政府的嚴厲打擊，自漢武帝以後的歷代王朝，除少數時期之外，受封的貴族大都“惟得衣食租稅”，享受封國內的經濟利益，而無治理民眾的權力。郡縣制取代分封制是歷史的必然，歷代有識之士清楚地看到這一點。如唐在《封建論》中就說:“封建，非聖人意也冶，“今國家盡制郡邑，連置守宰，其不可變也固矣”。秦之速亡，“失在於政，不在於制。”明清之際的顧炎武也說:“秦雖欲復古之制，一一而封之，亦有所不能。”這些都是卓識高見。
  中央集權是指中央和地方的關繫，與專制主義既有聯繫又有區別。專制主義必須依托中央集權，但中央集權不一定必須仰賴於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不僅與分封制相對立，也與地方分權相消長。在高度中央集權制下，地方政府的一切政治、經濟、軍事權力都由中央授予，沒有自己的獨立性。中國歷史上實行的是中央集權式行政管理，但歷代中央政府也根據具體情況，賦予某些特殊地區較其他地方較為寬松的政策乃至分治、自治。而在縣以下的鄉村，由於宗族、豪強、士紳等地方社會勢力的存在，中央集權的干預仍然有限，強弱隨時代而不同。大體說來，當中央集權衰弱或危機時，地方社會勢力往往成為國家的對立面，形成分裂割據的力量;當中央集權強大時，地方社會勢力則處在國家的控制與利用之下。社會勢力與國家權力間的互動關繫長期存在。歷代中央政府為了強干弱枝，對地方宗族豪強等勢力大多采取防範、壓制，甚至打擊的政策，但由於二者有著共生共存的關繫,以宗族、地主豪強等為代表的社會勢力與民間社會組織力量，在國家基層權力結構中始終占有一席之地，成為國家權力的補充。
地方政府在絕大多數時期聽命於中央，但也有相互博弈的時候。一般說，中央集權強大時，地方政府就會服從於中央，並成為中央政府的有力支撐。一旦中央政府某些政策不當，或者中央政府出現危機，地方勢力就可能坐大，形成瓦解中央集權的力量。漢末的州牧與唐代中期以後的藩鎮節度使都是例證。
統一是中國歷史的大勢，但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國家也存在著各種產生分裂的溫床。就中國歷史實際來看，統一國家的分裂主要出自政治或民族關繫原因，而非經濟和文化因素。歷代中央集權王朝衰落與崩潰的原因各有不同，但不能處理好與地方政府、地方社會勢力的關繫，不能處理好民族關繫，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當然，基於經濟基礎和歷史傳統，重建的王朝最終還是要走中央集權之路。
最後，秦朝建立了一整套的官僚制行政管理體制。秦統一後，立足本國歷史基礎，兼收並蓄戰國以來各國業已形成的官僚制度，在中央行政機構建立了皇權控制下以丞相領銜的公卿制度，在地方建立了以郡守、縣令(長)為首的地方官僚制度。各級官吏無論在意識形態上還是在行政管理上都必須絕對服從皇帝的權威，嚴格執行中央的政令。
秦王朝建立的職業化的封建官僚體制，在具體的設官分職上後世都有較大的調整與改變，但其基本精神沒有變化。第一，官僚選撥制度逐步完善。從秦朝的薦舉、軍功用人制，到漢代的察舉制、魏晉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最後定型為隋唐的科舉制並延續至清朝，統治階級不斷根據時代的發展變化而調整官僚選撥制度。其基本走向是重道德纔能表現;其目的在於最大限度地擴大官僚選撥範圍，使封建統治政權擁有更為廣闊的社會基礎，網羅更多的優秀人纔。這一點，對保證整個封建統治秩序穩定及其不斷延續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特別是在科舉制時代，作用尤為明顯。當然，它也帶來了官本位的弊端。明清以降，這種選撥制度日益僵化，已不能適應時代變化的需要。官僚選撥是受一定意識形態支配的，中國歷史上的道家、法家、儒家，其思想對封建社會的吏治觀都產生過影響。統治階級根據社會環境需要，在不同時期通常會對其中的某些思想揚抑取舍，並據以調整官僚隊伍的結構，但占主要地位的還是儒法兩家思想。文吏和儒生是中國歷史上官僚隊伍的主要類型，外儒內法是中國歷史上官僚行政的基本特點。第二，官僚行政中樞不斷有所調整和變化。中國歷史上雖然有秦始璋那樣的獨裁專權、親自處理大量公文的皇帝，但即使如此，仍然需要一個行政中樞來協助其處理龐大的政務。歷史上的行政中樞組織有很多變化，大體說是由個人開府的宰相制向組織機構化的宰相制演變。丞相府、三公府、尚書臺、三省六部、中書省、樞密院等，都承擔過中樞組織職能。明代廢除宰相制，內閣實際承擔著中樞的職能。清代，中樞機構由議政王大臣會議、內閣演變為軍機處，專制主義隨之發展到頂峰。為了防止皇權的旁落，專制君主需要不斷調整、分散中樞組織的權力，這是導致中樞組織不斷變化，以致名實不副的重要原因之一。歷代行政中樞組織與皇權有時也發生衝突。在特定狀態下,行政中樞組織也有限地約束了皇權，阻止、限制了皇權的惡性發展。第三，為保證專制主義中央集權下官僚隊伍的忠誠和官僚機構的正常運行，形成了關於官僚考核、監督、管理的一整套措施。這套措施歷代並不完全相同，但總體趨勢是日益向制度化的方向發展。中國歷史上政治比較清明，社會比較穩定的時期，通常是吏治比較好的時期。“明主治吏不治民”，是封建政治文化的重要經驗之一。
為完善對官僚的監督監察制度，歷代制定頒布了許多懲貪律令。在民本思想的影響下，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一些清官循吏。但這些都改變不了封建統治階級的貪婪本質，腐敗和殘暴成為痼疾。中國封建社會的基本矛盾是農民階級和地主階級的矛盾，但封建國家是地主階級的政治總代表和經濟利益的強力維護者，所以更多集中表現為農民和封建國家的矛盾。官逼民反是歷代農民起義的通例。在封建剝削階級的多重壓迫下，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規模之大、反抗之激烈，是世界歷史上所少見的。由於時代的局限性，農民階級難以創立新的政治體制，更不能創建新的社會制度，但歷代農民起義一次次地打擊封建地主階級的腐朽統治，爭取自身的權益，推動歷史前進，都有毋庸置疑的進步意義。
封建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體自秦朝以後沿襲了兩千多年，直至1911年清朝被辛亥革命推翻。正常運作的中央集權有利於集中大規模的人力物力進行公共工程的修建;有利於生產技術的傳播和商業貿易的流通，促進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利於抵御外侮,防止分裂，推動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和鞏固。漢、唐、明、清等若干時段鼎盛局面的出現，顯然與這種政體所創造的政治社會環境有關，其積極作用，不可否認。但是，封建專制主義的長期延續和中央集權的過度膨脹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則有嚴重的阻礙作用。維持這種政體需要國家供養大批官僚和軍隊，其沉重負擔必然要通過各種名目的賦稅強加到人民身上，從而導致對社會經濟的摧殘。勞動人民要承受專制君主、貴族、官僚和地主的多重壓迫與剝削，苦難深重。而在思想文化領域厲行的思想禁錮、文化專制，扼殺著民主與科學精神的產生和傳播。
進入近代以後，資本主義列強憑借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不擇手段地以武力掠奪的方式敲開了古老中國的大門。腐敗的清政府被迫簽訂一繫列不平等條約，使中國主權喪失，一步步淪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深淵。中華民族面臨著生死存亡的嚴重危機。反帝反封建成為近代中國歷史的主題。面對危局，清政府內部的有識之士進行了一些改良運動;為了救亡圖存，無數仁人志士為之進行了不懈的奮鬥，浴血抗爭，尋找救國救民之路，留下許多可歌可泣的壯烈事跡。但改良道路和舊民主主義革命，最後都以失敗而告終。從此，領導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鬥爭，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重任，落到了中國共產黨人的身上。這是歷史的必然選擇。
波瀾壯闊的中華五千年文明史，呈現出自身獨特的風格與特點。但中國歷史的發展道路並沒有脫離馬克思主義所闡述的人類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歷史的統一性寓於歷史的多樣性之中。中國歷史發展的基本規律、具體進程和豐富經驗，都雄辯地證明歷史和人民選擇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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