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講 史學大師的學術自白

——談談嚴耕望的《治史三書》周文玖 /1

第二講 呂思勉與《中國宗族制度小史》錢杭 /31

第三講 殷周制度比較研究的發軔與回顧

——王國維《殷周制度論》導讀武剛 /63 

第四講 考史與釋史：歷史學研究的核心內容

——黃永年《唐代史事考釋》導讀辛德勇 /93 

第五講 史法與史意

——西域人華化考》導讀 馬曉林 /113 

第六講 鄭天挺的明史研究與明史教學

——《鄭天挺明史講義》導讀 孫衛國 /141

第七講 黃仁宇對“洪武型財政”的病理分析

——《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導讀 高壽仙 /181

第八講 新材料、新問題與新闡釋成就學術經典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導讀 黃國信 /215 

第九講 百年遞嬗的曲折骨脊

——陳旭麓和他的《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周 武 /251 

第十講 後現代史學思潮下的調適與因應

——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導讀 史曉東 /281

從自己治學的得與失中提煉、概括史學方法，而不是空談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

——評嚴耕望《治史三書》

在此之前，中國學術界還沒有以宗族制度為主題的專著……真正談得上是宗族問題專著的，隻有這一部《中國宗族制度小史》。

——評呂思勉《中國宗族制度小史》

不僅揭示了殷周之際制度、文化、宗法關繫上的重大變化，同時也是殷周制度比較研究的開先河之作。

——評王國維《殷周制度論》

考據絕不僅僅是這樣的改錐、扳手，而是每一項歷史研究賴以起步的基礎性工作，也是讓學術的車輪保持正確走向的方向盤。

——評黃永年《唐代史事考釋》

陳垣先生的“華化”概念，是現代學者在中國古代史、民族史領域的卓越創造。

——評西域人華化考》

對於明史許多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因而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對中國的明史研究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評鄭天挺《鄭天挺明史講義》

片面性和極端化也使問題變得凸顯醒豁，有助於人們更加深刻地認識明代財政的深層結構及其變化限度。

——評黃仁宇《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

在一部兩百頁的著作裡，傅先生提出了至少八個全新的結論，而且結論所依據的史實非常扎實細致，令人嘆為觀止。

——評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

創造性地探尋時而駭浪滔天、時而峰回路轉的中國近代社會新陳代謝的內在規律，整體地展示新舊嬗替、漚浪相逐的近代社會巨變的風貌和全過程。

——評陳旭麓《近代中國社會的新陳代謝》

柯文所要探討的，是歷史學的終極問題，“我們對過去知曉什麼、如何知曉”，並試圖回答歷史學家在這一過程中飾演了何種角色。

——評柯文《歷史三調——作為事件、經歷和神話的義和團》

第一講 史學大師的學術自白 

——談談嚴耕望的《治史三書》

周文玖

作者是卓有成就的大史學家，書中談的都是自己的經驗，從自己治學的得與失中提煉、概括史學方法，而不是空談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裡面有大量的典型的事例，雖是言方法，卻不令人感到枯燥。

周文玖，1964 年出生，歷史學博士，北京師範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史學理論與中國史學史教研室主任。在《史學理論研究》《民族研究》等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學術評論 160 餘篇，出版《中國史學史學科的產生和發展》《史學史導論》等著作 8 部。

嚴耕望是享譽世界的史學大家，在中古政治制度史和中古歷史地理的研究方面，成就卓著。1957—1959 年，嚴耕望在美國哈佛大學訪學，1979 年春季在耶魯大學擔任訪問教授，西方漢學界對他的學術成果非常贊嘆，給予了很高的評價。嚴耕望是安徽人，1949 年隨“中研院”史語所到了臺灣，後來又受聘至香港。作為臺灣和香港的學者，他的學術成果在 30 年前的大陸還很難看到。20 世紀 80 年代北京大學周一良教授訪問美國，在美國買了許多書。回國的時候，一般書籍都交給郵局托運，但有兩本書他認為最有價值，為避免丟失，他隨身攜帶，其中一本就是嚴耕望的《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嚴耕望著作量大，著作質量高。他的著作大都是多卷本大部頭的書，而且構成繫列。代表作有《兩漢太守刺史表》《唐僕尚丞郎表》《中國地方行政制度史》《唐代交通圖考》等，均為多年精心研究之結晶。這些書的專業性很強，在中國的中古史研究方面價值很大。然而嚴耕望在史學界影響更大的卻是他晚年所寫的談治學經驗、治學方法以及自己學術經歷的書，雖然篇幅不大，卻風靡學界，多年暢銷不衰，成為習史、治史者的案頭的書，這就是《治史三書》。

今天我講的內容包括三部分：嚴耕望生平、《治史三書》的內容及特點、由《治史三書》看嚴耕望的學術風格及史學批評。讀其書，要知其人。首先我們了解一下嚴耕望的生平。

• 嚴耕望生平

嚴耕望（1916—1996），號歸田，安徽桐城人。嚴耕望的家人世代務農，他本名嚴德厚，小名“耕旺”，大概是家人期望他勤於稼穡，興家旺宅。讀書後用小名作學名，並改為嚴耕望。嚴耕望的八十載人生，可分為幾個階段。

21 歲以前（1916—1936）是第一個階段。這個階段，他讀初小、高小、初中、高中。高小時期，他的數學很好，老師馮溶生數學課上得精彩，使他對數學非常感興趣，成績優異。直到高中，他的數學成績都很優秀。高中時期，嚴耕望受歷史老師李則綱影響大。他聽李則綱的學術講演“歷史演變的因素”，主要是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揭示歷史的變化和發展，感到非常有興趣，萌生從事歷史研究的志向。

21 歲到 29 歲（1937—1945）是第二個階段。這個階段，他在武漢大學歷史繫讀書，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做助理員，在華西大學、北碚修志委員會短暫工作。受教於吳其昌、錢穆、顧頡剛等。29 歲到 48 歲（1945—1964）是第三個階段。1945 年 9 月，嚴耕望通過毛遂自薦，得到傅斯年的賞識，進入史語所工作（當時史語所在四川宜賓李莊，後遷南京）。1949 年 1 月，隨史語所遷往臺灣。1957 年 9 月至美國，1959 年 6 月返回臺灣。其間與胡適、楊聯陞等交往密切。近二十年裡，嚴耕望的職稱從助理員（1945 年 9 月）晉升為研究員（1959 年 8 月）。1964 年 7 月離開史語所。

48 歲至 65 歲（1964 年 8 月—1981 年 7 月）是第四個階段。嚴耕望任香港中文大學教授，並常往返於港臺之間。1970 年 7 月，當選“中研院”院士。1979 年春季他到耶魯大學歷史繫為中國史博士班講授“唐史”。1981 年 4 月，《治史經驗談》出版，這就是後來的《治史三書》之第一書。

65 歲至 80 歲（1981 年 8 月—1996 年 10 月）是第五個階段。嚴耕望自香港中文大學退休後，主要居住於香港，仍在新亞研究所擔任導師，在港臺兩地參加一些學術活動或兼課。學術研究筆耕不輟，學術成果不斷問世。其間，史語所一度聘他為特約研究員、專任研究員。1985 年從史語所退休。《治史答問》於 1985 年出版，《錢穆賓四先生與我》於 1992 年出版，自此，《治史三書》齊備。

嚴耕望是一個純粹的學者，一生不與政治沾邊。他的座右銘就是：“工作隨時努力，生活隨遇而安。”“有書可讀，萬事足；任何榮辱享受都其次又其次。”

1944 年春，離開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的嚴耕望擬回家鄉任教，因為戰事受阻，滯留重慶。為了生計，當時，顧頡剛、錢穆擬介紹他到中央政治學校，他以政治學校不免要沾上政治色彩未去，而寧願“暫居史地圖表社，為史學會標點《後漢書》”。

對嚴耕望一生學術生活影響最大的學者是錢穆和傅斯年。錢穆的影響主要是在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上，傅斯年的影響主要是為嚴耕望提供了讀書、研究的優越環境。二者缺一，嚴耕望都難以達到他作為大史學家的學術水平。對此，嚴耕望多次在回憶文章中對錢穆、傅斯年表示感恩之情。嚴耕望與錢、傅不同的是，他既不卷入學派紛爭，也不參與政治活動。他一直把自己限定在一個學術人的範疇內，不逾越雷池一步。

他心無旁騖，一心向學。嚴耕望把學術看得高於一切，全身心投入學術研究。他本人淡泊名利，多次謝絕名利雙收的職位。如錢穆幾次邀請他到收入更加豐厚的香港擔任教職，“中研院”院長王世傑期望他領銜主編《中國通史》，他都認為有悖於自己的學術理想而拒絕。盡管錢穆、王世傑都是他尊敬的師長前輩，並且他們那樣做也是為了改善他的經濟狀況，提高他的學術地位，然而，他卻不為所動。他說：“學術工作隻為興趣與求真的責任感。為了學術成就，名利權位，皆不能分心爭取。而權位兩者，不但不能爭取，而且要絕對避而遠之，就是無意中為形勢所迫落到頭上，也要設法避開，決不可貪圖暫時虛榮，阻妨大計。”1 1973 年，香港中文大學懇請他擔任歷史繫講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學一個學繫隻設一位講座教授。講座教授，位高、權重、薪厚，是學者求之不得的榮譽職銜。但嚴耕望卻再三推辭，終於不就，因為講座教授需兼行政。他說：“就一個純學人而言，任何高級名位頭銜都是暫時的裝飾，不足重視。隻有學術成就纔是恆久的貢獻，必須堅持。”

他堅持以道家自處而以儒家待人的立身處世原則。嚴耕望說：“我這個人，一向以道家自處，以儒家待人。”寬以待人，嚴以律己；在物質生活上要求很低，在學術追求上則剛毅進取。這種立身處世原則，有其堅強的一面，也有其純淨的一面。正是堅持這樣的原則，他纔在史學上取得了驚人的成就。

“為學問而學問”“獻身學術”，這是嚴耕望純淨學術人的寫照。

• 《治史三書》的內容及特點

《治史三書》是把三本書合為一書，給它起了一個新名字，叫“治史三書”。這三本書是《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它們最先都是作為“岫廬文庫”的一種在臺灣單行出版的。《治史經驗談》出版於 1981 年，《治史答問》出版於 1985 年，《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出版於 1992 年。

1998 年 3 月，遼寧教育出版社“新世紀萬有文庫”將《治史經驗談》《治史答問》《錢穆賓四先生與我》合在一起，書名為《治史三書》，納入該文庫第二輯的“近世文化書繫”出版。

2006 年 1 月，遼寧教育出版社將《治史三書》更名為《怎樣學歷史——嚴耕望的治史三書》納入“花生文庫·大師談學習繫列”出版。

2008 年 1 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治史三書》的中文簡體字版。

《治史經驗談》談了 9 個方面的問題，依次為：原則性的基本方法，幾條具體規律，論題選擇，論著標準，論文體式，引用材料與注釋方式，論文撰寫與改訂，努力途徑與工作要訣，生活、修養與治學之關繫。

《治史答問》是對《治史經驗談》的補充，是以答問的形式談治史經驗和史學評論，包括 21 個題目，涉及嚴耕望的讀書經歷，學術研究需要注意的問題，以及作者對 20 世紀著名史家的評論，等等。

《錢穆賓四先生與我》由上、下兩篇，外加兩個附錄組成。上篇《錢穆賓四先生行誼述略》，下篇《從師問學六十年》。兩篇附錄分別是《我與兩位王校長》《我對傅斯年孟真先生的感念》。

上述三本書出版後，不僅在臺灣、香港大受歡迎，在大陸也是熱銷書。

之所以如此，與書中具有這樣幾個特點有關：1. 文字質樸，通俗易懂，深入淺出，雅俗共賞。2. 作者是卓有成就的大史學家，書中談的都是自己的經驗，從自己治學的得與失中提煉、概括史學方法，而不是空談史學理論和史學方法論；裡面有大量的典型的事例，雖是言方法，卻不令人感到枯燥。3. 所談的史學方法既有普遍性，又有一定的針對性，是歷史研究者關注的問題。

這從書中的小標目，就能反映出來。如講治史的幾條具體規律時，他的標目是：1. 盡量少說否定話；2. 不要忽略反面證據；3. 引用史料要將上下文看清楚，不要斷章取義；4. 盡可能引用原始或接近原始史料，少用後期改編過的史料；5. 後期史料有反比早期史料為正確者，但須得另一更早期史料作證；6. 轉引史料必須檢查原書；7. 不要輕易改字。

“盡量少說否定話”，道理不難理解。尋找歷史真相，下斷語時，肯定的斷語比較容易有把握，隻要你找到了可信的史料，縱然隻有一條，有時也可以下肯定的斷語。如說某人的生年，某事發生的時間、地點，隻要提出可靠的證據，就可做出判斷。但否定的判斷就不容易，甚至說極其困難。因為過去發生的事，不一定每一件事情都記載下來。有記錄的，又未必傳世，即使傳世，也未必一直傳到現在。而現在保存的記錄，你也未必都看得到。個人所知道的、所掌握的史料都是有限的，不能因為自己沒有看到可以肯定某件事的史料，就否定某件事的存在。嚴耕望列舉了古人以及現代人的書中不少人都犯了這個毛病。所以他說“盡量少說否定話”。“盡量少說否定話”就是陳寅恪說的“說有容易，說無難”。

要之，經驗之談，文字樸實，有事例，有故事情節，所談又是治史者應該掌握的史學方法，這些特點是這部書長期受到史學工作者、文史愛好者青睞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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