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v
第一章 隋·統一國家的再建 1
第二章 唐朝的建立與貞觀之治 39
第三章 唐初國家權力的強化 77
第四章 武則天革唐為周 133 
第五章 唐朝的全盛 167 
第六章 安史之亂及其社會影響 199 
第七章 中晚唐政治與五代十國 225 
第八章 隋唐時代的經濟發展 263 
第九章 隋唐時代的文化成就 303 
第十章 隋唐五代的周邊諸族 353
第十一章 隋唐時代的中外關繫與文化交流 405

附 錄 477
大事年表 478
帝繫表 492
注 釋 499
參考書目 517

自 序
差不多兩年半以前，三民書局約我參加編寫這套新教材的隋唐五代史分冊，我當時就很痛快地答應了。主要是我自20 世紀90 年代以來就在北京大學歷史繫講“ 隋唐史專題”這門課，也給研究生開“隋唐五代史研究”課程，早就想編一本教材卻沒有適當機會。現在三民書局約稿，正中下懷，所以我們是一拍即合。
我之所以願意編教材，一方面是長期上課，積累了一些素材和自己的想法。這些看法由於不見於現有的教科書，上課時就會有些麻煩。由於沒有相應的教材，有些學生聽課後感到無所適從。有時候他們會問：考試的時候是答課堂上講的呢，還是按一般教科書上寫的答？盡管我回答都可以，可是我明白，我在課堂上講的和現行教科書上的內容差別比較大了。另一方面，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們都感到，現行教科書雖然有綱目清晰的優點，但畢竟是幾十年前編的，內容太陳舊了。幾十年來，尤其是世紀之交以來的學術發展顯示，舊教材的理論觀點姑且不說，其涉及的範圍遠不能反映學術和社會演進現狀，即使是選用史料，好多都應該更新，采用更合適的甚至新發現的材料。教材應該重編，修修補補不行，要重打鑼鼓另開張，另起爐灶，連整個結構框架都應該重新創建。我感到這是我們這一代學人的責任。
談到涉足隋唐五代史，我應該說是從上大學纔開始的。盡管中國文化有悠久的史學傳統，無奈我由於家庭和社會的原因，早年沒有受過太好的文化教育。跟歷史相關的，也就讀過一些故事小說，如馮夢龍《東周列國志》、林漢達《西漢故事》《三國演義》連環畫冊，以及《西遊記》《水滸傳》（“文革”中因為要批《水滸》，所以看了不止一個版本）等。上大學以後選擇研究方向，現代史怕犯政治錯誤，近代史讓人一想起來就是軍閥混戰、一片黑暗，於是就選了古代史。為什麼古代史中要學習隋唐史呢？就是感到那是中國歷史上最光明、最自由、最開放、最發達的時代。想想中國人也曾經光榮過，盡管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自己也感到興奮起來。
我認為，從隋統一到唐前期，中國社會的主要特征是統一、整合、開明、開放。不僅是東漢末以來幾近四百年的政治分裂局面得以結束，而且統一格局在地域上更加擴一體的社會聯繫進一步加強。隋唐社會文化的發展並非隻是不同地域或民族文化因素的湊集，而是在前代北族入主強勁的中央集權趨勢拉動下，社會的統治人群發生巨大變化，從而整合各種因素形成新的文化，並賦予其絢麗多彩的新特點。處在不同發展階段的新因素的加入，給中國社會帶來了蓬勃的生機與旺盛的活力，為政者充滿自信、開明豁達，在唐前期造成了持續一百多年的繁榮昌盛局面，其間著名的“貞觀之治”和&ldqu之治”都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治世。唐人的開放也是全方位的，不僅華夷無礙，三教並行，更可貴的是其一往無前的開拓進取精神。中國歷代王朝多有修長城作為防御設施之舉，唐朝不修，不唯如此，中宗景龍年間（707—710）在河套北岸一線築三受降城，竟不置壅門（即甕城）及守城設備，意在有進無退。這些都顯示中國社會、中華文化演進到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十多年前，美國企業家羅傑偉（Roger E. Covey）先生出資創立唐研究基金會（The Tang Research Foundation）。有人問羅傑偉先生，一個美國人，為什麼對中國的唐代特別感興趣？他回答說，就是感到唐代中國的文化精神和今天美國的文化精神很接近、很像。我贊成羅傑偉先生的觀點，所以本書的副標題為“世界帝國 開明開放”。希望讀者在讀這本書時也能感受到唐代中國人的這種精神。
在本書的編寫中，我是盡可能把自己的觀點、看法和有關研究成果寫進去，例如對於隋末動亂的文化史分析，關於“二世而亡”與長治久安的關繫，“貞觀之治”的文化史地位，衛官與府兵，東部鮮卑與女主當政，玄宗初年的政治轉向，安祿山的宗教信仰，兩稅法“ 稅入三分”的政治意義，唐末新藩鎮及內蕃的歷史作用，契丹建國與摩尼教的關繫，拜火教（祆教）與突厥興衰，西域的“三方四角”關繫，從遣唐使看日本外交變化，拜火教傳入中國，等等。但這畢竟是編寫教材，不允許全面展開論證。我在書後列出了必要的參考文獻，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參看。
盡管如此，擺在讀者面前的這本教材也未必盡如人意。首先，它至少目前還沒有完全突破傳統歷史教科書的編排框架，如前所述，這不是我個人能隨意做主的，這需要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其次，由於教材一般要求盡量采用已為學界接受或公認的觀點，我也不能任意別出心裁、故意標新立異。況且，很多權威觀點我也是心悅誠服的，讀者可以看出來，這方面我參考利用最多的是陳寅恪先生的論著和《劍橋中國隋唐史》。最後，我自己治學領域有限，尤其是經濟史和文學史方面，隻能利用學界相關已有成果進行編排，取舍憑個人一知半解，未必得當，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
惴惴小心的兩年多過去了，戰戰兢兢地把書稿交給了書局。洋洋三十餘萬言，是耶非耶，讀者明鋻。是為序。

第五章 唐朝的全盛 第二、天寶之際的社會變化
中期的調整改革措施
主要措施就是針對上述問題而采取的檢括戶口，改革戶稅、地稅征收辦法，以及改革兵制等。
（一）課役、財政改革
隨著土地兼並的發展，小農占田越來越少，隻問身丁、不問資產的租庸調逐漸成了農民難以忍受的負擔。為了逃避課役、兵役，他們紛紛逃亡，於是逃戶、浮客日益增加，造成了課丁銳減的局面，使唐朝在財政上感到“課調虛蠲，闕於恆賦”。唐玄宗九年（721）令監察御史宇文融主持括戶。括戶的辦法是：由逃戶在當地自首，準許就在當地附籍；新附客戶免除六年租調徭役，隻收輕稅；不自首者，檢出充邊。朝廷派了二十九名勸農判官到各地檢括了三年十二年（724）共檢出逃戶八十萬戶，以及相應的土地、錢財。在括戶過程中，也有地方官趁機濫括，以邀上功。
前面講賦役制的時候說過，唐初作為輔助的戶稅和地稅、天寶年間在國家財政收入中所占份額越來越重。這是因為，由於土地兼並的發展，貧富分化，戶口轉徙日益加劇，原來按鄉裡計帳丁口征收租庸調的辦法越來越不適用了。為了調整租稅負擔，減少農民逃亡，增加財政收中，唐朝開始把戶稅、地稅的征收辦法和稅率確定下來，同時每鄉適當減免若干租調。這種稅制，就是後年（780）實行的兩稅法的前身。
盡管如此，關中一帶因為是京畿所在，集中了大量的皇族、官僚和軍隊，租調仍然不敷用度，糧食供應尤其緊張。為了解決這一問題，唐年間先後改革漕運，實行“變造”“和籴”以及“回造納布”等一繫列新措施，並設了許多使職如轉運使、鹽錢使、戶口色役使等，均為差遣官，專掌搜括錢糧，主要是去富庶的江淮一帶活動。據《資治通鋻》記、天寶年間有“善理財者”幾十人。下面講一下幾項新措施的實行情況。
“變造”之法早在中宗神龍年間即開始實行，就是取江南義倉米北運關初年，曾一度禁斷變二十二年（734），玄宗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在運河沿線普遍設倉，分段節級轉運江淮的大量粟米至關中，三年共運七百萬斛，每年二百餘萬斛，是唐初貞觀、永徽年間漕運量的十倍。
關中糧儲充足以後，唐二十五年（737）下令江南諸州的租米和腳錢（所加的運費）一律“回造納布”，即以絹代租（方便運輸）北運長安，用以在關中和籴當地的米粟，作為漕運的補充。類似的辦法也實行於河南、河北兩道不通水運之處，稱“折租造絹”。天寶初年，陝郡太守、水陸轉運使韋堅以江淮義倉粟轉市輕貨（絹、綾、羅、金、銀、珠寶等）北運長安，顯然是“回造納布”的繼續。
（二）政權結構及其運作方式的變化
首先是輔助決策機構政事堂的變十一年（723），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名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印也改為“中書門下之印”。“中書門下”雖設在中書省，但自成機構，下設五房：吏房、樞機房、兵房、戶房和刑禮房，以對口分理各項行政事務。凡一切政令，包括皇帝詔命，必須經政事堂會議正式通過，加蓋“中書門下之印”方能生效頒行，並為下屬機關承認。這一變革對政務機構尚書省的六部形成了侵權和重疊，從而使舊宰相制度自身發生了動搖。“政事堂中書門下制度”的演化，是傳統國家政治體制適應社會變化進行自我調適的一種表現。在皇權政治體制下，文職官僚圍繞與皇權的關繫發生變化，其規律一般是：由卑及高，由親及疏，由內及外，決策官政務化，政務官事務化，事務官乃至所有職事官包括宰相都逐步階官化，而整個國家機器都轉向由更有利於強化皇權的使職差遣來運轉。新的官僚制度就從這樣一種機制中產生，降至宋代就形成了中書門下、樞密院與三司分理民政、軍政、財政那樣三權並立的中央政府機構，皇帝的地位更崇高了。
其次是翰林學士院的興起。隨著盛唐時代政事堂（中書門下）的工作重心由輔助決策向分理行政傾斜，在內廷輔助決策的翰林學士一職也應運而生。在此之前，皇帝也常常召集一些文士作為私人參謀，以備顧問。如在唐高宗時，武則萬頃、劉祎之等人進入禁中參決時政，以分宰相之權，當時人們稱他們為“北門學士”。到唐玄宗時期，為了改變中書舍人草擬詔制難以保守機密的制度缺陷，以及為了應付緊急事務，二十六年（738）正式在皇宮內設立了翰林學士院，選任擅長文學的親信充任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沒有專門的辦公場所和屬員，不計官階品秩，屬於一般行政繫統以外的臨時性差遣。翰林學士專掌內命，主要起草任命將相大臣、宣布大赦、號令征伐等有關軍國大事的詔制，稱為“內制”；而中書舍人所起草的則是對一般臣僚的任免及例行文告，稱為“外制”。這樣，翰林學士便分割了中書舍人的制詔之權。不僅如此，翰林學士還參謀機密政務，幫助皇帝決策，承擔起了原屬宰相職權範圍內的參與決策機務的工作。翰林學士院與中書門下的分工發展形成新的內外朝。相權的分割以及翰林學士的臨時差遣性質，強化了皇權在新型政治體制中的地位，對後世中央權力運作機制有深遠的影響。宋明清各朝都設有翰林學士或學士，在政治權力結構中居有重要地位。
最後是差遣制逐漸流行，差遣職增加，成為固定職官。上述各種學士就是一種差遣。差遣制的特點是：
（1）官與職脫節，本司官往往判別司事。
（2）差遣官無定員，無品秩。
（3）差遣不由吏部或兵部銓選。
除決策機構的長官之外，其他官員假以“同中書門下三品”銜，使居相位，也是一種差遣官。唐初，差遣隻是個別現像。則天武後破格用人，官員大增，差遣之法逐漸流行。至玄宗朝，差遣成了一種制度。當時帶“使”字的職銜均為差遣官，節度使、團練使、戶口色役使、轉運使、鹽鐵使等使職差遣官大量出現。有唐一代，先後設使多達三百餘種。正如杜佑在《通典》卷一九《職官典一·歷代官制總序》所說，唐代行政的特點是“設官以經之，置使以緯之”。在這種情況下，原有的職事官就品階化了，到宋代就成了“寄祿官”。
（三）兵制改革
唐前期的府兵制是唐朝武力的基礎，其特點是“兵農合一”。隨著土地兼並的發展，土豪又開始出現，他們隱藏戶口，成為“多丁戶”，如郿縣宋智、鳳翔歧陽郎光、鳳翔岐山呂珣；南方潤州有練湖，被土豪壟斷，蓄戶五萬家之多。與此相應的是自耕小農大量破產，如杜甫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裡所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種情況對府兵制造成了嚴重影響。富強人家子弟由於勛田不能兌現，不再願意被揀點為府兵或充兵募，於是“行錢參酌”，逃避兵役。而貧者“被發即行”，甚至無力自備衣糧。
府兵耕戰兼具，宜於執行番上宿衛這樣的短期輪值任務，不適於長期戍守和經常性作戰。況且，府兵調集在制度上是有條件、有限額的。因此，唐朝從一開始就經常在府兵之外征募民丁充當鎮防戍守人員，或臨時組成軍隊出征，以應付頻繁發生的邊疆戰爭，這種士卒叫“兵募”。後來，隨著軍事形勢的發展和制度的蛻變，兵士的番上和征防更代也多不能按時。原來規定兵士戍邊的年限為三年，後來增至六年，有的甚至長征不歸（如，武後時以漢兵三萬戍守西域，衣不解甲）。到玄宗時，戍兵歸還者竟然十無一二。
政治腐敗也瓦解了府兵制，番役更代多不按時，而且“刑賞不均”，戍卒自身遭受邊將的種種虐待和迫害，家人的徭役也不能被免除。於是，番休之後，兵丁便逃亡了，各折衝府的兵額因此嚴重不足，這就更加重了其餘貧苦農民的兵役負擔，其後果不難想像。土地兼並引起了府兵制的崩潰，兵制的崩潰又反過來加速了農民的破產和逃亡，兵源在這個惡性循環中陷於枯竭。到年間（8世紀前半），府兵員額嚴重不足，已經不能保證正常的番上宿衛職能了，府兵制名存實亡，兵制的改革勢在必行。為了保證軍事形勢和社會安全所需要的軍隊數量，國家需要更為自由的兵力資源，於是以募兵取代府兵成為必然。
（十一年（723），玄宗采納兵部尚書張說的建議，下令廢除府兵番上宿衛之制，在兩京及其周圍的府兵及白丁中招募強壯者充當專門的宿衛之士。這種招募來的職業兵被稱為“長從宿衛&rdquo十三年（725）改稱“彍騎”，分隸於十二衛，分六番長年宿衛。這些雇傭兵都免除征戍賦役，連衣糧器械也由政府供給。
（二十五年（737），又改革征防軍，在諸色征行人及客戶中招募情願充健兒長住邊鎮者為兵，聽家口自隨，到軍後，官府給以田地房屋。這些招募來鎮守戍邊的戰士被稱為“長征健兒”。長征健兒終身免除課役，裝備、給養全由政府供應，因而又被稱為“官健”。
（3）唐玄宗於是在天寶八載（749）宣布停折衝府上下魚書，府兵制至此最終宣告廢除。“故時府人目番上宿衛者曰侍官，言侍衛天子；至是，衛佐悉以假人為童奴，京師人恥之，至相罵辱必曰侍官。”
長從宿衛（彍騎）替代番上府兵宿衛京師，長征健兒（官健）替代輪番府兵鎮防邊地，這是中國古代兵制的一大變革。從此，兵農分離代替了兵農合一，職業募兵制代替了義務征兵制。
彍騎開始時有資格限制，“其制：皆擇下戶白丁、宗丁、品子強壯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則兼以戶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鎮、賦役”。後來則盡為流氓、無賴。如《新唐書·兵志》所說：“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販繒彩、食粱肉，壯者為角觝、撥河、翹木、扛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甲矣。”長征健兒也為邊將所苦使，乃至“利其死以沒其財”。所以唐朝對外作戰，還得靠臨時征發百姓農戶。如杜甫《兵車行》（寫於天寶五載，746）：“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娘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旁過者問行人，行人但雲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營田。去時裡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白居易《新豐折臂翁》也有類似的說法。
在府兵制崩潰的過程中，地方上又出現了“團結兵”，亦稱“團練”。團結兵源起於府兵制下未被興發的兵員，他們要“倚（地）團集結”，由地方政府指揮，執行後勤增援任務或防守地方。團結兵先是產生在近邊諸州，以後擴展至關中及其他各地。團結兵由各地差點殷贍、強壯的本地人充當，不離鄉土，既進行訓練，也從事生產，但和府兵不同，不用自備戎具、衣糧，而是官給身糧、醬菜，帶有職業兵役的性質。後來由於廣泛使用團結兵，諸州因而置有團練使、都團練使等職，例由刺史、觀察使兼領。後來長征健兒淪為藩鎮兵，降至宋代成為廂兵，團結兵也就變成了鄉兵。
（1）國家負擔兵士衣、糧，增加了軍費開支，加重了民眾的經濟負擔。每年軍需糧一百九十萬石，絹布一千二百萬匹段，所用絹布約占國家收入的一初每年軍費僅二百萬貫，天寶初達一千萬貫，天寶末達到了一千四五百萬貫。
（2）改府兵為長征健兒，唐初內重外輕的軍事布局發生了根本變化，變成了外重內輕。年（710二十一年（733），為備邊先後在沿邊設置了十個節度使，控弦近五十萬，而當時全國兵力纔不過五十七萬。武後當政時，地方幾次起兵都很容易被撲滅。而現在卻尾大不掉，終於釀成了安史之亂。
兵制的轉變對唐王朝的軍事態勢和軍隊的戰鬥力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安祿山身兼幽州年改為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御邊，反而為他提供了積聚力量反叛唐朝的機會。“當玄宗文治武功極盛之世，漁陽（幽州）鼙鼓一鳴，而兩京不守。安祿山之霸業雖不成，然其部將始終割據河朔，與中央政府抗衡，唐室亦從此不振，以至覆亡。”盛極必衰，這似乎已經成了一條規律。究其原因，從唐朝歷史來看，“盛”多半由於開明開放、和平建設，“衰”則主要由於濫用民力和窮兵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