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婦女於盛清時代
將婦女作為中心來研究盛清這個時代究竟會有什麼不同呢？關於中國家庭的歷史，將婦女置於分析的中心需要我們對18世紀經濟和歷史人口的變化建立新的理解。雖然缺乏直接的歷史人口數據，但我們可以推斷，在18世紀，婦女勞動力市場的擴大，官方將其納入計劃以及對它的支持，使女嬰生存的機會大為增加，也提高了婚姻市場上女性的供給量。對勞動力的需要提升了女孩子的價值，女兒作為勞動力和新娘都在增值導致了溺女嬰現像的減少。城鎮市場和城市的娛樂場所對女勞力（包括對高級妓女和一般娼婦）的需求都大為活躍，居住在外的地主靠著從種植經濟作物的土地收租變得日益富裕，加上城鎮中一個商人精英階層的崛起，開闢了一個雇傭婦女作為家庭務工人員和買賣妾媵的新市場。這樣一個需求引起供給的循環過程，發生於勞動者之內同樣也發生於精英階層之內，因此我們可以設想，盛清時期的人口爆炸使性別比例趨向於更加平衡，至少在經濟轉型發展到頂點的長江下遊地區是如此。
如果這些設想都是確實的話，那麼在盛清時期，由於婦女地位的變化及其在婚姻市場上的影響，父繫家長制的家族制度也隨之得到了壯大。同樣的現像也反映在中國的漢族人成功取得的境外霸權之中。歷史學家已經說明，中國的儒家文明在它征服朝鮮和越南後已經打破了那裡原有的結構，建立起類似的父權體制。儒家霸權的勝利告訴我們精英的女性作家不僅僅是體制的一部分，她們被日益擴張的國家賦予了意識形態的力量並從中受益。惲珠對於她的文化價值觀向邊疆廣為傳播的心滿意足的評論，使她成為中國沙文主義雄辯的聲音之一。於是她無論在盛清的軍事征服和鎮壓反叛的戰爭中，還是在家內事務中，都處在了話語的中心。作為妻子、母親和作家，她是一個文明進程的標志： 儒家的家庭制度和它的禮儀已經傳播到中國邊境之外，父繫家長制家族體繫的影響已經成功地遍及整個東亞。
後，將婦女置於盛清時代的中心，還闡明了一個有著明確而充足的歷史證據卻一直被忽略的現像：作為時代標志的“關於女性的論戰”（Querelle des femmes）。這場論戰源自與歷史人口的轉型相關的矛盾，特別是隨著經濟機會的擴展和晉身欲望的膨脹所引起的資源和地位之間競爭的尖銳化。這些矛盾激化了關於婦女教育問題的爭論，使人回想起從16世紀開始直到17世紀這一爭論浮出水面的過程。然而，這一矛盾在18世紀的重新浮現已使討論提升到一個新的階段。在盛清時期，勞動力、性與婚姻的市場都喚起了對婦女價值的重視，這種價值靠著與有錢有勢人家攀親的誘惑，靠著富人控制住寡婦與妓女不讓她們再次進入婚姻市場，而得到大大提高。即使是日益富足的有錢人家，為女兒嫁妝的花費越來越大，美貌媵妾的價格也日益攀升。培養一個待嫁的女兒，為她的前途考慮，越來越需要進行適當的“教育”，不僅僅在烹飪食品、祭祖禮儀乃至基本的禮貌舉止方面，甚至也要學習傳統典籍，那是一個出色的女兒應該掌握並用來擴大家庭影響的，也是一個聰慧的妻子必須了解並用來培養一個有學問的兒子以光耀門楣的。
另一個可作為18世紀爭論標志的矛盾，表現在有關拐騙、強奸和賣妻的訴訟案件中。盛清時期的婦女買賣導致人們更加固執地幽閉女性和隔離男女，這讓飽學的女性很不自在，她們其實迫切希望通過出版或與男女同行的交流來展示自己的纔華和豐富自己的知識。與此同時，受過教育的精英婦女——即閨秀——作為受過傳統文化訓練、日後要扮演母親角色的女性，她們不希望自己被與歌妓混為一談。她們力圖將有纔學的歌妓在文學領域內邊緣化，力圖增加自己作為有教養的已婚婦女——妻子與母親的影響力。18世紀這種有纔學女性在等級上的轉換，標志著晚明社會傳統的斷裂，正如高彥頤指出的，晚明的藝妓在士大夫階級的文學和道德倫理的話語中，甚至在政治生活中扮演過中心角色。
我們有理由相信，清朝政府在鄉村普及儒家倫理道德觀念的計劃，其實施的效率在18世紀達到頂點。新婚家庭接受精英階層為公眾樹立的行為規範，其間包括要尊敬老人、重視祭祖敬宗的禮儀，以及對婦女的適當封閉以維護清白，等等。這些觀念與對於輪回、死後報應以及觀音菩薩救苦救難的信仰一起，無疑加重了千萬個在貞節觀念中養育成人的青年女子精神上的騷動，無論她們是作為寡婦、被拐騙者，還是作為窮困的傭工而被迫置身於婚姻市場和勞動市場。的確，矛盾衝突存在於18世紀每一社會性別問題的核心。無怪乎盛清時期的男性不知道應該如何談論女人。女人天性墮落，“水性楊花”，需要訓誡和適當的教育。女人任性放縱，愛慕虛榮。女人工作勤苦，嫻於紡織針線。女人熟知傳統的嘉言懿行，這些古禮可以回溯到周天子的黃金時代。女人美麗、知書達禮、精致、優雅、有纔、多情、自我犧牲、無所不能。角色這樣矛盾的女性卻往往成為一個地區為之驕傲的標志，她們浮現在方志編纂者書寫的傳記和冗長的殉節“烈女”的名單裡，浮現在旅人們追憶南京和蘇州柳巷風情的懷舊文字中，浮現在地方大員力圖讓外省婦女效法江南女性工作榜樣而推行的獎掖紡織桑蠶的計劃之內，也浮現在袁枚贊美學養深厚的浙西女作家和章學誠稱頌浙東賢德妻子的文章裡面。
形形色色的婦女買賣，涉及範圍從刑事犯罪直至奴隸交易和性虐待的肮髒領域，它引發了有關18世紀經濟和人口變遷等其他問題。如果更多的女嬰能活到成年，但等待她們的未來卻是成為一個靠出賣色相為生者或者性奴隸，這對她究竟是好是壞呢?被蘇州文學圈所津津樂道的13歲歌妓是該被羨慕還是該被同情?這些婦女中的許多人是不是生還不如死?那些自盡的、早夭的、那些伴著自怨自恨把雋妙詩稿付之一炬的、那些詩詞中發出的絕望聲音，還有那些悲慘的婚配，對此我們又能說些什麼?面對這些問題，可以使我們更接近那些父親和兄弟、母親和姐妹在他們生活的那個充滿希望也充滿絕望的年代所遭遇的巨大痛苦。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回答，他們自己也不能夠。
如果為盛清描繪的新景像使我們對中國歷史上的社會性別關繫以及婦女在其中的地位有了更為復雜的理解，我們要問一個進一步的問題： 接下來的那個世紀又如何呢?傳統的中國婦女史以19世紀晚期反對纏足團體的興起和普及婦女教育作為“婦女運動”的開端，偶爾也會追溯到袁枚和俞正燮對纏足的批評以及諷刺性小說《鏡花緣》，將其作為到20世紀纔開始席卷中國的大潮中一個早的浪花。但是19世紀究竟發生了什麼呢?在一個普遍的婦女解放的過程中，我們難道真的能夠假設存在一種帶有目的論的連續性，其間女性的自我意識和她們轉變中的角色會推動歷史向著婦女解放的世界潮流前進麼？
高彥頤的研究表明在明末清初，性別關繫因那個時代的城市印刷文化而具有了一種獨一無二的特性。而我卻認為，隨著清軍入關和滿洲統治導致的文化環境的轉變，盛清時代的社會性別關繫再次發生了變化。古典的復興再定義了正妻在倫理關繫中的地位，並使歌妓邊緣化。清朝的政治家又通過他們對家庭經濟中婦女工作的關懷擴大了這種效應。更值得注意的是，婦女在寫作和宗教活動方面的力量意味著她們本身已經參與了社會性別關繫的重建。這些轉變是我們僅僅站在男性的立場無法理解的。
但是各種理由也使我們認為，盛清晚期的情況與本書描述的歷史進程已經有些偏離，性別的社會關繫再次發生了轉變。1820年的衰退腐蝕了18世紀大多數時期都在持續發展的婦女勞動力市場。鴉片戰爭的爆發，為賣淫開闢了軍人和外國人兩個大市場，持久地改變著傳統的青樓文化，把它們的經營中心轉移到通商口岸，西方人眼中的歌妓在歷史上獲得了新的位置。太平天國運動對性別關繫的影響值得專門提出來進行研究，太平軍洗劫了盛清時代婦女纔學興盛的地區。小野和子（Ono Kazuko)曾經詳細描述了魂飛膽喪的江南婦女被太平軍強迫解開裹腳布，而且更過分的是，走出家門到田間勞動。我們可以設想，在太平軍占領結束後的反彈時期，在被芮瑪麗（Mary Wright)如此恰當地稱之為“中國保守主義的後抵抗”時期，上層社會的男人和女人重新界定了不容置疑地代表漢族傳統特質的婦女形像：纏足，退回深閨，做賢妻良母，以及易受侵害的脆弱性質。所以當我們了解到，當儒家的教育體繫崩解，舊式的藏書樓隨之在樟腦氣味中塵封的時候，那個我們一直在探索的時代——那個中國社會中兩性關繫的轉捩點，它塑造了中國身居高位的士大夫們的思想觀念——也隨之被人們從記憶中抹去時，我們就不應該驚訝了。
憑借著把婦女置於盛清歷史的中心，我們可以對於長達一個半世紀（1843—1993年）的學術論斷提出挑戰。中國激進主義者和西方傳教士將中國婦女看成被“傳統文化”壓迫的犧牲品，直到西方教育和價值觀被引進之後纔得到解放。這樣的設想一直將對中國婦女的研究鎖定在“對西方回應”（response-to-the-West）的範式之內，大多數研究中國領域的學者長期以來都未消除這種想法。更糟的是，學習中國歷史的學生一直被灌輸一種有關社會性別的東方主義觀點，西方學術界的研究應該對此負責。簡單地說，對於盛清時期中國婦女的研究表明，在中國史的研究中我們遲遲未能擺脫種族中心論殘留的桎梏。中國現代婦女史仍舊是一個她們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怎麼因受西方式教育和受西方改革運動影響而被解放的故事。
如果我們在社會性別關繫的理解方面刪掉了18世紀，便會導致對中國歷史的第二個誤讀。這種誤讀在近關於中國在以往與未來是否存在一個“市民社會”興起問題的爭論中就可以發現。這些爭論帶有太多東方主義的色彩，也就是說，他們用一種很成問題的西方標準來衡量中國文明的歷史進程。“市民社會”，這是一個西方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的發明，它將“公共”範圍與家庭和家族的“私人”範圍加以嚴格的區分。正如西方女性主義學者曾經注意到的，市民社會的整個概念都是漏洞百出的，因為它有繫統地將婦女排除在外。對於盛清時代社會性別的研究也戲劇性地戳穿了市民社會這一範式的漏洞。清朝作家從來沒有過一個與家庭空間分離的“市民社會”的概念。相反，盛清時期性別關繫的歷史清楚地顯示出，在當時的中國文化背景下，在精英階層的公共話語中是承認婦女的家庭地位的，當時影響著的知識分子對此也有清晰的表達，如思想家章學誠便承認，處於公共領域的男人對於退守閨閣的女人話語的倚賴，可能是每個人所共有的（“共”）。基於中國的道德哲學將婦女和家庭置於政治秩序中心的漫長歷史，章學誠對於婦女的“公共”聲音的理解便消解了西方政治哲學所宣揚的“市民社會”公私截然分開的論斷。簡而言之，對於中國婦女的歷史記錄——包括了她們在其間的地位以及她們作為被記錄者的意識——都顯示出一種對家庭生活和公共政治之間具有緊密聯繫的普遍深入的意識。
一旦將婦女置於歷史分析的中心，中國士大夫生活的特點就被突出出來。這對於把市民社會範式強加於對帝國晚期中國歷史研究之上的努力提出了挑戰。這些特點讓我們注意到，按照西方習慣的方式思考，會阻礙我們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理解。它們也迫使我們反思在我們自己的分析範疇中因性別偏見造成的影響。
社會性別關繫在歷史上的轉變是不容易充分記載的。但史料已經清楚地顯示出，盛清時期是一個社會性別關繫被討論和受到新的詳細審視的時代。這些爭論所引起的認識上的改變很難以實證方法衡量。但是從詩詞中還是可以看出，對於組成帝國精英的那個很小的集團來說，這種爭論是多麼重要。作為史料的詩詞大多數來自長江下遊地區，在那裡歷史學家已經仔細地標繪出了盛清時代多種多樣的經濟、社會、政治和文化的轉型軌跡。那麼又為什麼在所有這些學術研究當中，有關社會性別的爭論會如此經常地被忽略呢，特別是那個時代的人們已經發現它是如此顯而易見的時候?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在她討論婦女寫作的詩選的出色文章中思考了一個類似的問題，她將中國文學研究中對社會性別的忽略歸結為各種因素的綜合。她認為主要的問題，是帝國晚期利用文本的機會有限，能否得到這種機會，首先就取決於文集的編纂方式。所謂的“標準”文集總是男性的，婦女的作品極少被收入，而且總是放在後，甚至將其與和尚的作品歸為一類，她們便因此而被邊緣化。與此同時，大多數女性的文集實際上是被專門編撰的，因為如此大量的著作，按照常規文集的存在形式，是無法將其包括進去的。因此她認為，這樣大量的珍貴史料被忽略，應歸咎於20世紀的文學史家和文學批評家，因為他們未能將這些作品納入自己的著作中，也沒能認可這些作品在帝國晚期文學中的位置。
不幸的是，治中國史的學者們卻不太容易拿上述理由當作忽視女性的借口。本書中引用的所有史料都來自已出版的中國文獻——而不是檔案，其中一些是手資料，它們是被精心編撰的，出版的工本高昂，而且在盛清時期曾被男人和女人廣為傳閱。伊沛霞關於宋代婚姻的歷史研究以及高彥頤關於17世紀婦女文化的分析已經向我們展示了在有關社會性別關繫問題上中國歷史文獻的宏富，說明了中國婦女有自己的一部歷史。換句話說，盡管我們總是需要更多和更完備的史料，但我們也不能忽略對已有的豐富史料以新的方式進行解讀。
那麼，我們的史料和解讀的新方式究竟告訴了我們什麼呢?婦女的確“擁有一個盛清時代”嗎?問題本身當然就是有漏洞的。“中國婦女”是一個多樣化的人群，在地域、社會地位和族群等各方面都存在顯著區別。當精英階層的婦女作家在盛清時代已經找到自我的時候，勞動婦女——她們被束縛於日益增長的家庭工業中，作為妻子和母親，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緊密地與家庭經濟聯繫在一起——卻有可能作為經濟增長的結果而在男性面前退卻。出於同樣原因，當在盛清的江南地區給予女性的經濟機會相對於男人可能減少的時候，這些機會卻似乎一直在向那些養蠶種桑被首次推廣的邊境地區擴展。後我們還應該注意，完顏惲珠作為清帝國女性代言人之引人注目，有可能與她和滿族的婚姻聯繫有關。漢族的女作家對於這種帝國的教化工程未必會有如此濃厚的興趣。
大多數學者對清朝婦女作用的評價都是將婦女作為一個單一類型來歸納的。由於清代朝廷特別熱衷於提倡婦女貞節，許多人便得出結論說滿族統治者對婦女的壓迫特別沉重。舉例來說，魏斐德就曾認為在清朝統治之下婦女的地位有所降低，他認為這是滿族統治者對於晚明城市文化和它所孕育的“新的女讀者”如此激烈抵制的結果。魏斐德與許許多多對晚清政府作嚴厲批評的人一樣，他將滿洲的政策歸入“新儒家清教主義”一類，它是一種“被強化的父權”，並且“抑制了家族中每個成員尤其是婦女的獨立”。從那些淪為奴婢、陷入包辦婚姻、從事經濟生產和在風月場所謀生的女性生活中得來的證據，的確給予魏斐德的觀點以肯定的支持。但是從婦女的文學作品中卻顯示了，即使“新儒家清教主義”也有可能成為女性力量的源泉，佛教和道教的精神生活也為女性提供了一個完全避開父權統治的自治空間。滿洲統治者、滿洲官員和普通男性可能確實有這樣的意圖，即將清教徒式的枷鎖強加在婦女身上以加強父權的統治。但是婦女無論作為作家還是作為勞動者，都是社會生產和文化生產進程的一部分，而這些進程重塑了盛清的社會性別關繫。精英階層的婦女用自己的方式去接納時代的精神，也用她們的纔華強化自己的權力，尤其是在家庭之內。
羅浦洛對於盛清時代持更為樂觀的看法，他將重點放在18世紀末19世紀初異軍突起的諷刺與批判話語對於儒家舊道德的質疑之上，他通過對盛清時代諷刺小說進行分析而作出論斷，認為18世紀的特殊狀況培育起一種對於社會性別角色的全新的鋒利評判。他認為這些評判是中國“早期現代性”的標志，是“近代中國文化浮現的萌芽”的一部分，後者昭示了20世紀興起的婦女解放運動。
我這本書提出的證據同樣也使羅浦洛的樂觀主義解讀變得復雜起來。我們沒有證據顯示，精英階層的女性曾經留心到諷刺作品、話本小說或學術批評中對社會變革的呼喚。回答是否定的，我相信，這至少部分地是由於精英女性作為作家，在盛清時代享受著非同尋常的自我滿足和喜悅感。寫作賦予婦女以手段，使她們能夠存己之珍重、頌己之愛賞、傷己之永失。就感情而言，226在一個不太可能指望會有其他慰藉的世界中，寫作提供了某種安慰。就社會而言，作品的被發表使作者得到了重視和聲譽，而且打開了一個閨房遠不能及的友誼和文友之間交往情誼的廣闊的社會網絡。以她們作為書寫活動主體的角色而言，她們需要而且理所當然地應該受到教育，這使盛清時代的女作家成為中國近代化的先驅。從這個方面就可以預見到，正是這些表達清晰的、受過教育的獨立婦女，曾經如此熱切地接受了20世紀初的革命運動。
在晚清的改革期間受過教育的婦女怎麼樣了?在中國近代的“家庭革命”期間對於母親的權威又發生了什麼?而且為什麼在20世紀為性別平等而進行的全球性的鬥爭中，中國婦女一直沒有站在前沿?答案或許就在於受教育的女性與廣大婦女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無論過去還是現在的中國文化都是如此。正如高彥頤曾明智地指出的那樣，將中國婦女區分開來的差異要超過任何一種可能使她們聯合起來的性別認同。雖然知識女性的數量從17世紀以來便在持續增長，但她們的權威還是來自傳統文化和寫作的力量。這種力量能夠使受過教育的婦女在“文”（即儒家的上層文化）的語境內形成某種道義上的和人情上的身份認同，而權力使其在儒家“文”的方面具備了人文和道德權威的身份。但同是這種力量，在20世紀劇烈的變革中，在“文”的基礎被革命領袖們——有男人也有女人——丟掉時，也隨之消失了。因而，要想理解中國現代的社會性別關繫，我們必須要問，受過教育的婦女是怎麼樣、又是在哪裡重新定位自己，從而在新的政治制度下或保持、或挽回、或重新創造自己在道德和文化上的權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