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源中國》

前中國時代與“中國的初興”

近年，有多本書名中包含“中國”、論及古史的著作問世，如葛兆光的《宅茲中國》《何為中國：疆域民族文化與歷史》，許倬雲的《說中國》等，筆者的《早的中國》和《何以中前 2000 年的中原圖景》，也忝列其中。有學者認為，這顯現了當下我們社會的某種整體焦慮。這種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這類著作的一個共同特點是，在切實追溯中國歷史的同時，還都在認識論上進行反思，剖析了“中國”概念的建構歷程。顯然，何為中國，既是本體論的問題，更是認識論的問題。借此，古今中國被連接在了一起。

其中的“中國”誕生史，在近百年的時間裡，由於考古學的努力，更由於民族精神喚起的需求，被不斷地上溯、提前，進入了史前時代，也即有文字可考的時代之前。中華五千年文明的提出，讓考古學這門看似冷僻避世的學科，又開始找回點“顯學”的感覺。正如它在百年前被引進時國人的期待一樣，要解決的是填補“古史辨”思潮蕩滌下的上古史空白，解答中國從何而來的大問題。就此而言，回觀學術史很重要。

何謂“中國文明”？中國文明在何時何地又是如何起源的？是否早的國家在作為地域概念的中國一出現，就可以看作作為政治實體的“中國”的問世？圍繞這些問題，中國學術界百年來有過執著而曲折的探索。總體看來，兩大主線貫串其中。一是科學理性、文明認知，追求的是史實復原；二是救亡圖存、民族自覺，意欲建構國族認同。就全球範圍而言，中國是罕有的自現代考古學誕生伊始就以本國學者為主導進行考古探索的國家。這決定了中國考古學從一開始，就與探索其自身文明源流的“尋根問祖”密切相關，甚至可以說是將探索中國文明的起源—“中國”誕生史作為主要目的和任務的。本土學者與其研究對像間由親緣關繫決定的、心靈間的交流與溝通，使得他們更易於理解、解讀後者，因而收獲巨大。甲骨文的成功釋讀就是一個佳例。但與此同時，他們又是在濃厚的史學傳統的浸淫下，飽含著建構民族文化認同的情感，投入到這一中國學界的、重要的“尋根問祖”工程中來的。這一學術史背景或底色不能忽視。因而，對上述問題的認識，有賴於史料的不斷積累，更關涉民族情感和當代的文化認同等問題。我們還是先從對考古材料的梳理談起。

任何事物都有其從無到有、從小到大發生發展的過程，國家起源以及中國文明的形成也不例外。考古學揭示出的距今五六千年以來的東亞大陸展現了這樣的圖景。大約距今 6000 年以前，廣袤的東亞大陸上的史前人群，還都居住在不大的聚落中，以原始農業和漁獵為主，過著大體平等、自給自足的生活。各區域文化獨立發展，同時又顯現出一定的跨地域的共性。到了距今 5500～3800 年間，也就是考古學上的仰韶時代後期至龍山時代，被稱為東亞“大兩河流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進入了一個發生著深刻的社會變革的時期。隨著人口的增長，這一時期開始出現了階層分化和社會復雜化現像，區域之間的文化交流和摩擦衝突都日趨頻繁。許多前所未見的文化現像集中出現，聚落形態上發生著根本的變化。如大型中心聚落及以其為核心形成的一個個大群落，城牆與壕溝、大型臺基和殿堂建築、大型祭壇、大型墓葬等耗工費時的工程，隨葬品豐厚的大墓和一貧如洗的小墓所反映出的社會嚴重分化等，都十分令人矚目。

眾多相對獨立的部族或古國並存且相互競爭。如中原及周邊的仰韶文化、石峁文化、陶寺文化、王灣三期文化，西北地區的大地灣文化、齊家文化，遼西和內蒙古東部的紅山文化，山東地區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江淮地區的薛家崗文化，長江下遊的凌家灘文化、崧澤文化、良渚文化，長江中遊的屈家嶺文化、石家河文化，長江上遊的寶墩文化等，在文化面貌上各具特色，異彩紛呈。

那是一個“滿天星鬥”的時代，邦國林立是那個時代顯著的特征。有的學者將其稱為“古國時代”或“邦國時代”，有的則借用歐美學界的話語繫統，將其稱為“酋邦時代”。無論如何，那是一個小國寡民的時代。整個東亞大陸的面積，與現在的歐洲差不多，而當時的這些星羅棋布的古國或部族，也和現在歐洲的樣態差不多。那麼，問題來了：它們都屬於“中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