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這本小書，是我在繁重的工作之餘，一點點擠時間寫出來的，前後斷斷續續進行了兩年——其中當然包括遇到疑問查材料的時間。
對於明清易代之際，以侯岐曾家族為代表的嘉定文人群體，我以前並未認真關注過。關於侯岐曾的事跡，知道得也非常簡略。真正開始了解這個家族，要到2002年以後了。那年鼕天，我到曲阜師範大學參加了一個會議，正好與陳大康教授同住一屋。陳先生當時身兼華東師範大學文學院院長及古籍所所長，閑談中講起他們古籍所得到了一批明清時期的上海地方文獻，其中有《雲間人物志》《釋柯集》《侯岐曾日記》《淞南隨筆》《三略彙編》等，但出版遇到了困難。我當即斷定這批東西有重要的史料價值，回來即以《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的名義，申請了當年的古籍出版專項資金，並將其列入了我們的出版計劃。
這五種文獻，給我印像深的是《侯岐曾日記》，它似乎把我直接帶回了當年的歷史現場。時至今日，每次重讀這部日記，總有一種奇怪的感覺，仿佛它的作者重新恢復了生命，直接和我在對話。過去讀明清史，對清兵下江南時遭遇的抵抗和其鎮壓的殘酷，也有過關注，特別是關於“揚州十日”、“江陰圍城”、“嘉定三屠”的有關記述，讀來曾使我震驚。但這些材料，多從第三者的立場來書寫，采用報道的筆法，敘述過於冷靜，感染力有所不足。我從沒像讀《侯岐曾日記》那樣，能透過一個人的內心來理解這段歷史，甚至跟著日記的主人一起經受種種煎熬。
當初看《侯岐曾日記》的整理稿有個遺憾，就是整理者隻給它加了標點，而沒對裡面的人事做哪怕是簡單的箋注和說明，日記裡涉及的許多人與事，敘述都很簡略，有些地方隻是點到為止，事件的前後關繫，人物之間的關繫，往往很模糊，讀起來難免喫力。我曾就此給整理者王貽梁先生去信，建議他增加一些注釋，但他因材料太少而未接受。
《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於2006年出版後，我心中的遺憾並未消除。此後，一直留意收集有關嘉定侯氏的資料，對日記中涉及的人物及作品，也加意關注。幾年下來，斷斷續續收集了一些材料，也做了大量筆記。在反復閱讀日記的過程中，借助掌握的資料，經過不斷梳理，我逐漸弄清了裡邊的人物關繫，曾萌生過做《侯岐曾日記箋證》的想法。但是在王貽梁先生標點的基礎上做箋證，還涉及標點授權的問題。王先生因病作古已經多年，不打招呼直接使用他的標點，當然是明目張膽的侵權。我如果重新做標點（當年為了審稿需要，王先生曾提供過一份底本復印件），難免有欺負逝者的嫌疑。隨著研究的逐漸深入，不斷湧現的疑問和思考，終使我改變了原來的計劃，決定從問題生發開去，把考證的結果，按話題一篇篇地寫成文章。
《侯岐曾日記》產生於侯家遭遇的兩場大難之間的相對平靜期，此時他們在精神上盡管仍然壓抑焦慮，但生活還算比較平穩。日記開始的時候，嘉定守城已經結束，長房的侯峒曾父子四人死了三個。日記結束的時候，則是另一場大難爆發的開始。這一次，付出犧牲的是侯岐曾本人。
日記雖因侯岐曾被殺中斷了，卻在我內心勾起了重重疑問：針對這個家庭接下來發生了什麼？男人們死喪逃亡之後，侯家的女性是怎樣熬過災難的？侯氏後人的處境如何？深受侯岐曾思想影響的家庭輔，在日後走向社會時，經歷了怎樣的思想轉變？這一繫列問題，促使我不斷尋找材料和線索，希望能給自己一個滿意的答案。
我一直想知道，對侯岐曾這個案子，處理此事的地方政府是怎麼看待的，他們寫給朝廷的奏報裡又是怎麼表述的。為此，我購買了全套的《明清史料》，希望能從中找到線索。但遺憾得很，不論是洪承疇還是土國寶，在給朝廷的奏報中，都沒有專門提到侯岐曾的名字。他們重點彙報的隻是“名士通海”和“吳勝兆謀反”這樣的大案，在他們的眼裡，侯岐曾的分量遠不如參與通海的夏完淳和侯玄瀞。侯岐曾被抓和被殺，隻是因為藏匿了陳子龍，可以說他連正式的案犯都算不上。這讓我內心有了巨大的失落感！同時，另一個問題又冒了出來：歷史敘事和個人敘事的差異到底能有多大？
我之所以說侯岐曾在官方文書裡沒被重視，不僅是因為他的名字沒被專門提及，還因為他未報朝廷批準就被處決了（刑部題本裡用的是“斬”，而不是“正法”），更因為地方政府在給朝廷的奏報裡，錯把侯玄瀞當成了夏完淳的姐夫——這至少說明地方當局對他的審訊是非常草率的。一個在日記裡滿負著民族情結和家庭責任的鮮活生命，在歷史的洪流中卻微如塵埃！日記裡那些泣血的文字和強烈的感情，在宏大的歷史敘事中，並未能留下任何痕跡。從這個意義上看，我們不能不承認，宏觀歷史關注的隻是一些重大事件，強調的是歷史的終結果，至於忠、孝、節、義等精神層面的東西，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常常隻是敵我雙方為實現自己的目標而宣揚和利用的概念。
有一天，在查閱材料的過程中，我突然想到了微觀史學這個概念，覺得可以用它給自己的研究和寫作進行定性。時間的車輪滾滾向前，勢不可擋地碾壓著一切，不斷地讓未來進入當下，讓當下成為過去，使過去變成歷史。歷史學家在與時間競爭的過程中，為了從瞬息萬變的各類表像中探明因果，尋找規律，概括意義，常常隻能抓大放小，這就決定了宏觀史學一些基本的特征。因此，在官修史書中，隻有對歷史發展有過重要影響的人物，纔會被著錄，其餘的芸芸眾生都被吸進了歷史的黑洞。這既埋沒個體，有時也會掩蓋真相。《侯岐曾日記》的面世，讓我們仿佛在歷史的某一書頁中發現了一個夾層，撬開夾層往裡看，又發現了一個過去一直被忽略的家族和他們的世界。因此，依據日記、私人書信、回憶錄和詩文作品，來還原和描述侯岐曾家族幾代人在明清易代之際的價值選擇和人生遭際，並由此觀察這段歷史的所謂“過程”，自然就成了我後來努力的方向。通過收集和整理零散、私人的文獻材料，來分析和描述一個家族或社群的浮沉變化，以豐富對歷史進程的認識，這正是微觀史學所強調的方法。我的研究其實暗合了這一思路。
在《侯岐曾日記》的末尾，作者以謹慎的態度，記錄了陳子龍後的行蹤和精神狀態，這與我過去形成的印像頗有距離。進一步的閱讀使我意外地發現，不論陳子龍還是黃淳耀、侯峒曾等一批烈士，原初並沒有殉國的計劃，他們的死有著許多未曾預料的原因，特別是陳子龍，他死得很不甘心。這引發了我對易代之際士人的生死觀和出處選擇的關注。夏完淳的詩句“誰不誓捐軀，殺身良不易”（《自嘆》），其實道破了大多數人的內心糾結。
江南的抵抗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剃發令”的強制推行激發起來的，此後的一繫列事件，都顯示了清初某些政策制定和執行的隨意性。《侯岐曾日記》不但記錄了“剃發令”在蘇州府頒行的時間，還記載了具體的實施辦法（設立清發道督辦）和定罪標準（分五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剃發的抗拒和內心的痛苦，這對剃發政策的負面作用是很好的佐證。日記中提到的另一個細節是，清政府曾在江南向士紳定價攤賣人參，這也印證了洪承疇給朝廷揭帖中講到的事實。清初地方秩序的混亂和官吏隊伍的趁火打劫，都在日記中有觸目驚心的反映，這與朝廷穩定江南的政治目標顯然是矛盾的，也部分地說明了抵抗此起彼伏的原因。
清兵下江南時，因多次遭遇抵抗，為了報復而大開殺戒。同時由於前線供應緊張，加上地方失序，所到之處縱兵擄掠，擾害百姓，對婦女的種種傷害更是令人發指。侯氏的兒媳們，都受過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纔華。家族的災難，她們是不能幸免的。雖然侯氏後人對此諱莫如深，周圍人出於同情也不願提及，但還是有零星的文字涉及了一點。如無名氏的《吳城日記》卷中就說：“松宦陳子龍投水死。嘉定宦侯峒曾家被抄提。……家資一洗而空，婦女大受慘辱。沿及鄰家，皆被搶掠，聞者無不痛心。”她們的人生遭際，對我們認識這段歷史有重要意義。
侯氏一門在付出巨大的犧牲後，周圍社會對他們的態度卻有些曖昧，這大概是他們決定全節盡忠時所沒料到的。在新、舊秩序大調整，利益和機會重新分配的易代之際，隨著新的地方勢力崛起，侯家這個“犯順”之族，必將無條件地退出地方精英的行列。但是，這個過程是怎麼完成的？侯氏的後人經歷了怎樣的心理變遷？通過對史料的梳理，我注意到了他們幾代人在堅守過程中，內心的痛苦與掙扎。前面幾代人堅持不參加科舉，徹底斷絕了他們在社會中上升的通道，而長期的貧困，則加劇了後世衰落的步伐。一代名門，終成尋常百姓。
令我無法釋懷的是夏淑吉和夏完淳姐弟。夏氏姐弟自幼錦衣玉食，纔貌為人所艷稱，但後來命運之不幸，又非常人所堪。夏淑吉自成婚後，就迭遭不幸，一直在面對各種各樣的死亡。先是丈夫侯玄洵病亡，接著是父親投水自盡，後來公公、弟弟被殺，祖母和庶姑（岐曾之妾）自殺，後連的精神支柱獨子侯檠也未能保住，遭逢之慘達到了極點。在諸多的災難面前，她表現出了罕見的冷靜和擔當。夏完淳的剛烈，更是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像。我決心要給他們立傳。
社會的變化對世道人心的影響是巨大的，人不可能選擇歷史，也沒有誰能完全超越自己的時代。這種影響既見諸士人階層，也見諸底層民眾。不論是在早年參加過直言社、深受侯岐曾思想影響的家庭輔身上，還是在侯氏家僕的身上，都有世易時移、人心變化的痕跡。考察這兩類人，對我們理解當時社會上大多數人的心態變化，認識歷史轉折中這一看不見的過程，是有參考意義的。
後，關於材料的收集與處理，需要做一點說明。
由於日記書寫的私人性，侯岐曾對許多事隻是點到為止，不作解釋，今天理解起來常常比較困難。為了完全讀懂它，我前後花費了不少精力。比如對家庭成員和僕人的稱呼，常常一個人會出現多個名字——其出家的姪媳與兒媳，法名前後也有變化。朋友之間為了保密，從順治三年開始，互通書信時都更換了名字，但有的卻沒說明是誰。《明清上海稀見文獻五種》出版後，學術界曾有人寫文章引用過這部日記，明顯看出有些人物關繫就被搞錯了。另外，對當時有些地方政策，要弄清楚也很費精力。我之所以曾想對這部日記做箋證，目的就是想理清裡面的人物、事件和個別典故，以方便讀者理解。
另一個困難是，侯氏家族文獻散失嚴重。據張雲章回憶，侯開國曾對家中五世文獻進行了編輯整理，但因家貧未能付梓，後都散失了。侯氏在清初的特殊身份，使當時人的著作也不敢多提及。如吳偉業《梅村詩話》提到侯玄瀞時，隻舉法名，並說是“故練川大家子”。這對我們今天了解這個家族和他們的遭遇，造成了不少困難。侯氏著作留存至今的隻有侯玄汸的《月蟬筆露》和侯開國的《鳳阿集》，跟他們關繫較輔和張雲章，雖然也保留了一些可貴的資料，但更多的細節還需從零散的地方文獻和一些材料的字裡行間去挖掘。當然，堅持不懈的搜求，有時候是會有回報的。比如，通過偶然的渠道，我找到了新發現的《疁城龔氏族譜》，查到了侯岐曾三女兒的傳記和其夫家的重要材料，她的侃字得和，在日記中曾多次被提及。
第三個困難是相關文獻依據傳聞較多，舛誤不少，需要花大力氣辨別後纔能使用。今天重讀歷史，我們會發現，由於時代隔膜，加上侯氏後世乏人，清初發生的一些事情，到了清末，相關記述就已經模稜兩可了。這對我當然也是挑戰。
本書原計劃還有一個話題要寫，是關於侯岐曾在日記中提到的“讀書雪恨”的問題。但是限於時間和精力，我後決定放棄了。新的材料隨時還會發現，我知道修訂將是個漫長的過程。其中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也隨時等待著行家的批評。
周絢隆
2018年12月31日晚10時
隻有《刑部尚書吳達海題本》中提到過一次他的名字，還是作為顧天逵的嶽丈身份出現的：“狀招（顧）咸正遭崇禎國變，回家潛藏不出，有已正法子顧天逵，繫官兵擒獲已斬侯岐曾女婿。”鄧之誠《骨董瑣記全編·骨董三記》卷五《顧咸正一案刑部題本》，人民出版社二〇一二年版，第六三七頁。
《江南總督內院大學士洪承疇揭帖》（順治四年七月初十），此揭帖專門向朝廷報告了吳勝兆案的審理結果，其中特別講到陳子龍被捕的經過：“若陳子龍叛形彰著，錢彥林、徐似子、夏保謨不即拒絕，乃事前商確，事後探望，猶輾轉藏匿子龍，緝至顧咸正之營舍，而始授首。”其中連他提也沒提。《史料叢刊初編·洪文襄公呈報吳勝兆叛案揭帖》，轉引自白堅《夏完淳集箋校》，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版，第八〇六頁。
《江南總督洪承疇揭帖》（順治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明清史料》甲編第六本，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九九年版，第五〇六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