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日本後，梁啟超飽覽明治西學譯述，從追隨康有為的世界主義到借《清議報》《新民叢報》獨立宣揚國家主義，其思想因何“為之一變”？

圍繞譚嗣同的糾葛，在旅日期間康梁關繫的演變中扮演了何種角色？梁啟超怎樣以亡命者身份，秘密代筆完成清廷的憲政考察報告？

民國初年，梁啟超對日態度的轉變如何影響他的政治活動和晚年的學術論說？梁年譜的編纂和日譯對當下理解東亞文明圈的近代轉換有何意義？

《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是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主編“講學社叢書”第三輯，內容以2012年日本著名中國近代史學者狹間直樹在清華園為“梁啟超紀念講座”發表的繫列講演為基礎整理而成。狹間直樹教授在“東亞近代文明史”的宏闊視野下，以大量史料為基礎，通過細致的文本比較分析，將梁啟超逃亡日本期間的經歷和轉變，尤其是與康有為的關繫，明治日本對於梁啟超的政治活動和思想學術的影響，以及“二十一條”後梁啟超對日態度的轉變等議題，作以細致的呈現和剖析，力圖揭示梁啟超其人其思對於東亞近代文明形成和內部互動的意義。

依照“講學社叢書”的體例，本書在講稿之外增加了叢書總序、學者評議、印像記等內容，並收入作者講演中涉及的曾發表過的三篇論文作為附錄，另附有少量彩色插圖。

序  言

講東亞近代文明史的時段劃分

——世界史的近代與東亞

一、就講座題目的若干說明

二、東亞近代史的“文明史”時段劃分

三、日本對於逃亡前的梁啟超的意義

第二講身為康有為的弟子

——以接受西方為目的的“康學”與“西學”

一、梁啟超的學識—抑或是傳統學術的基礎

二、康有為的學生

三、逃亡之後的在日活動

四、日本支持者

第三講梁啟超思想的獨立

——《清議報》時期

一、康有為的來日與梁啟超

二、《清議報》的改編

三、《仁學》與《譚嗣同傳》—康梁與譚嗣同的關繫

第四講梁啟超的“輝煌期”

——《新民說》等

一、《新民叢報》的發行

二、梁啟超掌握的新學理

三、關於“新民說”

四、“新民說”的立論基礎和軸心的轉移

第五講“預備立憲”時代的梁啟超

一、清朝的“預備立憲”與梁啟超的憲政視察報告

二、關於《請定國是折》

三、梁啟超移居須磨

第六講民國初年的梁啟超

一、回國後的政治地位

二、對日態度的變化

三、日本人的對華態度—吉野作造

第七講梁啟超與歷史學

——1920 年代東亞人文科學形成史的一個橫斷面

一、《中國歷史研究法》

二、對桑原騭藏的評價

三、作為“科學”的歷史學

第八講《梁啟超年譜長編》的編輯與翻譯

——梁啟超年譜在近代東亞文明圈中的意義

附 錄

清朝的立憲準備與梁啟超的代作上奏

“歷史家”和其所寫的傳記

——關於梁啟超撰兩種《譚嗣同傳》及其他

《新民說》略論

評 議（張 勇）

印像記（高瑩瑩）

本書是2012年秋我在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的講義，題目是《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以梁啟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繫為中心》。從2012年10月18日到12月6日，在歷史繫文北樓309教室，我與清華大學的學生們共度了八個周四的下午（14:20—16:00）。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為紀念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三位奠立了清華文科基石的大師，設立了“梁啟超紀念講座”“王國維紀念講座”“陳寅恪紀念講座”，邀請外國學者進行講演。2010年10月12日，“梁啟超紀念講座”期“變革時期中國的文化與歷史——全球現代性的視角”由美國學者阿裡夫·德裡克（Arif Dirlik）教授開講。（德裡克教授的講演經整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於2015年出版，名為《後革命時代的中國》（講學社叢書/02）。——編者注）2011年，法國學者巴斯蒂（Marianne Bastid-Bruguière）教授（學士院院士）作第二期講座，題目是“面向自由和科學理性：清末民初中國留法學生的經驗與他們對中國的現代認同的貢獻”。我的講座是繼這兩位學者之後的第三期。

2011年11月，國學研究院副院長劉東教授通過高瑩瑩博士向我發出“梁啟超紀念講座”的邀請。高瑩瑩博士現在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員，與我是故交。當我還在日本的孫文紀念館任館長的時候，她在神戶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攻讀博士學位，同時兼任孫文紀念館的外聘研究員。此次講座，她從初的聯繫事宜到講稿的翻譯都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譯方面自不必說，對我在中國生活的各方面也提供了無微不至的照顧。

本次講座共分八次課程，每次連同翻譯在內約100分鐘。我從事梁啟超研究已近二十年，對於明治日本在梁啟超學識形成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目前可以說已經有了基本的理解，所以我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這次邀請，並定下題目為“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八次課程的講義內容可參見本書的目錄。在每次課程中，清華大學歷史繫的張勇教授都作為討論人列席，他不僅給我提供各種幫助，還參加課後的座談答疑，總會使我有所啟發。在答疑環節甚為熱心回應我的是歷史繫戚學民教授。聽講的學生為“研究生及感興趣的本科生”，人數在初的課程上大約有50名，後來保持在30名左右。

講義以及課堂的翻譯都由高瑩瑩博士承擔。值此書出版之際，我對原來講義中簡單帶過的一些內容進行了補充，第八講加入了課程結束後造訪中華書局時見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稿”，並對部分內容進行了重寫。這裡所說的“稿”，是趙豐田1934年秋完成的“約一百餘萬字”的原稿，油印本《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是1936年5月在稿基礎上壓縮至67萬字的“第二稿”。

清華大學的校園非常大，讓人感覺教學場所散落在一片大森林中。學校給我提供了設施完備的宿舍（甲所），還為我在國學研究院所在的“立齋”提供了一間研究室。邀請方劉東教授和國學研究院院長陳來教授自不必說，辦公室康寬蕊主任在各項手續以及飲食等生活方面都給予了非常周到細致的安排。李穎繁女士在電腦設備等瑣事上給我提供了各種幫助。她還在我到達清華之後的第二天帶領我參觀校內的各類設施，其中還包括校醫院，以備我身體不適時前往。在清華的日子大都是晴好天氣，又承蒙各位周到的照顧，所以順利完成講座而無須就醫，這於我於邀請方都是不錯的事情。

我到達中國後不久，10月23日在清華大學召開了名為“梁啟超與現代中國”的研討會。與研討會同期舉辦的還有“南長街54號”（即梁啟勛故居）收藏的重要檔案展覽，就其內容研討會上也作了討論。梁啟勛故居收藏的資料中有大量未曾公開的內容，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我多年的故交湯志鈞、劉桂生、耿雲志、姜義華、歐陽哲生、吳銘能等許多教授都參加了研討會，所以也得以與他們一敘舊誼。

研討會上，清華大學副校長謝維和教授致開幕詞，然後每位學者就新出資料的意義以及他們關注的問題發表了自己的意見。我在會上介紹了日本新發現的梁啟超信函，也就是2006年公開的現寄存在高知市立自由民權紀念館的山本憲（號梅崖，1852—1928）舊藏文書。其中有九封是梁啟超的信函（均為梁啟超來日早期——1898年10月至1901年11月之間的信函，其中一份隻有信封）。借此機會，在高知大學吉尾寬教授的全力幫助下，自由民權紀念館（松崗僖一館長）將信函復制本贈送給了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有機會成為雙方交流的橋梁，我也甚感歡喜。

11月26日至30日，清華大學召開了梁啟超繫列演講會。北京大學中文繫夏曉虹教授，及清華大學陳來、劉東、張勇教授，還有我，分別進行了演講。在主辦方負責人劉東教授的安排下，我成為第四位演講人。為了讓聽課學生以外的聽眾也容易產生興趣，我把本書第八講的內容稍作修改進行了演講，不過成書時已調整恢復為原來的樣子。

12月3日，在劉東教授的介紹下，在國學院從事梁啟超研究的博士後謝偉銘女士陪同我一起參觀了中華書局，目的是一睹趙豐田完成的“稿”。帶領我們參觀的是俞國林先生。據他介紹，由梁家提供的“梁任公年譜材料（稿即原始稿）”共22冊（趙豐田在“梁年譜”上海本的“前言”中記載的是“稿二十四冊”），分冊裝訂全部現存於中華書局。不過由於搬入新社大樓，收藏情況也隨之混亂，目前能看的隻有第1—10冊（同治十二年至光緒三十四年［1873—1908］）和第22冊（民國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沒能看到全套書當然非常遺憾，但能夠有機會見到“稿”對我而言已經是意外之喜了。我在能夠閱讀的範圍內進行了調查，並復印了一些需要的地方。受益於此，本書第八講中提到的《梁啟超年譜長編》的所有稿本、版本，全部得見。

本書所用的圖表中，移情閣和吳錦堂（圖5.1）由孫文紀念館（安井三吉館長）提供，吉野作造（圖6.1）的照片由吉野作造紀念館（佐佐木源一郎館長）提供。在此一並致謝。

本書為課程講義的譯稿，所以一定兼具講義的優點和缺點。懇請各位讀者不吝批評。

狹間直樹

講東亞近代文明史的時段劃分

——世界史的近代與東亞

就講座題目的若干說明

從題目《東亞近代文明史上的梁啟超——以梁啟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繫為中心》亦可看出，本講座談的是梁啟超與日本在文明史上的關繫。因此，盡管在反袁護國戰爭中梁啟超曾與日本軍部有異常密切的關繫，但是本講座並不打算直接涉及這一內容。

所謂“文明史”，廣義而言是指從文明的角度對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人類一切歷史行為所作的研究。但這裡則根據梁啟超的主要活動領域，將其作為偏重於學術、思想、道德、藝術等精神也即文化方面的概念來使用。不同的人對文明和文化會有各種不同的定義，這裡我將闡述自己的用法。“文化”誕生的基礎是與風俗、居民生活等密切相關的意識構造，這種意識構造的基礎是語言，而“文明”則指的是在某一地區占統治地位、具有優勢的那些文化帶給周邊其他文化以影響，並使他們受教化（civilize）的這樣一個總體。

“東亞”曾經是一個同把中華文明的精萃漢字和他的書面語文言文（日本稱為“漢文”）作為主要傳播和記錄工具的地域。中華文明被稱作“四大文明”之一，“東亞”的範圍涵蓋了現在的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自古以來，在這個東亞文明圈中，許多種族都接受了中華文明，從而創造出自己的文化（包括文字）。這一時期，橫寫文字無論從右往左還是從左往右，隻要進入中華文明的影響下都變成了豎寫，從這一事實可以看出中華文明吸引力之強大。也就是說，源自閃米特文字（阿拉伯文字）的從右往左橫寫的文字，經維吾爾文作媒介成為蒙古文以後，便同漢字一樣成為豎寫格式；而源自梵語=Sanskrit（拉丁文）從左往右橫寫的文字，從藏文變成八思巴文以後，也成為豎寫的形式。

作為世界史的時間劃分範疇，“近代”雖然與“古代”和“中世”一樣都作為術語在使用，但卻很難用一個時間或事件作為標志對其作出準確的界定。今天我們略去對這一方面的討論，簡單敘述一下“近代”在此處的用法。

如果從經濟、政治、文化這三個方面來觀察近代，可以如下概括它們的特點：

經濟資本主義時代—世界市場與國民經濟的時代

政治民權主義時代—萬國共存與國民國家的時代

文化科學主義時代—客觀知識與國民教育的時代

關於資本主義時代世界市場的形成，按照伊曼紐爾·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現代世界體繫》（The Modern World-system）的研究，也可以在“廣義的16 世紀”中追溯它的誕生。不久之後的19 世紀初期，“產業革命”也就是工業化和市場化的發展，在西方世界中巨變為“大西洋革命”。其中有關中國被卷入世界市場、逐漸擴大國民經濟領域的狀況，許滌新和吳承明編著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比較具有說服力。

民權主義時代是以“市民革命”—在資本主義發展中奠定了基礎—為開端。其中英國的“光榮革命”（1689）、美國的“獨立革命”（1776）和法國的“大革命”（1789）是為合理的運動。國民國家由宣揚人權平等（《人權宣言》）原則的市民構成，且與私有財產制密切相關，市民革命的發生使其登上了歷史舞臺。這前後之間的變化，可從當年明治維新後建設新體制的日本當局者大罵“權在民是個什麼意思”中一見端倪。因為從前隻有君權，而對於萬國共存，則隻要知道《萬國公法》被看作處理國際關繫的通則即可。

科學主義時代隨著引導法則和理論出現的學術知識體繫的確立而開創。而這一學術知識體繫的確立是通過17世紀以後對客觀存在的假定，以及對此進行試驗和觀察的歸納法和與之相反的演繹法而成的。“科學革命”是指存在於這一認識和思考法則基礎中的變化。它首先發生在天文學、物理學、數學、化學和醫學等自然科學領域，18世紀又在社會契約論、政治學說、經濟理論等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站穩腳跟。國民教育中重要的兒童義務教育，19世紀中葉在美國開始實施。

通過這些始於16世紀而終於18世紀末的革命，西方世界誕生了完全不同於以往的社會與生活。從前基本上都住在農村的人們越來越多地搬往城市，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的工作成為社會性的勞動；生活必需品在工廠中通過機器生產出來，作為商品進行流通；物資和人口流動所需要的道路、鐵路、航路都得到了完善。無論是農民還是工人，作為一個獨立的人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開始擁有選舉權和財產權。科學和技術發展帶來的生產效率和知識水平的飛速提高大大改善了人們的生活條件。我本人也親身體驗了這一變化中的大部分（少年時在農村，後來在城市生活，前後差別有如兩個時代），所以對其中的差異感受頗深。就這樣，近代從西方開始，逐漸把它文明的波濤推向了非西方世界。

東亞的近代始於1840年清朝與英國之間的鴉片戰爭並延續至今。“現代”（中文稱為“當代”）不是時代範疇，而是為了便於劃定到現在為止的一段時期所用的概念，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