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給這本書後的章節畫上句號的時候，我離皇城很遠。
    我似乎走完了一段旅程，這段旅程的起點在家鄉北京，遠處則迂回到了歐亞大陸另一端的巴黎，然後又回到了北京。當我出發的時候，建築史和城市史這些概念對我而言仿佛天邊的雲彩，我滿懷壯志地跳起來觸摸它們，好像踫到了，但又難免摸了個空，不知該如何抓住它們。如今九年多的旅程過去了，我終於得以在這些雲朵的邊緣穿行試探，然而當年的迷茫並沒有全然褪去。
    我在2012 年從北京語言大學法語繫出發，作為交換生到法國裡昂高等師範學院比較文學專業就讀，兩年之後，以一篇《法國18、19 世紀遊記作品中的中國建築形像》獲得碩士學位。我隨即用這篇至今還沒來得及譯成中文的論文申請了巴黎索邦大學的藝術史與考古學碩士，並幸運地得到了我的導師顧乃安（Antoine Gournay）先生的接納。這是足夠驚險的一躍，我為此緊張了一個暑假—我至今還記得索邦大學招生辦公室的老師驚訝地翻看我的申請材料，告訴我如果沒有顧乃安先生的推薦，我恐怕是不可能被允許以這種方式改換專業的。
在巴黎的這些年頭，我在逐漸接近那些曾經看起來遙不可及的雲彩。
    北京對我來說從未顯得遙遠，因為那些深厚的歷史牽絆，北京切切實實地存在於大陸彼端的巴黎。北京時而是文獻，是檔案，是影像資料，時而是某種幻影，某些傳說，乃至某條街的名字—沒錯，巴黎二十區的八裡橋街（Rue de Pali-kao），紀念的固然不是一段愉快的歷史，但這個名字仍然成功地把兩個城市之間的某些淵源留給了後人去評說，讓人感覺到它們之間某種歷史性的臨近。我看著巴黎靜靜地團坐在塞納河兩岸，也看著北京在遠方不停變幻著自己的面貌。我沉浸在歷史中，但也不想錯過未來。學業之餘，我有幸以外資團隊史地顧問的身份參與了南中軸與南苑森林濕地公園、通州綠心公園，還有作為北京發展新兩翼之一的雄安新區啟動區的規劃方案國際競賽。在離家幾千公裡的地方，穿梭在京畿的古與今之間，在上下一千年那些藍圖的回溯與草繪之間遊走，竟有一種頗為真實的魔幻感。
    這是一條夠長夠遠的旅程。在旅程中，有許多人問我，你為什麼要到這麼遠的地方來尋找北京？它明明就在你的身後。對於這個問題，我曾經以各種角度給出回答，但歸根結底，我並非為了某個目的纔出發的，我隻是踏上了旅程，然後在半路上意識到，無論我走多遠，我終將找到我的家鄉，並從另一個角度觀察它。我並非個在巴黎思考北京的人，我隻是忝居一條延綿不絕的學者隊伍的末位，而它的緣起則要一路追溯，直到杜赫（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與貝爾坦（Henri Bertin，1720—1792）的時代。
    “又是北京啊。”2016 年，當我把本書的選題說給幾位西方漢學學者的時候，其中一位似乎略顯失望。是啊，北京是如此顯著地坐落在史地學者和建築史學者們的視野中，它的各個部分早就被厚厚的前人研究成果覆蓋了，更何況是它的中心部分。一眼看去，它似乎是一個已經被說盡的話題，一篇已經被寫定的歷史。它還值得投入許多時光和精力嗎？
但終，我依然走進了這場屬於我和北京的故事，我知道我不可能繞開它。我相信本書—盡管難免有各種不足—至少證明了一個事實，那就是北京與它的皇城，仍然並且仍將值得我們關注與研究。這個話題遠遠沒有被窮盡，它的故事還遠遠沒有被完整地發掘出來。而如果本書為日後的皇城研究貢獻了某種粗淺的框架，我將感到由衷的欣幸。
我把本書獻給北京與我的家人。本書脫胎於我的博士學位論文，它當然遠遠不能代表我這場迂回旅程的全部，但的確是它好的注腳。從我少年時就縈繞於心的關於北京城市史的某些疑問，至此得到了某種程度的解答；一些新的涓滴，經由我的筆尖，彙入北京故事的浩浩湯湯。我好像是為自己的過去做了一次織補，論證了少年時那些踟躕於城市迷宮中、在旁人看來不務正業的時光。
    在這段旅程中，許多人以各種方式陪伴著我、幫助了我。首先是我的家人，他們始終給予我好的精神支持。我的父親是我在北京城市史領域的啟蒙者，是帶我走街串巷，觀察城市變遷的位老師。我們一起徘徊在惜薪司小巷的夕陽裡，一起探尋過在廢墟中七零八落的前門鮮魚口，一起摸黑登上過福綏境大樓，跟那裡的居民聊天。當我不在北京的時候，父親是我在那座城市的眼睛。他在一些北京史地問題上的突發奇想曾經給予我許多靈感和動力，雖然偶爾也會因為太過奇絕而讓我不得不笑著與他爭辯。而他也是本書的首批讀者之一，不厭其煩地為我指出其中的若干失誤與行文倉促之處。
    在我踏上這段從文學到建築史的旅程之前，我曾經和我的母親在頤和園萬壽山上散步。她問我，建築史到底是什麼呢？我於是給她講了一段乾隆皇帝將功敗於垂成之際的大報恩延壽寺塔改為佛香閣的故事。媽媽聽了點頭，她覺得那是個動人的好故事，並且和許許多多好故事一樣值得嘆惋。我說，我隻是想發現、還原更多關於建築與城市的故事，然後把它們講給大家，講給後世。我不在家的這些年，她給予了我近乎的信任，她知道我在發掘、磨礪著那些跟她約定好的故事。
    我的爺爺給兒時的我講過許多傳奇，他讓我覺得說書是一種很酷的實踐，是讓我喜歡上講故事的人。奶奶則時常提醒我求學之路上的不進則退，每每用她的河北鄉音反復告訴我“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的道理，讓我隻有憋著笑連連點頭。爺爺奶奶如今已經回到了祖先們身邊，是該讓他們聽聽，孫兒的故事講得如何了。
    我的導師顧乃安先生在我的求學期間給了我許多幫助，我無法在此逐一感謝他為我做的每一件事。但讓我受益良多的，是他對我的指導：不僅要觀察建築與空間本身，還要著重觀察人與它們的互動。建築絕不僅僅是結構與空間的組合，建築是一種結構性的解決方案，是為了實現一繫列具體的生活圖景而存在的作品。一處建築可以被以預先設計的方式使用，它也可以被以截然不同的方式“濫用”，而探索建築空間邊界的實踐往往是後者。一位天子可以坐在寶座上，也可以從寶座上下來走出大內。但當他走出大內時，他仍然是天子。正是對這一事實的反映，衍生出了皇城所發生的一切故事。
    當我和顧乃安先生在國內旅行時，他讓我觀察發生在古建築空間中的現代活動，並指出這些活動與歷史上發生在這些空間中的活動盡管截然不同，但有著深層邏輯上的相通之處。他時常以各文保單位中笤帚等清潔用具的擺放地點為例，向我說明建築空間設計所能預判的使用方式及其不能預判的使用方式、後世使用者對建築空間的適應及改造—這讓我在一段時期頗為注意各古建築群中收納笤帚的方式，並與我的朋友們津津樂道於這位觀察笤帚的法國老師。
    一篇博士學位論文的寫作非一日之功，寫作的心態也會發生變化。顧乃安先生讓我意識到，一篇論文絕不是把自己已經知道的事情寫下來，而是要推動自己不斷提出新的問題，即便是那些一時難以解決的問題。暫時無解不是不提出問題的理由，提出問題，並且大大方方地承認自己無法解決，纔是學術的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