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溫情與真實

小引

章義和團起山東

失去土地的農民

秘密社會悄然復興

政府的態度：有限的鎮壓

不到三月遍地紅

第二章誰制造了華北大亂

卜克斯事件

剿撫之間的搖擺

五國公使聯盟

義和團北上京津

樊國梁的一封來信

使館衛隊要進京

第三章走向對抗

動蕩在加劇

聯軍在集結

主撫派暫占上風

無能的西摩

公使們的恐懼

招安是否可行？

第四章不宣而戰與宣而不戰

聯軍回撤

不宣而戰：大沽失陷

所謂“歸政照會”與太後的心結

宣戰詔書的真實含義

第五章圍而不攻的戰爭

克林德之死

時間差帶來的誤會

孤島囚徒

炮打西什庫

重建信任

互信再遭破壞

善意被誤解

第六章東南互保：莫名其妙的和平

保境安民：方面大員的憂慮

所謂“偽詔”：一個奇怪的借口

大戰中的局部和平

第七章被撩撥的帝王情結

以“勤王”的名義

章太炎的期待

孫中山的願景

唐纔常：從自立到他立

張之洞：帝王意識一閃念

第八章大局糜爛與趁火打劫

太原慘案：誘殺在巡撫衙門

保定總督府的恐怖疑雲

陰霾籠罩牛莊

天津失陷

一個趁火打劫的典型：以開平煤礦為例

第九章向北京挺進

聯軍增兵

聯軍統帥之爭

挺進北京

第十章中國在哭泣

兩宮“西幸”

帝都在呻吟

艱難的議和

章義和團起山東

    “義和團起山東，不到三月遍地紅。”義和團在山東興起發展，不是偶然的。甲午戰爭期間，山東民眾備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躪；戰後，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狂潮，山東又首當其衝，成為英、日、德等強國垂涎欲滴的一塊肥肉和反復爭奪的戰場。待到1897年底，德國出兵膠州灣，造成既成事實，迫使清政府出讓，遂將膠州灣建成自己的軍事基地，將山東劃為自己的勢力範圍。

失去土地的農民

    德國人將山東劃為自己的殖民地，破壞了遠東均勢，俄國人不干了，乘機索要與山東半島隔海相望的旅順口和大連灣，從而使俄國軍事力量能夠通過東三省直達太平洋。

俄國人達到了自己的目的，而英國人又覺得喫虧了，覺得遠東格局被德國、俄國打破了，於是英國人乘機索要威海衛作為補償，以此與俄國人抗衡。

威海衛此時尚在日本的占領下，英日兩國經過一繫列秘密談判達成諒解，英國人也如願以償。

    於是，山東在甲午戰後幾年間，實際上被這幾個帝國主義國家所瓜分占領，山東民眾在殖民主義統治下受盡煎熬。

    下層民眾當然不知道甲午戰爭對他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也不知道這些外國人不遠萬裡來到山東究竟是為了什麼，但是他們清楚知道，在經歷了這一繫列巨變後，他們的生活更加艱難，“集體無意識”促使他們不甘心於中國社會繼續沉淪，不甘心於具有悠久歷史文化傳統的中國就此消亡，當然不甘心的就是他們的生活隨著這些外國人逐步下降，甚至到了難以為繼瀕臨死亡的困境，民族主義情緒在山東油然而生。

民間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有著非常具體的政治背景和利益指向。自《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市場開始向外部世界開放，新興市場的價格窪地和廉價的勞動力資源、低廉的成本，都在吸引著外國投資者。國際巨資不需要中國提供怎樣的實質性擔保，它們爭先恐後湧入中國，攫取巨額利潤。

    外國資本潮水般地湧入，促動了中國經濟超常規發展，促動了中國經濟結構大幅度調整，中國經濟獲得了空前增長。然而，超常規的經濟增長改變了中國的面貌，中心城市開始成型，經濟網絡開始布局。與此相伴的是，失業人口，特別是隨著經濟大發展而失去土地的農村人口大幅度增加，相對貧困化和貧困化的人口也都有所增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園生活成為歷史的記憶，動蕩不安，朝不保夕，成為轉型期中國民眾必須承受的心理壓力。

    下層民眾並沒有上層社會那種“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心理，他們是實際的自然人。他們不知道中國向西方學習究竟意味著什麼，更不知道中國為什麼要走向世界，與世界同步，他們所關心的隻是出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他們知道幾十年前五口通商了，給他們帶來了許多洋貨和生活上的便利，洋火總比打火石來得方便和實用，洋布總比土布光鮮和耐用，洋油總比松脂光亮和持久。這些變化使他們並不覺得洋人可惡。相反，那些傳教士不辭辛苦深入中國內地和邊遠鄉村，為缺醫少藥愚昧落後的村民帶來了外部信息和近代文明，他們對洋人反而有一種不同尋常的親近感。

    然而，甲午戰後隨著生活狀況日趨惡化，下層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滋生蔓延。特別是隨著洋貨無節制大量輸入，近代新式工業自沿江沿海向內地無止境崛起，民間生存狀況較之戰前進一步惡化。下層民眾在將這種責任歸罪於政府無能的同時，也感受到可能與那些洋人有關。洋人來之前，他們處在均貧狀態，我窮，你也富不到哪裡。現在不一樣了，先緊隨洋人撈到桶金的那些假洋鬼子富裕了，而更多的人則因為跟不上時代步伐而日趨貧困。他們的不滿和憤怒於慢慢對準了傳教士和那些所謂“教民”。

    就傳教士本身來說，他們肩負著傳播“福音”的使命。甲午戰前，大多數傳教士做了許多有益的慈善、教育普及等工作。但到了甲午戰後，相當一部分傳教士已不安心於本職工作，開始直接或間接地為其國家利益服務，違背了其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原初宗旨。比如被羅馬教廷批準歸德國保護的聖言會的中國主教安治泰，就是具有濃厚的政治偏見和文化偏見的宗教徒。在他的領導下，聖言會不惜與中國傳統文化正面衝突，竭力向孔孟故裡曲阜、鄒城等地擴張，導致山東境內頻繁的教案衝突。

    面對這些教案衝突，清政府按照傳教章程，大都采取保護傳教士稍微虧待自己人的策略予以化解，下層民眾雖然略有怨言，但也沒有辦法。在這種情況下，一個本分的傳教士應該知足，應該以為上帝服務的精神對待中國所有民眾。可是安治泰並不這麼想。他認為，中國民眾之所以對聖言會抱有某種程度的偏見，是因為聖言會在中國享有的優待不夠，於是他通過德國政府向清政府索要宮階，1893年獲得了三品頂戴，翌年又獲二品頂戴，以此提升自己和聖言會的政治地位。

    安治泰如果僅是為了傳播宗教而獲取政治地位，人們或許還能理解。然而，當中德利益衝突時，安治泰不顧主教的尊嚴及保持中立的基本原則，這就不能不引起中國人的反感了。1897年底，巨野教案發生後，正在歐洲的安治泰聞訊後立即趕到柏林，急切建議德皇應該利用這個大好機會占據膠州灣，並將此變為德國在遠東的一個重要基地。這種具有明顯政治色彩的行為顯然是以宗教外衣從事政治活動。

    像安治泰這樣的傳教士在當時雖然並不具有普遍意義，但也為數不少。諸如法國傳教士樊國梁、美國傳教士丁韙良、李佳白等，他們雖然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起過相當重要的作用，但當中國政府與西方國家發生衝突或外交緊張時，他們都在某種程度上背棄了宗教，屈從於更現實的政治，都曾向他們自己的國家竭力鼓吹過瓜分中國，要求其政府動手建立自己的侵略基地。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甲午戰後列強在中國爭奪租借地、搶占勢力範圍，企圖通過武力或非武力的手段瓜分中國的陰謀，一直有傳教士在其間起作用。正是在這樣一種背景下，中國人民反對傳教士和外國教會的鬥爭在甲午戰後進入新的歷史階段，自然地與反對列強瓜分中國的陰謀緊密結合起來。

    甲午戰後真正對中國人生存狀況構成重大威脅的，無疑還是經濟因素。根據《馬關條約》和在此前後中國政府與列強所簽訂的一繫列惠國利益均沾原則，日本和西方各國大幅度擴大了向中國的資本輸出。清政府當時完全可以不必向西方國家借錢償還日本的戰爭賠款，可是，西方國家的銀行向中國主動放貸，強迫放貸。他們不再像日本那樣繼續在領土、資源上打主意，而是通過貿易往來攫取利益化。

    中國尚未充分開發，向中國投資就是一本萬利的買賣。《馬關條約》將中國大幅度拉入世界一體化軌道。這是一把雙刃劍。外國投資為中國經濟布局和後來的經濟成長作出了貢獻，但也徹底破壞了中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國農民賴以為生的土地被大規模無限度地征用，修建龐大的鐵路網，開發資源豐富的中國礦產，興建各種各樣的新興新型工廠。這是一場非常奇怪的“羊喫人運動”。中國農民失去土地，一小部分成為城市新興工業建設的廉價勞動力，但大批失地農民流浪在城市、鄉間，他們沒有工作，沒有收入，可依然要養家糊口。

    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兵勇無法安置。甲午戰後，中國步入一個相對和平的發展時期，大量軍隊被裁減。這些人可不像一般農民那樣老實，他們成為後來政治動蕩的一個重要因素。

    基於直觀感受，流民們認為這一切都與洋人大規模進入中國有關。他們不知道中外之間達成的利益補償原則，不知道外國人建廠房開礦山修鐵路征用他們的土地，已經在雙邊或多邊政府協議中達成補償機制，所有損失都由外國政府外國企業通過貿易或稅收的方式補償給了中國政府中國企業，由中國政府負責這些失地農民的具體補償。這些農民隻知道自己的土地沒有了，卻沒有得到補償，或者補償非常少。但作為真正的“弱勢群體”，他們沒有反抗的辦法。他們一方面向外國企業出賣著廉價勞動力，一方面對外國人頗有微詞，對於假洋鬼子特別是那些教民，更是不齒乃至痛恨。

    他們以為，要想恢復往昔寧靜生活，就隻有將那些可惡的洋人驅逐出去。這種情緒持續發酵，終於釀成此伏彼起連年不斷的教案。僅德國占據膠州灣後一年半，山東省境內因鐵路、礦山及教案所引發的外交糾紛就有一千餘件。

    山東在甲午戰後先是遭受日本人的蹂躪和掠奪，膠州灣事件後又成為德國人的殖民地和勢力範圍。德國人在山東大肆修築鐵路，開采礦產，搶占強占民房民田，破壞水道墳茔，破壞中國人格外看重的風水，山東人民，尤其是鐵路沿線的居民久已不堪忍受德國人。

    按照中德雙方約定，一旦發生群體性突發事件，應由中國地方官府從重懲辦，德國人不得插手，更不得派兵直接鎮壓。然而由於中國地方官府行政效率太低，這些事件發生後，往往得不到有效控制。地方官府或許也對德國人的蠻橫久懷不滿，多少有點縱容中國民眾的意思，事件往往由小變大，逐步蔓延。久而久之，德國人根本不再顧及之前的約定，一旦某地發生群體性事件，他們往往繞開中國地方官府，時間直接派兵鎮壓。但這並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反而使對立越演越烈。

    為了平息中國民眾的不滿，參與處理糾紛的山東官員也曾向清政府提出過一些建議，希望仍由政府出面協調山東地方與德國殖民當局的關繫。租界外發生糾紛，仍應歸山東地方官府處理，德國人不能插手和干預。然而這樣的建議或不被清政府所重視，或不被德國人所接受，導致矛盾越積越深，終於演化成大規模有組織有計劃的武裝反抗。

秘密社會悄然復興

    民間秘密結社在中國有著久遠的歷史傳統，近的源頭也要從清初“反清復明”的白蓮教算起。

    白蓮教早就是淨土宗，其始祖也就是淨土宗始祖慧遠法師。大約東晉時，慧遠法師在廬山邀集十八高賢，結社於東林寺，立誓死後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由於他們在立誓處鑿石種植白蓮花，因而將念佛之地命名為白蓮社。名士陶淵明、謝靈運等時來遊玩酬唱，東林寺遂成為僧俗雅聚之地。

    經過幾百年低調的發展，到了南宋，吳郡僧在淨土結社的基礎上創建白蓮宗，崇奉阿彌陀佛，“謹蔥乳，不殺不飲酒”，因而被稱為白蓮教，並建立有比較成型的教門，師徒傳授，宗門相屬。

   代，白蓮教一度被官方認可，進入發展全朝統治者不顧人民死活，強征民夫堵塞黃河缺口，引發全國規模的白蓮教起義。起義軍以白蓮教明教“彌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口號，璋奪取了政權，建立了“大明王朝”。

奇怪的是，在明朝受到嚴格壓制的白蓮教卻對明朝抱有不可思議的好感。明亡清興之後，白蓮教長時期倡導“日月復來”，倡導“反清復明”。因此，長時期受到清政府的嚴厲鎮壓。不過，這些秘密結社在下層社會盤根錯節，世代相沿，擁有不易消除的巨大勢力和不易掌握的龐大網絡。他們時隱時現，起伏不定。一般來說，在政治統治比較鞏固時，人民的利益訴求容易表達，民間秘密結社比較蕭條；反之，民間秘密結社就比較活躍。

    甲午戰後，各種秘密結社重新活躍。根據不完全統計，自1895—1899年間，在華北地區至少存在著武聖教金、如意教、彌勒教、八卦教、離卦教、黃洋教、在理教以及大刀會、江湖會、仁義會、紅槍會、天地會、哥老會和紅拳、義和團、梅花拳、六合拳、鐵布衫、金鐘罩、紅燈照、聖賢道、一炷香等。這些教門成員遊離於傳統農業社會之外，諸如和尚、道士、拳師、術士、遊勇、流民等。他們長年浪跡於江湖，見多識廣，行蹤詭秘，一無所有，勇於反抗，故而往往充當活動的急先鋒或組織者。

    這些民間秘密結社有著不同的復雜來源，但基本上都與白蓮教有或多或少的關聯。1899年，吳橋縣令勞乃宣根據官方檔案文獻著有《義和團教門源流考》一書，認定義和團是19世紀初信奉太平盛世說的白蓮教中的一個重要教派。這一觀點影響很大，許多研究者認定義和團起源與這一以反朝廷為主旨的民間秘密組織有關。不過，後來的研究者並不完全認同這一觀點，或以為義和團源於一種由官方提倡和主導以勤王為目的的民團組織，即擔負著村莊防衛功能的民團；或以為大刀會和神拳在義和團運動發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直魯邊界地區的義和團是這次民眾運動的主要來源，即義和團運動顯然是義和團運動的直接發展；或以為義和團運動的興起和傳播主要是因為魯西地區特殊的文化環境，有核心作用的是其具有標志性儀式，即“刀槍不入”和“降神附體”。這種儀式易於接受，又與華北農村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息息相關。

    華北地區的這些秘密結社隨著社會人口流動規模擴大和速度加快，逐步走向聯合，大致形成以白蓮教為主，以金鐘罩（大刀會）、義和團（梅花拳）、神拳、紅拳等為核心組織的網絡架構。至1899年，逐漸歸並為以劉士端為首的大刀會，以趙三多為首的梅花拳，以朱紅燈為首的神拳等幾大教門。這些組織初並不以政府為鬥爭目標，而是以殺富濟貧、打家劫舍、相互救濟、相互保障為特征。他們初活動於德國人控制比較薄弱的魯西南以及直隸、山東交界地區，其中，活動為頻繁、影響的主要有曹州、單縣的大刀會，冠縣的義和團，以及茌平、高唐、平原等地的神拳等。

這些組織通過揭帖、壇諭、傳言等方式，宣揚民間宗教的所謂“劫變”觀念，宣稱他們是順應天意，拯救劫難，有神佛保護的團體，以此作為動員群眾、組織群眾，擴大影響的手段。他們在習拳練武外，兼習法術，舉行各種具有明顯荒誕特征的宗教儀式，渲染各種所謂刀槍不入的超自然本領。盡管這些手段在吸引群眾、鼓舞士氣、提高戰鬥力方面起過重要作用，但其非理性色彩比較容易受到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識分子的質疑。

政府的態度：有限的鎮壓

    義和團運動在初期，並沒有引起清政府重視。他們覺得以強身健體、保家衛國為宗旨的民間秘密結社或許有利用價值，因而坐視這些組織成長壯大。

曹州、單縣等地大刀會首領是劉士端，他們以“保衛身家”相號召，秘密反對外國教會。1896年3月，劉士端邀集大刀會眾約十萬人在山東單縣城關火神廟聚會，唱戲四天，以聚會友，展示功夫。他們大多手持紅纓槍，公開活動，捏言掐訣，念咒畫符，吐火吞劍，排磚排刀，渾身上下無所不排，一夜即成，不畏棒擊刀砍，不畏火槍洋炮，故其會眾中又有金鐘罩、鐵布衫、無影鞭等名號。甲午戰後社會秩序比較混亂，農村居民為患盜賊，聞大刀會能避刀槍，可以保身家，於是爭相學習，不惜錢鈔，富庶之家墮其術者千萬戶。

    劉士端為山東曹縣燒餅劉莊人（今屬單縣），幼年時從白蓮教傳人趙金環習武，主攻金鐘罩。後參與創立大刀會，並逐漸上升為曹縣大刀會首領。與劉士端齊名的還有曹得禮，曹家境遇不錯，有田數十畝。他們有點像走江湖的藝人，憑借身手吸引群眾，並換得生活費用。當然，由於他們常年遊走江湖，身上必然存在著濃厚的江湖義氣。這種義氣在升平時代固然有助於社會穩定和政治統治，而一旦社會動蕩時，則不可避免地成為加劇社會動蕩的因素之一。

天主教當然不相信大刀會真能刀槍不入，他們指責這些江湖藝人愚昧。大刀會就此與天主教結下梁子，凡天主教堂，大刀會思盡燒毀；天主教人，思盡殺滅。尤有甚者，大刀會聚眾數萬人，在曹縣、城武縣、單縣、豐縣、沛縣、蕭縣、碭山、考城、蘭儀等地同時舉事，不僅燒毀了一些教堂，還傷害了一些教民。這大概是甲午戰後大刀會起事的開端。

   
1896年6月，江蘇碭山縣（今屬安徽）劉隄頭村教民憑借教會勢力無理搶割平民莊稼，雙方發生械鬥。當地大刀會集合千餘人，焚毀劉隄頭教堂以示懲罰。鄰近數縣大刀會眾聞訊後群起聲援，先後焚毀、搗毀教堂二十餘處。劉士端還派單縣大刀會會眾千餘人趕赴江蘇助戰。他們在山東、江蘇交界馬良集搗毀官署，焚毀教堂。

    江蘇碭山縣大刀會首領龐三傑聞訊後聯絡山東大刀會以及牛金聲（一作尤金聲）、彭桂林、韓秉義、陳玉得、劉仲文等首領，率眾前往單縣及江蘇豐縣戴套樓等地，找教民復仇，砸毀一些教民家中的家具，焚燒了薛孔樓洋學堂等。此次大規模民教衝突引起清廷注意，清廷諭令兩江總督劉坤一、山東巡撫李秉衡各派隊伍，速往鎮壓。

龐三傑起事之初，率眾不過四五百人，活動區域主要集中在蘇魯交界馬良集等地。劉坤一與李秉衡派出官兵與大刀會在馬良集等地鏖戰數次，先後殺傷大刀會眾八百餘人，彭桂林、劉士端、曹得禮等首領先後被捕，殘部千餘人繼續活躍於山東曹州、河南東諸、江蘇徐州等三省周邊地帶。

    曹州、單縣的大刀會鬥爭是甲午戰後山東地區次規模較大的反教會鬥爭。這次鬥爭時間不長，盡管遭到了無情鎮壓，但它對山東地區正在興起的反洋教鬥爭以及義和團運動的進一步展開起到了相當重要影響。

    李秉衡在對大刀會進行鎮壓的同時，也對山東民間結社的興起高度關切。他一方面看到，這些秘密結社主要是為了對付外國教會的非法行為，當官府的力量不足以制約外國教會的不法行為時，這些秘密結社對於平衡民間社會結構是一種比較有效的組織；另一方面，他也注意到這些秘密結社的前身雖然具有反對清朝統治的性質，但現在已大為改變。他們不再是清朝統治的異己力量，反而成為清政府可以利用的一種民間勢力，在與列強進行交涉時，也可以成為一種政治砝碼。

    基於這種認識，包括李秉衡在內的幾任山東巡撫對民間秘密結社進行鎮壓時就遠不如甲午戰前嚴厲。李秉衡在處理這些事件時，區別會與匪、首與從的關繫，對不同成員采取或鎮壓或安撫的政策。對於那些不願屈從的“悍匪”，李秉衡進行殘酷無情的鎮壓；對於並無政治主見的一般“會匪”，則采取較為溫和的處理措施。其結果，在會者聞朝廷法外之恩，多能洗心革面，重做良民；其頑梗抗拒者，又即迅速捕獲，悉以殲除。

    李秉衡這種方法在某種程度上使民間秘密結社得到了控制。這既為他的繼任者們所仿效，也是清廷在向外國宣戰前對付山東、直隸一帶義和團的一般方針。

後來接任山東巡撫的毓賢也對民間結社懷有某種好感。在李秉衡、毓賢影響下，山東一些地方官對於當地民眾反對教會的鬥爭盡量予以掩蓋；實在掩蓋不住，就指責是那些“外來匪徒”假托當地拳會之名而搗亂。這在某種程度上縱容或支持了義和團運動的發生。

    與李秉衡“會匪區別”政策相比，毓賢更進一步。他不僅認為應該區分會與匪，而且從根本上否認拳會是反洋教鬥爭的發起者和組織者。他的目的一是要以鎮壓“外匪”的名義，把人民自發反對外來侵略的鬥爭納入官方許可的軌道；一是避免損傷人民群眾反對外國教會勢力的熱情，並以此來抵制教會勢力過分囂張。

    因此，毓賢采取了“懲首解從”的方針，對那些不堪教民欺侮投身拳會進行鬥爭的平民，毓賢要求分別良莠，悉令解散，反復告誡部署不要因少數人不法行為而擴大打擊面，以免事態進一步擴大。顯然，毓賢擔心如不分別對待，誠恐株累太多；擔心老百姓一旦不能忍受，勢必鋌而走險，潰川決防，不可收拾。

    義和團之所以在那麼短的時間裡迅速發展成長，除了官方縱容、默許、支持外，也與山東地方政府試圖將他們“官方化”有關。據記載，1898年6月30日，山東巡撫張汝梅上奏清廷，稱正在山東、直隸交界處活躍的義和團實際上是清咸同年間創立的鄉團，建議“化私會為公舉，改拳勇為民團”，督飭地方官吏剴切勸諭，嚴密禁察，將拳民列諸鄉團之內，聽其自衛身家，守望相助，將民間無序力量納入官方軌道。

    張汝梅的建議得到了清廷默許，於是“改拳勇為民團”成為山東地方當局對待義和團、大刀會的一般方針。至1898年11月，清廷又將這一方針推廣到直隸、奉天等地，許多拳會、大刀會會員都被政府強制收編為鄉團，使這些民間秘密組織公開化、官方化。

    毓賢出任山東巡撫後，繼續執行張汝梅這一方針，一方面禁止民間私立大刀會、義和團等名目的拳會，一方面命令地方官員認真稽查，凡屬私團，概行收歸官辦，以杜流弊，並企圖以官辦方式將這些民間自組織轉換成政府能夠掌控的力量。

    “改拳會為鄉團”在初確實有一定效果，秘密結社在一定程度上有所遏制。然而這一政策的主觀目的不是要從根本上消除民間秘密結社，而是期望通過將民間力量整合為政府所能憑借的工具。這一政策必然使民間秘密結社擴大、興盛。大刀會、義和團、神拳相繼興起，鬥爭規模越來越大，政府越來越無法控制。

    不過必須指出的是，義和團在山東的勢力越來越大的另一個原因，是外國勢力特別是列強駐北京公使過於偏袒傳教士和中國教民，舉凡發生民教衝突，公使們就聽信傳教士一面之詞，一味向清政府施壓。特別是德國公使，甚至不惜制造謠言以影響輿論。這樣一來，中國地方政府理所當然對中國民眾產生同情，並對外國勢力深惡痛絕，於是矛盾越積越深。這一點誠如山東巡撫張汝梅1898年2月20日致盛宣懷信中所說的那樣：在山東境內，中德衝突越演越烈，而我政府迄今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一味聽從德國人擺布。德兵占據膠澳，將及兩月。巨野教案一月前早已辦結，而德國方面忽借口曹州又有欲殺洋人之事。實際上，據該道府縣稟報，全屬捕風捉影之談。簡直就是以勢相凌，故意與我為難。膠澳為南北洋樞紐，事關全局，如果處理不當，後果不堪設想。

張汝梅建議政府堅持定見，維護中德之間已達成的諸多諒解。他還說，在山東，不僅德國人飛揚跋扈，而且英國人也仗勢欺人，無視中國主權與文化傳統。如英國傳教士至曲阜欲遊覽文廟，守門者以無人帶領相阻，致彼此口角。英領事不明真相，竟相信傳教士被戕害的謠言，向清政府提出抗議。似此無中生有，令人應接不暇，交涉何從措手？真令人悶損！

    在這樣一種委屈心情支配下，怎能指望地方官如列強所期待的那樣，不分青紅皂白去鎮壓那些可憐的同胞呢？

    李秉衡、張汝梅、毓賢等之所以對大刀會、義和團等民間秘密結社采取有限的鎮壓政策，除了他們的個人思想認識外，更多是歷史條件使然，是清廷在外國教會勢力、地方統治勢力以及民間勢力多種因素中平衡的結果。清政府認為，當外來壓迫日益嚴重時，不妨有限度地利用民間力量予以制衡。毓賢就曾說過：當此時局艱難，外患紛沓之際，當“以固民心為要圖”，試圖以民間自發力量平衡中外矛盾。

    當然，清政府對秘密結社的政策也與當時的外交困境密切相關。1898年秋天以來，光緒帝或許因百日新政的操勞而健康受損，或許因為用人失察而自我反省，總之，無法在皇位上安穩地待下去。1899年底，廢帝另立新主或為皇上立儲的傳言滿天飛，列強對光緒帝深表同情，希望清廷不要廢黜皇上另立新主。這在清廷看來，無疑是干涉內政。外交膠著由此產生，義和團不期然成了清政府對外鬥爭的一個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