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現代主義、新史學與中國語境……3

知識社會史的視線……48

語言學轉向之後的中國新史學……67

明清教派書寫與反教派書寫……81

清末秘密會黨與辛亥革命……88

記憶

歷史學找回想像力……109

在記憶與忘卻之間……114

皮埃爾·諾拉及其“記憶之場”……126

不可回避的過去——阿萊達·阿斯曼及其《記

憶中的歷史》……150

概念

中國人的亞洲自畫像……171

近代知識亟需“考古”——我為什麼提倡概念史

研究……187

概念、概念史與中國語境……194

切入民國史的兩個視角:概念史與社會史……213

重審中國“近代”……222

儒學與社會主義的早期邂逅……231

東亞

解構靖國神社的政治話語……241

作為事件的“他者”——近代中日歷史教科書

裡的前近代敘述……259

在亞洲超越“近代”?——一個批評性的

回顧……274

訪談

近代東亞史,我作如是說……295

一分鐘的沉默,也是記憶之場……307

秘密社會究竟有多少“秘密”?……319

後記……334

歷史學找回想像力

近代歷史學的一廂情願並不能抹去其自身的歷史。歷史學作為一種表述行為，毫無疑問帶有修辭的文學成分。正如人類學家列維·斯特勞斯（Claude Lévi-Strauss）在《野性的思維》中所指出的，本質上，決定歷史敘述的不是史實本身，而是歷史學家對史實的解釋。1980年代後半葉“語言學的轉變”搖撼了一味追求科學性的歷史學，一些學者驀然發現，近代歷史學數典忘祖，在科學的刀劈筆削下，歷史被規訓得支離破碎、血色失調。歷史學需要找回曾經屬於自己的東西：想像力。

長期以來，我們對表述對像給予了極大的關注，對表述行為本身存在的問題缺乏足夠重視；對各種社會科學理論和方法津津樂道，對自身的歷史感覺和想像力的培養十分漠視。我們的歷史表述大多形同八股，甚至是對自我/他者的不斷“克隆”。作為具有特殊技能的工匠，我們的知識生產行為不過是一個慣性的連續，很少有創造性的自覺。柯林伍德（Robin George Collingwood）在《歷史的觀念》裡談到歷史的想像力時，舉例說：

當我們眺望大海時，看到一艘船。五分鐘之後，當我們再次眺望時，船已經 移動到不同的位置。因此，我們必須想像，當我們沒有眺望的時候，船在一點一點占據著兩處的中間地帶。這是歷史思維的一個案例。同樣，當我們被告知凱撒在不同的日子裡分別獃在羅馬和高盧的話，我們得想像凱撒在兩地之間旅行的情景。

柯林伍德認為歷史解釋是通過批判方法和建構方法來實現的。所謂批判方法，就是對歷史表述（史料）進行批判性的解釋，以此確定再表述的對像，然後通過演繹的方法建構歷史事實。因此，對一個歷史學者來說，需要的與其說是作為工匠的技巧，不如說是建構歷史的想像力。

近代知識亟需“考古”

我們進行概念史研究的目的不是為了慎終追遠,探討中國傳統的知識形態,而是要探討17世紀,特別是19世紀以來中國乃至東亞近代知識空間形成之問題。具體而言,是在中國與歐美世界發生踫撞後,大量的“西學”和日本化的西學——“東學”知識如何傳入的問題,尤其是“他者”知識是如何內化為“自我”知識的問題。這麼說並不是要否定中國歷史自身所具有的近代性,而是要強調,在中國,所謂近代作為問題的出現乃是在與歐美相遭遇之後。這個關於近代知識的“考古”工作既需要了解中國、歐美和日本的學術背景,也需要不同學科之間的取長補短。4年前,我和一些同道開始從概念、文本和制度三個方面展開研究,重點是進行概念和文本的比較研究:一個西方的概念如何被翻譯為漢字概念,其間中國和日本之間發生了怎樣的互動關繫,中西、中日之間的差異揭示了怎樣的文化移植與變異問題。我們設想要從100個影響中國20世紀歷史的關鍵概念入手,研究中西概念、中日概念之關繫,透過《新史學》第2卷“概念的空間”和“文本政治學”兩個欄目的論文,讀者可以略見這個研究計劃之一斑。

概念史研究是一項喫力不討好的工作,書海無邊,沒有人能窮盡近代知識的底蘊。但是,我相信一個個概念做下去,一本本文本讀下去,多少會有助於我們了解中國近代知識的來歷。歷史充滿了正反兩義的弔詭:拿破侖之偉大在於他頒布了不朽的《拿破侖法典》,但人心中的拿破侖卻是和滑鐵盧之敗糾纏在一起的英雄形像;項羽力撥山兮之勢令人嘆為觀止,垓下之敗讓人扼腕嘆息,然而,若不是劉邦定鼎天下,今天的中國人是否得稱“漢字”為“楚字”、易“漢族”曰“楚族”,亦未可知也。

重審中國“近代”

19世紀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轉型期，它承襲了既往的餘韻，開啟了其後的型式。回看歐洲，在群星璀璨的“年鋻學派”那裡，歷史學家們之所以盤桓於中世紀晚期而耕耘不輟，蓋源於對“近代”的懷疑，何以作為單數的近代得以從中世紀生發，其他可能性因此而隱沒無聞？同樣，中國近代的已然和蓋然也隱藏在19世紀前後的歷史——事件之中，這些值得深描細究。

歷史認識論的轉向對理解中國社會的“近代”轉型至關重要。齊美爾（Georg Simmel）有道：“秘密，賦予與公開世界相並列的第二世界（einer zweiten Welt）以可能性，同時公開世界亦受到第二世界所具有的可能性的深深的影響。”粗言之，倘若中國存在兩個“社會”的話，一個社會如宗族、行會及其派生物，是所謂的世界；一個社會如江湖、會黨等，乃是第二世界。一百多年來，中國的第二世界被等同於“秘密社會”（secret societies），污名化的語言表現——話語不僅反復進行能指的遊戲再生產，還妨礙了對世界和由媒體、資本形成的新世界的把捉。

回思16世紀末以降三百餘年間中國所發生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大致可以看出如下知識變動的軌跡：耶穌會士將中國知識傳入歐洲後，影響了18世紀啟蒙思想家思考世界的方式及其對中國的認識，此乃“宋學西遷”的結果。19世紀來華西人傳播的西學知識形塑了中國人的自我/他者認識，開啟了建設現代國家的歷程，是為“西學東漸”的產物。1895年“甲午戰爭”後，中國知識人大舉東渡，移植日本西學知識（包括傳入日本的來華西人傳播的西學知識），更加速了這一進程，這是“東學入中”的知識往返。

1922年，在西潮滾滾，骎骎乎有席卷全國之勢下，一群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會聚南京大學的前身國立東南大學，創辦了《學衡》雜志。《學衡》旨趣曰：“誦述中西先哲之精言，以翼學；解析世宙名著之共性，以郵思；籀繹之作，必趨雅音，以崇文；平心而言，不事嫚罵，以培俗。”逝者不可追，猶待來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