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相結合，100個專題敘述了從中國境內的人類起源到晚清的中國歷史。這100個專題經過作者反復研討、論證，連同創作前後歷時八年，集中關注中國歷史發展的關鍵節點，展示了中國歷史的大線索、大波折、大趨勢。

本書的每一時段都由在本領域有重要影響的學者撰寫，從人物、事件的細節入手，采用了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結合的方式，如周公攝政、諸葛亮治蜀、煬帝功過、永樂遷都等，著重寫出了人物身上體現的時代特點以及對歷史的貢獻和影響，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對歷史的解讀。全書站在21世紀的歷史高度來把握、透視與思考中華民族所走過的歷程，同時把中國歷史放到世界史的大背景下考察，在全球化時代鄭重回答了中國人對本國歷史的重大關切。

新的體例、新的史料、新的觀點、新的評價。

·體例新穎。 100個專題貫穿中國古代歷史，打破了章節體和編年體的窠臼。

·新的史料。“中國”名稱的由來——宅茲中國，龍山裡耶秦簡——揭秘秦國制度嚴密而有效運轉，解密李世民登基——流落法國的敦煌文書《常何墓碑》。

·新的觀點。氣候突變是中原成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人口壓力是西漢滅亡的重要原因， 海軍軍備差導致忽必烈征日失敗， 嘉靖皇帝稱王陽明心學是歪理邪說。

·新的評價。周公是中國歷史上首位重要的思想家，王莽是中國首位社會主義者嗎？菩薩皇帝梁武帝治國，隋煬帝功過——國強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天問——歷史學者的問題意識

周武王滅商戰爭是血流成河還是摧枯拉朽？

為什麼說沒有周公中國文明將會是另一種文明？

中國歷史上全民皆兵是什麼時候開啟的？

一個被中原國家鄙棄的邊陲小國秦國憑什麼崛起？

一個曾經的囚徒憑什麼取代海昏侯劉賀做了皇帝？

胡適稱王莽是中國古代社會主義者有何緣故？

中國歷史上獲得皇帝名號的宦官是誰？

“做人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遺臭萬年”您以為是奸雄曹操說的嗎？

哪一位皇帝不但自己幾十年不近女色，而且還讓漢族僧人喫素戒酒戒色？

哪一場胡人叛亂導致漢人開放自信的心態動搖？

嶽飛的真正死因是什麼？

“金以儒亡”之說靠得住嗎？

忽必烈兩次征日為什麼會失敗？

明朝為什麼會退出爭霸世界的航海舞臺？

誰做成了連皇帝都做不了的天下一等事？

古代白銀產量很低，遍及中國大地的白銀是從哪裡來的呢？

中英鴉片戰爭後清朝為什麼拒收美法贈送中國的高科技大禮？

哪位大清志士做到了一件顛覆弱國無外交常理的大事？

一紙詔書宣布兩千多年的帝制結束之際，中國人心為什麼格外地安靜？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所長卜憲群總撰稿、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撰稿。

《中國通史》總目

卷《從中華先祖到春秋戰國》

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

第三卷《隋唐五代兩宋》

第四卷《遼》

第五卷《明清》

卷《從中華先祖到春秋戰國》

中華先祖

農業起源

文明起源

邦國時代

古史傳說

夏王朝覓蹤

殷商興亡

商代文明

武王克商

周公攝政

周王室的衰落

春秋爭霸

孔子

列國變法

戰國七雄

諸子百家

第二卷《秦漢魏晉南北朝》

秦國崛起

秦始皇統一中國

楚漢戰爭

郡國並行

文景之治

漢武帝

兩漢經學

昭宣政治

王莽改制

光武中興

絲綢之路

清議與黨錮

黃巾起義

三國鼎立

諸葛亮治蜀

西晉統一

魏晉風度

門閥政治

梁武帝治國

北魏孝文帝改革

北周武帝

陳朝興亡

魏晉佛教

第三卷《隋唐五代兩宋》

再造統一

煬帝功過

貞觀之治

武則天

開天盛世

安史之亂

中晚唐的困局

世界都會長安

吐蕃興衰

敦煌

唐朝對外文化交流

唐代宗教

五代十國

宋太祖

澶淵之盟

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王安石變法

靖康之難

宋金和戰

偏安東南

東京夢華

宋代新儒學

宋代文化

第四卷《遼》

契丹興起

西遼建國

完顏阿骨打

金朝興亡

遼金文化

西夏興亡

蒙古興起

忽必烈大帝

兩都巡幸

海上絲綢之路

馬可·波羅與中國

第五卷《明清》

明璋

永樂遷都

鄭和下西洋

內閣制度

土木堡之變

王陽明心學

海疆與互市

張居正改革

耶穌會士來華

江南市鎮

白銀資本

崇禎帝

明清更迭

清王朝的穩固

統一大業

收復臺灣

軍機處

攤丁入畝

文治與文字獄

鴉片戰爭

太平天國

自強運動

甲午戰爭

維新與革命

帝制的終結

歷史需要通俗解讀，你不可能要求一個普通讀者、觀眾去讀大學的學報或學術期刊。這是少數人的事，但是怎麼把少數人的研究成果傳達給大眾，需要有對這些研究成果的詮釋。在這方面，《中國通史》是近期聯結學術研究和大眾閱讀的佳作。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毛佩

《中國通史》在體裁形式上，首創了“專題式綜合體”，以此承載全景式的波瀾壯闊的史實，令人感到耳目一新。這種體裁，是對傳統史學“紀事本末體”的發展，又吸收了“紀傳體”重視記載人物活動和典章制度的特點，同時對20世紀以來流行的“章節體”敘事井然有序、靈活變化的優點也充分地借鋻、運用。   

著者著力對有關歷史走向的重大問題做出新解讀。如在“周公攝政”中提出，周公在西周初年為穩定政局實行“封土建邦”和宗法制度等一繫列重大措施，“不僅給西周王朝奠定了繁榮百年的基石，更奠定了傳承千年的中華文明的根基”，“周禮講究尚德、尊尊、親親、敬老、慈幼，成為對後世頗有影響的道德規範”。

                                                                                                            —— 北京師範大學教授  陳其泰

中國社科院撰《中國通史》摒棄編年體或章節體，采用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結合的方式，用100個專題敘述了從中國境內的人類起源到晚清的中國歷史，且包含了新近的考古和研究成果。

                                                                                                                                             ——新華社

《中國通史》的作者是各研究領域中的專家，他們以科學嚴謹的態度，全景式地展示出中國歷史的發展歷程，保證了基本歷史知識的真實性，是一部由史學專家撰寫的大眾化的通史。它對廣大讀者接受科學的歷史知識，糾正當前歷史題材作品中存在的各種弊端很有幫助。

                                                                                                                                         ——人民日報

社科院五卷本《中國通史》與以往的著作如建國前的呂思勉《中國通史》、錢穆《國史大綱》，建國後的範文瀾、蔡美彪十二卷本《中國通史》、白壽彝總主編《中國通史》及國外學者編著的《劍橋中國史》相比，有了很大的創新。它以普及化的方式表述對歷史的解讀，從人物、事件的細節入手，采用了人物傳記與重大事件結合的方式，體現出了新的觀點、新的視角、新的評價。

                                                                                                                                            ——鳳凰網

     氣候突變是中原成為中華文明核心的重要原因

    中原扮演了中華文明大熔爐的作用，這裡不僅占盡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而且經過仰韶文化廟底溝期的對外擴張，仰韶文化晚期的分化、龍山時代的再度崛起這一波三折的文明化過程，終形成了對外具有海納百川般的胸襟，對內較早形成了一整套與神權有別的所謂“禮制”的統治理念。從地理上講，這裡擁有豐富的環境資源，居天下之中，八方輻輳之地，來自四面八方各種文化、思想以及政治經驗交彙融合的大熔爐，是其他各地區所不能比擬的。

    中原地區之所以能夠成核心，還有一個環境的原因，是氣候的突變，給夏王朝的誕生，提供了外部條件。據研究前2000年左右有一次大範圍的氣候事件，也成為中原文明誕生的催化劑。傳說中的大禹利用這一千載難逢的機會，治水成功，提高了中原領袖的威望，加強了權利，以至於大禹對諸侯握有生殺予奪的權力，一個名副其實的國家——夏王朝誕生了，從而揭開了夏商周三代青銅文明的帷幕，中國文明正式形成。

   這種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連接四面八方文化區繫的文化分布格局，奠定了一體有核心的文化基礎，給中國歷史的走向以深遠的影響，以至於千百年來流傳著得中原者得天下的名言。

   “三皇”或出自於推想 “五帝”可能實有其人

    在文字發明以前，人們隻能以口耳相傳的方式來保存和流傳歷史。這些內容後來被後來纔發明的文字記錄下來，便成為文獻中的古史傳說。古史傳說中有些可能是關於遠古時代的朦矓記憶或想像，也有些則屬於古人對宇宙和自然的一種解釋，我們不能不加分析地全部信以為真。當然，這些古史傳說中畢竟含有真實的歷史素地，更不會是古人無端的捏造。在我國流傳的三皇五帝當中，所謂三皇屬於後人對荒遠古代的一種推想，並非真實歷史的傳說。而五帝則可能實有其人其事，不過，五帝說大約形成於戰國時期，各家所說不盡相同。

    司馬遷撰寫的《史記》以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為五帝，也許是司馬遷認為這幾個人的事跡比較可信。其實在別的古書上還有許多“帝”。隻是後來人們用千古一繫的思想整理古史，把本來比較復雜的情況簡單化了。

    盤古的故事較早見於三國徐整的《三五歷記》，盤古開天地的說法是我國先民對世界形成的看法，其所雲“天地混沌如雞子”&ldq氣鴻蒙”之類的描述倒與現代宇宙大爆炸理論有某些相近之處。

             武王克商究竟在哪一年

    西周利簋銘文拓片。其文意為，周武王征伐商紂，在甲子那天歲星當頭的早晨滅了商。

    關於武王克商的年代，至少有44種說法，早前1130年，晚前1018年，前後相差112年。而從文獻學的研究來看，整個西周的時間也不過四百多年，這樣大的誤差難以讓人滿意。武王克商這件事，是商、周兩代的分野，確立這一年代定點，就可以安排西周王年，並上推商年和夏年，是三代年代學的關鍵。所以夏商周斷代工程一啟動，這個問題就成為整個工程重要的課題之一。

經過縝密的思考和科學的論證，夏商周斷代工程為解決這個問題，制定了兩條途徑：一是通過關鍵性考古遺址的分期和測年，甲骨文日月食以及文獻記載的綜合分析，縮小武王克商的年代範圍，二是在以上範圍內，通過金文排譜和對武王克商的天文學推算，尋找出克商的可能年代，後加以整合，選定出一個年代。2000年11月，《夏商周斷代工程一九九六—二ＯＯＯ年階段成果報告（簡本）》正式公布，將武王克商的之年定前1046年。

       周公是中國歷史上位重要的思想家

    周公是中國歷史上思想家。經他之手奠定了西周的制度，構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周公的個人魅力、他所開創的事業以及他的思想，極大地影響了數百年後的另一個偉人——孔子，周公所遺留的政治、文化遺產是孔子和儒家思想的主要資源。孔子之後的1500年間，中國文化一直以周孔並稱，既表明周公與孔子一脈相承的聯繫，又充分顯示出周公享有的重要文化地位。

    “沒有周公，不會有武王滅殷後的一統天下，沒有周公，不會有傳世的禮樂文明，沒有周公就沒有儒家的歷史淵源，沒有儒家，中國傳統的文明可能是另一種精神狀態。 ”

         春秋戰國——中國文明的軸心時代

    1949年，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在其著作《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中，提出了“軸心時代”的理論。雅斯貝斯前60前300年間是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發生了非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終形成了希臘、印度、中國三大古典文化中心。這些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文化一直延續到今天，影響著人類的生活。

    雅斯貝斯所提出的中國的軸心時代，就是春秋戰國時期。這一時期，湧現出孔子、孟子、老子、莊子、墨子等一大批傑出的思想家。在戰國時代，被稱為諸子百家的各個學派、各種思想交錯踫撞，相互批評排斥，又相互吸收交融，形成了為後世所稱道的“百家爭鳴”，在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寫下了為絢爛的一筆。

        秦國崛起——預言家無法預料的重大事件

    相比較周前11世紀）便分封建國的齊國、燕國，以及韓、趙、魏三國的前身——晉國，秦的立國晚了整整三個多世前9世紀末，秦族的首領非子因擅長養馬，被周孝王封為附庸，封於今甘肅東南渭河上遊一帶的“秦”（今甘肅張家川東）。

當時，歐亞大陸遊牧民族正大規模地從西北向東南遷移，在“多米諾骨牌”效應下，中國西北部的遊牧民族——戎狄已深入至今渭河至洛河一帶。秦處於西戎包圍之中，艱難地尋求著生存和發展。然而，也正是這樣的生存環境，造就了秦人崇武尚勇的個性。

秦獨特的發展歷史，使得一向以高度開化文明自居的中原各國，長期以來一直不把秦國視為同類，而看成蠻夷之國。

然而，正是這個地處邊陲、被視為野蠻、落後的蕞爾小國，五百年後卻打敗了經濟高度繁榮、文化異常發達的六個關東大國。

慨嘆於這樣的結局，人們不禁要問：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歷史如何在五百年中發生這樣的驚天大逆轉？

           王莽是中國位社會主義者嗎

    新莽銅詔版，出土於甘肅合水縣，為王莽統一度量衡的詔書。

王莽作為儒家一派的巨子，代漢而立，創建立一個龐大而嶄新的帝國，這在中國歷史上。也許他奪取政權的目的與其他王朝締造者不一樣。在中國歷史上，時勢造英雄，大多開國帝王，為帝王而帝王，為的是獲得權力的快感，而王莽則有超越現實利益的更大的政治抱負。他斬獲帝王的權力，目的是能夠把經家學說付諸實踐，創建一個平等安寧快樂理想社會。這一切我們可以從王莽建立新朝前後、實施一繫列具體改革中可以得到答案。

    王莽的失敗，是政治理想和政治現實衝突的結果。一般來說，儒家的理想，是建立完美和諧的社會，社會至上，但是建立完美社會秩序需要國家制度來支撐。所以，要實現理想，就必須向現實妥協。

    我們不能同意班固等舊的史學家對王莽定論，同樣我們也不同意胡適的說法，王莽不是“中國歷史上位社會主義者”。胡適錯了，每一個社會主義者都是有理想的人，但是有理想的人並不都是社會主義者。

         人口壓力是西漢滅亡的重要原因

    談到西漢滅亡，我們一般會歸結為政治的腐敗。其實還有兩個重要的客觀因素常常會被忽視。其一是人口自然增長這個變量。根據史料記載，西漢初年的人口不過1300多萬，到了西漢平帝時，達到6000多萬，人口稠密的關東與關中某些地區，每公裡平均多達千人以上。這個人口高峰一直到唐代纔被超越，這樣的人口密度與我們現代也差別不大。在生產方式沒有革新的時代，人口的急劇增長，同樣的土地已不堪其負，不能提供足夠的糧食，滿足果腹之需。其二是自然環境變化的變量。西漢末年，天災不斷，黃河多次改道。成帝、哀帝時，流民以百萬計，在發生災害的年份，流離失所，死於溝壑的百姓更不計其數。

    西漢末年人口自然增長加速，帶來了大量社會剩餘勞動力，改變了農民與土地的依附關繫。人口的激增的結果是流民數量的暴漲，社會生產生活秩序被嚴重損壞。以前，在解釋王朝興廢原因是，也許我們過多強調階層的對立與矛盾，其實，在墾地面積基本固定，生產方式無革命性改變，人口激增是任何一個王朝命運無法承受的。

       隋煬帝功過——國強而民不富的隋王朝

    千百年來，隋煬帝都是做為“暴君”“昏君”的典型代表受到人們的口誅筆伐。這樣的評判對他來說是否公平？真實的隋煬帝究竟是怎樣一個人？他的這種形像是歷史的真實，還是後人的建構？他真的干下了那麼多的暴行，抑或隻是後世“眾惡歸之”的結果呢？

    平心而論，隋煬帝雖是亡國之君，卻是有為之主。他曾經是平陳之戰的統帥，又曾不辭辛勞巡幸漠北與隴右，為國家統一與絲綢之路的繁榮做出過很多貢獻。與此同時，他實行的許多措施和制度，如創設進士科、開通大運河等，都在後世影響深遠。隋煬帝的許多未竟之業，幾十年後都在一代明君唐太宗之手完成。甚至連導致隋王朝傾覆的征遼之役，也在唐太宗時期再次發動，直到高宗時，纔終得以完成。

    某種程度上，我們或許也可以說隋煬帝推行的是急政，而非暴政。畢竟，民力是有限的，雖說隋煬帝的許多政策都符合中國歷史發展的要求，但對於當時的情境而言，似乎都推行得早了一些，急了一些。因為，經過數百年割據戰爭後的中國百姓需要的是安定，他們基本的要求仍然是過上平穩富足的生活。

    “國強而民不富”，這是隋王朝留給後人的一個深刻印像。隋王朝聚集了巨額財富，即使經過了隋末農民戰爭，其國庫殘留的糧食與布帛依然數量驚人。然而，老百姓卻在一次次的勞役與兵役的征發中困苦不堪，民怨沸騰，終使不可一世的隋王朝迅速崩潰。如何藏富於民，而不是濫用民力，至今仍值得世人思考。

               西藏史料中的吐蕃攻陷長安

    763年十月，吐蕃調集20萬大軍，經涇州、邠州、奉天、武功等地向長安進犯，即位不過一年的唐代宗急忙重新任用平定安史勛郭子儀擔任帥，出鎮咸陽。然而為時已晚，就在長安近郊的周至，倉促集結的唐軍一戰潰敗，代宗倉惶出逃陝州（今河南陝縣），郭子儀收集殘兵敗將退保商州（今陝西商洛），吐蕃大軍順利進入長安。

    這次吐蕃大軍之所以長驅直入，攻入長安，其原因在漢文史料中並不清楚，但在藏文材料中詳細記載了其中的緣由。據《恩蘭·達扎路恭紀功碑》記載，由於吐蕃在隴右地區不斷攻取唐朝州縣，唐朝為集中力量收復安史叛軍占據的兩京，隻好答應每年給吐蕃納絹繒五萬匹，以換取吐蕃暫時罷兵。在《舊唐書·吐蕃傳》中，則隻記載了762年肅宗派郭子儀等人與吐蕃使者在鴻臚寺歃血為盟，但礙於尊嚴，向吐蕃納絹的詳情就沒有記錄下來。隨著肅宗去世，代宗即位，不願再向吐蕃納貢，這就惹惱了吐蕃，於是達扎路恭提議，直接向唐朝京師長安進軍。這件事，在敦煌本《吐蕃大事紀年》虎年（762年）也有明確記載。

            宋朝——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

    從唐末五代到宋仁宗時期的一百五十多年裡，中國的政治舞臺經歷了一個由武人專政轉向恢復文官體制、重建士大夫政治傳統的演變過程。相傳宋太祖趙匡胤曾在太廟裡立下誓碑，令後繼子孫當皇帝的，不得濫殺士大夫和言事之官。有關誓碑的記載雖然不足，但其中體現的治國理念確實被宋太祖的繼承者們所遵循，宋朝也因此成為士大夫政治的黃金時代。隨著士大夫自我意識的重新崛起，中國傳統政治所特有的“朋黨現像”也日漸發展，並產生了一些新的特點，極大地影響了宋朝政治的走向，成為宋朝政治中引人注目的內容。

         宋代農業、貨幣、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城市化的革命

    宋朝雖然以農業立國，但在高度發達的農業經濟基礎上，已經生長出城市、商業、貨幣、信用、海外貿易等諸多工商業文明因子，雇傭勞動、包買商慣例、商業信用、集資合伙等新生事物均有蹤跡可覓。國外的漢學家常把宋代經濟出現的巨大進步稱為“宋代經濟革命”，並歸納為農業革命、貨幣和信貸革命、市場結構與城市化的革命等方面。從政治方面看，宋朝相對開明，並且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鼓勵經商的王朝。宋朝建立後，一反傳統的重農抑商政策，確立了國家與商賈共利分利的經濟運行模式。宋太祖頒布《商稅則例》，表明宋朝從建立伊始就有了正式的商稅法規。同時，政府的商業管理機構也日趨完善，對商稅的征收進一步程序化和制度化，商稅和田稅截然分離，出現了完整意義上的商稅制度。

        卡特萬會戰——伊斯蘭教大的會戰

    盛極一時的遼朝逐漸走向衰落，終被來自東北的女真族滅亡。契丹貴族們並沒有甘心失敗，仍妄圖重整河山“以光中興”，耶律大石就是其中傑出的代表。他西走中亞，以虎思斡耳朵為中心，建立了西遼王朝。

    西遼建國後，與塞爾柱王朝的君主桑賈爾在薩末鞬以北的卡特萬展開了戰鬥。這是中亞史上的一次著名戰役，也被認為伊斯蘭教大的會戰。戰鬥中桑賈爾軍死傷慘重，桑賈爾倉皇向西逃跑，從此塞爾柱王朝的勢力退出了河中地區。

    耶律大石結束了中亞長期以來混戰的局面，建立了東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北至巴爾喀什湖，南盡阿姆河、興都庫什山、昆侖山的龐大疆域。而高昌回鶻、東喀喇汗、西喀喇汗、花剌子模以及葛邏祿諸部都成為西遼的藩屬國。

           金海陵王遷都——野蠻的拆遷

    海陵王在大多數漢族官員的支持下，認為金朝疆土廣袤而京師偏處一隅，年（1153年）他把都城從上京遷到燕京，改稱中都，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這樣金朝統治中心由東北內移到漢族地區。這也是北京歷史上次成為王朝首都。

    為實現這一目標，他將始祖以下的十個皇帝的墳墓遷到燕京附近的大房山埋葬，同時命令會寧府毀掉宮殿宅第，把原址夷為平地，讓百姓耕種。這樣破釜沉舟的做法使金宗室、貴族無法回到上京，隻能跟從海陵王遷來燕京，從而將女真地區和漢族地區一樣置於自己的掌控之下。

              &nbs朝就是“大朝”

    1271年，在漢族儒臣的建議下，忽必烈取《周易》正式“”之意，正式宣布建國號為&ldqu”。

    實際上，就蒙古人而國號的產生，並無特別的意味。，就是大蒙古國（Yeke Mongol Ulus）的漢式表達。早在蒙古國時期，就已出現了“大朝”的本身也是大的意思。&ldq也者，大也。大不足以盡之者，大之至也”。與此同時，忽必烈的第二個年號&ldqu”，取的也是相同意思。此後，蒙古語官方文書在書寫國號時，常常將二者疊加，出現了&ldqu大蒙古國”的稱謂。

              海軍軍備差導致忽必烈征日失敗

    從1266年到1273年，忽必烈先後5次派出使臣赴日招撫，希望不戰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領而回，於是引發了1274年的次征日。此次征討，大軍雖於今九州福岡附近博多灣等處登陸，但因遭遇臺風襲擊，戰船大部被毀，隻得無功而返。

    次征日並未使忽必烈灰心，此時他正密切關注南宋戰事，於是繼續派使臣前往日本招撫。這次幕府終於有了明確答復——將來使全部斬首。當消息傳到大都時，忽必烈終於被激怒了，一個專門對付日本的機構——征東行省建立起來了。

    1281年五、六月間，兩隻龐大的遠征軍駛向日本：一支從合浦（今韓國馬山）出發，由次征日主將忻都率領，共4萬人，戰船900艘；一（今浙江寧波）出發，由南宋降將範文虎等率領，共10萬人，戰船3500艘。可到八月初，臺風再顯神威，徹底軍戰艦。十四萬大軍生還者不足五分之一。前近代世界歷史上規模的海上遠征就這樣失敗了。

    日本則因均借助了臺風之力，炮制出所謂“神風”之說，太平洋戰爭後期出現的“神風突擊隊”即源於此。

  &nbs朝第二次征日失敗，原因很多。就日本而言，有了次戰爭經驗後，幕府早已在九州沿海構築了堅固的工事，各地精銳武士雲集於此，以逸待勞，嚴陣以待。相比朝則顯得戰爭準備不足，比軍請求忽必烈為遠征軍配備足夠的戰馬、火器時，忽必烈竟以海戰不需此類裝備為由予以回絕。對征日統帥，忽必烈也未慎重考慮，以致將領之間戰前矛盾重重，無法協調統一指揮，在鷹島遲滯達一月之久，失去了戰機。更為致命的是，因軍事征調期限很嚴，遠征軍不少戰艦繫沒有龍骨、隻適合內河航行的平底船改建而成，日本九州海下考古發現已充分證實了這一點。以這樣的戰艦越海奔襲日本，會留下巨大隱患，在臺風來襲時不堪一擊。所以說，所謂的“神風”，實際上很大程朝自身原因所造成的。

           嘉靖皇帝稱王陽明心學是歪理邪說

    十六世紀初的王陽明心學，如同一道強烈的閃電，打破了當時死寂的學術風氣，打破了朱子學一統天下的局面，吸引了大批年輕的士子，但因此也招來了朱子學者的攻擊。他們把王陽明的新奇之說視為“異端”。在1523年由禮部主持的科舉會試，策論的試題影射王陽明學說，批評王陽明的心學“陰詆吾朱子之學”。面對這樣的策論試題，正參加會試的王陽明門人徐珊，扔下一句“我豈能昧著良知以媚俗”的話，不答題就出了考場。

    嘉靖七年，王陽明病逝。朝廷非但沒有表彰這位盡職而死的大臣，反而懲罰性地不給予他恤典，新建伯的爵位也不能由他的後代繼承。在給吏部的批復中，嘉靖皇帝說：“守仁放言自肆，詆毀先儒，號召門徒，聲附虛和，用詐任情，壞人心術。近年士子傳習邪說，皆其倡導。” 皇帝的態度無疑在說，王陽明的學說就是歪理邪說。如此不公正待遇，對王陽明心學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白銀資本使明朝社會貧富懸殊

    英國歷史專家羅斯在《伊麗莎白時代英國的社會結構》中指出，16世紀下半葉英國出現了一個從中世紀那種相對靜止的狀態向以貨幣、市場和商業交換為基礎的更自由的、更具流動性狀態迅速而集中的轉變。無獨有偶，這樣的一種巨變，在16世紀下半葉的明代中國也在上演。正如法國學者布羅代爾所說，“在貨幣的衝擊之下，任何社會都要脫胎換骨。”白銀打破了原本在自然經濟環中人們的心理平衡。以貨幣為核心的交換介入全部的社會關繫後，就影響了人們的社會觀念。對於少數恪守儒家之道的明朝人來說，流動的商品和白銀攪亂了原有的社會秩序，明朝社會由明初靜謐的鼕季，逐漸過入到喧囂的春季、瘋狂衝動的夏季，並後走到面目全非的秋季。在1609年編成的《歙縣志》中，作者很遺憾地感嘆當初那種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已然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富者愈富，貧者愈貧”，“貿易紛纭，誅求刻核”的社會面貌。

         缺乏對國際化因素的應對之道致使清入主中原

    十七世紀初的東北地區，社會經濟的發展已經呈現出國際化的因素。這一地區政治力量也在各種因素的影響下發生著急劇的變化。但是由於明朝中央政府的腐敗、無能，在後金勢力迅速崛起的過程中，整個地區的局勢顯示出對明朝非常不利的變化。正是缺乏對這種變動中的挑戰的有效應對，導致了明朝後的失敗和清朝鐵騎的入主中原。

        精英階層與底層民眾的疏離導致戊戌變法的失敗

    戊戌變法是由於上層士大夫受到甲午戰爭失敗的刺激而主動奮起尋求從內部進行改變來對應外部侵略的一場政治實驗。它的失敗並不完全在於維新派年輕缺乏經驗，事實上正是這些年輕而對國家的未來有著深切憂慮的士大夫纔會舍身投入這樣一場與個人利益無關的與舊勢力的搏鬥中。而那些處於位極人臣的實權派所做的，僅僅是為了保全個人利益而置王朝的整體利益而不顧。但是，在中國傳統社會，精英階層的話語很少能與底層民眾的日常需求相得益彰。底層民眾被各種神秘信仰、氣功、武術等小傳統所占據。底層民眾本質上是反清的，富於抵抗和起義的傳統。但在列強強大的政治經濟侵略背景下，他們自發的反抗為清政府所利用，造成了義和團運動的悲劇。但義和團聲勢浩大的反侵略運動，也讓列強看到了中國民間所蘊藏的巨大力量。因此，瓜分中國的企圖有所收斂。1900年7月3日，美國向列強各國發出第二次門戶開放的照會，強調應保持“中國領土與主權的完整”和“長遠的安全與和平”。從此，明目張膽的瓜分行為逐漸冷卻下來。對於體制內的官僚集團來講，在近二百多年的統治中，的君主專制將官僚體制內的生物成功改造成一種習慣匍匐、人格低下的奴纔。他們貪念的僅僅權位和金錢，而對於國家的整體利益與長遠命運沒有任何考量。原因一點都不奇怪，在極權主義的政治文化中，以政府的名義所做出的罪惡行為的後果是由全體人民來承擔的，從未有人試圖去追究參與決策者個人的責任。這就導致了以損害國家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為個別集團謀取私利的行為甚囂塵上，在大多數時代甚至搞到王朝都要分崩離析的地步，那些利益集團依然不願罷手。原因也很簡單，政權崩盤的後果都是由全民來承擔的，其中災禍深的尤其是那些普通民眾。即便連這些利益集團也在戰火中玉石俱焚，他們也停不下掠奪的腳步。原因也很簡單，利益集團一旦形成，本身有著盤根錯節的關繫網，自身具有運行的慣性與動力，雖然這種動力是非理性的。正是這種非理性的政治文化，導致了王朝一個個的崩潰，但又一個個的重建，人們從未從中得出有益的行動經驗。從晚明到晚清的歷史中，我們尤其能看出這種罪惡的繁衍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