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因何否認曾密謀捕殺西太後？

戊戌變法是否敗於袁世凱“告密”？

同盟會內部為何發生“倒孫”風潮？

共和知識分子為何纔是辛亥革命真正的領導者？

辛亥革命時期各帝國主義對華政策有何內幕？

南京臨時政府面臨怎樣的財政危機？

孫中山是“資產階級”還是“平民知識分子”？

圍繞“國民國家”改良派、革命派提出了哪些方案？

……

辛亥革命是中國近代史上*次比較完全意義上的革命，它推翻了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多年的帝制，開啟了對一種新的社會制度的探求，從此之後，中國人民的鬥爭一浪高過一浪，洶湧澎湃，再也無法阻遏。

著名歷史學家楊天石的這部作品，從史料本身出發，對辛亥革命前後的史料進行繫統梳理，嚴密分析論證，進行探微發隱，目的在於揭示辛亥革命前後一段時間中國政治、文化、人物的歷史真相。作品通過解讀戊戌政變至孫中山改組國民黨三十年間中國政治舞臺上發生的一繫列事件，如孫中山被迫卸任臨時大總統與袁世凱上臺背後的經濟、政治原因；孫中山與章太炎、黃興、廖仲愷等人的關繫，孫中山對黃興與康有為的關繫的態度及導致的後果，等等，揭示了從戊戌變法至“五四運動”期間許多鮮為人知、隱微不彰的史實。

目錄

初版自序 ／1

章驚天大計——維新派計劃謀殺慈禧太後

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確證／3

康有為“戊戌密謀”補證／10

袁世凱《戊戌紀略》的真實性及其相關問題／14

第二章餘波不息——戊戌政變後的維新黨人

唐纔常佚札與維新黨人的湖南起義計劃／31

須磨村密札與改良派請殺袁世凱的謀劃／35

畢永年生平事跡鉤沉／45

第三章雙重任務——20世紀初的反帝反清鬥爭

1901年至1905年的拒俄運動／59

陳天華的《要求救亡意見書》及其被否定經過／83

1911年的拒英、拒法、拒俄運動／89

第四章何所從來——辨析辛亥革命的主導力量

辛亥革命與共和知識分子／111

——對一種傳統觀點的質疑

孫中山在1900年／124

——讀日本外務省檔案札記

宋教仁佚文鉤沉／132

第五章兄弟鬩牆——革命團體內部的裂痕和誤解

同盟會的分裂與光復會的重建／143

《龍華會章程》主屬考／177

章太炎與端方關繫考析／185

《民報》的續刊及其爭論／200

第六章與虎謀皮——列強環伺下的財政危機

在華經濟利益與辛亥革命時期英國的對華政策／221

孫中山與“租讓滿洲”問題／238

華俄道勝銀行借款案與南京臨時政府危機／252

孫中山與民國初年的輪船招商局借款／259

——兼論革命黨人的財政困難與辛亥革命失敗的原因

第七章  雖敗猶榮——辛亥革命的歷史反思和國際影響

陳其美的“三次革命”設想／279

——讀日本外務省所藏陳其美致楊以均密函

何天炯與孫中山／289

——宮崎滔天家藏書札研究

“五四”答問／307

潘佩珠與中國／315

——讀越南《潘佩珠自判》

第八章直視偉人——如何定位和評價孫中山

孫中山與中國革命的前途／331

——兼論清末民初對孫中山民生主義的批評

“取那善果，避那惡果”／352

——略論孫中山對資本主義的態度

孫中山是平民知識分子革命家／357

宋嘉樹與孫中山、宋慶齡的婚姻／365

——讀宋嘉樹復孫中山英文函

第九章新舊土洋——革命前後中國的思潮嬗遞

儒學在近代中國／379

戊戌維新以來的“國民國家”思想／390

論辛亥革命前的國粹主義思潮／407

論《天義報》劉師培等人的無政府主義／425

第十章高山仰止——文化革新與文化名人

南社的醞釀／453

黃遵憲的生平、思想和創作／472

論錢玄同思想／485

——以錢玄同未刊日記為主所作的研究

錢玄同與胡適／508

柳亞子與胡適／543

——關於中國詩歌變革方向的辯論及其他

在近三十年來中國近代史眾多研究工作者中，楊天石先生取得的成績是相當突出的。一，他極其重視發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貴史料，作為研究工作的出發點，因此他常能講出新話來；二，他具有史學大師陳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種“問題意識”；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曉暢，容易引人入勝。

——金衝及 （原中國史學會會長、中央文獻研究者副主任、研究員）

楊天石先生對民國史的學術貢獻極大，有史風，特別重視揭示歷史之“謎”的核心。這樣的學風已有史仙之境。

——中村哲夫（ 日本神戶大學教授）

楊先生不但博聞強記，而且目光敏銳，有淘沙揀金的本領。別人沒注意的，他注意了，別人看不出所以然的，他看出了。他能宏觀，也能微觀。經他的整理和解釋，許多史事和人物，都跳出紙面了。

——李又寧（美國聖若望大學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

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確證

戊戌政變時期，清朝政府曾指責康有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後”，以之作為維新派大逆不道的罪狀。當時道路傳言，議論紛紛，史籍、筆記中多有記載。但是，由於這一消息過於聳人聽聞，康有為對此又一直矢口否認，多年來，歷史學家們大都不予置信。實際上，它確有其事。康有為不僅曾準備“劫制”西太後，而且曾準備乘機捕殺。筆者於日本外務省檔案中獲得了可靠的證據。

1898年9月28日，清政府將譚嗣同、楊深秀等六人處決。次日，以光緒皇帝的口氣發布上諭說：

主事康有為首倡邪說，惑世誣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變法之際，隱行其亂法之謀，包藏禍心，潛圖不軌，前日竟有糾約亂黨，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後，陷害朕躬之事，幸經察覺，立破奸謀。又聞該亂黨私立保國會，言保中國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實堪發指。朕恭奉慈闈，力崇孝治，此中外臣民之所共知。康有為學術乖僻，其平日著作，無非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之言。茲因其素講時務，令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上行走，旋令趕上海辦官報局，乃竟逗留輦下，構煽陰謀，若非仰賴祖宗默佑，洞燭幾先，其事何堪設想！

中國並不是一個法治傳統很盛的國家，單憑“惑世誣民”、“離經叛道”、“非聖無法”一類字眼，清政府完全可以下令捉拿康有為，處決譚嗣同等人。“上諭”特別提出“謀圍頤和園，劫制皇太後”，顯然事出有因。據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一書記載，政變前夕，當西太後盛怒還宮時，曾指責光緒皇帝說：“我撫養汝二十餘年，乃聽小人之言謀我乎？”又說：“痴兒，今日無我，明日安有汝乎？”

惲毓鼎曾隨侍光緒多年，上述記載自非無根之談。費行簡的《慈禧傳信錄》一書所記與惲書大體相同，但更明確。它記西太後大罵光緒說：“汝以旁支，吾特授以大統，自四歲入宮，調護教誨，耗盡心力，爾始得成婚親政。試問何負爾，爾竟欲囚我頤和園，爾真禽獸不若矣！”

《清廷戊戌朝變記》所載亦同。西太後責問光緒說：“康有為叛逆，圖謀於我，汝不知乎？尚敢回護也！”

綜觀上述材料，可以確定：西太後認為，光緒皇帝和康有為串通，準備將她囚禁於頤和園，因而纔有前述29日的上諭。對清政府的指責，康有為多次矢口否認，反說是袁世凱的離間計。1908年，他在《上攝政王書》中說：

戊戌春夏之交，先帝發憤於中國之積弱，強鄰之侵凌，毅然維新變法以易天下。其時慈宮意旨所在，雖非外廷所能窺伺，就令兩宮政見小有異同，而慈孝感召之誠，終未嘗因此而稍殺。自逆臣世凱無端造出謀圍頤和園一語，陰行離間，遂使兩宮之間常有介介，而後此事變遂日出而不窮，先帝所以備歷艱險以迄今日，實維此之故。

康有為這封信的主旨在於說明光緒“仁孝”而西太後“慈”，因此說了許多違心的話，如所謂“慈孝感召之誠”雲雲，即是自欺欺人的謊言。康有為進一步聲稱：“推袁世凱所以造出此無根浮言之故，全由世凱受先帝不次之擢，其事頗為廷臣所屬目，而盈廷洶洶，方與新政為難，世凱忽生自危之心，乃幻出此至狠極毒之惡謀，如俗諺所謂苦肉計者以自求解免，此戊戌冤獄之所由起也。”康有為的這段話實在沒有多少說服力。袁世凱為了自求解免，向榮祿、西太後邀寵，出面告密就可以了，何必一定要造出“謀圍頤和園”一類的謠言來呢？須知，一經查實沒有此事，袁世凱的欺誑之罪也不會很小。老奸巨猾的袁世凱不會這麼干的。

然而，“謀圍頤和園”一說確實出於袁世凱。他的《戊戌日記》對譚嗣同夜訪有詳細的記載，內稱：

（譚）因出一草稿，如名片式，內開榮某謀廢立弒君，大逆不道，若不速除，上位不能保，即性命亦不能保。袁世凱初五請訓，請面付朱諭一道，令其帶本部兵赴津，見榮某，出朱諭宣讀，立即正法。即以袁某代為直督，傳諭僚屬，張掛告示，布告榮某大逆罪狀，即封禁電局鐵路，迅速載袁某部兵入京，派一半圍頤和園，一半守宮，大事可定。如不聽臣策，即死在上前各等語。予聞之魂飛天外，因詰以“圍頤和園欲何為？”譚雲：“不除此老朽，國不能保。此事在我，公不必問。”

袁世凱自認，是他向榮祿告密的。袁在日記中稱，他寫這篇日記，是為了“交諸子密藏”，“以征事實”。當然，袁世凱為人陰險奸詐，他的話不能輕信，必須以其他材料驗證。王照逃亡日本後在與犬養毅的筆談中說：

梁啟超、譚嗣同於初三夜往見袁，勸其圍太後，袁不允。

在維新運動中，王照與康有為關繫密切。當新舊兩派鬥爭日益尖銳的時候，康有為曾動員他遊說聶士成率軍保衛光緒 。譚嗣同夜訪袁世凱之際，康有為又曾和他一起商議，“令請調袁軍入勤王”。因此，他的話不會沒有根據。

李提摩太在《留華四十五年記》中說：

在頒布維新諭旨時，守舊派怨恨皇帝荒唐的計劃，可能很快地使中國毀滅，他們懇求慈禧將一切的政權都掌握在她自己手裡。她下諭秋天要在天津閱兵。皇帝恐怕在檢閱的藉口之下，慈禧將要奪取所有權柄，而把他放在一邊。維新黨催著他要先發制人，把她監禁在頤和園，這樣纔可以制止反對派對於維新的一切障礙。皇帝即根據此點召見榮祿部下的將領袁世凱，計算在他的支持下，帶兵至京看守她住的宮殿。

又說：

維新黨都同意要終止反動派的阻力，惟一的辦法就是把慈禧關閉起來。

李提摩太是康有為替光緒皇帝聘請的顧問，參與維新機密。光緒求救的密詔傳出之後，康有為、譚嗣同曾分別拜訪他，和他一起商討“保護皇帝”的辦法。因此，李提摩太的上述回憶自然也不是捕風捉影之談。

許世英在回憶錄裡說：戊戌那一年，他在北京，聽到“圍園”的有關傳說，曾經跑去問劉光第，劉說：“確曾有此一議。”許世英的回憶錄寫於晚年，他沒有說謊的必要。

梁啟超記譚嗣同夜訪袁世凱時說：

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董、聶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清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

史家們千萬不能忽略這“肅宮廷”三字，如果不對西太後采取措施的話，宮廷又如何能“肅”呢？

西太後是維新運動的障礙。殺一個榮祿，並不能完全解決問題。由殺榮祿而包圍頤和園，處置西太後，這是順理成章的事。事實上，維新派早就有過類似想法：康有為聲稱，如果要“尊君權”，“非去太後不可”。楊深秀也曾向文悌透露：“此時若有人帶兵八千人，即可圍頤和園，逼脅皇太後。”

可靠的確證是畢永年的《詭謀直紀》。畢永年，湖南長沙人，會黨首領，譚嗣同、唐纔常的好友。戊戌政變前夕到達北京，被引見康有為，受命在包圍頤和園時，乘機捕殺西太後。《詭謀直紀》是他關於此事的日記，節錄如下：

二十九日……夜九時，（康）召僕至其室，謂僕曰：“汝知今日之危急乎？太後欲於九月天津大閱時弒皇上，將奈之何？吾欲效唐朝張柬之廢武後之舉，然天子手無寸兵，殊難舉事。吾已奏請皇上，召袁世凱入京，欲令其為李多祚也。”

八月初一日，僕見譚君，與商此事，譚雲：“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為之，且使皇上面諭，我將奈之何！我亦決矣。兄能在此助我，甚善，但不知康欲如何用兄也。”午後一時，譚又病劇，不能久談而出。夜八時，忽傳上諭，袁以侍郎候補。康與梁正在晚餐，乃拍案叫絕曰：“天子真聖明，較我等所獻之計尤覺隆重，袁必更喜而圖報矣。”康即起身命僕隨至其室，詢僕如何辦法。僕曰：“事已至此，無可奈何，但當定計而行耳，然僕終疑袁不可用也。”康曰：“袁極可用，吾已得其允據矣。”乃於幾間取袁所上康書示僕，其書中極謝康之薦引撥擢，並雲赴湯蹈火，亦所不辭。康謂僕曰：“汝觀袁有如此語，尚不可用乎？”僕曰：“袁可用矣，然先生欲令僕為何事？”康曰：“吾欲令汝往袁幕中為參謀，以監督之何如？”僕曰：“僕一人在袁幕中何用，且袁一人如有異志，非僕一人所能制也。”康曰：“或以百人交汝率之，何如？至袁統兵圍頤和園時，汝則率百人奉詔往執西後而廢之可也。”

初三日，但見康氏兄弟及梁氏等紛紛奔走，意甚忙迫。午膳時錢君告僕曰：“康先生欲弒太後奈何？”僕曰：“兄何知之？”錢曰：“頃梁君謂我雲：先生之意，其奏知皇上時，隻言廢之，且俟往圍頤和園時，執而殺之可也，未知畢君肯任此事否？兄何不一探之等語。然則此事顯然矣，將奈之何？”僕曰：“我久知之，彼欲使我為成濟也，兄且俟之。”

此件大約寫作於1899年初。當時，畢永年和康有為矛盾已深，寫成後交給了日人平山周，平山周交給了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小田切萬壽之助。同年2月8日，小田切萬壽之助將它上報給日本外務次官都築馨六 。它為了解康有為謀圍頤和園、捕殺西太後的有關活動提供了確鑿的材料 1 。它所記載的某些情節也可與其他材料互相印證。例如捕殺西太後的人選，除畢永年外，還曾急催唐纔常入京，這正與袁世凱《戊戌日記》所載譚嗣同稱“電湖南召集好將多人”相合。又如它記載康有為告訴畢永年，已派人往袁處離間袁世凱與榮祿之間的關繫，這同《康南海自編年譜》的說法一致。當然，也有個別情節不準確，例如它記夜訪袁世凱的為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三人，這是因為譚嗣同沒有將全部真實情況告訴畢永年，出於猜測之故。

在《上攝政王書》中，康有為說：“今者兩宮皆棄臣民而長逝矣，臣子哀痛有所終極，過去陳跡漸如煙雲。雖然，千秋以後之史家，於戊戌之事豈能闕焉而弗為記載，使長留謀頤和園之一疑案不得表白，則天下後世非有疑於先帝之孝，則有疑於先帝之明，而不然者又將有疑於大行太皇太後之慈。”

為了維護封建倫理，康有為力圖否認有關事實。他沒有想到，這一“疑案”終於得出了違反他的意志的“表白”。歷史是糊弄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