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v
前言 vii
第一章 兩宋政局之演進 1
第二章 祖宗家法與傳統國策 17
第三章 北宋的社會變革運動 49
第四章 宋代的政治制度 77
第五章 法制體繫 125 
第六章 社會經濟 159 
第七章 國計民生與貨幣金融 213 
第八章 繁榮的城鎮與城市化進程 265 
第九章 宋代的社會結構 307 
第十章 宋人的社會生活及習俗 327
第十一章 教育與科舉 383
第十二章 文化的昌盛 413
第十三章 宋朝與周邊民族 497
第十四章 宋朝與世界各國的交往 565 

附 錄 587 
大事年表 588 
帝繫表 613 
注釋 614 
參考書目 629

這本斷代史的寫作，前前後後持續了三年左右，其間甘苦自知。編寫大學生使用的教材，筆者首先要考慮的有幾個問題：一是不能如學術著作一樣過於專業，以免學生難以理解，因而要盡可能地以平實的語言進行客觀描述。二是必須嘗試一些新思維，以前出版過幾部宋朝的斷代史，內容大同小異，其最大的優點在於知識的繫統性，基本上是將重點放在兩宋時期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四個層面。本書試圖突破這種結構的束縛，除了用少數章節敘述宋朝的制度以外，更多地側重於宋人的社會生活狀況；在公權力方面，則是關注以皇帝為首的朝廷的統治“術”等。這些都是不同於以往的，或許上述思路尚不成熟，但畢竟呈現了某種新模式供人參考。三是切忌面面俱到，而是凸顯某些“點”，以免流於對兩宋歷史的浮光掠影。為達成這一目的，本書主要是通過外圍的分進合擊，力爭將以前為人所忽略的史實寫得更清楚、更透徹一些。其中城市化進程問題，筆者並無把握，於是邀請雲南大學吳曉亮教授代為執筆。之所以做如此處理，實際上是為了使本書具有適當的深度和廣度，避免過於淺顯。四是要盡可能吸取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反映迄今為止宋代史研究的新進展。
誠然，以筆者的學識和能力，幾乎無望完成這樣艱巨的任務，但朝著這些方向努力則是完全有必要的。至於最終的結果如何，還需要等待讀者的評判。
本書在寫作過程中一直得到出版社編輯部的大力協助，在此，對出版社的編輯諸君表示誠摯的謝意，同時對研究生石俊英、孫健、侯貝貝、劉雅萍為本書付出的艱辛勞動也一並致謝。

第二章 祖宗家法與傳統國策 第二節 治國之策
四、守內虛外
宋初面對強大的契丹政權，宋太祖被迫采取守勢，但並沒有放棄收復被後晉石敬瑭割讓給契丹的燕雲十六州之地。他一方面積極整頓邊防，訓練軍隊，準備以武力解決；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做了充分準備，從每年國家財政中提留部分錢物，另設封樁庫，希望用所儲備的財物與契丹人做交易，從他們手中將十六州之地贖回來，如果契丹人不同意，那麼就用這些錢招募勇士，武力攻占。
宋太宗繼位後，在滅掉契丹保護下的北漢以後，太平興國四年（979），他不顧群臣反對，毅然決定向燕京進軍，很快便將燕京城圍了起來。但遼朝派大將耶律休哥增援，在高梁河與宋軍大戰，宋軍抵擋不住，潰不成軍，宋太宗逃到涿州，乘驢車回到開封府。太平興國七年（982），遼景宗耶律賢去世，遼聖宗耶律隆緒繼位，其母蕭太後執掌朝政。宋廷上下不少人認為是絕好的機會，於是宋太宗派三路大軍伐遼，結果也以失敗告終。
經過這兩次巨大挫折以後，宋太宗銳氣盡失。尤其是高梁河戰敗後，太宗逃跑路上一度與朝廷失去聯繫，朝中一部分官員準備另立趙匡胤之子德昭為帝，這給他以慘痛的教訓；加上四川地區王小波、李順的起義等因素，迫使宋太宗調整內外策略。淳化二年（991），他向朝中大臣談了自己的想法：“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預防，惟奸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帝王用心，常須謹此。”24可見宋太宗晚年，“守內虛外”的指導思想已經形成。在他看來，外憂僅僅是“邊事”而已，不會構成對趙宋王朝的根本威脅，而隻有“內患”纔是心腹大患，實際上是要重點防範統治集團內部的“野心人物”和被壓迫者的反抗。本來，太宗的這一策略存在莫大的疑問，但他的子孫們將其視為祖宗家法，始終恪守不渝，將它作為維持政權的靈丹妙藥加以繼承，終於使北宋為金朝所滅。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趙宋最高統治者的對外方略徹底改變了。首先是調整了作戰部隊的部署，將大部分禁軍分布在都城開封府及其周圍地區，其中開封府就駐扎了禁軍將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而且基本上是挑選戰鬥力強的部隊。而廣大的南方地區卻很少駐扎禁軍，北方邊境的兵力因此也明顯不足。
其次是形成了消極防御政策。宋太宗幾度與契丹人交手失敗後，面對不斷向南進攻的遼朝軍隊，宋廷不是考慮集中優勢兵力主動出擊，殲滅其作戰部隊，而是命令士兵在宋遼邊境的平原地區開挖塘泊，利用河渠湖泊築堤蓄水，形成西起保州（今河北保定）、東至海邊長達九百裡的防線，以防止契丹騎兵的衝擊。再如與西夏的戰爭過程，本來西夏國土面積小，人口少，財力不足，從實力上很難與強大的宋朝相抗衡。宋朝在宋夏邊境地區有軍隊三十萬左右，但分兵四路，由四名文官主持軍務。相反，西夏軍隊卻集中十萬左右騎兵，選擇宋軍防御的弱點或戰略要點從不同的區域重點突擊，等宋軍從相關地區調集軍隊後，西夏軍隊又很快撤了回去，從而使宋軍在對西夏的戰爭中常常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南宋後期抵抗蒙古軍隊，宋軍基本上也是采取分兵守城的戰略，使蒙古軍隊得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從而招致了趙宋王朝的滅亡。
總體而言，宋朝無論是對遼朝、西夏，還是對金朝、蒙古，基本上都是采取分兵防御的政策。加之宋軍以步兵為主，使宋軍行動遲緩，戰略戰術獃板，戰法極不靈活，機動作戰能力極差，前線統軍文官因而很難組織起大規模的進攻戰役，以消滅敵方的作戰部隊。盡管宋朝很多士大夫意識到了分兵防御的嚴重危害，但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宋朝皇帝並不願集中兵力、統一指揮，很顯然與宋朝的傳統國策有著密切關繫，其用意無非是為了防止文官武將權高位重，以便皇帝分而治之，使他們不至於危及皇帝的地位。
再次，“守內虛外”的重點是力爭消滅政權內部威脅皇權的勢力。在這種背景下，宋朝皇帝對在外統兵的將帥采取了極端的防範措施，尤其是對武將，幾乎一直存在不信任和猜忌，這也是宋朝歷代皇帝始終恪守不渝的家規。為了防止武將勢力的膨脹，宋朝皇帝不僅不敢授武將以重兵，委武將以全權，而且千方百計地通過各種制度和辦法制約並削弱將帥的指揮權限，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從中御”方略。所謂“將從中御”，就是皇帝和朝中大臣鉗制和干預前線將帥的軍事指揮，甚至剝奪前方將領的臨機處置權。北宋太宗、真宗時期，皇帝居於深宮之中，將帥出征之際，幾乎都要預先授以“陣圖”，要求前方將領在何處用兵、如何排兵布陣等；同時派遣宦官隨軍監督將領執行朝廷陣圖的情況，隨時向皇帝彙報，不容有變通的餘地。
這種不切實際、守株待兔的“錦囊妙計”在北宋前期盛行一時。太平興國四年（979），宋太宗派數名將領領兵八萬在滿城（今河北滿城）迎戰遼軍，宋太宗預先給他們的陣圖要求分為八陣，統兵將領崔翰等人依圖布陣，另一將領趙延進卻發現宋軍星羅棋布，容易被各個擊破，主張改變陣形，但崔翰等人依然不敢“擅改詔旨”。後來趙延進、李繼隆等統兵將領表示願意共同承擔責任，於是纔決定分為兩陣。因為趙延進是宋太宗的連襟，纔有恃無恐，敢於承擔責任，結果取得了勝利。“將從中御”政策實際上是皇帝和朝中大臣完全不了解前線情況的瞎指揮，尤其在戰場上，敵我雙方形勢瞬息萬變，而宋軍將領和士兵卻隻能“以不變應萬變”，其結果可想而知。另一方面，很多庸將也歡迎皇帝的陣圖和策略，隻要他們嚴格按照皇帝的方略行事，即便失敗，他們也能逃避責任，不受追究，從而助長了將領們不思進取之風，大大限制了他們軍事纔能的發揮。
自宋仁宗以後，盡管皇帝不再預先給陣圖，但“將從中御”的政策並未改變，隻是表現形式不同而已。南宋初年，宋高宗便是通過宰相和執政大臣草擬、自己親筆書寫的御詔來指揮前線戰事的。紹興十年（1140），嶽飛率領將士北伐中原，節節勝利，收復了洛陽、許昌等許多軍事重鎮。在這種大好局面下，宋高宗趙構以十二道用金字牌傳遞的手詔要求嶽飛班師還朝，喪失了恢復中原的絕佳機會。最後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嶽飛，所有支持嶽飛、主張抗擊金兵入侵的官員幾乎都以破壞“和議”的罪名被貶逐。嶽飛之死，既是宋初以來防範武將政策的延續，也是“將從中御”的絕妙注釋。正因為如此，宋代前線將領幾乎變成了由皇帝牽線控制的木偶，由皇帝操縱自如，這樣的軍隊無疑是難以克敵制勝的，由此就不難理解宋代“積弱”局面的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