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法國大革命史專家傅勒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中說，當一個歷史事件失去當下一切參照意義，不再是一個世界的想像的鏡子後，“它也就從社會論戰領域轉移到學者討論的領域去了”。那麼反過來說，如果這個歷史事件仍有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的想像的鏡子，它就注定不可能隻限定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不能不依然存在於“社會論戰領域”，成為社會關注的公共話題。
至少，直到 20 世紀 40 年代，即法國大革命一百六十餘年後，法國仍然是這樣一個國家：“它的公民必須挑選歷史，填寫出生年月，選擇舊制度或大革命。”現在，法國大革命纔在法國政治中消失了，因為“今天，無論右翼還是左派，雙方的說辭都為自由和平等彈冠相慶，而圍繞1789 年價值展開的辯論不再包含真正的政治利害關繫，也不再包含強大的心理投資”。
百餘年來，辛亥革命在中國一直具有強烈的當下參照意義，仍是一個世界想像的鏡子，包含明顯的政治利害關繫和強大的心理投資。
導致清王朝崩潰的武昌起義事起倉促，仿佛隻一夜之間，一個碩大無比的王朝就轟然坍塌。其實，這是自 1840 年起，清王朝對中國面臨現代性轉型懵然無知，即對現代性的一整套價值體繫、制度繫統懵然無知，因此應對失據、步步被動，各種問題和矛盾越積越多、越來越尖銳的總爆發。因此，分析辛亥革命的起源，還真不能不從頭梳理。
鴉片戰爭後，清王朝之所以昧於世界大勢，是因為舉國上下仍然沉浸在千百年來的“華夏中心論”、“華夏文化優越論”、中國是“天朝上國”的迷思中，認為隻有中國典章制度、聲名文物纔是“普適的”，因此隻有華夏是文明的；而其他文明、文化都是“特殊的”，是一種“地方性知識”，是“邊緣”，因此是野蠻的。總之，這種“中心”與“邊緣”之分、“普適”與“特殊”之別，在歷史中演變成文野之分，具體說就是“夷夏之辨”，要“嚴夷夏之防”，如果要變，也隻能是“以夏變夷”而不能“以夷變夏”。
因此，鴉片戰爭使林則徐認識到英夷船堅炮利的厲害，與魏源提出“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應對之策，卻遭到“潰夷夏之防”的嚴厲指責；旨在啟發國人“睜眼看世界”的《海國圖志》也遭冷遇。直到二十年後，曾、左、李在推行洋務時，“師長”之說纔重受重視。
從一開始，洋務運動就阻力重重，極不順利。幾臨滅頂之災的清王朝在這樣生死存亡的緊急關頭，對應不應該仿造洋槍洋炮洋輪等“救命之舉”竟猶豫不決。今日認為十分“溫和”的“洋務運動”，在發軔之時也被指為“潰夷夏之防，為亂階之倡”，曾遇到今人難以想像、難以理解的反對。以現代大機器生產來造槍炮船艦、通電話電報，明明是統治者要生存就不可少的措施，卻遇到統治階級中冥頑不化者以“夷夏綱常”這類傳統的意識形態對其合法性進行強烈反對。

中國傳統“天下”觀的核心是“華夏中心論”，即天下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其他都是邊緣，而且由“邊緣”漸成“野蠻”。
《尚書?禹貢》把天下分為五個同心而具有階級性的地區，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荒服。蠻夷屬於要服，他們需要中國的控制管理，每三個月貢賦一次，而戎狄則屬於荒服，相對於蠻夷離中國更遠，因此他們隻需一年貢賦一次。顧頡剛先生在《禹貢注釋》中認為，“侯服”以外四面各五百裡喚作“綏服”，這是介於中原和外族間的地區，應當給它安撫和羈縻，所以一方面要在那裡推廣中原文化，一方面又要整頓武備來保護甸服和侯服的安全。“綏服”以外四面各五百裡喚作“要服”，“要服”以外四面五百裡喚作“荒服”。“荒服”“要服”都是外族所居，同時也是中國流放罪人的地方。“照這般說來，那時的天下（ 甸、侯、綏、要、荒）共計方五千裡，中央政府勢力所及的地方（ 甸、侯、綏）所謂‘中國’也者，是方三千裡，而直屬於中央的王畿（ 甸）則隻有方一千裡。” 對歷史上是否真正存在這樣一個規規整整的區劃，史學界一直有爭論，但重要的是，它說明古代中國人的“天下觀”就是如此。
夷夏對舉始於西周，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說；嚴夷夏之辨卻是在春秋時期。約至春秋時期，“夏”和與其相對的“狄”“夷”“蠻”“戎”“胡”等（ 後簡稱“夷狄”或“夷”）概念的使用開始突破地域範圍，被賦予文化的意義，甚至被賦予一定程度的種族意義，主要用於區別尊卑上下、文明野蠻、道德與非道德。“華夏”代表正宗、中心、高貴、文明、倫理道德；“夷”則代表偏庶、邊緣、卑下、野蠻、沒有倫理道德、尚未脫離獸性。
按照許慎《說文解字》的解釋，“蠻”為蛇種，從蟲；“貉”為豸種，從豸；“狄”本為犬種，從犬；“羌”為西戎，羊種，從羊。《左傳年：“狄人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齊人救邢。”《左傳》襄公四年：晉國魏絳主“和戎”，但也是將戎作為“禽獸”看待。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左傳》成公四年：“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國語?周語 中 》：“ 夫 戎 狄， 冒 沒 輕 儳， 貪 而 不 讓。 其 血 氣 不 治， 若 禽 獸焉。”“狄，豺狼之德也”，“狄，封豕豺狼也”。
在現實中“華夏”不能不與“夷狄”接觸，孔、孟都提出要嚴夷夏之防。雖然孔子及後來的孟子主要是從“文化”意義上歧視“夷狄”，而不是從種族意義上歧視“夷狄”，但這種文化歧視是嚴重的。孔子在《論語》中的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強調“夷夏之辨”。因此，孔子大力宣揚、高度評價“尊王攘夷”，經過“尊王攘夷”，華夏與夷狄的地理邊界與文化邊界已清晰劃分。孔子高度肯定管仲輔佐齊桓公“尊王攘夷”之功：“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發左衽矣。”與華夏衣俗不同的“被發左衽”，成為野蠻的同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