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一
中國歷朝帝王之中，宋朝第四任君主——宋仁宗趙禎，可謂是一位在位時間很長、存在感卻極低的皇帝。
今天的中國人遊長城，必會想起秦始皇；遊大運河，必會想起隋煬帝；讀到“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的豪言，會想起漢武帝；論及“鄭和下西洋”的盛況，會想起明成祖永樂帝。說起古代的治世，人們腦海中出現的也是漢文帝、漢景帝的“文景之治”，唐太宗的“貞觀之治”，唐明皇的&ldqu盛世”，清前期的“康雍乾盛世”，很少有人會聯想到宋仁宗以及他的時代。
而當人們提及皇帝中的藝術家、藝術家中的皇帝時，想說的也必定是宋徽宗趙佶，而不太可能是宋仁宗趙禎。宋徽宗確實是位天纔藝術家，琴棋書畫無不精通，宋人著《畫繼》，評徽宗畫藝：“筆墨天成，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尤為注意。多以生漆點睛，隱然豆許，高出紙素，幾欲活動，眾史莫能也。”明人編《書史會要》，評徽宗書法：“行草正書，筆勢勁逸，初學薛稷（初唐四大書法家之一），變其法度，自號瘦金書。”連金國皇帝金章宗都是宋徽宗書畫藝術的狂熱追隨者，據說金章宗“嗜好書札，悉效宣和（徽宗年號），字畫尤為逼真”。即使在今天，仍有大量文藝青年將宋徽宗奉為藝術上的偶像。
但許多人未必知道，宋仁宗趙禎也是一位頗有纔情的藝術家。他從小就喜歡繪畫，“在春宮，閑時畫馬為戲”；其書法造詣更是不輸宋徽宗：“萬幾之暇，惟親翰墨，而飛白尤神妙（飛白體，指中國書法的一種筆法）。凡飛白以點畫像物，而點難工。”他還通曉音樂：“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
然而，不管在彼時的文藝圈內，還是在長時段的藝術史上，宋仁宗的存在感都非常低，以至宋人認為“仁宗皇帝百事不會，隻會做官家”。“官家”是宋人對君主的稱呼，宋人習慣在不那麼正式的場合稱皇帝為“官家”。與宋仁宗形成強烈對比的是宋徽宗，修史者評“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獨不能為君耳”。
甚至民間文人編造故事，也不喜歡拿宋仁宗當主角。宋太祖有“千裡送京娘”的傳說，宋徽宗有“私會李師師”的演義，明朝正德皇帝有“遊龍戲鳳”的風流韻事，宋仁宗卻連一個可供坊間文人津津樂道的傳奇也沒有。雖然宋仁宗與張貴妃也有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但知名度遠不如唐明皇與楊貴妃的“長恨歌”，不見有詩人寫詩吟詠，也不見民間文人編排成動人的戲劇；即使在廣為傳播的“狸貓換太子”戲文中，那個可憐的太子就是宋仁宗，但他扮演的卻是“打醬油”的角色，真正的主角是包拯，戲文成就的也是“包青天”的美名。
實際明以降，以仁宗時代為歷史背景的民間文藝作品倒是挺多的，比如包公故事、楊家將故事、呼家將故事、狄青故事。就連講述徽宗朝故事的《水滸傳》，也是從仁宗朝寫起：“話說大宋仁宗天子在位，嘉祐三年三月三日五更三點，天子駕坐紫宸殿，受百官朝賀。”1但在這些故事演義中，宋仁宗總是充當“背景板”，出演“路人甲”，從未唱主角。
二
宋仁宗在民間文藝作品中的存在感低，是可以理解的。他沒有秦皇漢武的豐功偉業，沒有唐宗宋祖的雄纔大略，也缺乏正德皇帝那樣的鮮明個性、乾隆下江南那樣的戲劇性經歷。他是一個庸常的君主，居於深宮，生活平淡如水，當然沒有一個民間文人願意將他平庸的人生演繹成人間傳奇。
然而，正是這位庸常的君主在位期間，中國湧現了非常之多的傑出人物：
文學界，明朝人評選“唐宋八大家”，其中有六位為北宋人（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他們全都在仁宗朝登上歷史舞臺。唐詩宋詞為中國古典詩歌中並峙之兩大高峰，後人習慣將宋詞分為豪放詞、婉約詞兩大流派，執豪放詞之牛耳者，蘇軾蘇大學士也，執婉約詞之牛耳者，為柳永柳七官人：“柳郎中詞，隻好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學士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1不管是蘇學士，還是柳郎中，都是仁宗時代的一流詩人。
學術界，宋代可謂百家爭鳴，形成關學、濂學、朔學、洛學、蜀學、新學、像數學諸流派，而這些學派的創始人或代表人物，都生活在仁宗朝。著名的“宋初三先生”（石介、孫復、胡瑗）與“北宋五子”（周敦頤、邵雍、張載、程顥、程頤），全是活躍於仁宗時代的大學者。
政治界，不但主持“慶歷新政”的範仲淹、富弼、韓琦、杜衍諸人是仁宗朝的中堅，而且，領導“熙豐變法”的王安石、章惇、呂惠卿、鄧綰等新黨中人，主導&ldq祐更化”的司馬光、呂公著、範純仁、蘇轍等舊黨中人，也是在仁宗時代的政壇中嶄露頭角的。
科學界，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中，有三項均出現在仁宗時代（用來制作熱兵器的火藥配方首見於仁宗朝的《武經總要》，指南針與活字印刷技術，首見於瀋括《夢溪筆談》）；宋代聰明的兩位科學家——蘇頌與瀋括（蘇頌發明了世界早的自動天文鐘“水運儀像臺”，瀋括則是天文、地理、物理、化學無不涉獵的天纔），都成長於仁宗時代。
有宋史研究者列出了一份更長的仁宗朝傑出人纔名單：“政治上被稱為名臣的就有呂夷簡、範仲淹、魯宗道、薛奎、蔡齊、陳堯佐、韓億、杜衍、龐籍、吳育、王堯臣、包拯、範祥、孔道輔、餘靖、胡宿、田況、王素、韓琦、富弼、文彥博、種世衡、狄青、王德用等；活躍在神宗、哲宗乃至徽宗朝前期的趙槩、吳奎、張方平、唐介、趙抃、呂誨、範鎮、曾公亮、王安石、司馬光、呂公著、呂公弼、呂大防、呂惠卿、曾布、章惇、韓絳、韓維、韓忠彥、傅堯俞、彭汝礪、範純仁、範純禮、劉摯、王岩叟等一大批人纔，實際上也都是仁宗一朝養育而成的。文學藝術上有張先、柳永、晏殊、宋庠、宋祁、尹洙、梅堯臣、蘇舜欽、蘇洵、歐陽修（以上文學，蘇軾、黃庭堅兼擅書法）、蔡襄（書法）、燕文貴、許道寧、趙吉、文同、郭熙、王詵（以上繪畫）等。思想學術上有孫奭、劉敞（以上經學）、胡瑗、孫復、石介、李覯（以上哲學）、張載、邵雍、周敦頤、程顥、程頤、呂大臨（以上理學）、宋敏求、範祖禹、劉恕、劉攽（以上史學）等。科學技術上有王惟一、錢乙、燕肅、畢昇、瀋括、賈憲、蘇頌等。”1全都是名動一時、青史留名的一流人物。
仁宗朝人纔之盛，歷史上幾乎沒有一個時代可以比肩。難怪蘇軾說：“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搜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於今賴之。”明代李贄也感嘆說，仁宗一朝，“鉅公輩出，尤千載一時也”。眾多民間演義故事取材於宋仁宗朝，大概也是因為那個時代人纔濟濟。
一個庸常君主御宇的時代，為什麼會湧現出如此之多的傑出人物？
三
北宋嘉祐八年（1063）三月廿九日，五十四歲的趙禎走完了他庸碌的一生，逝世於東京（今河南開封）大內福寧殿。北宋著名的大學者邵伯溫當時纔七歲，與父親邵雍居住在西京洛陽。多年之後，邵伯溫仍記得清清楚楚：當仁宗皇帝龍馭上賓的消息傳到洛陽時，“城內軍民以至婦人孺子，朝夕東向號泣，紙煙蔽空，天日無光”，大家都悲從中來，沉痛悼念先帝。邵伯溫的修自京師過洛陽，告訴邵雍：“京師罷市巷哭，數日不絕，雖乞丐者與小兒皆焚紙錢，哭於大內之前。”邵氏的友人周長孺赴四川劍州普安縣就任，行走於亂山之間，但見“汲水婦人亦戴白紙行哭”。大宋的臣民發自內心地緬懷一位君主，為他的離世感到悲傷。王安石說仁宗皇帝“升遐之日，天下號慟，如喪考妣”，並非誇大之詞。
當宋朝派出的使臣前往遼國告哀之時，發現遼國人也在哀悼宋朝的皇帝，“燕境之人無遠近皆聚哭”。遼國皇帝遼道宗耶律洪基得悉仁宗駕崩，抓著宋朝使者的手號慟：“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宋人筆記說，耶律洪基尚為契丹皇太子時，曾隨出使宋朝的使者，在東京見過宋仁宗，“仁宗召入禁中，俾見皇後，待以厚禮。臨歸，撫之曰：‘吾與汝一家也，異日惟盟好是念，唯生靈是愛。’”因此，耶律洪基對宋仁宗非常感念。耶律洪基還下詔，將宋仁宗昔日賞賜的御衣下葬，造了一座衣冠塚，“嚴事之，如其祖宗陵墓雲”。
許多年祐年間，距仁宗逝世已有三十年，耶律洪基對這位宋朝君主“追慕猶不忘”，對使遼的宋朝大臣說：“寡人年少時，事大國之禮或未至，蒙仁宗加意優容，念無以為報。自仁宗升遐，本朝奉其御容如祖宗。”說著，又動容哭泣。
宋人感嘆地說：“嗚呼，帝上賓既久，都人與虜主追慕猶不忘，此前代所無也。”
那個時代的人為什麼會如此深情地悼念、紀念、懷念一位庸常的君主？
四
宋仁宗安葬於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永昭陵。南宋初，金人曾立劉豫為傀儡皇帝，管轄中原，劉豫卻干起盜墓的勾當，“置河南淘沙官，發掘諸陵。上代陵寢，民間塚墓，無得免者”，位於鞏縣的北宋諸皇陵悉被盜掘、毀壞，“惟昭陵如故”，盜墓賊居然沒對仁宗的陵墓下手。
不知何時，也不知是哪一位宋人，經過永昭陵，看著眼前物是人非，觸景生情，在壁間題下一首深切懷念仁宗時代的絕句。此詩有數個版本，差異隻是個別用詞，或雲：“農桑安業歲豐登，將帥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歸夢想，春風和淚過昭陵。”或雲：“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或雲：“農桑不擾歲常登，邊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如夢過，春風吹淚灑昭陵。”表達的意思是一樣的：當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就感覺那是夢一樣的美好而易醒。詩中，“農桑不擾歲常登”講仁宗朝風調雨順；“邊將無功吏不能”講其時四海升平，以致將士、官吏沒有立功逞能的機會。嚴格來說，這是一種被時間與情感修飾過的集體記憶，不是百分之百的歷史真實面貌，因為仁宗時代發生過嚴重的澇災，西北、廣南均爆發過戰爭，不過就總體而言，在多數宋人的印像中，仁宗朝確實算得上“民安俗阜，天下稱治”，“四十二年如夢覺”是宋人回憶起仁宗時代的真實感受。
著名的婉約派詞人柳永寫過許多首描繪仁宗朝如夢繁華的詞作，其中有一首《望海潮》，對宋時杭州之“承平氣像，形容曲盡”：
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堤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清嘉。有三秋桂子，十裡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
相傳此詞流播至後來的金國，金主完顏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裡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而後仁宗時代的宋人聽柳永歌詞，則有一種夢回仁宗盛世、追憶如夢繁華的感覺。仁宗朝史官、諫官範鎮回憶說：“仁廟四十二年太平，吾身為史官二十年，不能贊述，而耆卿（柳永，字耆卿）能盡形容之。”
仁宗嘉祐年間尚是少年的黃裳也有類似的記憶：“予觀柳氏樂章，喜其能道熹（嘉）祐中太平氣像，如觀杜甫詩，典雅文華，無所不有。是時予方為兒，猶想見其風俗，歡聲和氣，
洋溢道路之間，動植咸若。令人歌柳詞，聞其聲，聽其詞，如丁斯時，使人慨然有感。嗚呼！”
一個庸常的君主為什麼能夠給後人留下“四十二年如夢”的集體回憶？
五
有意思的是，趙禎在位之時，士大夫對於仁宗之政其實談不上十分滿意，比如嘉祐三年（1058），王安石即作《上仁宗皇帝言事書》，表達了他對時局的深切憂慮：“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
趙禎本人也沒少受士大夫批評，如嘉祐六年（1061），蘇轍參加制舉考試，在回答御試策問時，便毫不客氣地對皇帝提出措辭強烈的批評：“竊聞之道路，陛下自近歲以來，宮中貴姬至以千數，歌舞飲酒，歡樂失節，坐朝不聞咨謨，便殿無所顧問。”
毫無疑問，沒有一名仁宗朝的士大夫會認為趙禎是一位完美的君主。然而，在趙禎逝世之後，宋朝士大夫卻將宋仁宗塑造成君主的典範，推崇有加：北宋末陳師錫認為，“宋興一百五十餘載矣，號稱太平，饗國長久，遺民至今思之者，莫如仁宗皇帝”。南宋呂中《宋大事記講義》也引範祖禹奏議說：“仁宗在位久，德澤深，宜專法仁宗。蓋漢唐而下，言家法者，莫如我朝；我朝家法之粹者，莫如仁宗。”
趙禎時代也被譽為“盛治”，是治世的楷模：“視周之成康，漢之文景，無所不及，有過之者，此所以為有宋之盛歟”。這話是邵伯溫對趙禎時代的評價，卻幾乎是宋代士大夫的共識。
北宋蘇軾說：“宋興七十餘年，民不知兵，富而教之，至天聖、景祐極矣。”陳師錫說：“慶歷、嘉祐之治為本朝甚盛之時，遠過漢唐，幾有三代之風。”南宋衛涇說：“……故嘉祐之治，振古無及，社稷長遠，終必賴之由此道也。”宋孝宗也說：“慶歷、嘉祐之治，上參唐虞，下軼商周，何其盛哉！”天聖、景祐、慶歷、嘉祐均為趙禎年號。
一個顯然並不完美的君主及其時代，為什麼得到了宋代士大夫眾口一詞的稱贊？
六
趙禎廟號“仁宗”，這是中國歷史上個廟號為“仁宗”的君主，所以宋朝名臣王珪撰寫仁宗挽詞，特別說“廟號獨稱仁”。朱熹的老師劉子翚認為：“仁宗之仁也，三代而下，一人而已。笑言承恩，咳唾為澤，薫酣沉浸四十餘年，所以維民者盡矣。&rdq人修《宋史·仁宗本紀》，給出一段評贊：“《傳》曰：‘為人君，止於仁。’帝誠無愧焉！”一個“仁”字，是史家對趙禎的蓋棺定論，也是儒家對一位君主的評價。
明代士大夫鄒智在給皇帝的奏疏中評價宋仁宗：“宋之英主，無出仁宗。”另一位明朝士大夫朱國禎縱論千古帝王，說：“三代以下，稱賢主者，漢文帝、宋仁宗與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他心目中，千百年間，帝王無數，隻有漢文帝、宋仁宗與明孝宗纔配得上“賢主”之譽，至於秦皇漢武、唐宗宋祖，俱不足道。
明代出色的內閣首輔張居正給年幼的萬歷皇帝編撰《帝鋻圖說》，擇上自三代聖王、下迄兩宋君主“善為可法”者，集成“聖哲芳規”八十一則，其中來自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的“善為可法”事跡多，也就是說，在張居正看來，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無疑是值得後世君主效仿的聖君。明末大學者王夫之對宋王朝的整體評價並不高，但他卻不能不承認：“仁宗之稱盛治，至於今而聞者羨之。帝躬慈儉之德，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皆所謂君子人也，宜其治之盛也。”
一名存在感很低的宋朝君主，為什麼在改朝換代之後仍然一再獲得後人的贊頌？
歷史上的宋仁宗趙禎，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一位怎樣的君主？
這些問題，讓我對這位既庸常又仁聖的宋朝君主產生了強烈的興趣，吸引著我去接近他，嘗試探訪他的精神世界與歷史世界。
七
給宋仁宗趙禎寫一部傳記，我籌劃已久。趙禎既是人子、人父、人夫，同時又是一國之君主。我想講述作為人子、人父、人夫的趙禎，希望能夠寫出他的性格與命運，他的尊貴身份與無趣生活，他的少年老成與暮年孤單，他的善良與懦弱，他的仁慈與寬厚，他的愛與哀愁，他的進取與退縮，他的堅持與妥協，他的任性與克制，他面對宿命的無可奈何。
但要做到這一點很不容易，因為趙禎並不是一個個性張揚、經歷豐富的人，他的一生太平淡了，生於宮禁之內，成長於宮禁之內，老死於宮禁之內，如果不是出於禮儀所需，他甚至不能踏出宮城。任何一位書寫仁宗傳記的作者，恐怕都無法如同給同一朝代的宋太祖、宋太宗與宋徽宗、宋高宗立傳時那樣津津有味地描述皇帝的個人經歷。宋人的筆記中倒是收錄了不少仁宗軼事，可以一窺趙禎的性情，遺憾的是，筆記的記錄多有訛誤。
我更想講述作為一國之君的宋仁宗。從本質上講，君主是一種制度，所以，我用了比較多的篇幅記述發生在仁宗朝、能反映制度運行的事件。仁宗未必是這些事件的主角，但這些事件構成了作為君主的宋仁宗必須面對的制度環境。
正因為君主是一種制度，仁宗往往被當成這一制度中的一個符號、一種像征——至少對宋朝的士大夫來說，他們顯然更希望君主成為制度的符號，因而，君主不應該表現出過於明顯的個性，不應該流露出個人的愛憎。換言之，作為君主的仁宗與作為個人的趙禎，這兩種角色有時候是互相衝突的。我們發現，當發生角色衝突時，仁宗常常選擇克制自己的個人情感與偏好。仁宗之所以為後世士大夫所稱道，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本書完稿時，臨近2020年—&mdas2020年，恰逢仁宗誕辰1010周年。謹以此書，作為宋仁宗誕生1010周年的紀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