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整頓吏治  痛懲貪官

節  乾隆前期的七大貪案

一、學政喀爾欽賄賣生員正法藩司薩哈諒斂銀千兩論斬

乾隆皇帝弘歷為了創造“盛世”，延續“盛世”，不斷制裁墨員，整頓吏治。他之所以這樣做，主要是有鋻於明朝的滅亡年六月二十日，即清軍進入北京之後的一個半月，攝政王多爾袞諭告“眾官民”，宣布記取明亡於貪官之因，要嚴厲懲處貪婪官吏。他說：

明國之所以傾覆者，皆由內外部院官吏賄賂公行，功過不明，是非不辨。凡用官員，有財之人雖不肖亦得進，無財之人雖賢纔亦不得見用，所以賢者皆抱恨隱淪，不賢者多夤緣幸進。夫賢既不得進，國政何由而理？不賢用賄得官，焉肯實心為國，甚至無功者以行賄而冒功，有功者以不行賄而功掩，亂政壞國，皆始於此，罪亦莫大於此。今內外官吏如盡洗從前貪婪肺腸，殫忠效力，俸祿充給，永享富貴，如或仍前不悛，行賄營私，國法俱在，必不輕處，定行梟示。（《清世祖實錄》卷5，頁20）

過了三個月，九月初七日，多爾袞又傳集大學士馮銓、洪承疇、謝升及六部侍郎、都察院、詹事府、通政司、光祿寺、翰林院、五城御史、錦衣衛、鴻臚寺等衙門官員，對其訓示說：“明祚淪亡，率由臣下不忠、交相納賄所致。若居官黷貨，不恤生民，恥孰甚焉，其切戒之。”（《清世祖實錄》卷8，頁7、8）

順治帝、康熙帝、雍正帝皆多次下達專諭，講述懲貪尚廉的必要，擢用清官，懲辦劣員。尤其是雍正帝更大力整頓吏治，懲罰了一大批貪官。這對鞏固統治、發展生產，起了很大的作用。

熟讀列祖實錄的乾隆皇帝弘歷，也深知此舉之至關重要，故多次強調人臣“尚廉”，不斷懲處貪官，破除官官相護惡習，為創造“盛世”、延續“盛世”服務，而且也確實收到了不小成效。現從其執政期間審斷、懲辦一百餘起文武大臣的案件中，選擇部分案例，作些評述。

乾隆六年三月，在乾隆朝的政治生活中，是一個值得記述、評論的重要月分。這一月，發現了四樁貪污案件，當事者皆受到乾隆帝的重重懲罰，兩員大臣被勒令自盡，另外兩位官員被判處絞刑，監候待決。

乾隆帝大傳,第三章整頓吏治痛懲貪官,,乾隆六年三月初七日，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彈劾山西布政使薩哈諒的奏疏，送到皇上面前。喀爾吉善疏稱：山西布政使薩哈諒“收兌錢糧，加平入己，擅作威福，嚇詐司書，縱容家人，宣淫部民，婪贓不法，給領飯食銀兩，恣意克扣，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薩哈諒著革職，其貪婪不職各款，及本內有名人犯，該撫一並嚴審具奏。

第二天，三月初八日，喀爾吉善參劾山西學政喀爾欽之疏又到。喀爾吉善奏稱：喀爾欽“賄賣文武生員，贓證昭彰，並買有夫之婦為妾，聲名狼藉，廉恥蕩然，請旨革職”。乾隆帝批示：喀爾欽著革職，“其敗檢淫泆等情”，及本內有名人犯，著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該撫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38，頁9、10）。

乾隆帝看過這兩份彈章後，十分氣憤，於三月初八日下諭痛斥這兩員貪官說：

朕御極以來，信任大臣，體恤群吏，且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以為天下臣工，自必感激奮勉，砥礪廉隅，實心盡職，斷不致有貪黷敗檢以干憲典者。不意竟有山西布政使薩哈諒、學政喀爾欽穢跡昭彰，贓私累累，實朕夢想之所不到，是朕以至誠待天下，而若輩敢於狼藉至此，豈竟視朕為無能而可欺之主乎？

我皇考整飭風俗，澄清吏治，十有餘年，始得丕變，今不數年間，而即有蕩檢逾閑之事，既不知感激朕恩，並不知凜遵國法，將使我皇考旋轉乾坤之苦衷，由此而廢弛，言念及此，朕實為之寒心。昔日俞鴻圖賄賣文武生童，我皇考將伊立時正法，自此人知畏懼，而不敢再犯。今喀爾欽賄賣生童之案，即當照俞鴻圖之例而行，若稍為寬宥，是不能仰承皇考整飭澄清之意也，朕必不出此也。

薩哈諒、喀爾欽二案，著吏部侍郎楊嗣璟前往會同巡撫喀爾吉善，秉公據實嚴審定擬。若楊嗣璟有意為之開脫，是伊以己之身家，博二人之感悅，亦斷難逃朕之洞察也。且此二案，繫朕先有訪聞，始行參奏，一省如此，他省可知矣，喀爾吉善著該部嚴查議處。凡為督撫者，遇該省貪官污吏，不思早發其奸，或題參一二州縣以塞責，而於此等大吏，反置之不問，且妄意朕心崇尚寬大，遂爾苟且姑容，以取悅於眾，返之於公忠體國之義，甚可愧赧，且國法俱在，朕豈不能效法皇考乎。可傳諭各省大小臣工知之。（《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0、11）

乾隆帝在這道諭旨中，著重講了四個問題：其一，官員不該貪污。乾隆帝沒有籠統、抽像地從理論上講大臣不應貪贓枉法，也許他認為這不能打動臣心說服臣僚。他采取了直截了當的手法，從物質條件上來數落墨吏之謬誤，從欺君忘恩的高度來斥責貪官。他所說的對群臣“增加俸祿，厚給養廉，恩施優渥”，並非虛誇之詞，而是確有其事。姑且不談位列從二品的布政使的年薪和乾隆帝即位以來的多次恩賞，單就養廉而言，從雍正帝創定養廉銀制度起，到此諭下達之日，清朝官員，尤其是各省大吏，收入確實相當可觀。按規定，山西學政一年的“養廉銀”為白銀四千兩，約可購米四千石，如依畝租一石計算，相當於四千畝田的地租收入。山西布政使的養廉銀更多，一年為八千兩。擁有如此大量的固定收入，布政使、學政全家完全可以過上高級生活，還可以年年買田添產，根本不需勒索民財來養家，這四千兩、八千兩足夠學政、布政使“養廉”了。蒙受皇上如此厚恩，還要貪贓枉法，苛求民財，這些官員真是愧對“聖上”，有負“皇恩”。

其二，貪官應予嚴懲。不重罪污吏，不僅百姓遭殃，受其盤剝勒索，國賦難以收齊，帑銀庫谷被其吞沒，而且將使國法名存實亡，雍正帝十幾年“旋轉乾坤”辛苦整頓吏治的成果蕩然無存，那時，法紀廢弛，貪污盛行，後果不堪設想。乾隆帝專門列舉了俞鴻圖的例子。俞鴻圖是河南學政，雍正十二年三月，以“受賄營私”，為刑部議處斬立決。雍正帝降旨說：“俞鴻圖著即處斬。學政科場，乃國家與賢育纔之要政，關繫重大。”“今觀俞鴻圖贓私累萬，則各省學政之果否澄清，朕皆不敢深信矣。”督撫與學政同在省會，深知學政的優劣，僅因“督撫有所請托分潤”，故代學政隱瞞，嗣後如各省學政有考試不公、徇情納賄之弊，將督撫按溺職例嚴加處分（《清世宗實錄》卷141，頁9）。乾隆帝諭令依照此例懲治喀爾欽。

其三，積弊需要革除。官官相護，是清朝宦海多年積弊。總督、巡撫、布政使、按察使、學政、知府、知州、知縣等官員，平時仗權橫行，各顯神通，吞沒國賦，侵盜庫銀，榨取民財，淫人妻女，草菅人命，一遇風吹草動，守口如瓶，互相包庇，實在是驚濤駭浪，巨船將翻，封疆大吏就舍卒保帥，拋出一二名知縣，應付一下，自己和同僚便逃之夭夭，脫漏於法網之外，照舊腰橫玉帶，身著蟒袍，頭戴烏紗帽，仍然是制臺大人、撫臺大人、藩臺大人、臬臺大人、知府大人，甚至奉旨來察的欽差大臣，也往往因受京中宰輔、九卿或親友囑托，或為地方官員厚禮所動，或膽小怕事礙於情面，從而避重就輕，大事化小，含糊其辭，不了了之。剛過而立之年的乾隆皇帝弘歷，深知此弊，嚴厲訓誡吏部侍郎楊嗣璟不得“有意為之開脫”，否則，其身家難保，而且還著重指出，此繫帝“先行訪聞”，巡撫“始行參奏”，令將巡撫喀爾吉善交部嚴察議處，並警告各省總督、巡撫力戒此弊。不然，“國法俱在”，必將重懲玩法徇私之人。

第四，當今天子“並非無能而可欺之主”。乾隆帝即位以來，力革昔日皇父雍正帝苛刻過嚴之弊，主張寬厚施政，以誠待臣，優遇文武官員，不料薩哈諒、喀爾欽竟以帝為“無能而可欺之主”，違法負恩，“穢跡昭彰，贓私累累”，督撫又以帝“心崇尚寬大”，而苟且姑容，包庇大的貪官污吏，取悅於眾，因此他非常生氣，予以嚴厲斥責，表示決心要重懲犯法劣員，革除互為包庇的積弊。

三月初九日，即下諭後的第二天，乾隆帝又對九卿下達長諭，進一步申述了懲貪尚廉之事。他一共講了六個問題：其一，廉潔為文武百官正身律己的美德。諭旨的句話就是：“人臣之所尚者惟廉。”為君之僕、為民父母的文武官員，需要注重許多事情，但為政清廉，廉潔奉公，卻是各級官員必須為尊崇的高尚美德。其二，嚴懲貪官污吏。乾隆帝說，登極以來，崇尚寬大，體恤臣僚，於常俸之外，特加雙俸，連教職微員，亦予恩賜，目的是讓各官“日用充裕，庶乎保其操守”，但是，盡管“務崇寬德”是“朕之本性”，但“遇有貪官污吏，朕亦斷不肯姑容”。薩哈諒、喀爾欽之“貪婪敗檢”，必予懲治，並降諭旨，通飭各省督撫引以為戒。其三，貪官乃衣冠禽獸。諭旨引用古人警句，痛斥貪官污吏說：“賈誼雲：上設禮義廉恥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其四，群臣不應匿過不奏。諭旨責備群臣不劾貪污之事，著重指出，薩哈諒二人的種種劣跡，繫帝訪聞查出，而九卿中並無一人言及，石麟曾為山西巡撫，廷臣中亦有山西人，“豈竟漫無見聞”？科道等官，“動雲風聞言事，所奏率多無關緊要之言，而遇此等事，轉未有入告者”，不要以為“朕處深宮”而無一見聞。乾隆帝還嚴厲斥責反對劾治墨吏之人，痛罵“謂喀爾吉善參奏喀爾欽之事為過當者”是“豈復有人心者乎”！其五，偏信滿官懷疑漢員。乾隆帝說：“現今滿尚書六人，朕可保其無他，而漢尚書中所可信者，不過新用之一二人而已。”其六，勉勵九卿持廉尚潔。乾隆帝語重心長地說：“九卿為朕股肱心膂，纔具雖有短長，操守何難自勉，若於此不能自持，其他更復何望？自茲以往，務宜各砥廉隅，交相勸勉，以成大法小廉之治，用副朕厚望焉。”（《清高宗實錄》卷138，頁13、14）

乾隆帝將廉潔作為官員的美德，把潔身自好、注重操守作為各官必須具備的條件，提倡廉潔奉公，正身愛民，鄙視贓員，嚴懲貪官，這種看法和做法無疑是正確的，於國有利，於民有益。當然，在封建社會裡，是不能實行廉潔政治的，封建專制制度、租賦制度和土地制度，決定了清官廉吏隻能是鳳毛麟角，絕大多數官員難以保持操守，但是，乾隆帝能如此提倡清廉和不斷懲治貪官，畢竟還是應予肯定的。盡管以上諭旨本身還有相當不妥之處，比如，他既過分相信滿員，認為六部滿尚書皆無貪污之事，可以為其擔保，又過高估計了自己用人識人的能力，好像漢尚書中隻有他新用的人纔不是墨吏，這就太脫離實際了。其實，不僅漢尚書難保無貪婪之事，滿尚書也不例外，兵部尚書鄂善馬上就要因收受賄銀而出丑了。

乾隆帝連續下諭，處理薩哈諒、喀爾欽貪污案件。五月十七日，他下諭說：喀爾欽於山西學政任內賄賣文武生員之事，今俱審實，薩哈諒於布政使任內濫行酷虐貪婪之處，亦已審實。朕對薩哈諒、喀爾欽如此施恩，授為藩司學政，而二人不圖報恩，廉潔持身，勤勉效力，乃敢賄賣文武生員，縱容家人營私舞弊，濫行酷虐貪婪，“辜負朕恩，實莫此為甚”，若不將二人“從重治罪，抄沒家產，則國法不伸，將來人亦罔知懲戒”，著將二人家產嚴查入官（《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5、6）。第二天，他又派乾清門侍衛巴爾聘往山西將喀爾欽押解來京。

又過了一天，五月十九日，欽差吏部右侍郎楊嗣璟等人的奏折到京，奏稱：奉旨查審薩哈諒“貪婪不法，款跡確鑿”，照律計贓擬罪。乾隆帝降旨：薩哈諒前任廣東布政使，聲名不好，且趨奉鄂彌達，故朕將其左遷山西按察使，繼因山西布政使缺出，一時不得其人，將其補授，以觀後效。今楊嗣璟等人的本內談到，薩哈諒在臬司任內，已有劣款種種，及升任藩司，婪贓尤多，共計一千六百餘兩，且實繫科派屬員，重收尾封，贓私入己，並非公項餘銀應報不報者可比。當時庫吏言稱舊例所無，力行稟阻，而薩哈諒斥其膽小，悍然不顧，“則其始終狡詐，藐法負恩，罪實難逭”，著“三法司從重定擬，以昭炯戒”（《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5、6）。

刑部等衙門遵旨議奏，請將喀爾欽擬斬立決，將薩哈諒擬斬監候，秋後處決。乾隆帝批準此議，喀爾欽解到刑部後，立即正法。

乾隆帝乘此時機，於五月二十八日連下兩道諭旨，狠煞貪風，整頓吏治。他在道諭旨中，列舉山西官員貪婪不法、苛索民財諸弊，責令他們痛改前非。他說：山西地方，自石麟為巡撫以來，因循舊習，吏治廢弛，繼以薩哈諒、喀爾欽貪縱無忌，而各屬浮收濫取之弊，更相習為固然。如征收地丁錢糧，每兩例加耗羨一錢三分，今加至一錢七八分不等，更有加至二錢者，若如此征收，民何以堪？至鄉村編氓，有以錢納糧者，每兩銀折收大制錢一千零三十文，按時價合算，“計一兩加重二錢有餘，是耗外又加耗矣”，“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其他如需索鹽店當商陋規，買取貨物，任意賒欠，短發價值，或勒定官價，苦累行戶，“種種積弊，不一而足”。在晉省官吏中，並非沒有潔己自愛之人，然而“積習已久，效尤成風，故貪黷者常多，廉潔者常少”。“民生吏治，關繫匪輕”。朕特施寬大之恩，既往不咎，自今以後，“著嚴行禁革，務使痛改前非，潔己恤民，奉公守法”，若不改悔，朕一聞知，即派大員徹底清查，水落石出，“必將大小官員從重治罪，不少寬貸”（《清高宗實錄》卷143，頁19、20）。

這道諭旨將山西貪風盛行民難承擔之情，講得十分清楚。僅就地丁錢糧而言，每兩本應隻加耗羨銀一錢三分，而各級官員卻加至一錢八分甚至二錢，每兩地丁賦銀多收了耗羨銀五分至七分。姑按六分銀計，此時山西全省地丁賦銀約為三百萬兩，各級官員利用這一方式多向晉民征收了白銀十八萬兩。再加上“耗外之耗”，鄉村農民和中小地主以錢納糧，每兩多交二錢餘銀子，若按全省三分之二的地丁銀繫鄉民所交，則官員又多征銀四五十萬兩。兩項相加，晉省官員僅通過地丁錢糧的加耗和“耗外之耗”，每年就榨取民財六七十萬兩銀子，民何能堪！正如乾隆帝所說：“小民有限脂膏，豈能供官吏無厭欲壑！”

第二道諭旨是訓飭科道官員糾參貪官墨吏。乾隆帝說：科道職司言路，為朝廷耳目，凡有關於民生利弊之事，皆當留心訪察，據實上聞。即如山西巡撫石麟之廢弛，布政使薩哈諒之貪黷，各屬浮收重耗，甚為民累，科道等官每將無干瑣務陳奏朕前，“而此等緊要大端，並不指實糾參，豈果出於不知耶？抑明知而不言耶”？至本省之人，於本省事務，見聞尤切，知之必悉。給事中盧秉純，本繫山西人，石麟蒞任甚久，薩哈諒劣跡多端，“盧秉純豈得推為不知，而並未一經參奏，何也？”現特頒諭旨，通行申飭科道等官，嗣後當留心訪察各省有關民生利弊之事，一有確據，即指實糾參，若知而不奏，必將本省之科道官議處一二人，以示警戒（《清高宗實錄》卷143，頁20、21）。

在乾隆帝嚴厲訓飭下，山西巡撫喀爾吉善上疏劾奏婪贓不法之知州、知府章廷珪、童紱、車敏來、盧壑、龔振等五人。乾隆帝批示：這五人皆革職，其婪贓不法等情，著喀爾吉善嚴審具奏。“山西吏治，甚屬廢弛”，著九卿保舉賢員前往，擔任知府、直隸州知州（《清高宗實錄》卷144，頁6）。乾隆帝又將不行訪察題參薩哈諒之原山西巡撫石麟，給予革職的處分。

二、盧焯納銀數萬兩論絞減戍

乾隆六年三月十四日，即山西巡撫喀爾吉善劾參學政喀爾欽之折到京後的第七天，左都御史劉吳龍上疏彈劾浙江巡撫盧焯貪贓枉法。劉吳龍奏：聞得浙江巡撫盧焯“營私受賄”。盧焯準理嘉興府桐鄉縣汪姓分家一案，汪姓送知府楊景震銀三萬兩，又托楊轉送盧焯銀五萬兩，“物議沸騰”。總督德沛檄委嘉湖道呂守曾查訪知府劣跡。盧焯一聞消息，恐事發牽連本人，星夜出本，題參知府楊景震，又參劾湖州府烏程縣革職道員費謙流輕信誣奸一案，幕客得銀五百兩後聽送銀者囑托，“顛倒是非”。又運判員缺，嘉興縣知縣閻沛年親送盧焯銀兩千兩，盧即題升其充任。“凡委署州縣，俱有饋送，以缺之大小，為數之多寡”。以上各款，既已風聞，不敢隱瞞，請旨密查。乾隆帝讀後既恨盧焯之貪，又十分高興，降旨嘉獎劉吳龍說：“此奏，卿其秉公察奏。朕以至誠待臣下，不意大臣中竟尚有如此者，亦朕之誠不能感格眾人耳，曷勝愧憤。近日薩哈諒、喀爾欽之事，想卿亦知之矣，此事若虛則可，若實亦惟執法而已矣。朕知卿必不附會此奏，以枉入人罪，亦必不姑息養奸而違道干譽也。卿其勉之，若有實據，一面奏聞，一面具本嚴參。”（《清高宗實錄》卷138，頁23、24）

此案與前述薩哈諒、喀爾欽之案相比，有不少奇特之處。從贓銀數量說，薩哈諒為一千六百餘兩，而按劉吳龍所劾，盧焯僅收汪姓之銀就達五萬兩，還不包括其他賄銀，較之薩哈諒，多數十倍，可是薩哈諒一案，從題參到結案，隻用了四個月的時間，而盧焯一案，卻歷時一年零一月有餘，中間還時起風波，原因何在？看來可能有兩個因素在起作用：一繫薩哈諒一案，是乾隆帝先行訪聞巡撫纔隨後題參的，皇上親自下達諭旨，揭發此案，定其性質，巡撫、刑部尚書等官怎敢怠慢遲延，怎不依旨而行遵諭審處？結案的時間當然很快。而盧焯一案，卻繫言官風聞彈劾，是否屬實，如何定罪，當然要周密調查，細心審理，而且還很難沒有大員為其說情，更增加了定案的難度，非幾易其稿，恐不能定。

另一因素則是盧焯本人的纔干、政績及其曾蒙二帝之嘉獎。盧焯是漢軍鑲黃旗人，入貲捐授直隸武邑知縣，縣舊有均徭錢，按田派斂以供差費，而一遇有差，仍按田派夫，民有雙重負擔，盧革除此弊，歸公耗於公，又懲辦把持公務欺凌小民的大莊頭。雍正六年，盧解餉入京，蒙世宗召對，即遷江南亳州知州，禁械鬥，清監獄；再遷山東東昌知府，築護城長堤，疏運河，賑恤災民，政績顯著。雍正九年，盧遷督糧道，移河南南汝道，十年授河南按察使，十一年遷布政使，十二年擢福建巡撫年、二年，盧焯奏減福建邵武縣永安所、霞浦縣福寧衛屯田征米科則，豁除侯官諸縣額缺田地，減免平和、永安、清流諸縣攤餘丁銀，又教民蠶織，疏浚省會的城河。乾隆三年調浙江巡撫兼鹽政，盧焯奏請停仁和、海寧二縣草塘歲修銀，減嘉興府所屬七縣銀米十分之二，請禁商人短秤，飭州縣捕私鹽毋擾民，毋捕肩挑小販，鹽場征課不得用刑追索。盧又減鹽價，免米稅，廣學額，“革官價買物之陋規”，“浙人實受其惠”。盧並請改海寧草塘為石塘，籌備塘河運石。尖山壩為浙省屏障，日久將傾，乾隆四年盧焯奏準築尖山大壩，“工料悉照民價，兵夫匠役給以飯食，不時犒賞”，很快完工，對護衛浙民免遭水災起了很大的作用。盧對浙省縉紳予以優遇，“舉鄉賢名宦，絡繹不絕”。盧焯之政績曾蒙二帝嘉獎，世宗賜其以“文瀾學海”之匾。乾隆帝親書尖山壩之碑文，盛贊其功說：“尖山壩工，上廑先帝宵旰焦勞，封疆大吏不數月告成，用慰朕心。”（《清高宗實錄》卷79，頁12；《清代碑傳全集》卷71陳弘謀：《湖北巡撫盧先生焯暨德配周夫人副室崔宜人合葬墓志銘》、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清史稿》卷337《盧焯傳》）。可能是由於這些原因，乾隆帝在看到左都御史劉吳龍的彈章三個多月後，纔於六年六月十六日下諭說：浙江巡撫盧焯著解任，所有參奏情節，令總督德沛、副都統旺扎勒逐一查審具奏。過了十三天，六月二十九日閩浙總督德沛參劾盧焯“營私受賄各款跡”的奏折纔送到京師，乾隆帝批令德沛、旺扎勒嚴審定擬具奏（《清高宗實錄》卷145，頁1、24）。

又過了五天，七月初五日，福州將軍署閩浙總督策楞之折到京。策楞奏：原任總督郝玉麟、調任巡撫盧焯，在任期間，“並無政聲，簠簋不飭”，乃均於閩省“肖像置牌，附供生祠數處”，郝玉麟還專立生祠書院一所，違犯定例，且恐流傳日久，賢否難辨，於朝廷激揚之道兩相悖戾。乾隆帝批示：此奏甚是，有旨諭部。郝玉麟在閩督任內，並未實心辦事，與盧焯朋比行私，閩省吏治廢弛，皆二人之罪。可察其在任內有無私弊或工程錢糧不清之處，若有可參之處，具折奏來（《清高宗實錄》卷146，頁10）。

同一天，他又就生祠一事下諭：外省官員，現任之時，不許建立生祠，例有明禁。若去任之後，“實有功德在人”，當地官民建祠“以志去思者”，準予留存，此外一概不準。因為，此等生祠之建，多繫出於下屬獻媚逢迎，及地方紳縉與出入公門、包攬詞訟之輩，倡議糾合，假公斂費，上以結交官長，下以私飽其囊，而非出於輿論之同、懿德之好也。近訪聞外省此風尚未盡革，郝玉麟、盧焯在閩省建立生祠書院，肖像置牌，妄行崇奉。閩省如此，其他各省亦恐相同，著各省督撫秉公查核，以定各類生祠之去留存拆（《清高宗實錄》卷146，頁10、11）。

八月二十七日，奉旨審理盧焯之案的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扎勒的奏折到京，言及“盧焯狡飾支吾，供詞閃爍，請革職刑訊”。乾隆帝批準其請（《清高宗實錄》卷149，頁13）。這就使此案的審理發生了重大的變化。在此之前，盧焯雖被左都御史劉吳龍和閩浙總督德沛參劾，奉旨被審，但仍官居巡撫要職，仍繫從二品封疆大臣，而且因其築尖山壩等事有利於民，紳民擁戴，因此，盧焯可能存有僥幸之心，幻想支吾過去，審案者也礙於其繫二品大員，不便嚴究，故歷時二月，一方是“狡飾支吾”，另一方是難壓欽犯，審理無法進行。現在，形勢大變，皇上諭令革盧焯之職，用刑拷問，這便很明確地表明了乾隆帝對此案的態度和對盧焯的看法，已欽定其為貪官，欽差大臣就可放手行事，盧焯的幻想也就破滅，隻好考慮認贓服罪之事了。

閩浙總督德沛、副都統旺扎勒嚴厲審問盧焯、升任山西布政使的原嘉湖道呂守曾、嘉興府知府楊景震及其他有關人員，動用大刑，但進展並不快，德沛又對盧焯家有所安撫。乾隆帝甚為不滿，屢次降旨申飭德沛、旺扎勒。十一月初，浙江布政使安寧就此上奏說：浙省審理參革巡撫盧焯等人之案，“可以結而不結，不當嚴而過嚴，督臣、欽差不能和衷共濟”。帝贊其言，於十一月二十九日批示：“若此據實陳奏，朕實嘉悅覽之。朕早聞其如是，亦已降旨矣。”同一天，他諭告大學士：德沛、旺扎勒承審盧焯婪贓一案，“種種不協之處，已屢降旨訓諭矣”。近聞山西布政使呂守曾已經自縊，此固本人畏罪所致，亦由承審官辦理不善之故。又聞，初審時，甚為嚴刻，案外拖連多人，案內要犯監斃數人，“且有嚴刑疊夾，腿骨已碎，尚未招認者”。既如此嚴刻，而德沛又將皮棉衣服數十件送與盧焯家，“是又何意”？盧焯一案，為時已久，該地審辦情由，朕皆得知，為何德沛並未陳奏？況盧焯等自有應得之罪，早應定案，何以稽遲至今（《清高宗實錄》卷155，頁18、19）？

第二天，十一月三十日，德沛、旺扎勒的兩份奏折同日送到，言及呂守曾畏罪自盡，會審盧焯之案，“有百姓數百人，喧言求釋盧巡撫，推倒副都統衙門鼓亭柵門”（《清高宗實錄》卷155，頁24）。呂星垣記此次越民鬧事之情說：“越民呼呶罷市，竟篡奪公，舁置吳山神廟，供鋪糗如牆，求保留者數萬人，走督轅擊鼓，公呵不散，乃夜逃歸頌繫所。”（《清代碑傳全集》卷71呂星垣：《資政大夫湖北巡撫盧公神道碑》）。袁枚亦書此事說：“獄兩月不具，浙之氓呼呶罷市，篡公於頌繫所，舁至吳山神廟中，供鋪糧菜，盛者如牆而進，所過處，婦女呼冤躅足，數萬人赴制府軍門，擊鼓保留。”（《清代碑傳全集》卷71袁枚：《原任浙江巡撫盧公神道碑》）

乾隆帝對德沛之奏批示：呂守曾的自盡，百姓的鬧事，皆“汝等辦理不妥所致”，不須“嚴究為首之人”，以免“又滋一番擾累”，“但刁風亦不可長”，“可速結盧焯之案”，令旺扎勒進京（《清高宗實錄》卷155，頁24、25）。

乾隆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刑部等衙門會題盧焯營私受賄一案。據調任閩浙總督德沛、欽差副都統旺扎勒疏稱，經“臣等逐一訊明”，分別按擬，除盧焯事後受財、求索借貸等輕罪不議外，應如德沛、旺扎勒所題，“盧焯、楊景震俱依不枉法贓律，擬絞監候，秋後處決”。呂守曾亦應擬絞，已縊死，毋庸議，但其身任監司，婪贓逾貫，原繫應擬死罪之犯，自不得援身死勿征之條寬免，仍著其嫡屬勒追入官。帝從其議（《清高宗實錄》卷165，頁23）。

若按贓銀數量而言，盧焯之贓超過薩哈諒、鄂善（詳後）數十倍，可盧卻僅以絞監候結案，與薩哈諒相同，輕於鄂善（被勒令自盡），看來乾隆帝是因其有纔和築尖山壩有功，纔對其從輕發落。第二年帝以盧焯完贓減其罪，戍軍臺，乾隆十六年召還，二十年起用，署陝西西安巡撫，二十一年授湖北巡撫，二十二年又因其減值置辦入貢方物等過革其職，戍巴裡坤，二十六年召還。三十二年盧焯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