殿試後的第五天是公布成績的日子，叫作傳臚。傳臚是紫禁城中重要的典禮。

五鼓拂曉時分，所有殿試考生都跪在大殿前等候傳臚。開始後先喊甲，第二名即榜眼，第三名即探花，每喊一次名就奏樂一番，然後這三位幸運兒便跟隨禮部官員捧著黃榜，沿著御道，從午門中門出宮。隻有這一次，他們能享受皇帝和皇後纔能走過的途徑，從午門中門出宮。這一定是天下讀書人夢境中美妙的一段路。

午門^［2］是紫禁城的正門，是頒發皇帝詔書的地方，也是很多有特殊意義的典禮儀式舉行的地方。皇帝在立春時節賜春餅、端午節賜涼糕、重陽節賜花糕；十月初一頒發次年歷書；臘月初一舉行“頒朔”典禮頒布次年歷書；遇有重大戰爭，大軍凱旋，也在此舉行向皇帝敬獻戰俘的“獻俘禮”。但是民間誤以為有“推出午門斬首”的懲處方式，卻從未發生過。

午門在明代隻是皇帝處罰大臣，施以“廷杖”的地方。當大臣觸犯了皇家威嚴，皇帝便會以“逆鱗”罪名，命人將其綁出午門前，在御道東側打屁股，叫作“廷杖”。起初隻是像征性地責打，後來發展到真的打死人。嘉靖因“左順門”事件廷杖一百八十多人，當場斃命的就有十七人，說不定“推出午門斬首”的傳說就是由此開始。

不過，天子也有敬畏而且絕不能得罪的對像。中國自古以農立國，其興衰往往依托於上天的恩威。皇帝自稱天子，自然是人世間得到上天恩澤多的人，一旦上天動怒，個應該遭殃受罰的，非皇帝莫屬。所以與上天對話，成為皇帝義不容辭的神聖責任，而皇帝與上天的對話方式就是各種祭祀活動。因此，皇帝對於祭祀格外重視，祭祀禮儀對所有細節都有完整的規定。

宮廷祭祀總共有八十多種，分大祀、中祀和群祀三個等級。

大祀多由皇帝親自祭拜，中祀一部分由皇帝親祭，但大部分派官員祭祀，而群祀則完全由官員代勞。絕大多數的祭祀都有一套幾千年一脈相承下來的規矩，而且到了明代，已呈現儒、釋、道並用的政策，但是嘉靖非常突出的偏重道教，其來有自。

嘉靖之父興獻王封國安陸（今湖北鐘祥市），此地道教盛行，興獻王一生篤信道教，年幼的朱厚熜在家庭環境的影響之下，很早就對道教產生了濃厚興趣。他入京繼承皇位後，忙於政務，一時無暇從事道教活動，但他體質弱，又不適應北方寒冷天氣，加上大婚之後縱欲過度，多次生病，有時甚至不能上朝視事。對於位極天尊的嘉靖來說，如何健康長壽變成他的追求，而他以為可以從道教的方術中得到解答。

於是嘉靖在宮中大搞齋醮活動。宮中不僅到處設醮壇，祀禱活動也非常頻繁，“或連日夜，或間日一舉，或一日再舉”。嘉靖二十一年，他聽從方士陶仲文的意見，在西苑建“大高玄殿”，作為宮中演習所謂“科儀”的道教法事、進行禱祭的道場。同年秋天，陶仲文又慫恿嘉靖建造“祐國康民雷殿”。他吹噓，此殿建成後，皇帝的願望就可以借助雷聲直達天庭。嘉靖也言聽計從。嘉靖成天修煉拜神，把朝政“承包”給了擅寫天神祝文的嚴嵩、夏言等“青詞宰相”，也讓嘉靖在歷史上留下“神仙皇帝”的外號，以呼應他如痴如狂的拜神行徑，但這遠不足以反映他為求長生不老所采用的種種荒誕不經的方法。

嘉靖聽信道士之言，計劃用“靜攝”的方法養生，每日早起後，嘉靖必面對初升的旭日，吸收日華，然後飲用甘露以健身。所以宮女們得天將亮就在御花園采取晨露，左手拿玉杯，右手拿玉簪，從花葉上一滴一滴地摘取露水。這樣天天采露，宮女們十分勞累，有的生病，有的逃走，半年內就有近百名宮女病倒。終於，一群積怨已深的宮女，密謀在嘉靖到愛妃寢宮就寢時，以結繩勒死他，未料錯打成死結，嘉靖沒被勒死。他在昏死了七八個小時，吐出幾升紫血後，又奇跡般的活了過來。參事者及有關繫之人共二百餘人，自然都沒有好下場。由於此事發生在壬寅年，史稱“壬寅宮變”。

壬寅宮變後，嘉靖再也不敢住在紫禁城內，從此移居西苑（燕王舊宮），終日修玄道、求長生，不理朝政，與大臣隔絕，在此後的二十多年裡不再上朝。

嘉靖應該也是位選擇“有家歸不得”的朱家大院主人。

朱家大院在嘉靖之後換的新主人，卻是另一個的例子，自己決定三十多年不出紫禁城一步。這位新主人，就是明神宗，年號萬歷。

崇禎苦守朱家院

此時，合理可行之計，就是——南遷。

仿佛所有的問題都要由他來承受。他其實很努力，也不是一個昏君。

崇禎十七年（1449年），到處都彌漫著死亡的味道，連紫禁城都像一座被遺棄的空城，北京城十室兇是鼠疫，即曾經奪去歐洲三分之一人口的黑死病，陝、豫、冀地區深受其害，死亡人數超過千萬。

鼠疫之前，蝗害已肆虐華北多年，天災更是從他登基的年即開始，像被詛咒了一樣，接連不斷。《漢南續郡志》有記載：&ldquo年，全陝天赤如血。五年大饑，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饑，八年九月西鄉旱，略陽水澇，民舍全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無，十一年夏飛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陝西年年有大旱，百姓流離失所。

崇禎二年（1629年）五月，陝北驛站正式被裁撤，驛站有一名名叫李自成的兵士也失業了。

崇禎朝天災年年，已經到了“人相食，草木俱盡，土寇並起”，啃樹皮，掘草喫，樹皮野草也喫光了，隻得人喫人，那時大多數饑民追隨的就是“闖王”李自成。

在紫禁城裡，崇禎皇帝朱由檢的同父異母兄長、天啟皇帝朱由校沒有子嗣，所以由朱由檢繼承皇位。從繼位天起，崇禎就勵精圖治，希望大有作為，幾乎天天上朝，是太祖、成祖以來勤政的皇帝。

剛繼位，崇禎就提倡“文官不愛錢”，務求節儉，而且一直以身作則，當政十七年，他對朱家大院紫禁城沒有進行過任何營建，對自己的喫穿也完全不講究。

他繼位後先對付的就是閹黨，尤其是在熹宗朝權傾一時的太監頭目魏忠賢。

他剛開始異常小心，不動聲色，照樣禮遇魏忠賢，但是不敢喫宮裡準備的東西，而且逐漸用他原來信王府的宮女太監置換掉身邊的宮女太監。魏忠賢為了試探崇禎，獻上四位美艷女子，崇禎對女色雖然興趣不高，仍然假意收下，仔細搜身後竟然在她們的裙帶發現了宮中稱為“迷魂香”的藥丸，這是一種能自然揮發的春藥。魏忠賢見此計不成，進而安排一個小太監在宮中暗牆內，手中端著“迷魂香”，使室內自然彌漫著一縷縷奇特的幽香，以達到催情的效果，但是同樣被崇禎識破。崇禎也因此不禁感嘆：“皇考、皇兄皆為此誤矣！”

崇禎終於找到合適的時機，先除魏忠賢右臂親信、官居兵部尚書的崔呈秀，然後在眾多參奏彈劾魏忠賢的聲浪中，派他去鳳陽祖陵司香。魏忠賢竟大鋪排場，帶著衛兵一千人和大車四十輛浩浩蕩蕩地出發了，這徹底激怒了崇禎。崇禎派人將其押回京治罪，他在回京途中就投繯自盡。崇禎接著很快清除了閹黨黨羽二百五十八人。

治理閹黨的同時，崇禎也逐步將一些被閹黨迫害的東林黨成員復職。閹黨和東林黨的鬥爭由來已久，但是“東林未必都君子，而閹黨未必皆小人”。崇禎一心整頓朝綱，他采取的所謂抑惡揚善的舉措，反而成為黨爭此消彼長的幫手，直到明朝終了之時，黨爭一天都沒停過，始終讓崇禎頭痛不已。

名將袁崇煥也在復職之列。當初他因魏忠賢不公，心存不滿而辭職回鄉。崇禎派他任兵部尚書，督師薊遼，並支持他的主戰思想。袁崇煥驍勇善戰，曾經把後金的努爾哈赤打得落花流水，也曾大敗皇太極，對關外的後金入侵有遏阻之功。

崇禎三年（1630年），對大臣將領們始終無法信賴的崇禎皇帝中了皇太極的離間計，以為袁崇煥通敵，對其施行慘無人道的凌遲磔刑，家人流放三千裡外，進行抄家。抄家後卻發現袁崇煥家無遺財。

袁崇煥一死，有如明朝長城失守，清軍的忌憚被掃除，他們放馬中原已指日可待。

而另一方面，李自成帶頭的農民軍內亂卻是越演越烈，崇禎十旦，崇禎皇帝的後一年，李自成在西安稱帝，建國大順，國號永昌，他稱帝以後的件事就是衝著北京城一路殺過來。

華北地區經過旱災、蝗害、瘟疫多年，早已是民不聊生，人心思變。李自成大軍直指北京，一路所向披靡，隻遭到少數城市極力抵抗，很多城市聞風即開門投降迎接，所以其實更像是一路摧枯拉朽。

前線的敗報不斷被帶進紫禁城內，崇禎皇帝意識到明朝已經到了危急的時刻。西北防線基本是空的，沒有任何一支能抵擋李自成大軍的軍隊，有可能阻擋李自成大軍的軍隊還在寧遠頂著，那是東北方防清軍入侵的後一道屏障，調用不得，否則，到時兩面夾攻，滅亡會更快。

此時，合理可行之計，就是——南遷。

《明史·後妃傳》就有記載：“周後嘗以寇急，微言曰：‘吾南中尚有一家居’。帝問之，遂不語，蓋意在南遷也。”這段崇禎與皇後的對答其實就是，周後看著皇帝因為流寇鬧得太兇而著急，就提醒他說：我在南方還有一個家。皇帝問這是何意，周皇後就不答了。崇禎皇帝心領神會，應該是明白皇後的意思。不過，這個故事還有後半段。

前朝天啟皇帝的皇後，崇禎的寡嫂張皇後聽說此事，她就找到周皇後問了一句話：“宗廟陵寢在此，遷安往？”意思是說，你們都跑了，那列祖列宗怎麼辦？

背棄祖宗的罪名，一般人都承受不起，更別說是一國之君。

其實，對南遷之事，崇禎皇帝不是沒有心動過。

崇禎十七年的正月初三，新上任的左中允李明睿到德政殿覲見皇帝，為感謝皇帝的知遇之恩，他先請皇帝撤下內侍，然後直接切入正題，以賊寇馬上逼近京城，生死存亡之際，請皇上趕緊南遷。

崇禎對李明睿道出自己的顧慮：“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但是李明睿的真誠終使崇禎皇帝同意了他的看法，不過，崇禎後警告他不可洩漏此事，“此事重大，爾且密之，切不可輕洩，洩則罪坐汝”。

君臣之間就遷都的各種事項開始討論，甚至連護送軍隊、資金、路線等問題都一一謀劃好了。

三月初四，可能覺得時機已經成熟，崇禎便對眾臣說：“李明睿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於社稷，朕將何往？又勸朕教太子先往南京，諸卿以為如何？”

崇禎語畢，一片嘩然，內閣首輔陳演立即帶頭反對，兵科給事中光時亨慷慨陳詞，極力諫阻，全是冠冕堂皇、不切實際的高調。甚至有言臣激動到痛哭流涕，好像隻要崇禎南遷就是明朝罪人，就是昏君，是棄天下於不顧。接著還出現了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人心的言論。

崇禎一看，反對聲太大，隻好作罷。

第二天，崇禎對南遷一事正式發表了講話——

祖宗辛苦百戰，定鼎於此土，若賊至而去，朕平日何以責鄉紳士民之城守者？何以謝先經失事諸臣之得罪者？且朕一人獨去，如宗廟社稷何？如十二陵寢何？逆賊雖披猖，騰以天地祖宗之靈，諸先生夾輔之力，或者不至此。如事不可知，國君死社稷，義之正也。朕志決矣！

仔細體會崇禎說這些話時的心情，真是滿滿的苦澀和無奈。

崇禎一心期望南遷，他清楚與其拎著北方一片焦土迎戰，苦守一座孤城，不如南遷，韜光養晦，以偏安換取時間，再圖他日中興。但全因這所謂的文臣清流，不切實際的道德高標，硬生生地把崇禎這位非亡國之君逼成亡國之君。而這些大臣表面口口聲聲仁義道德，心裡打的卻完全是另一番算盤。

陳演這些內閣大臣明明知道崇禎皇帝需要他們表態支持南遷，卻選擇反其道而大加反對。真正的原因無非是以下幾點：

首先，他們不願意承擔責任，既有崇禎皇帝日後問責的顧忌，又有身後歷史留名的考慮。如果他們同意南遷，中途出狀況自無好下場，即便偏安成功，皇帝也可能殺他們以謝天下，由他們承擔背棄祖廟皇陵之責。

其次，是不願舍棄自身的利益。朝廷中不支持南遷的多是北方籍官員，不願意南遷多半是不想輕易放棄自己在北方占有的大量良田美宅，在當時官場自我意識強烈的風氣之下，明朝即使滅亡，他們一樣會想辦法在新朝廷討得一份差事，這更讓他們猶豫為即將亡國的明朝盡忠是否合算。

而更等而下之，則為言臣光時亨之輩，隻是徒為留下諍諫之名，他們言辭激憤卻毫無建設性的實質內容，到後隻能誤國害己。

也許因為這種種一切，所以人們總說，明實亡於嘉靖，亡於萬歷，亡於清流，亡於閹黨，卻不願面對明朝其實是亡於崇禎的事實，而且更願意說出心裡的感想，“天子守國門，國君死社稷”，明朝崇禎皇帝朱由檢都做到了。

他守護這座朱家大院，好辛苦。後，他死在煤山，紫禁城的鎮山， 就是那皇宮建築垃帝寢宮上堆成的小山——本是朝王氣的開始，沒想到也成了明朝的結束。

紫禁城又將開始另一個新的局面，朱家大院馬上準備換新主人，這次是滿族姓氏，愛新覺羅，一住又是兩百多年。

肆

溥儀經營小朝廷

（1912—1925）

國中國裡似神仙

這個小朝廷依然稱孤道寡、封官賜謚，保持著帝王氣派和排場，很多地方都能和民國政府分庭抗禮，儼然“國中之國”。

1912年2月12日，清朝這個當了268年紫禁城主人的封建王朝，在養心殿內又進行了一次御門聽政，但是和以往都不同，它其實已經很難再被叫作上朝，因為這次政務活動的內容，就是隆裕皇後帶著六歲的溥儀頒布皇帝退位的詔書。從這一刻起，中國的封建王朝永遠成為歷史。

武昌起義的槍聲喚醒了民眾對民主共和的向往，綿延了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像腐朽的舊廈，雖然在一夕之間被推倒，但是根深蒂固的封建帝王思想並未能馬上徹底根除。許多清室遺老剪下發辮即為中央要員，地方舊吏褪下朝服則成民國新貴，而紫禁城作為幾百年來維繫億萬民心的精神支柱，也史無前例的成了前朝遜位皇帝的避難所。

中國歷朝的末代皇帝，結局無不悲慘。就拿近一千年來說，北宋的徽、欽二帝成為金的俘虜，受盡凌辱。南宋軍追殺，大臣陸秀夫背負小皇帝跳崖順帝被明軍追殺，逃亡於大漠。明崇禎帝自縊於煤山，下場更慘。唯獨清末帝溥儀以童稚之年，未經任何苦難，還能和平交接，遜位於民國，不僅能安居故宮內廷，還享有種種優遇。

其實，武昌起義成功之後，清廷政府早已處於朝不保夕、搖搖欲墜的形勢下，和民國政府根本毫無討價還價的餘地。袁世凱卻能穿針引線，軟硬兼施，撥弄其間，促成了於1912年1月17日議定的對清廷極其優惠的《清室優待條件》。但清廷親貴還不知足，想更進一步的討價還價。後，袁世凱授意段祺瑞等將領通電，迫使清廷接受了條件退位。這份《清室優待條件》的主要條款有：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尊號仍存不廢，中華民國以待各外國君主之禮相待。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歲用四百萬兩，俟改鑄新幣後，改為。此款由中華民國撥用。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暫居宮禁，日後移居頤和園。侍衛人等照常留用。

大清皇帝辭位之後，其原有之私產由中華民國特別保護。

原有之禁衛軍，歸中華民國陸軍部編制，數額俸餉仍如其舊。

這種對待敗弱前朝的承諾是曠古絕今的，令人百思不解的是袁世凱的真正意圖。或許是清朝剛被推翻，各地雖紛紛響應宣布獨立，但地方群吏轉身即變新貴。中央如袁世凱、徐世昌、段祺瑞等皆曾為前朝重臣，他們內心深處怕被人以封建禮制相責，所以特別寬待清室。又或許袁世凱在身居民國大總統之後，揮不去深植心中的對帝位的念想，反而在更大權欲貪念的驅使之下，給予溥儀小朝廷優厚待遇，一方面冀望以其微型封建朝廷的存在持續影響人心，另一方面也能替他守著這一攤，便於自己將來順利接替登上皇位。

後來，紫禁城就以乾清門為界，以南的外朝部分為民國政府所有，而以北的內廷部分仍由清朝末代皇帝溥儀的那一套人馬居住。他們雖無實際發號施令的職能，但仍能過著一切以皇帝為中心的小朝廷生活。當時的京城既有在紫禁城內廷的清朝小皇帝，又有在中南海的中華民國大總統。而且這個小朝廷依然稱孤道寡、封官賜謚，保持著帝王氣派和排場，很多地方都能和民國政府分庭抗禮，儼然“國中之國”。

末代皇後婉容的親弟弟潤麒回憶當時他進宮和大他7歲的溥儀玩耍的情形，說他清楚地記得，他將自行車帶到溥儀那裡。溥儀學會了以後，先後買了很多自行車，連婉容也學。當時，溥儀為了保證騎自行車時通行無阻，把門檻都給鋸掉了。

但是，不能離開紫禁城一步的溥儀，覺得自己一點也不自由。他曾說：“我這一生啊就是高牆，在宮內，一生下來是王府，三歲就進宮當皇帝，一眼看到的就是高牆。”

不過，高高的宮牆已經阻隔不了他和外界的聯繫。他訂閱各種報紙雜志，知道了外面的世界變化。他還受到英國教師莊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的影響，不僅取了個“亨利”的英文名字，還接受了一些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先進思想的熏陶，溥儀在自傳《我的前半生》中寫道：

自從我的英文教師莊士敦入宮以來，我在大家的眼裡成了不好應付的皇帝。我剪下了辮子，因為莊士敦說中國人的辮子像豬尾巴，急得太妃大臣們捶胸頓足；當師傅們一起勸阻說，若安上電話，什麼人都可以跟皇上說話了，這可是祖制向來沒有的時候，我還吵鬧著在養心殿的東暖閣，安上了電話。

溥儀有了電話，就像籠中的小鳥終於和外界有了溝通的機會，四處打電話。有一次，溥儀給胡適打電話，他也不先說自己是誰——“你是胡適嗎？胡適說是啊，說這個這個你是誰，我是誰？說，那你猜猜，他說那猜不著，然後呢，溥儀哈哈就一笑，我告訴你，我是宣統。”

其實，遜帝溥儀在小朝廷裡真是無所事事，大部分的時間和精力也隻能花在喫喝玩樂上。

不過，溥儀一點也沒有因為亡國末日和寄人籬下的現實而節衣縮食，小心過日子。他在飲食方面不但繼續維持皇帝的氣派，有時甚至超過了慈禧太後的奢華排場。

按清室規矩，皇帝喫飯叫進膳。進膳時間沒有限制。隻要溥儀吩咐傳膳，便有十幾名太監抬著大小七張膳桌，捧著幾十個繪有金龍的朱漆盒進入養心殿。御膳平日有菜肴兩桌，鼕天則加設一桌火鍋。此外還有各款點心、米飯、粥品三桌以及咸菜一小桌。

可這些傳統膳食對溥儀來說還不夠，他還把麗景軒用精雕隔扇拆改布置成一個大西餐廳，好供他進食西餐時使用。

在衣著方面的花費，他也是毫無節制。據一本當時的清室舊賬簿所載，僅一個月內，清廷就給溥儀做了皮襖11件、皮袍掛6件、皮緊身2件、棉衣褲和緊身30件，共計近50件。這些衣服的工錢和料錢姑且不算，光邊飾、子母扣、針線等零星雜項就已二千一百。而且單就平常穿著的袍褂，一年照單就需準備28種，這還未算上遇到節日、大典所需的特殊華麗服飾。

他的玩法更是土洋結合。除了傳統的驕奢享樂外，還特意引進了許多洋玩意，例如打網球、彈鋼琴、養百餘條洋狗、騎自行車、用重金購買西洋玩具和小太監玩，等等。

1922年12月1日，遜帝溥儀和榮源之女婉容舉行了大婚典禮。按清舊制，皇後鳳輿應從大清門、天安門、午門經御道直達坤寧宮，但因外朝已歸民國政府使用，因此皇後鳳輿由東華門進，路過箭亭彩棚區，再到坤寧宮。民國大總統派遣特使到場祝賀，國會議員也聯名祝賀，合贈白銀爐鼎一件，上刻恭賀大清皇帝婚禮，下款刻眾議院議員名單。為增聲勢，民國政府還派岀步騎兵2000人作為儀仗隊，大清遺老和外國使節都前來皇宮祝賀，當時彩棚筵宴、冠蓋雲集，熱鬧非凡。

這場世紀婚禮聲勢浩大，其奢華程度令人咋舌，費用高達。如以當時一袋的市價計算，可以購買20萬袋面粉，足供10萬戶三口之家一個月的口糧。

小朝廷消費如此奢靡，又不事生產，民國政府一年4的費用撥款，雖然數目巨大，但也入不敷出，缺額不少。溥儀隻能另外打算，朝宮中的珍寶文物動腦筋。這個變賣典當下來的寶貝的主意，不隻是為了貼補不足，溥儀在宮中的後幾年，它竟成了非常認真執行的保命行動。

復闢稱帝白折騰

這是一群為保皇復闢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頑固守舊分子，他們一得到機會，就像餓狼麇集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奔向長久以來的共同目標——復闢。

大清亡國，並不是被革命起義的浪潮驟然淹沒，而是被“好說好商量”亡掉的。

1912年1月6日，溥儀在養心殿看見隆裕太後坐在炕上擦眼淚，她面前跪著的一位老臣也滿面淚痕，但溥儀當時並未認出那位老臣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向隆裕太後直接提出了退位的請求，一個多月以後，隆裕太後帶著溥儀頒布了退位詔書。年僅六歲的溥儀在糊裡糊塗地做了三年皇帝之後，又糊裡糊塗地退了位。換來的是，清皇室有一個安享尊榮的居所和《清室優待條件》裡的種種承諾。原本希望從此能相安無事，永遠在小朝廷裡過著無憂無慮的日子，但是後來的發展證明，袁世凱野心勃勃，而且從一開始就有當皇帝的念頭。

袁世凱透過權力整合和陰謀手段，竊取了革命的果實，於1913年10月10日在紫禁城太和殿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他一方面假惺惺地宣布永遠不再讓君主政體出現在中國，另一方面又對清室表現忠心，還曾在《清室優待條件》末尾親批：“先朝政權，未能保留，僅留尊號，至今耿耿。所有優待各節，無論何時斷乎不許變更，容當列入憲法。”

袁世凱保留遜帝在內廷，很可能是為自己樹立一個奮鬥目標，憧憬著自己日後有一天能合並內廷，恢復紫禁城皇宮的地位，堂堂正正地登基，建立新王朝。

小朝廷的繼續存在，不免給擁護舊制、有心復闢的封建餘孽以無窮的希望，他們甚至假借尊孔、禮孔，以恢復倫常禮制為正途，企圖替舊朝“重光”鋪平道路。在這種社會氛圍的籠罩之下，袁世凱很難不怦然心動，心裡一直盤算著，與其小皇帝復位，不如自己上位。他便授意其部屬運作此事，經過一番忸怩作態的表演之後，當參政院以國民代表大會的名義提出恢復帝制之議，他立即欣然接受，這時離他初任總統還不到三年。

1915年12月19日，“大典籌備處”在太和殿西廡正式對外公開，積極進行賞封爵、定年號、制國旗朝服、冊立親屬等為稱帝作籌備的種種事宜，準備在1916年1月1日舉行登基大典，年號洪憲。

大典的籌備極為奢侈，宮內鋪陳御用冠服，務求美極。御座早經雕鐫，12月中旬即已完成，價值；襪一雙，；金質御寶五顆，價值；玉璽一方，價值……全部費用有賬可查者達30之多。

袁世凱坐上太和殿的寶座後，就下令把外朝三大殿匾額上的滿文摳下來。清皇室惶恐不安，打算讓出皇宮遷居頤和園，身為清朝舊臣的袁世凱為了安撫他們，在《清室優待條件》上批示保證承諾的條件將永不變更。

於是，在短暫的83天裡，兩個“皇帝”共有一個皇宮，相安無事。

袁世凱沉浸在追逐皇帝夢的狂熱中，完全沒有察覺“洪憲帝制”已經是違逆潮流而動的行為，是眾人無法接受的。全國各地各界反對帝制的聲浪日漸高漲，甚至袁世凱若干親信將領也起而反對，帝國主義列強也各懷鬼胎，態度模稜兩可。

如此惡劣的局勢，迫使袁世凱不得不在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他的皇帝夢總共隻維持了83天。

之後，他痴望繼續大總統位置的美夢也被徹底粉碎。

6月6日，一代梟雄袁世凱在萬眾唾罵聲中抑郁而終。這場封建王朝的復闢行動也就此真正閉幕了。但當時有誰能料到，纔過了一年，復闢的戲碼竟然又重新上演，隻是主角換了人。

溥儀作為封建王朝標本的小朝廷主人，“洪憲帝制”失敗之後，在北洋軍閥政府的庇護下，依然毫發未損。若干頑固的復闢分子錯誤地認定“洪憲帝制”的失敗，恰好證明新朝難以“奉天承運”，所以隻有光復舊朝纔能真正傳承道統、順應天命。他們深信復闢的主角隻能是溥儀。

這些滿腔忠誠熱血為復闢奔走的保皇人士，與謀求私利的各路軍閥政客，積極串聯勾結，陰謀復闢。在1916—1917年，他們舉行過多次“徐州會議”，共謀復闢大計，而且取得了一定的共識。頑固復闢分子張勛是結盟中的靈魂人物，他和他帶領的辮子軍成為將復闢付諸行動的急先鋒。他借調停北洋政洪與段祺瑞“府院之爭”的機會，於1917年6月7日率領辮子軍4000餘人進京。

這是一群為保皇復闢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頑固守舊分子，他們一得到機會，就像餓狼麇集在一起，興高采烈地奔向長久以來的共同目標——復闢。

7月1日一大清早，復闢帷幕正式揭開。

張勛身著朝珠蟒服，頭戴紅頂花翎，率領一干大清遺老大臣康有為、王士珍、江朝宗等湧進內廷，擁戴溥儀重新登基。內廷頓時熱鬧非凡，各方復闢分子蜂擁而上，個個沐猴而冠，現場謝恩之聲不絕於耳。當日清廷還連下多道預先準備好的上諭，其中即有《復闢詔》，宣布“以綱常名教為精神之憲法，以禮義廉恥收潰決之人心”，企圖為復闢正名，而且公布更改民國六年7月1日為宣統九年五月十三日，又恢復了整套的封建官制。

沉潛已久的前清遺老遺少紛紛粉墨登場，幾成殮服的朝服冠靴又成為新貴們爭相搶購的熱門貨，馬尾編成的發辮也被人搶購一空，街頭巷尾遍插龍旗。一時之間，北京城裡百丑登場，群魔亂舞，在一片詭異的氣氛中，上演著讓全天下看笑話的鬧劇。

在一旁冷眼觀看的段祺瑞等了兩天，看到各地民眾反對復闢的呼聲日高，反對者日增，便決定背棄當年與張勛支持復闢的約定。他於7月3日組織“討逆軍”，自任總司令，舉兵討伐辮子軍，借此制造他“三造共和”的個人功績。6日，雙方接戰。12日，辮子軍以落敗收場，戰事結束。張勛狼狽走逃荷蘭使館。

坐了12天龍椅的溥儀，黯然下臺。

仍舊因為北洋政府的庇護，無人追究溥儀的罪責，他依然在他的小朝廷裡發號施令。但是，他心裡清楚，經過這次復闢，小朝廷的命運一定會有所改變，隻是遲早的問題，他必須采取行動，準備應對這不可知的未來。

戊戌變法的推動者康有為，即便在大清改朝換代之後，也一直是保皇黨中的活躍分子，參與了張勛的復闢行動。段祺瑞和張勛兩方交戰之時，他見形勢不妙，避居北京美國美森書院，得以渡過險境，但是復闢之心未有絲毫稍減。

張勛復闢失敗以後，溥儀雖深居宮中，開始和康有為及其英文教師莊士敦密謀再次復闢。為此，康有為風塵僕僕地在全國各省遊說實力派軍閥。而居住御花園養性齋的莊士敦則成為將康氏信息傳遞給溥儀的信使。日後清室善後委員會在清查溥儀養心殿住處時，發現了一批他們密謀二次復闢的信件，其中就包括康有為、徐良給莊士敦的函件。清室善後委員會雖曾以此為復闢確鑿證據向北洋政府司法機關提告，但這次未能實現的復闢事件，再次因為政府內的清朝遺老的保護而不了了之。

小朝廷因清朝遺老的庇佑，屢屢從政治險境邊緣安然走過。但是，經過“洪憲稱帝”和“張勛復闢”兩次重大政治變故，民眾對小朝廷的危害已漸漸有所認識，開始理解小朝廷其實就是復闢的根苗，隻要小朝廷存在一天，那些清朝的遺老遺少就斷不了對封建王朝的眷戀，老是妄想“光榮”復闢。

小朝廷一直是復闢思想和行動的基地，若想真正實現民主共和，應該盡早除之。

溥儀已經警覺到大環境對小朝廷越來越不友善，他的這個“覺悟”來的並不算太遲，所以已經開始做準備，但對紫禁城來說，這卻是另一次掠奪的開始。

國家寶貝攢著花

這些財寶每一分鐘都在被贈送、出售或典押，甚至被偷竊。

1917年，溥儀在乾清宮被擁立當了12天的皇帝，又匆匆下臺。在政權交替中，人們不慌不忙地把合適的旗子掛上，老百姓家中干脆同時準備了共和旗和龍旗，好應付隨時可能發生的變動。與此同時，社會進步的腳步沒有因此停下來，期盼民主和重視科學的思想已經在民間廣泛地傳播開來。一場更深刻的變革和民眾覺醒正在此時的中國悄然發生著。

外界的變化在紫禁城內廷也掀起了不小的波瀾，溥儀已經警覺到，《清室優待條件》和袁世凱的保證已經不能依靠，清皇室享有的優厚待遇總有一天會結束，而且這一天可能比想像中會更早到來。

溥儀為了給自己出宮後的生活留後路，開始將宮中大量珍藏以賞賜的名義給了自己的弟弟溥傑，以便將其名正言順地帶出宮去。溥儀和溥傑的“一賞一受”， 其實就是“監守自盜”，而且是按著計劃執行的。

隨著年齡的增長和漸漸懂事，溥儀已經十分清楚，復闢大清帝國的願望和出宮後維持像樣的生活都需要大量金錢。於是他未雨綢繆，打起了宮裡值錢的字畫和古董的主意。

當內務府大臣和自己的老師們清點宮中字畫時，溥儀就從他們選出的上等字畫中挑出好的，以賞賜溥傑為名，將其運到宮外，存到天津英租界的一所房子裡。所以，從1922年7月13日到12月12日，整整五個月，溥傑每天到內廷上課後回家時，必定帶走一個大包袱。

利用這種途徑，偷運出宮的都是不可多得、極其珍貴的古董字畫，其中就有王羲之、王獻之父子的《曹娥碑》《二謝帖》，鐘繇、懷素、歐陽詢、宋高宗趙構、宋徽宗趙佶、米芾、董其昌、趙孟頫等人的真跡，司馬光的《資治通鋻》原稿，還有唐閻立本、王維的人物畫，宋馬遠、馬麟的畫及夏圭的《江山萬裡圖》、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等名作。他們趁機還把乾清宮西昭仁明版古籍書珍本全部運走了。

就這樣，他們前後總共運出大約1000多件字畫，200明版古籍。

以賞賜的名義流失的珍寶字畫，也有不是溥儀蓄意為之的。溥儀過去經常將一些名貴的字畫珍籍賞賜予人，主要是他身邊的老師們，如宣統八年十一月十四日（1916年，溥儀當時11歲）的單子記載著：

賞  陳寶琛 晴嵐暖翠閣手卷一卷

   伊克坦&ems章真跡一卷

   朱益藩 趙伯駒玉洞群仙圖一卷

   梁鼎芬 閻立本孔子弟子像一卷

溥儀後來回憶說：“這類事情當時很不少見，加起來的數量遠遠要超過這幾張紙上的記載。”他又說：“我當時並不懂什麼字畫，賞賜的名目，都是這些內行的專家自己提出來的。”南唐顧閎中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和顧愷之《洛神賦圖》的宋摹本就是這樣被溥儀隨手賞給了梁鼎芬和朱益藩，他的兩位老師。

這些老師還常以“借”的名義，借出珍貴字畫，可往往有借無回——他們借機將宮中之物據為己有。曾有一份《諸位大人借去書籍字畫古玩等糙帳》，是宣統庚申年（1920年，溥儀時年15歲）記的，“諸位大人”指的是陳寶琛、朱益藩，下面或有注“收回”，未注“收回”字樣的應該就是已被大人們占為己有了。

溥儀對於北京城裡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