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仁宇這種把視野放寬到歷史的全過程——宏觀地由前後(時)、中西(空)的往復觀照，去考察審視中國歷史的治史路向，對內地的歷史書寫有著深遠影響。
改變中國人閱讀方式的經典 
這是對當代中國人來說具有重要意義的一部經典之作。它的重要在於，這本書提供了一種對當時的中國人來說，具有顛覆意義的敘述歷史的新方式。在此之前，國人的歷史寫作，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是政治宣傳的一部分。幾乎所有的歷史書都是一種模式，一種口吻，一種角度，隻提供了一種畫面。黃仁宇的這本書，簡直是給我們開放了另一個世界，每一位閱讀這本書的大陸人都會震驚，原來歷史可以這樣寫，原來歷史是如此的有趣、復雜、豐富，原來歷史人物並不像我們的教科書上講的那樣單調、格式化。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本書就像一道匕首，撕開了由意識形態統治歷史寫作的鐵幕。 
在《萬歷十五年》出版之後，“中國歷史學界的精神面貌就煥然一新了”，中國人的歷史閱讀翻開了新的篇章。不誇張地說，在《萬歷十五年》之後，中國大陸進入了一個歷史書寫作和閱讀的黃仁宇時代。

     黃仁宇（1918-2000），湖南長沙人，早年輾轉於求學、從軍之途，曾夢想成為中國的拿破侖，然而時代卻不允許有這樣的機緣；其後赴美研習歷史，於一番逼仄煎熬之中提出大歷史觀，主張要“從技術上的角度看歷史”，而不能簡單地以道德評價籠罩一切。世間少了一個拿破侖，卻多了一個以其睿智打開人們視野的歷史學家。
代表作有《十六世紀明代中國之財政與稅收》、《萬歷十五年》、《中國大歷史》等。他傳奇性的一生以及大歷史觀的由來詳見自傳《黃河青山——黃仁宇回憶錄》。

章
1587年，在中國為明萬歷十五年，論干支則為丁亥，屬豬。當日四海升平，全年並無大事可敘，縱是氣候有點反常，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間時疫流行，旱情延及山東，南直隸卻又因降雨過多而患水，入秋之後山西又有地震，但這種小災小患，以我國幅員之大，似乎年年在所不免。隻要小事未曾釀成大災，也就無關宏旨。總之，在歷史上，萬歷十五年實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萬歷十五年》題作書名來寫這樣一本專著呢?
1587年，在西歐歷史上為西班牙艦隊全部出動征英的前一年。當年，在我國的朝廷上發生了若干為歷史學家所易於忽視的事件。這些事件，表面看來雖似末端小節，但實質上卻是以前發生大事的癥結，也是將在以後掀起波瀾的機緣。其問關繫因果，恰為歷史的重點。
由於表面看來是末端小節，我們的論述也無妨從小事開始。
這一年陽歷的3月2日，北京城內街道兩邊的冰雪尚未解凍。天氣雖然不算酷寒，但樹枝還沒有發芽，不是戶外活動的良好季節。然而在當日的午餐時分，大街上卻熙熙攘攘。原來是消息傳來，皇帝陛下要舉行午朝大典，文武百官不敢怠慢，立即奔赴皇城。乘轎的高級官員，還有機會在轎中整理冠帶；徒步的低級官員，從六部衙門到皇城，路程逾一裡有半，抵達時喘息未定j也就顧不得再在外表上細加整飾了。
站在大明門前守衛的禁衛軍，事先也沒有接到有關的命令，但看到大批盛裝的官員來臨，也就以為確繫舉行大典，因而未加詢問。進大明門即為皇城。文武百官看到端門午門之前氣氛平靜，城樓上下也無朝會的跡像，既無幾案，站隊點名的御史和御前侍衛“大漢將軍”也不見蹤影，不免心中揣測，互相詢問：所謂午朝是否訛傳?
近侍宦官宣布了確切消息，皇帝陛下並未召集午朝，官員們也就相繼退散。驚魂既定，這空穴來風的午朝事件不免成為交談議論的話題：這謠傳從何而來，全體官員數以千計而均受騙上當，實在令人大惑不解。
對於這一頗帶戲劇性的事件，萬歷皇帝本來大可付諸一笑。但一經考慮到此事有損朝廷體統，他就決定不能等閑視之。就在官員們交談議論之際，一道聖旨已由執掌文書的宦官傳到內閣，大意是：今日午間之事，實與禮部及鴻臚寺職責攸關。禮部掌擬具儀注，鴻臚寺掌領督演習。該二衙門明知午朝大典已經多年未曾舉行，決無在儀注未備之時，倉卒傳喚百官之理。是以其他衙門既已以訛傳誤，該二衙門自當立即阻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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