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一、書生從戎
 一  官場野蠻人
 二 拆分“團練”
 三 建軍大分裂
 四 不救“恩師”
 五 誓師東征
 六 收復湖北，金陵在望？

二、中年危機
 一 前功盡棄
 二 踫壁江西
 三 畢金科之死
 四 與皇帝的積怨
 五 曾左絕交

三、湘軍始末
 一 事功本於學問
 二 書生軍團
 三   編練“新軍”
 四 創辦水師

四、後方建設
 一 駱秉章經營湖南
 二 胡林翼主持湖北
 三 督撫“相和”

五、大盈若衝
 一 憤怒中年的徹悟
 二 曾國藩肖像素描
 三 重新站在歷史風口

六、打破僵局
 一 三河慘敗
 二 多龍鮑虎
 三 “敗保”大將軍
 四 多隆阿新貴
 五 小池驛大捷

七、變局悄至
 一 英法突入
 二 李秀成絕地求生
 三 天意回轉
 四 左宗棠出山

八、安慶之圍
 一 置身絕地
 二 “勤王”疑案
 三 亂極時站得定
 四 曾國藩的豪賭
 五 日落安慶城

九、江蘇危局
 一 洋槍隊的誕生
 二 李鴻章崛起
 三 死鬥何桂清

結語  清朝人曾國藩

憤怒中年的徹悟

咸豐七年（1857），盛夏的熱浪蒸騰著白楊坪，四十六歲的曾國藩站在老柏樹下沉默不語。出湘三載，征戰不休，卻帶著半頭風霜和一身火氣歸來，他眼中透著兩個字——“不甘”。勇猛精進的剛介儒生遭遇中年危機，自然抑郁苦悶。上司的猜忌，同僚的中傷，友朋的死難，凡此種種，與壯志難酬的憂愁纏繞在一起，灼燒著曾國藩的神魂，令其寢食難安。

曾國藩立志要在亂世做聖賢，以“忠義血性”感化同人，然後移風易俗，再造太平，所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然而湖口慘敗，南昌坐困，江西戰局一籌莫展，他在事業上尋不到出路。對比胡林翼和駱秉章的成功，曾氏對自己的能力產生了懷疑；面對皇帝的猜忌與同僚的排擠，他甚至萌生世道不值得拯救的絕望想法。

曾國藩四顧茫然，覺得舉世皆與自己為敵，頗有“苌弘化碧”“眼懸國門”的冤屈。他在給劉蓉的信中寫道：義士荊軻之赤心化為長虹，圍觀的人卻以為是災禍；忠臣苌弘之鮮血化為碧玉，賞玉的人卻把它當作爛石頭，這種心情可謂沉痛之至。①從老師唐鋻、倭仁那裡學來的養氣功夫絲毫不能排解內心的苦悶，他甚至起了就此放手、一死了之的念頭。曾國藩在給劉蓉的另一封信裡說，到處都是掣肘搗亂之人，怎麼也不能一展抱負。現在數著日子等死，到時候你給我寫墓志銘，如果不為我鳴冤，我在九泉之下也不瞑目。②

當人走投無路之時，盼得到同人的支撐，縱然舉世皆敵，隻要有二三志同道合者聲援，尚可堅信“吾道不孤”。誰料連左宗棠都來信責備他拋下江西軍務回家是不顧道義之舉，曾國藩就真正絕望了。長沙、嶽陽、武昌、湖口，從洞庭湖到鄱陽湖，從湘江到九江，數年努力之經營，在炎炎烈日的炙烤下如露消逝。

枯坐家中等死，曾國藩每日心煩氣躁，抑郁難當，不是寫信罵同僚，就是與家中子弟吵架，甚至辱罵弟媳，這是以理學名世的曾國藩一生失態之時。為收束情緒，他常在老家屋前靜坐，仰觀高嵋山上陽春煙霞，俯瞰白楊坪前翠竹松濤，心情漸至和緩，打消了死志。死志既消，他又開始反思過往幾年種種得失，然而越反思就越糾結，情郁於中，不能釋懷。因為每日思緒萬千，又得了失眠癥，心情越加低落，心中的煎熬與暑氣的烘烤內外交加，白楊坪宛似烘爐。

好友歐陽兆熊得知後，推薦長沙名醫曹耀湘（字鏡初）為曾國藩治療失眠癥，又勸諫說：“曹鏡初的醫術可以治你的身病，而黃老道之書，卻可以醫你的心病。”③經歐陽兆熊和曹耀湘推薦，曾開始讀老莊等道家著作，早年匆忙一過的名言如“大像無形”“大巧若拙”“強大處下，柔弱處上”“日中則昃，月盈則食”，此時再讀真如一縷春光，照到他被黑暗重重包圍的心上。

夏日過後，天氣漸涼，身心稍有恢復的曾國藩走出白楊坪，四處訪友。看到湘水潮起潮落，不舍晝夜，江上往來的輕舟順流而下，倏忽之間，已越十裡。曾國藩忽然領略到“上善若水”的境界，明悟了“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的道理。

曾國藩崇拜的祖父曾玉屏，留下祖訓“男兒以懦弱無剛為恥”，母親也是倔強剛強之人，曾國藩自述“吾兄弟皆稟母德居多，其好處亦正在倔強”。受家庭的影響，曾氏的個性倔強剛強，這也符合湖南人霸蠻的風格。

曾國藩到京師讀書後以程朱為宗，而程朱的傳人多半有幾分孟子式的迂闊天真與屈原式的自戀清高。此後常年帶兵打仗，以申韓之術治兵，又不免學到了法家的霸道。他以剛強、迂闊、自戀、霸道的態度周旋於晚清陳腐的官場，當然不免四處踫壁，待踫壁之後再用這套觀念去反思，不但不得要領，反而如火上澆油，越烹越燙。得歐陽兆熊提醒後再讀老莊，受“中年危機”困擾的曾國藩纔算是找到了突圍的辦法。

道家人生觀的要義，首先在“順其自然”四個字上。自然規律不可抗拒，天命不可揣測，人力終究有限，歷史的大勢往往不受個人的意志和努力而轉移。儒家強調遇事當仁不讓，舍我其誰，知其不可而為，總想以一己之力撼動大勢，往往徒勞無功。曾國藩得老莊的啟發，感悟到在浩瀚的宇宙裡個人的渺小，繼而又認識到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浪潮中，個人隻能努力實踐而不能妄求一定成功的道理：

人生在世，做事隻求盡心，而成敗不必強求。如果大事有成，那也是個人的努力符合了自然規律或者天命，不必把功勞都當作自己的；若大事無成，也不必沮喪，因為世事的發展本就不受個人掌控，“盡其在我，聽之在天”。一旦看破這個道理，不再執著於成敗，不再汲汲於功名，那之前所遭受的各種挫折，也就不必時時掛念在心了。

所謂中年危機，無非就是人到中年因事業無成而產生的焦慮和惶恐，一旦跳出功名利祿的圈子，從宇宙的維度來看待世事，以恬淡衝融的態度來重新看待人生，危機帶來的抑郁也就消泯了。

曾國藩在家日日閱讀老莊之言，水靜山青，日升月落，境界也逐漸提升。他的心境，初如黑夜將至，密雲遮掩，風雨欲作；稍後卻仿佛風流雲散，清輝乍現；再後來如滿天星芒，人間燈火，交相輝映，在黑暗中尋得光明自在。這一刻，曾國藩大徹大悟，將平生學問，凡程朱之學、申韓之術、黃老之言，連同漢學之考據、桐城之古文，融會貫通，別開生面，達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大宗師境界，而他為人處世，也變得智慧通達、遊刃有餘。

丁憂守制前，曾國藩的學問，是以程朱理學為統攝的，而程朱理學，是儒學中的激進派。理學家講求天理道德，認為個人通過格物致知、存天理滅人欲，就會掌握天理，終與天理同在。天理在手，我就可以匡扶正義，改造社會，後化成天下。而理學的流弊，大致有兩端：

一是空疏不實。理學指引儒者追尋世間的終極真理，通過研究事物中蘊含的道理，進而認識天理。理學格物致知的理念與近現代科學相同，但理學家知道要格物致知，卻不知道“物”應當如何去“格”。換言之，理學家欲求道，卻無求道的方法和工具。傳統儒學沒有發展出實驗試錯、邏輯分析、歸納總結這樣的實證方法，就無法分析“物”中所蘊含的“理”。理學家的所謂格物，並不是研究事物變化，從中歸納規律。他們隻懂得演繹法，隻能假定陰陽五行和儒家倫理綱常是先驗的真理，然後借助事物展開聯想，以此來印證聖人所傳的心性義理。譬如王陽明格竹子，並非用科學方法去分析竹子的生長規律，而是通過竹子的形態、特性展開擬人的聯想，用來比附倫理道德。因為缺乏求道的手段，隻有空疏的聯想，理學的發展隻能在綱常名教裡打轉，發展不出自然哲學。而近現代思想的發展，正是從自然哲學中發展出近代科學，再以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社會，發展出社會科學。

二是處處誅心，自視過高，為人。理學的祖師爺朱熹，認為李密、李世民、項羽、劉邦都是利字當頭，即便三代以下踐行大義的人諸葛亮，也“所學不純”。對古之英雄都如此苛責，對同時代的平凡人又何來尊重？理學家自以為因格物而得天理，一朝天理在我，則我即天理，可以代天化人，讓天下萬民都齊於我。這就不免狂妄，在他們看來，凡與我不同心的人，都是異端。

曾國藩自認笨拙無纔，後世也多稱他為笨人，然而曾雖然不夠聰明機巧，卻有穿透歷史迷霧的悟性。他雖未接觸過近代科學，卻從考據求實的漢學裡得到啟發，無師自通地開創出把事物分為兩半進行探討，窮盡其理後再繼續分割下去，進行精密研究的思辨方法。不但懂得剖析，他還知道合並消減同類項，後加以綜合的研究。這種思維，已經跳出了傳統學術的限制，與近代科學方法接近。④曾國藩講求從實際中去驗證知識，從經驗中去總結規律，這也有幾分近代實證主義的神采。他把充斥著玄學的古代兵法，變成以實證經驗為基礎的軍事工程學、軍事運籌學，這是曾氏遠超同時代所謂天纔的地方。

胡林翼早年也久經戰陣，卻在很長時間內，都隻是三流軍事家，直到得羅澤南傳授湘軍營規，纔躋身一流。李鴻章早年帶兵以浪戰為能，帶兵十年也隻是個逃跑知府、綠林翰林，直到入湘軍幕府學了老師的辦法，纔能統領淮軍青出於藍。

理學空疏不實的弊端，被曾國藩以極高的悟性突破了。從某種程度上講，他這種實證思想具有的革命性，還要超過朱熹和王陽明。曾國藩之所以沒有在思想史上獲得和朱、王一樣的地位，是因為這種實證思想在近代西方早已成熟，很快就被成體繫地引進中國了。

雖然沒有染上空疏不實的毛病，但理學家自視甚高的毛病，在早年曾國藩身上是非常明顯的。他曾說“不為聖賢，便為禽獸”，這種的思想，用來責己倒還無妨，用以責人，就大錯特錯了。不為聖賢，並非就是禽獸，因在聖賢和禽獸之間還有凡人，聖賢、禽獸都是少數，凡人纔是大多數人。按朱熹的說法，三代以下，隻有諸葛亮能躬身踐行大義，然而仍有缺點，離聖人尚有差距，那豈不是三代以下的政治家都是禽獸？

曾國藩的上司和同僚，如咸豐、駱秉章，有的好名虛偽，有的貪權懦弱，但總有幾分精明能干，是可以共謀大業之人。即便如陳啟邁、官文，雖政見不合，官聲不佳，也未必見得就是無可救藥的禽獸。古往今來的大事業，都是少數英雄帶著大多數凡人做成的，如果要每個同僚都是聖賢，那天下哪還有可以共事之人？君子之間也常政見不合，縱然滿朝文武都是君子，也需要相互妥協、調和矛盾，纔能共舉大事。哪能遇事不順，就剛強到底，寸步不讓呢？

過分強調道德修養，使得理學門徒脫離實際。理學家不了解人性的弱點和社會的復雜，不懂得因勢利導、循循善誘，隻當天理在手，一切就會屈己從我。事實上，道德教化，律己可以昭昭如烈日，律他卻隻能浸潤如春雨，強他人、社會就我，以自我為尺度去糾繩他人，隻會四面皆敵。

曾國藩前半生天真迂闊，隻知道用理想去改造社會，卻不知世事的復雜，尤其他自覺真理在手，目的正義，道義名分在我，手段也就不必講求。用迂闊的理想主義去踫撞黑暗而堅固的現實，自然不免頭破血流。踫壁之後，又認為我正確，攻訐我的都是宵小之徒，這樣不知自省，沒有靈活的手段，怎麼能在喫人的官場立足？

到長沙治軍後，因為軍隊講殺伐決斷，法令森嚴，曾國藩又開始信奉法家的手段。法家以暴力服人，隻信奉實力，曾氏強兵在握，實力雄厚，在官場就更不知進退，甚至連皇帝都敢要挾，這樣做事又怎能不舉世皆敵呢？你“曾剃頭”自恃湘軍在手，絲毫不肯妥協，那就怪不得同僚用官場上的明槍暗箭給你添堵了。後人常說法家可恨處，在於使用律令殺人，而理學家可恨處，在於揮舞道德殺人。曾國藩一手握住湘軍這把鋒利的屠刀，一手握住名教這根道德的大棒，百無禁忌，四處攻伐，當然人人詬病，處處射來叢鏑（ｄí）了。

自讀老莊悟道，曾國藩懂得了在官場上“知雄守雌，卑弱自持”。個改變，就是懂得自省和謙虛，凡事先找自己的不足，而不再一味抱怨他人無理。他反省自身，了解了自己“長傲”和多言的缺點。以前與人衝突，都以為自己必然正確，但回頭反思，自己又真的事事占理嗎？在湖南練兵打仗，自己暗示下屬不必聽從駱秉章的調遣，因為駱秉章毫無纔能，隻會壞事；與駱秉章文書往來，也隻有簡單粗暴的通報，而無請教、商榷的口吻，隻因為看不起駱秉章的纔干。然而駱秉章在曾國藩出省後，把湖南的財政收入提高了三四倍，練出了四五萬精兵支援各地作戰，又哪裡顢頇昏庸呢？

咸豐多次強令曾國藩出省救援，曾國藩把咸豐的上諭當作亂命不從，結果是江忠源、吳文镕敗亡，兩座省城丟失，局面為之大壞，損失又豈是幾千湘軍可比？縱然陳啟邁在江西克扣湘軍的軍餉，除了限制湘軍發展之外，他也是想籌餉自練一軍。陳啟邁後沒來得及練成贛軍就被撤職，但曾國藩何以知陳啟邁就一定不行呢？
 
此前種種衝突，固然因為湘軍的存在觸動了官場原有的利益格局，但與曾國藩的桀驁孤僻又何嘗無關？出江西後，其他湘軍統領和駱秉章相處甚得，曾與陳啟邁不和，而胡林翼卻能與官文共事。在晚清官場，想要做一番大事業，不但要踏實苦干，更要有靈活的手腕和高明的權術。如果把當時的局勢比喻成黑夜，曾國藩是想化身太陽，驅散黑暗——然而他終究不是太陽，至多是一盞明燈。明燈妄圖代替太陽照亮四方，必然把自己燒得油枯燈滅而徒勞無功。胡林翼更像是黑夜中的舞者，在黑夜中小心翼翼地遊走，與黑暗虛與委蛇、若即若離，尋找著還能點燃的燈芯，把它們一一點燃，終彙成萬家燈火。

曾國藩懂得謙虛自省後，說反躬自身，全無是處，以前總自負本領大，總去看別人的不是，自從悟道後，纔知道自己並無什麼特別的本領，凡事能看到別人有幾分長處。⑤知道自己不足，而能看到他人長於己處，道德文章方能因此長進，人際關繫方可改善。此前的曾國藩，別說同僚，就連親兄弟也受不了他那種“天下皆濁而我獨清，世人皆醉而我獨醒”的姿態，曾國荃、曾國華到北京投奔，也很快受不了他的態度而離開。

張宏傑先生曾舉例，此前曾國藩給駱秉章寫信，說湖南湖北“唇齒利害之間，此不待智者而知也”，不但沒有商量的口氣，幾乎就在嘲諷駱秉章不智了。關於籌辦水師，他不肯讓駱秉章插手，說“水路籌備一端，則聽侍（我）在此興辦，老前輩不必分慮及之，斷不可又派員別為措置”——辦水師舍我其誰，您就別管了，也別派手下來添亂，你們都是不行的。這些書信，口氣生硬，態度跋扈，字字如刀，怎麼不讓人生厭？⑥

儒家講究知其不可而為之，強調“富貴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傳到宋明理學的末流，又更是舍我其誰、高己卑人。這種人生態度，若在奮發進取、士風良好的時代當然是不錯的，但在暮氣已深的晚清，隻能處處踫壁。若曾國藩的目標是立德立言，當然可以剛強，不與污穢的官場合流，即使踫得頭破血流乃至粉身碎骨，他這個人卻是立住了，雖不能成大事，卻可憑借勁然的風骨名垂青史，興許還能感動少許同時代的人，使風氣有所好轉。但若目標是立功，就不能一味剛強了，身處衰世，舉目可見皆是庸人，要辦大事就要團結庸人、俗人，那就隻能以恭敬、柔弱、謙卑的態度，隱藏鋒芒保存自我，再設法調和眾人，隱晦曲折地達成目的。

道家的柔術啟迪了曾國藩，讓他知道如何在顢頇、瑣屑的官場中尋求出路：暫時無力改變政治環境，那就改變自己去適應環境，先以謙卑的態度獲得上司、同僚的好感，再積極參與官場的應酬，和光同塵，把自己融入官僚之中。這樣自己就不再是他人眼中剛介古怪、難於共事的酷吏，不再是黑天鵝中的白天鵝。磨去稜角就不再容易被他人攻擊，成為官僚們的自己人，行事就會容易。

曾國藩過去很討厭官場應酬，不喜歡與人客套交往，隻喜歡公事公辦，認為官場往來是浪費時間。但咸豐八年（1858）復出後，他積極參與官場的應酬，上到總督巡撫，下到推官縣令，他都親自拜訪，或者致以書信，以謙恭的態度、和藹的語氣，小心翼翼地爭取他們，籠絡他們。之前與左宗棠失和，現在他就請與左宗棠友善的九弟曾國荃幫忙斡旋調解，然後親自致信，以大義和情理動之，修復兩人感情。得左宗棠諒解後，曾氏再請左宗棠彌縫與駱秉章的關繫，又請胡林翼幫忙聯絡與官文的交往。這些官場應酬雖然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卻因此少了很多掣肘。過去他辦大事，十之七八的精力是在和官僚鬥爭，現在雖花費了十之三四的精力來應酬，卻減少了和官僚的鬥爭、扯皮，辦事反而更為利索。

曾國藩過去辦事，總想把無能的庸官一腳踢開，然後換上自己信任的正人君子，同心同德改易風氣，共創大業。經過屢屢挫折，他也開始熟知人性的弱點，知道自己究竟不能隔絕所有不一心的人，何況他所信任的“正人君子”，又何嘗沒有私心雜念？

老子的權術，是君子行事如水，講究因勢利導，不與人欲對抗，而以柔術馴服人性，以共同的利害關繫，引導他人順遂自己的意圖。清高好名之人恭維之，退讓瑣屑之人安撫之，貪婪好貨之人利誘之，團結一切可以團結之人，把自己的事業變成大多數人的利害所在，辦事自然無往不利。左宗棠清高、自大、好名，曾國藩就在日常交往中時時恭維，把他捧成天下能臣；官文貪權好利，曾國藩就推功相讓，每次獲得戰功，都分潤官文，每次攻破城池的奏折，都請官文領銜；駱秉章以老前輩自居，曾國藩就日常請教、咨詢、問候；基層官員缺乏認同感，曾國藩就謙卑以待，召見下屬不坐中堂，不讓他們站立，每逢節日還貼心問候；幕僚、弟子都懼怕他嚴厲、刻薄，他就每天和弟子一起喫早飯，講學問、說笑話，到李鴻章入曾國藩幕府時，往日刻薄迂闊的恩師已經是一位每天給下屬講段子，讓人如沐春風的長者了。

江南大營被攻破後，原不打算授予曾國藩地方實權的咸豐，任命他為兩江總督，究其原因，雖是形勢危急無人可用，但也有曾國藩變得更加深沉老辣，讓皇帝覺得可以信任了。

曾國藩此次因研習老莊哲學而悟道，此後也經常借助道家的柔術以濟功業。友人歐陽兆熊因此在筆記中說他變成了道家人物，並總結說曾國藩一生三變，在京師求學從詞臣變為程朱理學的門人，到長沙練兵從理學家變成申韓之徒，咸豐八年守制悟道後終變成了道家門人。這個解讀，雖出自友人觀察，卻是對他的誤讀。曾國藩一生三變，變的隻是做事的手段，變的隻是術，而他一生的根本，仍是程朱理學，他的道，始終未變。

曾國藩在創辦湘軍時，確實用嚴刑峻法，但嚴刑峻法隻是實現目的的手段，而非目標。他帶湘軍打仗，還是為了捍衛儒家文化，捍衛儒家文化影響下的社會。他打這場仗，還是為了天下太平之後，移風易俗，讓天下變成儒家理想中那個人人有德的社會，其根本目的並沒有變。而且在創辦湘軍時，曾國藩讓自己手下的將領，按時到軍營裡給士兵講儒家的道理，教士兵唱《愛民歌》，把士兵當成儒家門徒來訓導。他招募將領，也隻招募道德出眾、纔堪治民的書生，並不招殺人狂魔。可見曾氏仍是一介儒生，隻是這個儒生懂得用一些法家剛強的手段，來彌補儒家的平和，以適應現實需要。

而他晚年，為了和官場上各種官僚打交道，確實用了道家的柔術，和皇帝、同僚“打太極拳”。但曾國藩這樣做，也是為了協調各種關繫，以實現儒家理想。如果他成了道家門徒，那還辦什麼大事呢？道家講究的是小國寡民，無為而治，聖人不作為好，還打什麼仗呢？如果太平天國當興，那就順其自然吧。可曾國藩到生命的後一刻，都還想做大事業，想改造社會風俗。他在給曾國荃的信中也說，人力可奪氣數，努力能克天命，可見他始終都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儒生。隻是用了道家的柔術，作為一種手段，來彌補儒家的剛強。

那曾國藩真正的處事方略是什麼呢？其實就是儒家提倡的“中庸”。儒家思想認為，萬事萬物中都存在著一組對立的矛盾：有陽就有陰，有剛強就有柔弱，有生存就有毀滅，有光明就有黑暗。中庸就是取矛盾的中端，不偏向任何一方。後人對中庸思想有一個誤會，認為中庸就是不偏向左，也不偏向右，站在中間；遇到事情，我不說對，也不說不對，模稜兩可，誰也不得罪。這是把中庸思想庸俗化的理解，本質是膽小怕事，做騎牆派，當好好先生。那麼中庸是什麼呢？中庸是指，由於我站在矛盾的中間，所以我守住了事物的本質。守住中庸，就能“執兩用中”，是因為我拿住了事物兩極變化的中端，所以對立的兩邊都可以為己所用。

也就是說，中庸不是不左不右不剛不柔，而是平等看待這兩邊，根據形勢的需要，該左就左，該右就右，該剛強時就剛強，該柔弱時就柔弱。不是剛柔兼具，而是時而剛時而柔，根據時勢的發展靈活選擇。但不管選哪一邊，自己都要守住本心，也就是“執中”。

曾國藩守住自己的本心，守住儒家理想的同時，根據時勢選擇手段：帶兵打仗，需要剛強，就用一下法家的手段；官場鬥爭，需要柔弱，就用一下道家的手段。無論道家和法家，都是達成目標的手段，是拿來用的“術”，而程朱理學，則是不變的“道”。用一句時下流行的歌詞來說，曾國藩是“做了那麼多改變，隻是為了我心中不變”。

【注釋】

① 見《曾國藩全集》第22冊第466頁，嶽麓書社2011年版。

② 見《劉蓉集》（下冊）第333頁，嶽麓書社2008年版。

③ 見歐陽兆熊《水窗春囈》第13頁，中華書局1984年版。

④ “其治之之道三端，曰剖晰，曰簡要，曰綜核。剖晰者，如治骨角者之切，如治玉石者之琢。每一事來，先須剖成兩片，由兩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懸絕，愈剖愈細密，如紀昌之視虱如輪，如庖丁之批隙導窾，總不使有一處之顢頇，一絲之含混。簡要者，事雖千端萬緒，而其要處不過一二語可了。如人身雖大，而脈絡針穴不過數處；萬卷雖多，而不過數句。凡御眾之道，教下之法，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稍繁難則人不信不從矣。綜核者，如為學之道，既日知所亡，又須月無忘其所能。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兩月，又當綜核一次。” 見《曾國藩全集》第17冊第65頁，嶽麓書社2011年版。

⑤ “兄昔年自負本領甚大，可屈可伸，可行可藏，又每見得人家不是。自從丁巳、戊午大悔大悟之後，乃知自己全無本領，凡事都見得人家有幾分是處。” 見《曾國藩全集》第21冊第476頁，嶽麓書社2011年版。

⑥ 見張宏傑《曾國藩的正面與側面》第34頁，民主與建設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