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

編輯推薦

《清代文字獄檔》一書，本是原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的資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間陸續推出了九輯，深受讀書界歡迎，後來不大容易看到了。由此上海書店出版社於1986年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獄檔》，平裝上下兩冊，將先前陸續面世的九輯完全收入。但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獄檔》繁體字豎排，無標點，讀起來不大方便。有鋻於此，上海書店出版社於2007年重新推出經過增補的標點排印本《清代文字獄檔》，精裝一冊。該本中除原先九輯的全部內容之外，增加了一個“補輯”。後又推出了《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精裝一厚冊。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獄檔案二十起，列於“補輯”之末；“訂”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編校訛誤，並且又重編了書末的乾隆朝各案編年索引。先後推出三種版本的《清代文字獄檔》，編輯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學術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謂精益求精，與時俱進。

內容簡介

本書繫在原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刊印之《清代文字獄檔》的基礎上充實內容、校讀整理、並加新式標點而成。全書共分十輯，據清朝軍機處檔案、朱批奏折、雍乾實錄及其他出處，依專題分別輯錄清代前期近七十宗文字獄的原始文獻，舉凡立案經過、審訊供錄、結案文件，以及辦案過程中的上諭朱批、樞垣廷寄、督撫奏折，一應俱全，為今人研究清代思想文化史以及政治、司法、教育、出版等各種相關專題，提供了豐富翔實的*手資料。所謂增訂本就是在2007年原版的基礎上，又從新公布的清代檔案史料和《清高宗實錄》中輯得“戴名世《南山集》案”、“張毅編造書詞案”等文字獄共20案，按本書原有體例加以整理，分別增入十輯；同時對原版的若干編校訛誤加以訂正。

作者簡介

上海書店出版社是古籍文獻整理出版領城的一家專業出版社，特別是在史料文獻、經典要籍、筆記史料、地方史志、民國名著名刊重印及明清方志等六大門類的整理出版方面，形成出版品牌，代表性成
果如《道藏》《藏要》《民國叢書》《清代史料叢刊》《清代文字獄檔》《晚清新學書目提要》《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清代檔案史料選編》等，都在海內外學人與讀者間享有盛譽。

【目錄】：目錄輯謝濟世著書案乾隆六年九月至七年正月王肇基獻詩案乾隆十六年八月至九月丁文彬逆詞案乾隆十八年六月至九月劉震宇《治平新策》案乾隆十八年十月至十二月胡中藻《堅磨生詩鈔》案乾隆二十年二月至十月第二輯劉裕後《大江滂》書案乾隆二十年五月至六月程《秋水詩鈔》案乾隆二十年九月至十一月陳案兆著書案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至十二月蔡顯《閑漁閑閑錄》案乾隆三十二年五月至六月齊召南跋齊周華《天臺山遊記》案乾隆三十二年十一月至三十三年十月李紱詩文案編入前案李浩背賣孔明碑記圖案乾隆三十三年八月至十二月

屈大均詩文及雨花臺衣冠塚案乾隆三址九年十月至四十年三月第三輯澹歸和尚《遍行堂集》案乾隆四十年閏十月至十二月嚴私擬奏折請立正宮案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至八月王爾揚撰李範墓志稱皇考察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袁繼咸《六柳堂集》案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至九月龍鳳祥《麝香山印存》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賀世盛《篤國策》案乾隆五十三年七月第四輯劉翱《供狀》案乾隆四十三年五月至七月黎大本私刻《資孝集》案乾隆四十三年六月至七月陶煊張燦同輯《國朝詩的》案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至四十四年正月李轔《虯峰集》案乾隆四十四年正月陳希聖誣告鄧諺收藏禁書案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昔榆私刻其祖父黃廷桂奏疏案乾隆四十四年二月至四十五年三月智天豹編造本朝萬年書案乾隆四十四年四月至五月石卓槐《芥圃詩鈔》案乾隆四十四年十月拿四十五年五月祝廷諍《續三字經》案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至四十五年八月艾家鋻試卷內書寫條陳案乾隆四十五年八月至十一月第五輯魏塾妄批江統《徙戎論》案乾隆四十五年四月戴移孝《碧落後人詩》案乾隆四十五年五月至九月吳英攔輿獻策案乾隆四十五年九月劉遴宗譜案乾隆四十五年九月

媒體評論

讀《清代文字獄檔》的三種版本來源：古籍新書報作者：顧農一上海書店出版社出版的《清代文字獄檔》一書，本是八十年前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印的資料集，在1931年至1934年間陸續推出了九輯，深受讀書界歡迎。1934年魯迅先生作著名的學術隨筆《隔膜》一文，就是對其中第八輯所收之《馮起炎注解〈易〉、〈詩〉二經欲行投呈案》的分析，在該文中魯迅還說：“這一兩年來，故宮博物院的故事似乎不大能夠令人敬服，但它卻印給了我們一種好書，曰《清代文字獄檔》，去年已經出到八輯。其中的案件，真是五花八門……”這九輯《清代文字獄檔》後來也不大容易看到了，要找全就更難。正是有鋻於此，上海書店（出版社）於1986年5月推出了影印本的《清代文字獄檔》，平裝上下兩冊，將先前已陸續面世的九輯完全收入，一共包括清代文字獄檔案六十五起；當初印了3000部，數量好像也不算少了，而一舉售罄。原本及影印本《清代文字獄檔》繁體字豎排，無標點，讀起來不大方便；有關方面後來又陸續公布了若干文字獄的檔案，因為相當分散，找起來也不容易；正是有鋻於此，上海書店出版社於2007年6月重新推出經過增補的標點排印本《清代文字獄檔》，精裝一冊。該本中除原先九輯的全部內容之外，增加了一個“補輯”，內收五份檔案：《徐述夔〈一柱樓詩〉案》、《王錫侯〈字貫〉案》、《王沅〈愛竹軒詩〉案》、《戎英獻書案》和《偽孫嘉淦奏稿案》。同時又做了深入的編輯加工，其中包括：其一，訂正原本及影印本中的錯字。按原本《編輯略例》的第六條說：“軍機處存檔繫當時移錄之副本，字句每有訛奪，茲為慎重起見，姑仍其舊，不擅加改訂，遇有蟲蝕殘缺之處則以□符代之。”凡此等處排印本均盡可能地加以校正訂補，其《出版說明》中有一條道：“凡在整理中發現的訛奪字句，將改補的字加［］隨注其後。”這樣既尊重底本，未嘗妄改，同時又後來居上，更為負責。其二，將原件根據內容略加分段，全部加上通用的標點符號，讀起來更為疏朗流暢。其三，將原來各輯的目錄加以修訂整理，逐一標明日期，置於全書之首；案內各件的順序偶有調整，完全按時間先後排列。其四，書末安排了一份乾隆朝有關各案的《編年索引》，以便讀者檢索。這樣用起來就更為方便了。我讀此本後曾作一書評（《讀新版標點整理本〈清代文字獄檔〉》，《古籍整理出版情況簡報》2007年第9期），給予高度評價，同時也就書中校勘和標點的可疑之處提出了一些商榷的意見，供編者和讀者參考。*近更高興地看到，上海書店出版社又於2011年1月推出了《清代文字獄檔（增訂本）》，精裝一厚冊。此本中“增”的方面是新加入了清代文字獄檔案二十起（其中康熙朝一起，雍正朝三起，乾隆朝十六起），列於“補輯”之末，全書由957頁增加到1151頁——資料被集中起來之後，自能產生巨大的聚變能量；“訂”的方面是改正了上一版中若干編校訛誤，並且又重編了書末的乾隆朝各案編年索引。在二十五年間先後推出三種版本的《清代文字獄檔》，編輯含量一次比一次更多，學術水平一次比一次更高，真所謂精益求精，與時俱進。在粗制濫造的垃圾書層出不窮的今天，這種負責任的精神和水平，實在令人感佩。二文字獄古已有之，清代尤甚，研究清代文字獄一向是學術研究的一個熱門，早一點的有清史大師孟森先生，晚一點的有散文名家黃裳先生，都有豐富的成果。近年來出版的周宗奇先生的《清代文字獄》（人民文學出版社2010年8月版），內容尤為豐富，而且深入淺出。不過分析文字獄的文章，大約仍以魯迅先生的《隔膜》、《買〈小學大全〉記》以及《病後雜談》等篇給人印像*深。這不僅因為他思想*深刻、文字*明，也因為他本人就生活在文字獄仍然盛行的時代，他骨頭很硬，不為所動，卻能洞察幽微。魯迅為文時利用的資料，固然有相關的禁書，而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提供的檔案也非常之重要。《清代文字獄檔》內容豐富多彩，從中可以看出很多奧妙，讀出很多趣味。例如第九輯中的《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案》涉及雍正朝的一件驚天大案。雍正皇帝本人狠抓這個案子，不僅要求一網打盡全部人犯，而且親自撰文反駁對他本人以及清王朝的攻擊；其時現行案犯曾靜、張熙等作了徹底交代，其記錄稿及有關文件在雍正直接指導下編為《大義覺迷錄》，刻印成書，頒行全國，要求全體知識分子。更出人意外的是，雍正下令將曾靜、張熙釋放，派往各地宣講自己的滔天大罪，歌頌今上的德政；早已死去的主犯呂留良被戮尸梟首，但其著作被作為反面教材留存，以供批判之用。這些莫測高深的舉措顯得很大度，富於啟發性。《大義覺迷錄》一書經過深度加工，而其原始材料全在《曾靜遣徒張倬投書案》檔案中，把這兩份材料放在一起來讀，深感意味悠長，發人深思。雍正駕崩以後，新上臺的乾隆皇帝迅即重新逮捕曾靜、張熙，凌遲處死，又將《大義覺迷錄》一書徹底禁毀。至於他為什麼不照先前已有的方針辦，尤其值得深思和研究。又如第二輯中的蔡顯《閑漁閑閑錄》案，此案是發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留下來的檔案篇幅也*少，而讀起來卻讓人驚心動魄。當年三月，華亭縣（原屬江蘇，今為上海市松江區）有位七十一歲的老舉人蔡顯（字笠夫，號閑漁），把自己的雜著編印成一部《閑漁閑閑錄》，分送學生和友人。這無非是老來不甘寂寞罷了，本可以算是盛世的點綴；不料當地有人“投貼無名字帖欲行公舉”；蔡老先生很不服氣，遂於五月初九帶了一部《閑漁閑閑錄》到府裡去“呈首”，主動交出著作請求審查，以便消彌誹謗。不料松江府知府鐘光豫審查以後認為“書內所載多有不法之語”，於是逐層上報給江蘇巡撫明德和兩江總督高晉，兩位高官更目光敏銳地查出“其中詭詐悖逆語句甚多”，於是立即采取嚴厲措施，將蔡顯“提解到省，並於該犯家中搜查不法書籍，並究明有無黨羽，及其家屬逐一押解來省”（《高晉等奏查蔡顯呈首審擬折》），參與校字的門生、寫序的朋友也都一並抓來。五月二十一日，由高晉領銜明德同署，將有關情況寫成奏章呈報給乾隆皇帝本人。那時將“不法”著作上報的時候，要用浮簽標明有問題的字句和段落，指出是什麼問題，其時的術語謂之“粘簽”——這就是給加上批判性的按語，供上級官員以至皇帝本人過目。高晉將《閑漁閑閑錄》以及批判材料一道恭呈上去，請予批示；竟很快被乾隆一棍子打了下來，六月初五的上諭嚴厲地指出：“蔡顯身繫舉人，輒敢造作書詞恣行怨誹，情罪重大，實為天理國法所難容，但閱原書內簽出各條，多屬侘傺無聊、失職怨憤之語，朕方以該犯尚無詆毀朝政字句，其情與叛逆猶去一間，或可原情酌減，及細檢各處，如……等句，則是有心隱躍其詞，甘與惡逆之人為伍，實為該犯罪案所繫，而冊內轉不簽出，明繫該督等自以文義未精，竟委之一二幕友代為披檢，而幕友等從來錮習，每遇用兵之事及以文字獲罪者輒一切諱匿不言，是以略摭無關緊要之文巧為塞責，而於喫緊關鍵不肯復加指摘，高晉等使若輩得售其術，朕則豈能依樣葫蘆漫然不為審視乎？”皇帝陛下精通文義，上綱上線的水平也*；而威嚴和寬大又都令人莫測高深。地方官本以為已經十足賣勁，不料結果沒有抓住要害，有假批判的嫌疑。魯迅先生藏有《閑漁閑閑錄》一書，他說曾把該書“細看了一遍，卻又尋不出什麼忌諱”（《且介亭雜文·病後雜談》）。清代文字獄的奧妙之一，正應在此等處細心領悟之。三上海書店出版社*增訂本中更有重要的材料，均待進一步深入研究。其中關繫*的是康熙朝的戴名世《南山集》案的有關檔案（先已發表於《歷史檔案》2001年第2期，本書有所增補）。此案發生比較早，牽涉的人員相當多，康熙的處理辦法既有很強的力度，又講究面子上的行政章法和區別對待，為他的子孫樹立了典範。周宗奇《清代文字獄》一書有《恨滿南山》一篇（第72 —105頁）詳述此案，但其中大量篇幅乃是戴名世早年文章的白話譯文，以及方苞《獄中雜記》的白話譯文，而關於此案的喫緊關鍵卻寫得比較簡單，似乎沒有能夠充分利用檔案材料；如果詳參康熙五十年（1711）的《哈山等審擬戴名世〈南山集〉案題本》以年（1723）的《佛格請將〈南山集〉案涉案人犯免罪釋放回籍事題本》，事情便能講得更加清晰、完整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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