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開寶九年（976），太祖如此頻繁地出遊，甚至遠至西京洛陽，可知其身體健康，精力充沛。說他是一個垂危的老人，無論如何也難以令人首肯。在現存史籍中，開寶九年正月至十月十九日，都沒有太祖生病的記載，也沒有宰執大臣入視問疾的記載。因此，太祖的猝死，必不是因病所致。日本學者荒木敏夫，曾撰《宋太祖酒癖考》一文，推斷太祖是由於飲酒過度，因而在一夜之間猝死的。太祖常宴近臣、外臣，平日也常飲酒，如杯酒釋兵權，雪夜至趙普家飲酒即是。但是，早在建隆二年（961）閏三月，太祖就曾對侍臣說過：“沉湎於酒，何以為人？朕或因宴會至醉，經宿未嘗不悔也。”說明他飲酒是有所節制的。所以，太祖死於飲酒過度的推斷，論據是不足的。況且，據《長編》所載，太祖後一次與人飲酒，是與光義同飲，結果太祖死於酒，光義卻安然無事，這不是不可能的，但光義必定在酒中作了手腳，並非是酒本身致太祖於死地的。

光義能夠預知太祖的死期，說明太祖之死與光義必定有關。照理說，光義於開寶六年（973）趙普罷相後，封晉王，兼開封尹，位在宰相上，實際上已是準皇儲的地位，似乎並無必要使用非常手段，從太祖手中搶班奪權。明人程敏政即說：“非病狂喪心者，其孰肯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哉？”但是，當光義感至其繼位人的地位受到威脅時，情況就不同了。

到開寶末年時，光義廣羅黨羽，內外交通，勢力大盛，“威望隆而羽翼成”，太祖不可能不感覺到光義集團的咄咄逼人之勢。開寶九年（976）之前，太祖親征李筠、李重進和北漢時，均令光義留守京城開封，唯獨在開寶九年赴西京之時，卻要光義隨行，並有意想遷都洛陽，不會是無緣無故的。太祖之所以打算遷都，除了避契丹鋒芒及其自敘的原因外，脫離開封——光義經營十多年而根基深厚的東京府，應該是不便明言的重要因素。光義是反對遷都力者，而在西京之行後半年，太祖即猝死而光義遂登上帝位，這豈不正好說明，太祖的遷都之意確有針對光義之意，因此促成了光義搶先發難，搶班奪權。

宋代史籍中，頗有太祖與光義友愛甚篤、關繫密切的記載，以此證實太祖素欲傳弟。如《長編》卷17所載太祖親自監工為晉王第注水、太祖為光義灼艾分痛、太祖稱光義“龍行虎步，且生時有異，必為太平天子”；《長編》卷17引蔡惇《夔州直筆》，記載太祖讓光義在殿陛乘馬，“示繼及之意”；《東軒筆錄》卷1記載太祖至西京，得張齊賢，留給光義為輔相。這種種記載，都企圖造成一種印像，即太祖與光義極為親密，故早就有意傳位。然而，上述種種記載，都是史臣粉飾之詞，文人編造之語，實不可信。鄧廣銘先生在《宋太祖太宗授受辨》一文中，有“辨宋太祖素欲傳弟說”一節，專論其非，言之鑿鑿，當可為據。

考之史實，光義與太祖的關繫並非親密無間，是有矛盾、有裂痕的。雖則光義繼位，已使史籍中不可能留下明確的記載，但仔細分析探尋，還是有蛛絲馬跡可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