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 序
這是我和《百家講壇》欄目的第三次合作，和商務印書館則是第二次合作。
和《百家講壇》的合作始於2009 年。那時的《百家講壇》正處於鼎盛後期，朋友聚會、家人聊天，時時有人說及“百家”；閻崇年、王立群、易中天、於丹等老師也通過他們的講課，引導人們從各種各樣的“選秀”、“搞笑”節目中脫出身來，關注中國歷史、中國文化。如果說20 世紀90 年代的一段時間，餘秋雨教授以一己之力，通過《文化苦旅》攪動了中國人的文化熱，那麼，進入21 世紀後的一段時間，則是《百家講壇》扛起了傳播中國傳統文化、激發大眾歷史熱情的大旗。
但是，當《百家講壇》欄目組邀請我加盟時，我猶豫了。猶豫什麼？說不清楚。當我們決定做一件事情的時候，我們可能有十分明確的目的，至少是直接動機；當我們需要做出一種選擇而猶豫的時候，卻很難說出十分清晰的理由。勉強要說，也許有三個擔心：一是擔心時間。手上有多個課題，從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到橫向合作項目，得親力親為完成，是否有時間和精力做《百家講壇》的節目？二是擔心內容。《百家講壇》與大學講臺不同，大學講臺的核心價值是學術創見，《百家講壇》的根本要旨是雅俗共賞。選擇什麼樣的內容、采用什麼樣的方式表述纔能達到雅俗共賞？三是擔心效果。我從來不畏懼上課，但素來不習慣“嘩眾”，不屑於“取寵”，直到現在，聽到裝腔作勢的煽情就起雞皮疙瘩，所以自我感覺不適合做大眾節目。而電視節目恰恰是大眾節目，講究“收視率”和“回頭率”，要讓觀眾把屏幕停留在這個節目上，要讓觀眾手上的遙控器轉了一圈之後又回到這個節目來，不嘩眾、不取寵、不裝腔作勢地煽情，有收視率、有回頭率嗎？所有這些，心裡都沒有底。另外還有一個糾結：作為專業歷史研究者，做大眾節目是不是“不務正業”，同行怎麼看？低頭抬頭都是圈子裡的人，和圈外朋友友情客串畢竟不一樣。
後還是上了《百家講壇》的“賊船”，否則就沒有後來的故事。編導王珊小友曾經很得意地對我說，隻要是她看中的老師，就很難逃脫“追捕”。在這個過程中，毛哥（佩琦）和商傳兄的榜樣，邵鴻的反復鼓勵，李鋒的多次鼓搗，都起了推動作用。但是，推動歸推動，終決定上船，主意還是自己拿的。長期以來，我和邵鴻以及其他朋友一直在交流史學的功能問題、史學的大眾化問題。發揮史學的“人文”功能，讓大眾在歷史的講述中得到愉悅、得到感悟，向大眾傳播我們認為是“正能量”的歷史觀和價值觀，這既是歷史研究者的責任，也應該是十分快樂的事情。既然如此，還有比央視《百家講壇》更好的平臺嗎？而王珊的誠懇態度，也打消了我的一些顧慮：不過多考慮“收視率”和“回頭率”，按照自己的風格講，不是附和觀眾而是引導觀眾，把傳播對像定位在中等及以上文化層面。
於是有了連續三次的合作，其間固然有無數次就內容與形式的“被修理”與“反修理”、“被控制”與“反控制”，但我與《百家講壇》的合作也越來越默契。不少朋友問我，聽說《百家講壇》很霸道，不斷要求老師如此這般、這般如此。說心裡話，沒有這種感覺。不知道是因為我接受意見很虛心，還是《百家講壇》對我很寬容。
次合作，講的題目是《大明嘉靖往事》。似乎是講嘉靖“皇帝”，但我把它講成了嘉靖“時代”，而其中揭示的則是普遍的歷史現像。其中的有些篇章，如《禮是打出來的》《算賬要算政治賬》《奸臣三部曲》《忠臣是怎樣鑄成的》等等，我認為是可以成為經典的。
第二次合作，講的是《萬歷興亡錄》。同樣，主要說的不是萬歷“皇帝”，而是萬歷“時代”。萬歷時代是中國歷史上一個自由奔放的時代、一個酷似“前資本主義”的時代，但中國社會並沒有由此進入近代社會，而是樂極生悲地退回到了嚴峻冷酷的古代社會。《北京晨報》資深記者陳輝曾經問我：《萬歷興亡錄》的電視節目已經有了很好的反響，你怎麼評價由講稿改編出版的著作，這個著作中有哪些地方比較精彩？我很自信地告訴他：我的文字表述能力超過語言表達能力、邏輯思辨能力超過形像描述能力，隻要讀下去，處處是精彩，而且是“未刪節版”，所以著作應該比電視更精彩。從《是非張居正》到《“飛語山人”樂新爐》，從《“詞宗先生”戚繼光》到《打虎英雄落平陽》，從《事情怕就怕認真》到《與人方便，自己方便》，從《人進我退》到《明朝的“國殤”》，展示的是一個王朝由極盛到式微的各個方面的外在表現和內在因素，是一個王朝坍塌前無可奈何的多維背影。我甚至很得意地問他：“你在其他著作中看得到這些信息嗎？在中國歷史上，曾經多次重復類似嘉靖、萬歷這樣的‘似曾相識’的樂極生悲的故事，所以，其意義遠遠不止在明代。”這兩個題目講述的內容都在我的研究範圍之內，都是明代史的題目，其中包含我的一些研究成果。但當欄目組希望我做第三個節目時，我覺得不能再做明代了，應該做一個更“大氣”的題目，既是對自己的一次挑戰，也爭取給《百家講壇》注入一素。
我曾經考慮徹底改變一下風格，講一個“方志遠說金庸之韋小寶”。《鹿鼎記》是金庸為讀者提供的開啟中國“江湖文化”和“廟堂文化”迷宮的鑰匙，韋小寶則是破解中國古代“官場潛規則”和“黑道規矩”的向導，極有研究價值和解讀意義。但《百家講壇》希望維護我作為歷史學者在屏幕上的形像，否定了這個設想。
那麼講什麼？我和王珊同時想到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鋻》，接著又想到了“中國通史”。經過反復商議，並征詢了諸多朋友的意見，決定把“通史”和“通鋻”結合在一起，定名為《國史通鋻》，當時考慮分為4—5 部，共100 —125 講，現在看來需要有6 部150 講。當時的兩位制片人聶叢叢、那爾蘇，還有央視科教頻道副總監馮存禮先生，都認同這個主題和思路。
《百家講壇》過去講的都是一朝一代，或者一個人物一本書，他們早就想做一個大的題目，上下貫通，從炎黃一直說到鴉片戰爭乃至清帝退位。雙方做出這樣一個決定的時間，是2012 年4 月。
關於這個主題的宗旨，我在《國史通鋻》的講做了這樣的表述：
這個“國”是中國，“國史”就是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我們將盡可能地展示，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歷史是如何的悠久、如何的無間斷，對於它的記載又是如何的詳密。同時，我們也將討論，在中華民族、中國文明的發展過程中，曾經發生過哪些問題、走過哪些彎路，我們的先人曾經犯過哪些本來可以避免的錯誤，他們為我們今天的發展提供了哪些借鋻？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這也是我們為這次講課取名為《國史通鋻》的原因。也就是說，這個節目和這部著作是向大眾講述中國的歷史、中華民族的歷史、中華文明的歷史的，同時分析其中的利弊得失，以為今日之借鋻。
主題固然氣勢恢宏，難度也是非常之大。，取舍難。上下五千年，發生了多少故事、淘洗了多少英雄，應該選擇哪些故事、哪些人物，又怎麼講述這些故事、這些人物？第二，把握難。無數的史籍史料、無數的專書專論、無數的考古發現、無數的民間傳聞，如何把握尺度、彰顯主題？第三，突圍難。前輩的鴻篇巨制，前有錢穆《國史大綱》，後有李定一《中華史綱》，皆久負盛譽；範文瀾《中國通史簡編》影響巨大，蔡美彪積10 卷本《中國通史》的功力推出《中華史綱》；樊樹志在《國史概要》之後，又有《國史十六講》。此外，更有白壽彝先生在《中國通史綱要》基礎上主編的12 卷22 巨冊《中國通史》，費正清、崔瑞德主編的15 冊《劍橋中國史》，以及尚未見到中文譯本的《劍橋中國上古史》。如此等等，猶如橫亙在面前的雄山大川，如何翻山越嶺、跋川涉水，如何突出重圍？
在確定《國史通鋻》這個主題時，也考慮過這些困難，但真正的困難總是在工作展開之後逐步顯現、深刻感受的。這種情況在我的人生歷程中，在我的學術生涯中，乃至在每一篇論文的寫作過程中，時時發生。基本經驗是，放棄意味著失敗，堅持可能成功，關鍵在於有自己的個性和特色。
寫作的過程是一個學習的過程。範文瀾先生關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道路與西方國家的區別，錢穆先生對《國史大綱》讀者要求的“諸信念”，李定一先生關於《中華史綱》自我勉策的“四規律”，《劍橋中國史》作者們置身山外揭開的“廬山真面目”，以及前輩學者和同輩朋友在各個斷代史研究中所取得的真知灼見，都是在翻山越嶺、跋川涉水過程中觀賞到的絢麗風光、感悟到的敬業風範，他們在幫助我突出重圍。
當年《萬歷興亡錄》出版的時候，有讀者將其和黃仁宇先生的《萬歷十五年》進行比較，我很高興，也很榮幸。因為我是《萬歷十五年》的忠實粉絲，而我們這一代人的“史商”，在一定程度上是由黃仁宇先生開發的。但這兩本書其實是很難進行比較的，倒是可以互補。近我在一個“總裁”班講課，他們讓我推薦幾本明代史的著作，其中我推薦了《萬歷十五年》和《萬歷興亡錄》。為何同時推薦兩個“萬歷”？因為這兩部書都是以萬歷時期為描述對像，但重點不同、風格不同。前者是以散文方式撰寫的學術性歷史著作，重點放在“廟堂”，後者是以學術態度撰寫的普及性歷史著作，力求表現&ldqu”。學員及其他讀者可以從兩種不同風格的著作中體驗萬歷時代。
《國史通鋻》也是以學術態度撰寫的普及性歷史著作，以上種種的多卷本、單本“通史”、“史綱”和斷代史著作，均為“參考文獻”和“學術基礎”。特別是由於先通過屏幕傳播，再由文本傳播，決定了這部《國史通鋻》是以“說”為基礎的，傳播的對像首先不是翻開書本的讀者，而是打開電視或電腦的觀眾。所以我和很多朋友說，這部書和其他《百家講壇》的書一樣，創作過程有點兒像明代的“小說”：先要有“話本”，這是一次創作；然後在“話本”的基礎上講課，這是二次創作；後根據講課和思考進行梳理、補充，這是三次創作。由於傳播的對像首先是電視觀眾，所以，頭緒不能太復雜、內容不能太生僻、論證不能太煩瑣、形式不能太單調。
用學術態度撰寫“普及性”歷史著作，也決定了《國史通鋻》和以戲謔態度撰寫的各種“歷史讀物”、“歷史小說”有著根本性不同，“說教”固然不可以，“戲說”更是忌諱。應該以輕輕松松的語言、認認真真的態度講述歷史，而不是天花亂墜說評書、編故事、發議論，既不能過於“勞累”讀者，更必須言之有據。
出於上述考慮，擬出了《國史通鋻》寫作的“十二字方針”：定主線、選人物、說故事、論得失。而且，主線要清晰、人物要鮮活、故事要生動、分析要明快。這可以說是《國史通鋻》的基本特點。
《國史通鋻》這個150 集左右面向大眾的電視節目、120 萬字左右面向大眾的歷史著作，隻能是一條主線。這條主線就是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所有的內容都應該圍繞著這條主線展開：在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經歷了怎樣的風雨、衝破了怎樣的險阻、共享了怎樣的太平，有過什麼樣的悲與喜、苦與樂？對於今天，應該記取什麼樣的經驗與教訓？但是，中華民族歷史的悠久、記載的翔實和發展的無間斷，決定了這條主線應該是多彩線而非單色線，它應該包含著政治、經濟、文化，上層、下層，民族、宗教等多方面的內容。
歷史由人組成，隻有充分展示人物的活動，歷史纔能鮮活和靈動起來。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是一個綿長的漸進與累積過程，但又不斷發生由傑出人物推動的由漸變到突變過程。我們把不被人們察覺的漸變過程交給學術論文去討論，而把推動突變或產生影響的人物—無論是大人物還是小人物，無論是起過好作用產生好影響的人物還是起過壞作用產生壞影響的人物—“選”到這個節目和這部著作中。當然，任何一個偉大人物，在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中都是一個過客，所以我們得選擇他們走運或背運、可愛或可惡、好玩或窩囊的那些片斷，一句話，選擇他們在歷史上劃下深刻痕的那些片斷進行講述。
“歷史人物”從來都是和“歷史事件”聯繫在一起的。當然，在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裡，隻有那些對歷史進程產生影響的事情纔能稱為“歷史事件”，纔是“大事”。皇位繼承、朝代更替本來是大事，但是如果沒有對歷史過程發生明顯影響，那它就是一家一姓的小事，不屬於我們這個節目和著作的“故事”。而黃河邊的一場連日大雨、窮秀纔的一個報復念頭，為節約開支而裁減冗員、為整肅法紀而抓捕走私，本來都是司空見慣的小事，或者是一個政權在行使正常權力，結果卻掀翻了一個王朝、顛覆了一個政權、塗炭了幾代生靈、改變了歷史進程的方向，就成了蕩氣回腸的大事。這些纔是我們要在節目和著作中大說而特說、大書而特書的“故事”。
關於歷史學的社會功能，前人已經有過諸多的表述，著名的莫過於孟子所說“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唐太宗所說“以史為鋻可以知興替”，還有培根所說“讀史使人明智”。有一種高考復習資料概括了歷史學家們提出的歷史學的五大社會功能：認識歷史的途徑、延續文明的紐帶、傳承精神的載體、治國安邦的寶庫、啟迪人生的向導。
乍看起來，真有道理。但坦率地說，雖然讀了五十多年的歷史書，教了三十多年的歷史課，我還真不知道歷史學竟然有如此多的功能，有如此大的威力。相反，一直在懷疑，一部《春秋》能否嚇倒真正的“亂臣賊子”、學歷史的人真就比別人“明智”？以史為鋻固然可以知興替，但如何纔能使自己打磨出來的鏡子照出來的是相對客觀的歷史，不是容易的事情。有時我想，歷史學是否需要承受如此大的壓力、是否需要攬下如此大的責任？但是，司馬遷提出的“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卻成了歷史學者代代相傳的“基因”，欲罷不能。所以，盡管《國史通鋻》是普及性的歷史著作，我仍然希望能在輕松愉快向大眾講述中國歷史長河中所發生的“秋月春風”的同時，認真負責地向大眾解析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過程的“是非成敗”。當然，講述和分析是否得體，躲不過觀眾和讀者的慧眼。
感謝關心這個節目播出和這部書出版的所有朋友，是你們的鼓勵和支持，給了我堅持下去的信心。感謝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和領導，我和《百家講壇》第二次合作節目的書稿《萬歷興亡錄》，就是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忘記不了商務印書館為了推介《萬歷興亡錄》，在首都博物館舉行了盛大的首發式，首都博物館郭小凌館長、商務印書館周洪波總編輯、《百家講壇》制片人聶叢叢女士、“毛哥”佩琦等親臨助陣，邵鴻學兄在出席另一個會議的間隙，來到現場，四百多人的大廳座無虛席，首發式成了一次學術演講會。責任編輯蔡長虹的主持，也成了一道風景線。這一次，因為《國史通鋻》的出版，更加深了我們之間的緣分。
無論是這個節目還是這部書，與以前的節目和書一樣，也一定存在諸多錯誤。這些錯誤倒未必完全是因為以一人之力講述幾千年歷史，因為即使是說自己“地盤”上的明史，也會發生錯誤。原因是多方面的，用南昌話說，有時甚至是“邊打鑼鼓邊出鬼”，錯得莫名其妙。所以我對很多朋友說，自從上了《百家講壇》，我就再也不敢說自己不犯錯誤，也更寬容別人的錯誤了。且不說不看講稿連續講四十多分鐘，就是平時和朋友交流，也不免會有口誤。當然，還有不少習慣性的錯誤。比如，一個字的讀音，從小就沒有讀準，但以為就是這樣讀的；一個事情從來就是這樣說，怎麼可能會錯呢？但恰恰一開始就可能記錯了。這其實也很正常，電腦也可能有短路的時候。能夠做到的，是盡可能地減少錯誤，特別是在節目制作的過程中、在著作校對的過程中盡可能發現並糾正錯誤。
在與《百家講壇》進行第三次合作之際，如果要我說對《百家講壇》的認識，我想表達這樣幾個意思：，十分感謝《百家講壇》，使我有一個和大眾交流、向大眾傳遞我的歷史觀和價值觀的平臺。第二，由於種種原因，並不是每一位好學者都會上《百家講壇》，所以絕不能以是否上《百家講壇》作為評價學者的標準。第三，上了《百家講壇》的學者未必就是在自己的研究領域做得很好的學者，但能上《百家講壇》的學者一定是能講課的好老師，而且上了《百家講壇》之後，課會講得更好。第四，任何事物都有它發展的“常態”和“異態”。作為一個電視欄目，《百家講壇》已經度過了它開始的低迷期和此後的極盛期，進入到一個“常態”發展期，“說三國”、“講《論語》”的風靡不可能再現，但隻要用心打造，《百家講壇》應該是央視的一個持續品牌，我願意和大家一起珍惜和愛護這個品牌。
《大明嘉靖往事》播出講的時候，孫女愛愛正好兩個月；《萬歷興亡錄》開播的時候，愛愛不但可以很清晰地叫“爺爺”，還可以晃晃悠悠到處跑了。《國史通鋻》部預播時，愛愛三歲半，在電視機前看節目，據說看了“好一陣子”，興奮地說：爺爺在電視裡講故事。“好一陣子”後發問了：“爺爺的故事什麼時候講完啊？”我沒有問“好一陣子”是多久，也許是三分鐘、五分鐘。三歲半的小孩能夠聽這個講課“好一陣子”，除了感情因素之外，應該說節目還是有吸引力的。此後的發問，一定是覺得這個節目沒有爺爺面對面地給她講“從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廟，廟裡有兩個和尚，老和尚給小和尚講故事……”好玩。我錄制《國史通鋻》第三部的後一講《南朝舊事》，想說說北朝民歌《木蘭辭》，但關鍵處卡住了。一閃念，調出手機視頻，六歲的愛愛童音清脆：“萬裡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
謝謝，愛愛小朋友！
方志遠
2014 年3 月10 日
於東航MU5188 次航班
2016 年8 月12 日修訂
於東航MU5188 次航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