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1/ 空印案小試鋒芒

010/ 郭桓案大張旗鼓

019/ 破天荒民眾綁官

028/ 避席畏聞文字獄

036/ 挑剔文字忌諱多

044/ 論詩文捕風捉影

052/ 刪《孟子》竟成疑案

060/ 奸黨罪名株連廣

068/ 胡藍獄起群喋血

077/ 親問案突發奇想

087/ 法聖賢明刑弼教

094/ 重典治吏懲貪贓

102/ 高薪亦難除貪心

110/ 吏胥為奸千百端

118/ 應從執法看懲貪

127/ 恤刑易明慎刑難

137/ 奸頑良善如何分

144/ 察廉舉孝褒循良

152/ 申明、旌善亭何在

161/ 嗜血夾錢牛皮鞭

171/ 狠心殺子無人道

181/ 有賢妻必有賢官

190/ 善惡同源必有報

198/ 不為身家隻為民

206/ 宗親屏藩皇太孫

214/ 蓋棺豈能成定論

226/ 補遺

     226/ 用酷刑聳人聽聞

    235/ 剝皮實草的傳說 

244/
參考文獻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膺天眷命，奄有萬方，君臨天下，紀綱淪替，彝遵傾頹，斟酌損益，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始著《大明令》以教之於先，續定《大明律》以齊之於後，制《大誥》三編以告諭臣民，復編禮儀定式等書，以頒示天下，即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之意也，當時名分以正教化，以明尊卑，貴賤各有等差，無敢僭越，真可以遠追三代之盛，而非漢唐宋之所能及矣。（明·馬文升：《馬端肅奏議》卷10《申明舊章以厚風化事》）

這是明人璋在法律方面的建樹，認為其所立法超過漢唐宋。的璋的立法氣勢也是前無古人的，聲稱：“凡我子孫，欽承朕命，無作聰明，亂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非但不負朕垂法之意，而天地祖宗亦將孚佑於無窮矣！”（《明太祖實錄》卷82，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條）在“祖制”不能夠擅自更改的情況下，凡是子孫改者則廢棄不置，官員改者則夷其九族，所以經過他勒定的《大明律》終明代而不改，而清代又大體延續，成為實施500多年不變的根本大法。

實際上在明代法規體繫中，律並非是孤立的法規。臺灣學者黃彰健認為：明代法律實施分為三個時期，一是洪武、永樂兩朝的以榜文為主，律為輔；二是仁、宣、英、景四朝的律為主，現任皇帝所定例為輔；三是憲宗（弘治）以後的例輔律而行。《明史·刑法志》認為：“因律起例，因例生例，例愈繁而弊愈無窮矣”。在整體承認明代法律優長的情況下，也揭示其存在許多弊端。

明代在“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用的情況下，法律出現多種形式，確實有“聿新一代之制作，大洗百年之陋習”的特點。不但較之前代法律多有創新和發展，而且使古來律式為之一變，既強化了君主專制中央集權制度，也適應了當時社會的經濟發展的需要。明代的法規體現在懲治經濟、行政、軍事等方面犯罪，以及訴訟制度方面，較之前代更為發達和完善，體現了“世輕世重”、“輕其輕罪”、“重其重罪”的原則，還出現許多新的罪名，諸如“奸黨”罪、“奸細”罪等，在逐步形成和實行律例合編的情況下，使律典能夠長期穩定，在律為大綱的前提下，以例及其他法規進行補充，使法規更能夠發揮其治國實踐的效用。正由於如此，明代的法規形式和內容大多為清代所沿襲，並對日本、朝鮮和越南等周邊國家的法律制度產生了重大影響。

在君主掌握的立法和司法權的情況下，君主的所作所為不但影響到法律的制定，同時也左右著法律的實施。在君主凌駕於國家機器之上的情況下，君主可以不通過主管司法的部門，使用非司法機關的人員進行審訊。這些由君主直接委派的人員，隻對君主負責，而不接受司法機關的管理，不受現行法律的約束。還有皇帝親自決斷案件，體現出“人治”的特點，容易出現有法不依、以言代法的局面，甚至全然不顧法律，不但使法律遭到嚴重破壞，而且加大了司法的任意性。君主憑著自己的愛憎任意加刑施恩，是賞、是罰、是獎、是懲，本無定則，更不顧及法律的規定，本身的作為就存在矛盾，更不能期望能有什麼穩定的法律。因此，在談到古代的法制時，離不開君主，有明一代16帝，或者17帝，全面審視他們的立法和司法實踐，通過他們審斷的案件，既可以了解他們對明代法律制度方面的建樹，又可以看出他們所采取“常經”之法與權宜措置並行的法制方略，在評價他們功過是非的時候，既應該肯定他們的歷史貢獻，也應指出他們的失誤和過錯。隻有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和正確的分析方法，纔能對明代法制及君主們的功過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