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明朝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具有特殊性，主要的體現是明朝所處的國際環境非常特殊。同時，明朝的保守性也是歷代王朝之，其“保守封疆”的政策影響了整個明代。本書將討論這個保守性極強的大明王朝，在大航海時代的國際環境中，是一個什麼樣的表現。
有明一代，大陸戰略是王朝的主線，農耕社會是王朝的主要面貌。但大明王朝不同於其他王朝的地方在於，從16 世紀之後，隨著航海大發現，全球連為一體，明廷遇到了新的挑戰。在大航海時代，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英國人陸續到來，衝擊著大明王朝的朝貢體繫素的出現，並未給大明造成過大的影響，進入大航海時代後的明廷，延續的仍然是開國璋的思維。
對於擴充疆璋沒特別大的興趣，他一直堅持“保守封疆”的政策。在他看來，“若邦有道，固封疆，勿外求，則永為世福；若越境而殃他民，則福命未可保也”1，故而他列舉不征之國。但面對遊牧部落，他必須用兵，洪武一朝，持續不斷發起打擊。草原遊牧各部無數次對外擴張，乃是世界史上主要的動亂搖籃，是華夏文明的主要威脅。在洪武一朝，將海外夷國（不征之國），與西北“胡戎”對稱，兩者是區分對待的。
至朱棣時期，天下穩定，雖一度曾有帖木兒的威脅，但因其突然去世，而未引發兩個大帝國的戰爭。朱棣時期，將部分力量投到海外，一度曾有鄭和七下西洋，這領先於歐洲。可鄭和的下西洋，仍然是大陸戰略與朝貢秩序的產物。下西洋，是為了宣示天威，吸納各國來朝；是為了采購香料香木和奇珍異獸，作為祥瑞，進獻皇帝。下西洋，不是為了開拓土地，雖有貿易，但仍是官方主導下的朝貢貿易。
鄭和之後，在朝貢貿易之外，明廷仍嚴格限制民間的海外貿易，以確保官方對於各類能帶來暴利物資的控制。可香料及其他各類海外貿易所帶來的暴利，吸引著一批中國商人走海貿易，在東南亞各地開拓，並有了早的移民拓殖。對商人私下走海，明廷屢屢打擊，卻不能制止。
正德十二年（1517），葡萄牙人出現在廣州城外，標志著中國開始融入全球一體化。葡萄牙人乘著堅船帶著利炮，遠涉重洋來到中國，通過各種手段，試圖打開中國的大門，卻未能如願。明廷對在廣東盤踞的葡萄牙人，采取武力驅逐，葡萄牙人逃往福建、浙江沿海，轉而在雙嶼島開展貿易，取得了極大繁榮，又引來了明廷的新一波打擊。在與葡萄牙人的交戰之中，明廷認識到了葡萄牙堅船利炮的威力，有識之士發出了“師佛郎機以制之”的吶喊。
嘉靖二年（1523），日本大內氏與細川氏使團在寧波爆發衝突，斬殺中國軍民頗多。此後中國與日本的勘合貿易漸漸終止，對日貿易被中國海商集團所壟斷。中國海商集團與日本倭寇合流，又獲得了葡萄牙人的犀利武器，形成了猖獗一時的“嘉靖大倭寇”，給中國沿海各地帶來了巨大衝擊。至隆慶年間，明廷在月港開關，有限許可商人出海貿易，帶來了海外貿易的繁榮。隨著海上貿易的發達，葡萄牙、西班牙在東南亞區域的擴張，導致了地緣格局的改變，原先的朝貢體繫開始衰落。而中國商人在海外的開拓，是官方所禁止的，也得不到官方的庇護。中國商人在馬尼拉遭到西班牙殖民者的屠殺，明廷的反應卻是“商賈賤”，被殺乃是咎由自取。
明中後期的中國沿海，雖有海寇侵襲引發的衝突，但民間走海貿易帶來的繁榮，卻影響了整個南方。來自墨西哥與日本的白銀，大量湧入中國，衝擊了明廷僵化的貨幣體繫，帶來了白銀的貨幣化。無數白銀的湧入，帶來了明中期之後南方地區的經濟繁榮，湧現出了一大批市鎮，乃至被後世稱為“資本主義萌芽”。明中後期湧現出的繁榮，隻停留在社會層面；社會服務於朝廷，財富服務於權力，商人的社會地位低下，私人財產也無法律保護，盛世之中，卻無資本主義的萌芽。
在白銀衝擊中國的同時，部分來自歐洲的傳教士，進入中國，他們帶來的新的科學技術知識，影響了中國部分知識分子，卻未能引發中國的科技變革。在明末清初中西的交流中，西學傳播的主要是天文、歷法、數學、地理、物理、機械、炮術、醫學等自然科學和技術，缺少政治思想和哲學理論方面的內容；且所傳入的西方科學知識，僅限於在宮廷、上層封建士大夫和少數知識分子中傳播，沒有深入到社會階層中去。明中期之後，隨著政治環境的寬松、經濟的繁榮，在思想上也產生了突破。王陽明心學主張良知在心，知行合一，肯定工商業，主張“覺民行道”。王艮開創了泰州學派，貼近平民，貼近社會，主張百姓日用，皆是學問。面對思想的風暴，明廷采取了高壓政策，風靡一時的思想風暴在鐵拳之下煙消雲散，明代未曾完成思想啟蒙，更未能產生深刻的社會變革。
西方人到來之後，明朝的對外關繫開始由朝貢模式進入到中西對峙模式，這是前所未有的改變。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有著強大的信仰支撐，有全套的產品制造體繫。經歷了宗教革命、啟蒙運動，歐洲人走出了蒙昧，發展出了完整而成熟的、適應資本主義發展的信仰體繫。一個個歐洲商業城市浮現，各類出色產品銷往世界，參與競爭。更重要的是，這個新的體繫之下，歐洲有強大的自信，有對牟利的追求，有無畏的冒險精神，不論是器物層面還是精神層面，他們都可以與中國比肩。
此時的中國，在思想上墨守成規，未曾意識到外界改變，未曾意識到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自1517年葡萄牙人來到廣州後，明廷對葡萄牙、西班牙，乃至對隨後而來的西方列強的態度，一直延續到1644年明亡。之後的清廷，亦延續了明廷的思維，直至1911年。
就大明王朝覆滅的原因，後世有各種解讀。大明之亡，其根本因素是明廷自身陷入無可救藥的潰敗，陷入中國王朝周期興亡率之中。當進入大航海時代之後，明廷未曾有過新的認知，新的改革，一切仍然是農耕社會、傳統王朝的延續，以及天朝的自大與傲慢，對外的鄙夷與輕視。
崇禎十七年（1644），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禎帝自盡。倉促成立的南明小朝廷開始重視與澳門葡萄牙人之間的關繫，希望得到軍事上的支持。動蕩之中的南明小朝廷後宮，在傳教士鼓動下，也皈依了天主教，希望能得到賜福，渡過難關。南明小朝廷後宮甚至遣出傳教士作為使者，前往歐洲，尋求教皇的幫助。當使者卜彌格從歐洲無功而返時，苦命的南明小朝廷已進入後的時光。南明小朝廷覆滅之時，鄭成功揮兵攻占臺灣，開創了一方局面，在一定時段內影響到了清代的海洋格局。
概而論之，有明一代，官方延續的思維仍然是一以貫之的“朝貢天下”，即中國是世界的中心，周邊各國感受著中國的光輝，唯有得到大明皇帝的恩許，方能進入天朝體繫之內，從事有限的朝貢貿易。雖有鄭和下西洋，卻仍然是大陸思維的延續，是在宣示天恩，在周邊營造出穩定的朝貢秩序，其中衍生出來的副產品纔是貿易。進入16 世紀之後，大明王朝所處的時代，有了新的變化，隨著航海大發現，世界連為一體，老思維面對新變化，僵硬保守的結果就是，中國民間海商力量縱橫四海，引發了海疆之亂。為了平息海疆，將戰略重心放在北方，也受內部白銀貨幣化的推動，明廷有限地打開了大門，對外開放，這就是“隆慶開關”。隆慶開關之後，中國商人不再顧及各類限制，在白銀的誘惑之下，揚帆四海，從事海外貿易，形成了一股股海商（寇）勢力。而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則遠涉重洋，駛入中國沿海，迫切地試圖打開天朝的大門。可在官方層面，在朝貢天下的思維之下，大明王朝傲慢地對待著這些夷人，或是以武力清剿，或是以寇治夷，後干脆閉眼無視，將海外貿易徹底拱手讓出，交給了中國海商（寇）集團，偶爾睜眼之時，還要加以打擊，以示天威。當新的全球貿易秩序形成之後，明廷並未參與這個秩序的營建，相反是極為排斥的。中國的海商（寇）集團，對新的秩序卻是充滿了激情，積極參與，奈何在明廷與西方各國的雙重打擊之下，他們卻無法在此新秩序中立足，他們的命運，或是被招安，如鄭芝龍；或是被剿殺，如王直；或是遠走海外，如林道乾。由全球海洋貿易而營建出國際新秩序的過程，在此後的三百餘年間，一直由歐洲國家主導著。而在東方，朝貢天下的思維，在明清易代之後，仍被大清王朝所堅持固守。直到19 世紀，英國人以堅船利炮轟開了天朝的迷夢，將中國被動地納入了到新的全球體繫之下，此時，朝貢天下，讓位於了全球貿易。

袁燦興
2022 年5 月30 日於太湖之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