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中國所謂正史，必作史者得當時君主所特許行世。然古多由史家有志乎作，國家從而是認之；至唐，始有君主倡始，擇人而任以修史之事，謂之敕撰。敕撰之史，不由一人主稿，雜眾手而成之。唐時所成前代之史多，有是認一家之言，亦有雜成眾手之作；唐以後則修史之責皆國家任之，以眾手雜成為通例。其有因前人已成之史，又經一家重作而精密突過原書者，惟歐陽修之《新五代》足當之，其餘皆敕撰之書為定本，私家之力固不足網羅散失以成一代之史也。《明史》即敕修所成之史。在清代修成《明史》時，有國已將及百年，開館亦逾六十載，承平日久，經歷三世。著手之始，即網羅全國知名之士，多起之於遺逸之中，而官修之外，又未嘗不兼重私家之專業，如是久久而後告成，亦可謂刻意求精矣。既成之後，當清世為史學者，又皆以尊重朝廷之故，專就《明史》中優點而表揚之，觀《四庫提要》所雲，可以概見。然學者讀書，必有實事求是之見，如趙翼之《廿二史劄記》，世亦以為稱頌《明史》之作，其實於《明史》疏漏之點亦已頗有指出，但可曲原者仍原之，若周延儒之入《奸臣傳》，若劉基、廖永忠等傳兩條中所舉，《史》文自有抵牾之處，一一又求其所以解之，惟喬允升、劉之鳳二傳，前後相隔止二卷，而傳中文字相同百數十字，不能不謂為纂修諸臣未及參訂。其實《明史》疏漏，並不止此；間有重復，反為小疵，根本之病，在隱沒事實，不足傳信。此固當時史臣所壓於上意，無可如何，亦史學家所不敢指摘者。且史既隱沒其事實矣，就史論史，亦無從發見其難於傳信之處，故即敢於指摘，而無從起指摘之意，此尤見隱沒事實之為修史大惡也。

《明史》所以有須隱沒之事實，即在清代與明本身之關繫。清之發祥，與明之開國約略同時，清以肇祖為追尊入太廟之始，今核明代《實錄》，在成祖永樂間已見肇祖事跡，再參以《朝鮮實錄》，在太祖時即有之。至清之本土所謂建州女真部族，其歸附於明本在明太祖時。建州女真既附於明，即明一代二百數十年中，無時不與相接觸。《明史》中不但不許見建州女真，並凡女真皆在所諱，於是女真之服而撫字，叛而征討，累朝之恩威，諸臣之功過，所繫於女真者，一切削除之。從前談明、清間史事者，但知萬歷以後清太祖兵侵遼瀋，始有衝突可言，亦相傳謂清代官書所述征明等語必不正確，而《明史》既由清修，萬歷以後之遼東兵事敘述乃本之清代紀載，求其不相抵觸，必不能用明代真實史料，而不知女真之服屬於明尚遠在二百年之前。凡為史所隱沒者，因今日討論清史而發見《明史》之多所缺遺，非將明一代之本紀、列傳及各志統加整理補充，不能遂為信史。而於明南都以後，史中又草草數語，不認明之繫統，此又夫人而知其當加糾正，不待言矣。從古於易代之際，以後代修前代之史，於關繫新朝之處，例不能無曲筆，然相涉之年代無多，所有文飾之語，後之讀史者亦自可意會其故，從未有若明與清始終相涉，一隱沒而遂及一代史之全部。凡明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皆削其在遼之事跡，或其人生平大見長之處在遼，則削其人不為傳。甚有本《史》中一再言其人自有傳，而卒無傳者，在《史》亦為文字之失檢，而其病根則在隱沒而故使失實。此讀《明史》者負糾正之責尤為重要，甚於以往各史者也。

《史》包紀、志、表、傳四體，各史所同，而其分目則各有同異。《明史》表、傳二門，表凡五種：其《諸王》《功臣》《外戚》《宰輔》四種為前史所曾有，又有《七卿表》一種則前史無之。明之官制，為漢以後所未有，其設六部，略仿周之六官，魏以錄尚書事總攬國政，六曹尚書隻為尚書省或中書省之曹屬代皆因之，明始廢中書省，六部尚書遂為行政長官。又設都御史，其先稱御史大代之御史臺而設，謂之都察院。六部一院之長官，品秩，謂之七卿。此制由明創始，故《七卿表》亦為《明史》創例。

傳則《後妃》、《諸王》、《公主》、文武大臣相次而下，皆為前史所已有。其為專傳者，除《外國》《西域》兩目亦沿前史外，尚有十五目，而前史已有者十二目，前史未有者三目。前史已有者：《循吏》《儒林》《文苑》《忠義》《孝義》《隱逸》《方伎》《外戚》《列女》《宦官》《佞》《奸臣》；前史所無者：《閹黨》《流賊》《土司》。此亦應世變而增設，其故可得而言。

宦官無代不能為患，而以明代為極甚。歷代宦官與士大夫為對立，士大夫絕不與宦官為緣。明代則士大夫之大有作為者，亦往往有宦官為之助而始有以自見。逮其後為他一奄（奄，通閹。）及彼奄之黨所持，往往於正人君子亦加以附奄之罪名而無可辨。憲宗、孝宗時之懷恩，有美名，同時權奄若梁芳、汪直，士大夫為所窘者，頗恃恩以自壯，後亦未嘗以比恩為罪。其他若於謙之恃有興安，張居正之恃有馮保，楊漣、左光鬥移宮之役恃有王安，欲為士大夫任天下事，非得一奄為內主不能有濟。其後馮保、王安為他奄所擠，而居正、漣、光鬥亦以交通馮保、王安為罪，當時即以居正、漣、光鬥為閹黨矣。史言閹黨，固非謂居正、漣、光鬥等，然明之士大夫不能盡脫宦官之手而獨有作為。賢者且然，其不肖者靡然惟閹是附，蓋勢所必至矣。其立為專傳，為《明史》之特例者一也。

集眾起事，無根據，隨路裹脅，不久踞城邑者，自古多有。自漢黃巾以下，其事皆敘入當事之將帥傳中，無有為立專傳者。惟《唐書》列《黃巢傳》，謂之逆臣，與安祿山等並列。明自唐賽兒起事，於永樂年間為始，其後正統間之葉宗留、鄧茂七，天順間之李添保、黃蕭養，成化間之劉千斤、李胡子，正德間之劉六、劉七、齊彥名、趙瘋子及江西王鈺五、王浩八等，四川藍廷瑞、鄢本恕等，嘉靖間之曾一本，天啟間之徐鴻儒，崇禎初之劉香，亦皆見於當事將帥傳中。其特立《流賊》一傳，所傳止李自成、張獻忠，蓋以其力至亡明，與黃巢之亡唐相等，特為專傳。明無擁兵久亂之逆臣可以連類，遂直以此名傳。而民變之起，則由民生日蹙，人心思變，可為鋻戒。其立為專傳，為《明史》特例者二也。

西南自古為中國邊障，《周書·牧誓》有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之人，武王率以伐紂。戰國時莊王滇，漢通西南夷，唐設羈縻州。自湖廣而四川，而雲南，而貴州，而廣西，廣闊數千裡，歷代以來，自相君長，中朝授以官秩，而不易其酋豪，土官土吏，久已有之。但未能區畫普而司府州縣額以賦役，其酋長無不欲得中朝爵祿名號以統攝其所屬之人，於是土司之制定矣。舊，而開國以後亦頗以兵力建置，其官代，曰宣慰司，曰宣撫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率以其土酋為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州、縣之名錯出其間。嘉靖間，定府、州、縣等土官隸吏部驗封司；宣慰、招討等土官隸兵部武選司。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領之。文武相維，比於中土，蓋成經久之制，與前代羈縻之意有殊，但終與內地郡縣有授任之期、有考績之法者不同，故與郡縣相別敘述。其立為專傳，為《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明史》斷代起年，而敘明事者不能以為限，當以太祖起事之始為始。《史本紀》如此。陳鶴《明紀》，順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鋻》起至正十二年，皆與《本紀》相應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節之紀述不可勝數外，自以正史為骨干。而變其體，則有《紀事本末》、有編年之《紀》及《通鋻》。《紀事本末》成於《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於《明史》。後來《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義成《通鋻輯覽》之《明鋻》及《綱目三編》。《明紀》及《明通鋻》乃敢準以下筆。清代之治《明史》者終不免有應顧之時忌，此俟隨時提清。今欲知史之本義，莫重於為法為戒。人知明之有國，為明驅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當時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稱雄，顛覆舊政府，而使應時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為，乃統治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稱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雄者而與天下更始也。敘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國珍為始。其實民得稱雄，已為較有知識、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禍犯令於清平之世，一皂隸縛之而遂就法，蓋已知綱紀盡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後動也末之亂本，不室致亂之故。

順帝至正三年，監察御史烏古孫良楨以國俗父死則妻其後母，兄弟死則收其妻，父母死無憂制，遂上言：“綱常皆出於天，而不可變。議法之吏乃雲：‘國人不拘此例，諸國人各從本俗。’是漢人、南人當守綱常，國人、諸國人不必守綱常也。名曰優之，實則陷之；外若尊之，內實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國人者不若漢人、南人之厚也。請下禮官有司及右科進士在朝者會議。自天子至於庶人皆從禮制，以成列聖未遑之典，明萬世不易之道。”奏入不報。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爾多儒學教授鄭咺建言：“蒙古乃國家本族，宜教之以禮，而猶循本俗，不行三年之喪；又收繼庶母叔嬸兄嫂。恐貽笑後世，必宜改革，繩以禮法。”至至正，已為末一年號，不過數年，瀕於亡矣，而猶以夷俗自居，曰“列聖未遑之典”，可知開國以來無不如是。其曰“議法之吏”，則固未嘗不言立法，惟法特為漢人、南人設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