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 清朝興衰

與北方民族侵入羅馬帝國以及蒙古族入主中原相比較，清朝取代明朝，還是有所不同。這種不同 ,當然有許許多多的表現 ,其原因也涉及諸多方面。但是 ,毫無疑問的是，滿族，特別是其統治階層，早在入關之前就較多、較深地受到漢文化的熏陶。此外，許多“漢族合作者”的突出作用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方面。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漢族合作者”的主要作用和貢獻正表現在大政方針、韜略的運籌方面。

康雍乾時代的弛張之道

入關以後，經過一段時間的戰爭、動蕩、恢復，清代進入了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發展階段 ,迎來了頗為後人稱頌的“康乾盛世”。盛世之出現，固然可以說“有其歷史必然性”,但是，這種必然性是由許多主客觀因素建構起來的，其中，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的作為是非常重要的。而他們之所以能夠有所作為，又與本人及其謀士的纔識、膽略、運籌帷幄等密切關聯。

就康、雍、乾三朝總體而言，其主要的統治政策是一脈相承的，隻是在具體的做法上各有特色 ,突出的就是在為政寬嚴尺度的掌握上 ,恰好與所謂 “文武之道 ,一張一弛 ”“寬嚴相濟 ”相吻合。總體看三朝如此 ,分別考察三朝亦是如此。康熙朝早期尚處於戎馬倥傯的初創狀態 ,往往事出非常 ,難以一概論之。中期以後 ,清廷統治逐漸穩定並走上正軌 ,康熙皇帝的行政方針也表現出顯著的 “與民休息 ”“無為而治 ”的傾向。他這樣說道：“治國之道 ,莫要於寬舒 ,政治之本在寬仁 。” “從來與民休息 ,道在不擾。與其多一事 ,不如省一事。朕觀前代君臣 ,每多好大喜功 ,勞民傷財 ,紊亂舊章 氣 ,上下訌囂 ,民生日蹙 ,深可為鋻。”康熙朝晚期之所以出現不少弊政,一定程度上與其政尚寬仁有關 ,以致被人指為姑息養患之結果。

雍正為政尚嚴，雷厲風行，固然與其“刻深慘毒”之性格有關，卻也不能否認他有意糾正乃父失之過寬之弊 ,嚴行整飭的因素 .雍正即位後連發諭旨,所指甚為明確 .他針對諸多弊端指出：“皇考好生如天，不忍即置典刑，故伊等每恃寬容 ,毫無畏懼……”於是勒限追繳虧空、嚴厲整飭吏治 ,甚至於大興文字之獄等厲政。因此 ,史有 “ ,政治一新 ”之說。

乾隆皇帝即位 ,清朝行政風格又換了一番景像。就在雍正剛一去世 ,乾隆立即以其父遺詔的名義表達了自己將改嚴政為寬政的主張。雍正遺詔所謂 “寬嚴之用 ,又必因乎其時。從前朕見人情澆薄，官吏營私 ,相習成風 ,罔知省改 ,勢不得不懲治整理 ,以戒將來。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門條例,有從前本嚴而朕改易從寬者，此乃從前部臣定議未協，朕與廷臣悉心斟酌而後更定以垂永久者，應照更定之例行。若從前之例本寬而朕改易從嚴者，此乃整飭人心風俗之計，原欲暫行於一時，俟諸弊革除之後 ,仍可酌復舊章 ,此朕本意也”,實為乾隆之意 ,隻不過是借乃父名義 ,以使寬嚴過渡得更名正言順 ,以便於推行而已 .在此後的許多次相關論述中，乾隆更為明確地表述了自己的指導思想。他評論其祖父、父親的為政風格道 :康熙時期是 “久道化成,與民休息 ,而臣下奉行不善 ,多有寬縱之弊。皇考世宗憲皇帝整頓積習，仁育而兼義正 ,臣下奉行不善，又多有嚴峻之弊 ”。他主張應該寬則糾之以猛 ,猛則濟之以寬。並公開聲明 “朕主於寬 ,而諸王大臣嚴明振作 ,以輔朕之寬 ”。

如果進一步分別對三朝加以具體考察 ,則所謂寬者 ,並非一味地寬 ,更非縱弛之謂；所謂嚴者 ,亦非一味地嚴 ,更非刻薄之謂 .因時更化 ,寬中有嚴,嚴中帶寬 ,目的是導之於至中。刻薄有害於民生 ,縱弛有妨於國事 ,皆不利於統治秩序穩定 ,非統治者所願。

康熙朝六十餘年 ,是撥亂反正、孜孜求治的一朝。康熙為政“夙夜孜孜,寤寐不遑 ,寬嚴相濟 ,經權互用 ”“殫心竭力 ,有如一日 ”。在康熙朝的寬政中 ,值得注意的是通過一些寬松的政策、措施來緩解知識分子中存在的敵對情緒 ,獲得了顯著的成功 ,表現出非常高明的謀國、謀治的智慧和韜略。清代初年 ,由於滿族統治者的高壓政策 ,在大肆屠掠的同時又嚴行剃發易裝 ,激起了漢族人民的強烈反抗 。其中一批學識淵博、德高望重的知識分子，在大規模的反抗運動被鎮壓之後，仍然對清廷心存敵意 ,成為影響清廷統治安定的一大因素。然而 ,康熙並沒有采取高壓或者激烈手段 ,反以優待禮讓等行動來緩解、消除知識分子的對立情緒。康熙十七年 (1678 )博學鴻詞科的舉行是這方面有代表性的措施。諭旨稱：“凡有學行兼優、文詞卓越之人 ,不論已仕未仕 ,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員 ,在外督撫布按 ,各舉所知,朕將親試錄用。”次年 ,被舉薦的一百九十餘人中有一百四十三人召試於體仁閣 ,康熙親自取定一等二十人 ,二等三十人 。五十人全部授予翰林官。被錄取的五十人中 ,有一批知名之士 ,如朱彝尊、潘耒、毛奇齡、彭孫遹、邵遠平、尤侗、汪琬、施閏章、陳維崧、吳任臣等；也有顧炎武、黃宗羲、萬斯同、李塨等堅決不願出來受職的；甚至有寧死不出的 ,如李颙 ,被抬到西安後 ,水漿不進 ,絕食以示抗拒。就是這樣 ,康熙也沒有發怒 ,仍予優容。康熙四十二年 (1703 ),康熙來到西安 ,希望能夠見到李颙 ,李颙仍然托病不出 .康熙又提出看他的著作 ,李颙無奈 ,派兒子將著述送來.康熙說:“爾父讀書守志 ,可謂完節 .朕有親題 ‘志操高潔 ’匾額並手書詩帖 ,以旌爾父之志。”對於這類軟磨硬抗的行為 ,不加追究 ,反而贊勉 ,如此高的姿態 ,確實打動了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心 ,化解敵意的收獲是很顯著的。後來,康熙又開局修纂《明史 》，萬斯同、劉獻廷、王源等人雖然不願做清朝的官 ,但卻以“布衣”身份受聘參與工作。著名文臣徐乾學被參劾 “招搖納賄”之後 ,康熙也沒有治他的罪 ,隻是給假回籍 ,命令他在太湖洞庭山開設書局纂修《一統志》，因此又招攬了著名學者閻若璩、顧祖禹、胡渭、黃儀等。桐城派創始人方苞 ,受《南山集》文字獄牽連 ,本應處死 ,亦予以赦免,要他參加編書工作 ,後來 ,竟任 “武英殿修書總裁官 ”。康熙在法制上主張 “罪疑惟輕 ”,他認為 :“與其繩以刑罰 ,使人怵惕文網 ,苟幸無罪 ,不如感以德意 ,俾民蒸蒸向善 ,不忍為非。”

在用兵方面 ,康熙注重招撫化解之策 ,在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叛亂等戰爭中都有顯著體現。這些都與其以寬行政、以德化民的指導思想是一致的。

謀略智慧的重要特點之一是講求實用、隨機靈活 ,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政治 ,在三位精明干練的君主的運籌下寬嚴相濟，實即務實靈活的結果。康熙認為：“自古帝王治天下之道 ,因革損益 ,期於盡善 ,原無數百年不敝之法。”他反對徒托空言、拘泥章句、株守一隅的學問 ,以有裨於治道乃為有用。雍正亦認為法久弊生 ,必須因時制宜 ,進行調整補充 ,纔能收到好的效果。“觀乎其時 ,審乎其事 ,當寬則寬 ,當嚴則嚴而已。”乾隆總結乃祖乃父的經驗教訓 ,更是主張 “為政之道 ,損益隨時 ,寬猛互濟 ”, “有治人 ,無治法 ”之說 ,也是他時常引用的 “金科玉律 ”。康熙也好 ,雍正也好 ,乾隆也罷 ,他們主張 “審時度勢 ”“損益隨時 ”的高明所在 ,就是為自己隨政治形勢變化采取相應的對策 ,為按照自己的好惡、喜怒來調整祖、父既定的政治方針保留了較大的回旋餘地。乾隆初年的例子就很能說明問題。當時 ,對乾隆即位後較多地調整統治政策、糾正雍正朝為政的做法 ,以刑部尚書兼兵部尚書傅鼐和河東總督兼河南巡撫王士俊為代表的一部分官僚就提出異議 ,認為此舉有違祖制。乾隆皇帝便是以“從來為政之道 ,損益隨時”的理論進行反駁的。總之，康雍乾盛世的出現，與統治者務實靈活、寬嚴互濟的政治指導方針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