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一 初涉政壇的張居正

1.家世與科舉

2.彷徨於政壇高層的權力爭鬥

3.恩師徐階的虛與委蛇

二 嚴嵩倒臺

1.嚴嵩何許人也

2.對嚴嵩形形色色的彈劾

3.嚴氏父子的下場

4.海瑞罵皇帝

三 逢迎於徐階、高拱之間

1.張居正重回官場

2.徐階主政

3.隆慶時期的內閣紛爭——張居正的《陳六事疏》

四 權力博弈：附保逐拱

1.隆慶皇帝的去世

2.馮保其人其事

3.顧命大臣內訌

4.高拱與馮保鬥法

5.高拱的垮臺——“回籍閑住”

五 “王大臣案”的陰謀與是非

1.圖謀行刺皇帝的“王大臣”

2.株連高拱的密謀

3.陰謀的破產

六 代帝攝政的首輔與帝師

1.小皇帝朱翊鈞

2.&ldq輔張先生”

3.慈聖皇太後李氏

七 萬歷新政：改革與逆流

1.改革的前奏

2.萬歷新政的漸次展開

3.“不許別創書院”——矯枉過正的改革

4.怨聲甚囂塵上

5.傅應禎、劉臺的反對聲浪

八 “奪情”風波的前前後後

1.張居正九年考滿

2.“奪情”的臺前幕後

3.圍繞“奪情”的風波——彈劾與廷杖

4.輿論的反響

5.彈劾與廷杖的再現

九 改革向縱深發展

1.“不加賦而上用足”

2.清丈田糧——丈量耕地與清理賦稅

3.一條鞭法——賦稅與徭役的貨幣化

十 皇帝的大婚與張居正的“歸葬”

1.大婚的吉期

2.皇帝的婚禮與太後的慈諭

3.張居正的“歸葬”

4.“惴惴之心無一日不臨於淵谷”

十一 張居正之死與馮保的垮臺

1.張居正的病情

2.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病逝

3.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垮臺

十二 對張居正的清算

1.政治形勢的劇變——彈劾張居正的洶湧浪潮

2.為劉臺平反

3.遼王案與張居正

4.張居正的抄家阨運

5.張居正的悲劇——“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引言
張居正，人們耳熟能詳的名字，一個聲名顯赫的歷史文化名人。他所進行的改革，雷厲風行，大刀闊斧，由於得到了萬歷皇帝朱翊鈞的全力支持，成效卓著，一舉扭轉了持續走下坡路的頹靡政局，而彪炳於史冊。
這是人們通常對他的了解。
人們往往忽略了很重要的環節：他死後，皇帝翻臉不認人，說他“專權亂政”“謀國不忠”，甚至想對他“斲棺戮尸”。政治嗅覺特別靈敏的官僚隨聲附和，乘機落井下石，誣蔑張居正“殘害忠良，荼毒海內”，揚言：“即斲棺戮尸尚有餘罪。”
為大明王朝鞠躬盡瘁的一代名臣，從高聳的雲端跌落下來，竟然成了社稷罪人，這是為什麼？背後究竟有什麼玄機？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
這八個字是當時人提供的答案，言簡意賅，揭示了張居正悲劇的根源，在於他顯赫的權勢，與皇帝的容忍度之間的矛盾，在那種體制下，是難以調和的。任何一個皇帝，都不能容忍首席大臣凌駕於他之上，讓他感受到震懾。因此“禍萌驂乘”便不可避免。
然而，這畢竟令人遺憾，留下的刻骨銘心的感嘆，引起了人們紛纭的議論。
甚至對他有所非議的異端思想家李贄，也為之憤憤不平，說：“江陵（指張居正）宰相之傑也，故有身後之辱。”稱贊張居正是“宰相之傑”，對於他死後遭到政治性凌辱，耿耿於懷，流露出正直人士對張居正的懷念，對朝廷的不滿。值得注意的是，李贄說這話的時候，萬歷皇帝正在紫禁城的龍椅上親操政柄，他發表這樣的意見，是需要一點勇氣的。人們在欣賞李贄凜然氣節的同時，也可以察覺到當時輿論界心目中的張居正，必有過人之處，令人難以忘懷。
自從20世紀中葉傳記文學家朱東潤的《張居正大傳》問世以來，書中的主角幾乎成為家喻戶曉的人物。歷史學家黃仁宇《萬歷十五年》的中文版，自1982年至今暢銷不衰。他以獨特的視角，流暢的文筆，重新解讀這一段歷史，用“世間已無張居正”這樣的標題，來抒發他對張居正別具一格的評價，引起了讀者廣泛的興趣，以及多種多樣的評論。看來，從不同的視角來觀察多側面的張居正及其時代，至今依然是大家關注的話題。
筆者把題目定為“張居正與萬歷皇帝”，原因就在於此。
張居正年（1573）至萬歷十年（1582）擔任內閣首輔，得到皇太後李氏與小皇帝朱翊鈞的充分授權，以及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密切配合，得以“代帝攝政”。憑借這樣的特殊身份，他大刀闊斧地推行改革，雷厲風行，勢不可擋。當時人把這種久違了的政局，稱之為“朝下令而夕奉行”“中外淬礪，莫敢有偷心”。真所謂“言必信，行必果”，絲毫不拖泥帶水，沒有討價還價的餘地，因此取得了顯著的成效，改變了嘉靖以來政局頹靡、財政虧空、邊防廢弛的局面，實現了富國強兵的目的，扭轉了大明王朝不斷下滑的頹勢，締造了萬歷時期為富庶強盛的一段輝煌，這就是張居正改革為人們所津津樂道的原因。
改革與改革家，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話題，這或許是現今人們依然對張居正懷有興趣的原因所在吧！如果我們放寬歷史的視野，把張居正與歷史上的改革家加以比較，姑且不論吳起、商鞅，即以王莽、王安石為例，他們改革所取得的成效，都難以與張居正比肩。
這是什麼原因，確實值得深長思之。
日本東洋史學先驅內籐湖南在京都大學上課時，講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話：“自古以來中國的歷史家，都認為實行《周禮》毫無任何價值，而近讀了一些社會主義書籍的人，則對它實施的一些社會政策的做法表示欣賞。但這兩者都不符合事實。《周禮》中的政治，是根據當時的理想而制定的……應用《周禮》個失敗者是王莽，第二個失敗者是王安石。”
有意思的是，張居正沒有重復王莽、王安石的改革模式，這是很值得注意的新動向。
張居正是科舉正途出身，從秀纔、舉人直至進士，並且在儒學氣息極為濃厚的翰林院工作多年，受儒術的熏陶是毋容置疑的。但是，他並不沉迷於經學。他深知，社會的弊端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的地步，要想撥亂反正，挽狂瀾於既倒，儒術和經學顯然是無能為力的，必須用法家理論和權謀下一劑猛藥。
張居正深諳法家真諦，把它用儒術加以緣飾，運用起來得心應手，他特別強調“綜核名實，信賞必罰”這一法家名言，在施政時堅定不移地予以貫徹。他在與同僚議論治國理念時指出，自己開始執政之前，“國威未振，人有侮心”，因此必須推行法治，依法治國。他是這樣表達的：“一切付之於大公，虛心鋻物，正己肅下。法所宜加，貴近不宥；纔有可用，孤遠不遺。務在強公室、杜私門、省議論、核名實，以尊主庇民，率作興事。”
張居正的立身處事，充分顯示了上述風格。他自詡為“非常磊落奇偉之士”，不願意“徇匹夫之小節”，因為他有更大的抱負——“慨然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他可以做到“嫌怨有所弗避，勞瘁有所弗辭”。為了依法治國，一定要做到“虛心鋻物，正己肅下”，目的是達到這樣一個境界：“法之必行”“言之必效”“朝下令而夕奉行”。這種說一不二、令行禁止的風格，這種綜核名實、信賞必罰的風格，體現著崇尚“霸道”（而非“王道”）的法家精神。
正因為如此，張居正身上少有儒家溫、良、恭、儉、讓的氣質，少有仁恕的精神，事事處處都是咄咄逼人，慣用嚴刑峻法，講究權術與謀略，甚至在權力鬥爭中堂而皇之地玩弄陰謀詭計，手法十分老練圓熟，可以置臉面於不顧，可以對言官的彈劾、輿論的非難熟視無睹。
所以在後人的眼中，作為政治人物的張居正，既是一個改革家，也是一個政客。以往人們出於對他的崇敬，諱言其政客的一面，其實是大可不必的。否則就不可能復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改革家和政客，一身而二任，是他的兩面，忽視了其中任何一面，對他的認識都是片面的。《明神宗實錄》對他的蓋棺論定，就注意到他的兩面，一方面肯定他的政績：“成君德，抑近幸，嚴考成，綜名實，清郵傳，核地畝。”另一方面指出他的過失：“褊衷多忌，小器易盈，鉗制言官，倚信佞幸。”這前面所說的十八個字，概括了他作為改革家的事功；後面所說的十六個字，正是他作為政客的本性使然。為了奪取內閣首輔的交椅，他可以不擇手段，與太監頭子馮保聯手，心狠手辣地整垮高拱，進而對其施加迫害。為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與地位，他可以為所欲為，甚至可以置倫理道德、社會輿論於不顧。他的悲劇，或許與此不無關繫吧！
著名的清官海瑞，並非張居正的“同黨”，恰恰相反，他對張居正政見多所非議。但是，他對張居正的評價是公正的，對他死後受到不公正的對待——不僅自己身敗名裂，而且連累家屬，情狀慘不忍睹——而感慨繫之。海瑞總結其中的緣由，說了一句極富洞察力的話：張居正“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所謂“工於謀國”，當然是指張居正十年如一日地全身心投入政治改革，力挽狂瀾，成效顯著。所謂“拙於謀身”，就意味深長多了，既是說他無所顧忌地推行改革，樹敵過多，結怨甚深，沒有處理好與同僚、下屬的關繫；更是說他得到太後與皇帝的充分信任，在權力達到狀態時，過於肆無忌憚，而不知收斂，忘乎所以地自詡：“我非相，乃攝也。”這在帝制時代是有“僭越”嫌疑的，也就是所謂“威權震主”。無怪乎《明實錄》在為他“蓋棺論定”時，寫下了發人深省的一句話：“威權震主，禍萌驂乘。何怪乎身死未幾，而戮辱隨之！”
“威權震主，禍萌驂乘”這八個字，就是張居正悲劇的根源。無論功勛多麼卓著的首席大臣，在皇帝眼裡不過是“臣子”而已，no“僭越”，使皇帝感受到震懾。張居正如此精明強干的政治家，居然對於這個關鍵有所疏忽，忘乎所以，難怪海瑞要說他“工於謀國，而拙於謀身”了。
這實在是一個耐人尋味的歷史話題。
讀者諸君欲知其詳，請聽筆者細細道來，還原一個真實的張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