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上的中、西、新、舊，各自都有其獨立的意義，不過相互依存的一面似更顯著。中西和新舊之間的關繫，尤更密切而糾結。在某種程度上，正因中國在對外競爭中的屢屢失利，“中西”的認同已帶有太多的感情色彩，承載著強烈的價值判斷，纔逐漸被更超越的“新舊”所取代。從清末到民初，一方面新舊中西之間的緊張在持續，同時也有一些讀書人試圖淡化或超越其間的認同色彩。本書從當時人的認知入手，結合豐富的歷史文獻，展現出這一過渡競爭的思想史風貌，極具史學價值。

羅志田，1952年生，四川大學歷史繫七七級畢業，新墨西哥大學碩士、普林斯頓大學博士。先後在四川師範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大學歷史繫任教，現任四川大學傑出教授。新書有《經典淡出之後：20世紀中國史學的轉變與延續》（三聯書店），另《近代中國史學述論》即將出版。

錢明確表示，對於它們，絕不能“瞎了眼睛，認他為一種與我異派之文章”，而用平等的方式與之論爭，隻有用謾罵之法將其罵倒。桐城派既然餘威尚存，後入主北大者就不得不肅清其影響；雖要與之爭鬥，卻又不能視其為平等，故必出以謾罵。太炎派反桐城派，是革命也更正統的一派與以前當權而又不夠正統的一派爭奪思想領域（及其重要陣地北大）的控制權的鬥爭。故林紓的不得不辭職，恰是為傳統眼光中更“正統”的學派所迫。
培入主以前的北京大學，早已是太炎門人的天下。蔡本人治校雖以兼容並包為宗旨，其實也不是完全兼容。就像他在答林紓的信中所說，他的兼容並包就不容納“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蔡是浙江人，曾與章太炎同創光復會；他在北大的一個重要根基其實就是後來為英美留學生所攻擊的“某籍某繫”，也就是浙江籍的國文繫教授；這些人大多留日，是太炎的弟子，未入章門者也多與太炎派有瓜葛。由於上述的原因，太炎派就不容桐城派。故蔡在北大所聘的舊派教授雖不少，卻並不返聘桐城派之人，雖可認為是已將其視為“達自然淘汰之運命”了，其中也有更復雜的內外因素。
同樣，主張容忍比自由更難得的胡適也曾說：“任何事我都能容忍，隻有愚蠢，我不能容忍。”講究民主的陳獨秀以為，“討論學理之自由，乃神聖自由也；倘對於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就不能“濫用此神聖自由，致是非不明，真理隱晦”；對付之道，“唯有痛罵之一法”。
問題在於，什麼是“達自然淘汰之運命者”、“愚蠢”和“毫無學理毫無常識之妄言”，並無一個懸在那裡的客觀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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