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序/ 001

小引/ 006

輯一

作為政治家的梁啟超/ 013

一、梁啟超研究簡述/ 013

二、梁啟超的政治生涯/ 016

三、對梁啟超政治活動的評價/ 021

四、對德宣戰與五四運動/ 025

梁啟超代擬憲政折稿考/ 029

一、考察憲政五大臣奏稿疑案/ 029

二、梁啟超與戴鴻慈、端方之奏折/ 034

三、新發現的梁啟超稿本/ 038

四、五篇奏稿與清末新政/ 042

五、化除滿漢畛域的獻策/ 052

六、關於《條陳郵傳部應辦事宜》/ 057

七、對一篇未完稿條陳的考證/ 062

［附錄］梁啟超代擬憲政奏折及其他/ 068

一、請定外交政策密折/ 068

二、上端方書/ 077

三、請設財政調查局折/ 082

四、請設立中央女學院折/ 085

五、條陳郵傳部應辦事宜/ 087

六、為留學研究一得謹陳管見呈文/ 095

書生從政：梁啟超與伍莊/ 100

一、梁啟超與伍莊的交誼/ 100

二、伍莊眼中的梁啟超/ 104

三、梁啟超與憲政黨之關繫/ 110

四、政治與學術的離合/ 118

輯二

胡適與梁啟超的白話文學因緣/ 135

1920 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學術因緣

——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札為中心/ 147

一、關於《清代學術概論》與《中國佛教史》/ 151

二、關於《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國學小史》/ 158

三、關於《墨經校釋》/ 176

1920 年代梁啟超與胡適的詩學因緣

——以新發現的梁啟超書札為中心/ 186

一、關於《晚清兩大家詩鈔題辭》與《嘗試集》/ 186

二、關於梁啟超詞稿/ 202

［附錄］新見梁啟超致胡適書/ 217

輯三

梁啟超家庭講學考述/ 233

一、雙濤園：以辭章之學為主/ 234

二、飲冰室一：1918 年為群兒講學綜考/ 240

三、飲冰室二：清代學術研究的再出發/ 244

四、飲冰室三：講論《孟子》的試演/ 255

梁啟超的“常識”觀/ 266

一、“國民常識學會”的構想/ 266

二、“國民常識”論述的形成/ 279

三、梁啟超“常識”觀的構成/ 291

梁啟超與《中國圖書大辭典》/ 306

一、《中國圖書大辭典》編纂緣起/ 307

二、“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之試驗/ 311

三、“培養圖書館人纔”之實踐/ 321

四、《中國圖書大辭典》的成績/ 329

輯四

梁啟超與父親

——從四封未曾寄達的家書說起/ 339

一、民國前的父子離合/ 339

二、民國初年梁啟超的顧慮/ 341

三、梁啟超為父祝壽/ 344

四、為國乃大孝/ 347

梁啟超《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考釋/ 353

一、告墓文的撰寫經過與文類辨析/ 353

二、《亡妻李夫人葬畢告墓文》分段解說/ 357

三、三個文本對勘所見/ 369

紙墨生輝：梁啟超的書藝與彩箋

——從梁啟勛藏札談起/ 373

一、習書留影/ 373

二、世界八傑箋/ 377

三、自制箋索隱/ 381

輯五

關於梁啟超

——答《南方日報》記者問/ 393

梁啟超與政治

——答《東方早報·上海書評》記者問/ 401

征引文獻/ 410

一、報刊/ 410

二、史料集等/ 411

三、論著/ 419

四、論文/ 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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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啟超與父親

——從四封未曾寄達的家書說起

梁啟超的家書很多，現存寫給子女們的信大約有四百封，單獨寫給夫人李端蕙（字蕙仙）的也有將近十封，甚至二弟啟勛也保存了二百二十多通兄長的手札（不包括寫與他人者）。由此推想，梁父寶瑛先生應該收到過不少來自長子的請安信。而就目前所見，情況殊出意外。2012 年12 月由匡時公司拍賣的“南長街54 號梁氏檔案”中夾帶的四信，或許是僅存於世的梁啟超稟父書，卻屬於永遠無法寄達的郵件。

一、民國前的父子離合

一般而言，除非有特別的用意，書信總是由於分別纔產生，因此有必要先追溯一下梁啟超與父親的離合情況。早年的遊學廣州、赴京參加考試或逗留，離家雖也曾長達八月之久，但那段時期，梁啟超仍以鄉居為歸宿。1895 年以後，梁啟超開始奔走國事，生活重心也隨之發生轉移。1896 年在上海主筆《時務報》，1897年在長沙出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直至1898 年在京城參與戊戌變法，梁啟超此時與父親已是聚少離多。的轉折出現在1898年9 月21 日的政變發生，梁啟超隨後的逃亡日本，纔使父子間的見面真正成為難事。

曾經少年得意、前途無量的纔俊，驟然變成清廷的通緝犯，且避難異國，歸期難測，梁啟超流亡之初，在父子雙方的心理上應該都會感覺十分沉重。盡管梁老先生已經迅速脫離險境，移居澳門，但當年10 月29 日、11 月19 日接連寫與夫人的信中，梁啟超一直念念不忘：“大人遭此變驚，必增抑郁，惟賴卿善為慰解，代我曲盡子職而已。”“大人當此失意之時，煩惱定不知幾多，近日何如？不至生病乎？”A對父親心情與身體的擔心溢於言表。此時梁啟超也有寫給父親的“安稟”B，所表露的應是同一心事。

因自己的政治活動而牽累父親，這一份內心的歉仄，在1899年底出遊夏威夷，於遠洋輪上所寫的《壯別二十六首》中有過充分的表達。“呈別家大人一首”詩作：

罪屈家為累，恩深報苦遲。

十年慚虎變，兩月補烏私。

為懍懸弧訓，更勞陟岵思。

牽衣日追從，憶是兒時。

詩注雲：“餘十年以來，浪跡中原，侍養久缺。去年之變，累及家屬，遁跡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東來撫視餘，居兩月，復拜 

二、民國初年梁啟超的顧慮

終於等到辛亥革命爆發，清帝退位，民國建立，梁啟超也於次年10 月結束亡命生涯，榮歸故國。

而此時重返國內政治舞臺的梁啟超，已與出亡前多半被視為康有為門徒的資望大為不同。其自我期待亦極高，與女兒思順信中，便直以“吾之一身漸為全國政治之中心點”相許。相應的安家之處，也會有“不能不常居於政治中心點之地”的考量。“歸粵”既不可能，由此便發生了苦盡甘來之後，如何安置父親的問題，這實在讓梁啟超很覺棘手。他選擇的辦法是，寫信給尚留日本讀書、得其鐘愛與倚重的長女思順，請其就近向彼時同居一處的祖父轉達，以“婉勸決定”C。因而，這封寫於1912 年12 月1 日的長信由於坦誠披露此段心曲，很值得關注。在家書的開頭，梁啟超先已表明，“祖父年高，非迎養在此，則一日不能即安”。可見，接來父親，一起居住京、津間是大前提。在此之下，梁啟超考慮的是，“迎養為承歡也，必祖父常能歡愉，然後茲願始遂”。那麼，怎樣纔能讓父親歡愉呢？

梁啟超認為，重要的是，不能讓其父獨自前來。從父親一方設想，一人在此，必“常懸念鄉中諸幼，心常不適”；更嚴重的是，“在此間極寂寞，必至生悶”。而其所以會感覺寂寞、氣悶，則是因梁啟超極忙，現在“尚未入黨，尚未當國”，已是“每夜非至三四點鐘，諸事不能辦了”，以後之忙碌又當“視今日更加幾倍”。故梁啟超預料，“吾決無能日日陪侍祖父閑談之餘暇”，甚至連二弟啟勛亦“為我身邊刻不可離之人，每日代我會客、辦事、出納金錢、管理寓中諸務，亦無一刻暇”，自然也無法全力照顧父親。其他身邊的親屬大抵均如此。而“諸人各干各事，祖父到來，終日少人陪侍，必生惱怒”。不但達不到孝養的目的，亦會牽連梁啟超本人“精神無片刻能安，亦必至一事不能辦而已”。這對於自認“欲不辦事，天下人安能許我”A的梁啟超來說，如何能夠承受？其實，梁啟超的擔心是，父親獨來，勢必要與之同住，然此“就我而居”，實“有種種不便處”。與梁思順函中所述各情，

很能見出梁父的性格與梁啟超的為難，且描畫相當生動，不妨一並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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