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對像：經學研究者、傳統文化愛好者、中國歷史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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喪禮是儒家禮學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與儒家的仁義、孝道等觀念密切相關，長期以來一直深受關注。由於宗族、法律等制度上對儒家禮制的倚重，以及喪服制度中承載的儒家價值觀念具有的合理性，喪服制度得以保持其生命力，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因此歷久不衰。本書通過作為經典文本的《喪服》與具有現實指導意義的喪服制度，以及喪服制度與同時段社會其他制度兩個維度的比較，對魏晉南北朝喪服制度進行了論述。其中，前者較為突出經學上的辨析，後者則重在史學考察。書中作者對“三年之喪”“心喪制度”“尊降與厭降”“出繼與養子”“名服與加服”等內容的考察論述，充分顯示了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喪服制度的典型性及重要作用，既有“以情制服”的鮮明特征，又能遵守“以禮裁之”的規則。鋻於喪服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性以及它廣泛的聯繫性，本書的分析對深入理解其他制度乃至魏晉社會的特征，也就顯得必不可少。

亂世往往思想活躍。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有名的亂世，三四百年間，兵連禍結，人若飄蓬。白骨露於野，千裡無雞鳴，固然是人間至痛，新亭對泣，大江茫茫，也讓人格外憂傷。亂世之中，天地失序，尊卑易位，一切價值皆須重新估量。兩漢儒者對世界的解釋無法祛除新生的疑惑，於是玄學興起，佛教弘揚，或脫俗諦於清談，或覓解脫於來生。然而塵世雖然卑微，仍需竭力經營，個人由此成長，家族得以昌熾。禮學家應時而起，緣情制禮，損益調適，傳統與現實兼顧，秩序與自由並存，亂世求生之際，人類的靈性與堅韌，也因此得以昭彰。

張煥君，山西靈丘人，負篋京城十二年，先後受教於北京師範大學、清華大學，獲碩士、博士學位。眼界既開，濡染也深，慕志士仁人之風骨，存天地位育之探求。塵網不耐俗諦，丘山原本自由。現供職於山西師範大學歷史學院，友朋作伴，兼任於晉之源壁畫藝術博物館、晉之纔蒙學文化研究院，愛嵇叔夜之為人，以為尋章摘句不足貴，立地做人，心智獨立，始得根本。

《喪服》自古難讀，本書在準確解讀《喪服》的基礎上，更能展開比較研究，展現喪服制度在不同時代的意義，殊為難得。

——橋本秀美（北京大學歷史繫教授）

本書廣泛借鋻前人成果，而能獨闢蹊徑，將喪服、禮學的探討放在具體的歷史背景中，探究其與其他學術思想、政治、法律、宗族之關繫，揭示思想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關繫。

——彭林（清華大學歷史繫教授）

喪服制度與魏晉南北朝社會

張煥君

正是由於宗族、法律等制度上對儒家禮制的倚重，以及喪服制度中承載的儒家價值觀念具有的合理性，喪服制度得以保持其生命力，其對中國社會的影響也因此歷久不衰。這是它“不變”的方面。但與此同時，禮天然具有的實用性又使它必須與時俱進，通過尋求對社會變化的適應來保證它的合理性，所以它又有“變”的一面。這種變化，就喪服制度而言，既體現在服喪時的衣飾、居喪場所、喪服的變除儀節等外在形制上，也體現在制服原則等內在觀念上。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更重視“親親”的原則，並以此對整個喪服制度形成新的解釋，新的服制體繫由此確立。這樣的變化雖然產生在喪服內部，卻並不孤立，而是與宗族、門閥、玄學等因素交織纏繞。可以說，無論是“變”還是“不變”，喪服制度都與它裹挾其中的社會交互影響，社會現狀及需求決定著經典的存亡與闡釋，反過來，經典又因為其切中人心、適應社會的功能而對社會現狀、需求有所指導。或許，經典與社會之間所謂的互動，正該在這個意義上理解。

通過以上關於喪服制度“變”與“不變”的介紹，本文研究的重點及意義也大致有所體現。雖然限於研究對像的復雜性，在具體論證時不得不側重於對喪服制度本身特點的分析，並由此對其產生的變化加以比較，以致關注的範圍顯得比較狹窄，制度史的成分較為濃厚。但是，鋻於喪服制度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重要性以及它廣泛的聯繫性，這樣的分析對深入理解其他制度乃至魏晉社會的特征，也就顯得必不可少。如果將喪服制度放入經學或儒學這樣一個更大的背景，那麼這樣的研究就有了更多的說明意義。無論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期所謂儒學不振的說法，還是糾正以往態度上雖然重視經學但因為缺乏深入研究往往表現為抒發空泛之論的做法，都有著一定的糾偏或充實作用，可以為日後的相關問題研究提供一個新的視角。本文寫作的意義正在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