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  001

自 序 / 001

如 海

就當一個普通人 / 002

張奚若說：“攻讀政治學絕不要為了做官，要立志當一個社會改革家為上策，立志當一個正派的政治學者為中策，如果這二者都當不成，就當一個普通人，趨炎附勢鑽營求官為下策。”吳德 大概沒有實現張奚若所說的“上策”“中策”。那就當一個普通人—他的一生，終究沒有辜負恩師的教誨！

聯大世家 / 030

凌宏煒和一位維吾爾族姑娘戀愛了，對方是小學教師—按照當時的“民族政策”，漢族女性可以和維吾爾族男性結合，反之則不然。於是，違反“民族政策”又讓這個“右派”罪加一等。凌宏煒記得：“後來我去勞動，每天收工的時候，她就在路邊站著，看著我，但是互相不能說話。”

國之大“義” / 047

即便夏胤中罵自己“蠢也如豬”，如果讓他重回 1949 年，他也許還是會選擇回國。就像他給五個子女取的名字之中都有一個“義”字一樣，想必在他看來愛國無疑就是的“義”！

如山

“救國”的夢 / 062

《北平無戰事》的劇情和陳志競的經歷，像是兩件相互佐證的材料，互相印證了彼此結局的合理性—劇中那四位“鐵血救國會”成員，撇開政治鬥爭的勝敗不說，他們畢竟首先是愛國的。尤其是梁經綸出國未歸，曾可達飲彈自盡，這樣的結局都是合情合理的。同樣，陳志競當初的選擇也是可以被理解的。盡管他為此付出了幾乎被囚禁一生的代價……

活著的“烈士” / 078

其實兄弟兩人的故事也可以這麼說—從譯員培訓班畢業之後，他們的生活還是沒有真正“交叉”開—上前線的可能是繆弘，犧牲的也可能是繆中。繆弘是一個死了的繆中，繆中是一個活著的“烈士”。但無論兄弟兩人哪一個活下來，其實都不隻是為自己活著，也是在為逝去的那一個繼續其人生。

從聯大到黃埔 / 088

“上了車，我好像做夢一樣，一下子還在學校讀書，一下子就要上前線了。”就像夏世鐸所說的：“人就是那麼一剎那，決定你的前途命運。西南聯大是一所名校，考進去也不容易，但我當時殺敵的觀念很強，如果稍微考慮一下，沒有抗擊日軍的決心，人生就會完全不一樣。”

衝上雲霄 / 121

“有一件事情我記了一輩子。”從成都到重慶經過內江，承序玉和同學削了皮喫梨， 沒想到梨皮竟然被小孩撿去喫了。“想起來很辛酸，所以我一直都沒有忘記。”

浪裡白條 / 133

熊平問朋友怎麼辦，他說：“我們去延安，我有路子。”原來，姚以認識“七君子” 之中的幾位—瀋鈞儒、鄒韜奮、史良、王造時、沙千裡，他就帶著熊平去了瀋鈞儒位於武漢交通路厚德裡的家，開門見山地說：“我們想去延安。”

歸去來兮 / 147

大家找到了農學家婁成厚先生的夫人，請她教孩子們念書。那場面有點像後來我們看到的“希望小學”，一群孩子圍坐在一個大乒乓球臺邊，各個年級的都有， 老師有時講幾句一年級的課，然後又轉過去對另外幾個孩子講三年級的內容。

何為紡織？ / 156

1947 年，張文賡獲得作為廠長的“紅利”—被獎勵出國留學。第二年 10 月， 他奔赴英國曼徹斯特理工學院，攻讀紡織工業碩士學位。“曼徹斯特現在因為足球而出名，其實當時的曼徹斯特是一個紡織中心城市，離北部的港口利物浦很近， 有一條運河把兩座城市連起來，可以把運到利物浦的棉花直接轉運過來。”

隱姓埋名於 404 / 167

趙仲興告別家人，去了戈壁灘中的核工業 404 廠。“確實是隱姓埋名的，家裡人隻知道我去搞原子彈，但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廠裡也沒有電話，家裡人隻知道， 要聯繫我就寫信到蘭州的一個信箱，信會轉到我手裡。”

百歲發明家 / 181

王同辰剛進校的時候，同繫的錢偉長是研究生一年級。“那時候他的思想很‘左傾’，‘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很高興，結果被右派的人抓起來按在地上打，骨頭都被打斷了。”

如雲

清醒時分 / 188

因為是從軍，出國也不需要什麼護照。去印度坐的是飛機，因為走的是“駝峰航線”，路上很是危險。上去的時候他們都被關照，要把耳朵塞住。為了避免日軍的騷擾，飛機飛得很高。“然後快速往下俯衝一段，就到印度了。”

師從“男神” / 196

“我那時候跳遠不及格，就看到馬約翰在邊上搖頭。”百歲老人彭鄂英耳聰目明， 雖然有點駝背了，但是行走自如，和我交談時思路也非常清楚。這其中應該有馬約翰教授當初的教化之功。

參悟 / 203

“聞一多纔四十多歲，看起來卻像個老夫子，主要是因為留著一嘴大胡子。因為調皮，我們就去摸他的胡子。”說到這裡潘柏齡大笑起來，“我們用昆明話問他為什麼要留胡子，他說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他再剃胡子。”

糊塗“大玩家” / 213

第二天公祭四烈士，昆明的天氣特別陰沉。在公祭現場，教授、學生發表演說， 商人也罷市響應。當天出殯隊伍沿途經過多個路祭點，聯大附中是其中一站，吳大箴在學校裡參加了路祭。聯大學生寫了一篇祭文，交給吳大箴朗讀。讀完之後， 大家把祭文燒了，火苗撲閃撲閃，現場的氣氛比昆明的天色更凝重……

言必稱先生 / 218

張伯苓常用他的天津口音念叨的一句話是：“恩來是我的學生，月涵也是我的學生。”雖然張伯苓並不長於學問，但培養出優秀的學生，正是讓教育家自豪的事情。而畢業於南開的梅貽琦每次聽到老校長講這句話，自然是在邊上恭恭敬敬俯首帖耳，場面很是有趣。

機緣人生 / 223

畢業前夕，顧潤興在東安市場購了本宣紙的冊頁本，請幾位教授題詞留念，費青寫的是一首陶行知的詩，燕樹堂、冀貢泉多位先生都有題贈。顧潤興也把紀念冊送到松公府校長辦公室，請胡適校長題詞。他題寫了一句：“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

過去的人很厚道 / 243

“我在聯大沒有念到畢業，就去給美軍當了翻譯官，後來就沒有回到學校。”在尋訪中，遇到過多位像宓祚昌這樣的校友，因為年事已高，能夠記起的往事已極為有限。

深藏 / 247

“那時候我們繫隻有四個女生，其中之一是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大兒媳，長得好看得很。還有一個同學是歐亞航空公司（老板）的妹妹，她們兩個都是坐小汽車來上課的。有一個後來到美國去了，還有一個就是我。女生很少，就我們四個。”“還有很多名師，當時在昆明的一些大學組織了一個劇社，以聯大為主，聞一多老師、曹禺老師都指導過我們演戲，我們外語繫的幾個女生都會演戲。”

後記 / 253

我永遠不會忘卻西南聯大和在那裡度過青春年代的人們！

——瀋龍朱（瀋從文之子）

作者不僅用心做了很多關於西南聯大事實的判斷工作，更用自己獨特的角度讓這些當年西南聯大的學生講出自己真實的讀書經歷，這個工作豐富了目前已有的關於西南聯大的史料，也構成這一研究領域裡不可缺少的文獻。

——謝泳（廈門大學教授）

在記錄他們沒有停止追索與發問。這些內容順流而下，超出了校園，也超出了“民國”，所以實際上是中國社會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底色”。

——張曼菱（作家、制片人）

西南聯大不是神話，而是中國教育史上自由生成的一個典範，君在內的後來者，他對數十位西南聯大學生的采訪，補充了不少檔案等史料中所缺乏的生活和教育細節，在西南聯大史的研究中，這是一個新的收獲。

——傅國湧（歷史學者）

隱姓埋名於 404

…………（節選）

就在我拜訪趙仲興之前不到一個月的 1 月 9 日，2015 年國家科技獎頒給了“中國氫彈之父”於敏。這也是他一生僅有的兩次公開露面之一，之前一次是 1999 年出席國家“兩勛”授獎。

我說看到報道裡說，於敏一直過著隱姓埋名的生活，甚至連家裡人都不知道他在搞氫彈。趙仲興說：“確實是隱姓埋名的，家裡人隻知道我去搞原子彈， 但其他的什麼都不知道，甚至連我們廠的代號也是後來纔知道的。廠裡也沒有電話，家裡人隻知道，要聯繫我就寫信到蘭州的一個信箱，信會轉到我手裡。”

那時候，趙仲興告別家人，去了戈壁灘中的核工業 404 廠，在其中的分廠擔任副總工程師。他告訴我：“這裡面我們有個弱點，初都是蘇聯專家幫助我們建設的，後來就是因為中蘇關繫惡化，蘇聯專家撤走了，於是征調我們這些人去接上他們的工作。所以，現在的俄羅斯對於我們一些核設施的內部情況可能有所了解。好在我們早期的一些設施已經放棄了，又在四川等地建了新的基地，這樣他們就算想攻擊，也構不成什麼實際威脅了。”

為了保密，趙仲興所在的 404 廠當初對外叫“西北礦山機械廠”。對於自己所從事的具體工作，他至今不會詳細地向別人講起，籠統的說法就是提供核燃料—從鈾的開采就開始介入，一直到生產出合格的核反應物質。甚至對於 404 廠的廠址，他在寫文章時也隻是說“大西北”。

趙仲興甚至以為該廠的情況至今絲毫沒有解密，直到我告訴他，網上已經可以找到一些關於“核工業 404 廠”的資料了，甚至還有一篇專門寫 404 廠的文章曾經廣為流傳。

據資料記載：

地處大西北戈壁灘的核工業 404 聯合企業（原名 800 聯合企業），是我國核工業的重要生產基地和難得的後處理基地。

404 廠在 1957 年確定廠址。1958 年 9 月、10 月間建設隊伍就開進了戈壁灘。廠址占地約一百平方公裡，沒有一戶人家，沒有一棵樹，隻有稀稀拉拉的駱駝草。二三十裡地以外是茫茫戈壁， 荒無人煙，所以也沒有征地移民問題。以後工作人員曾因工地孩子沒見過樹，便將他們用大轎車拉到玉門鎮去看樹。孩子們見到大樹就高興地喊起來：“好大的駱駝草！”

聽我讀完這段話，趙仲興說：“對，這些都是真實的情況。”

我問：“核研究主要是物理方面的研究嗎？”趙老表示並不盡然：“從鈾的開采、提煉開始，再逐步氧化為二氧化鈾、四氟化鈾、六氟化鈾等，都是化學過程。雖然原子彈裡的鈾是單體，但要通過不斷氧化提高純度。核反應的過程是物理的，但反應後的放射性物質經過離心分離之後，如何淨化處理，又是化學領域的。”

“因為我家在上海，所以在交出合格的產品（核燃料）之後，我就申請調回上海，還是在二機部的繫統內。1965 年 3 月，我調到了上海原子能核研究所，1975 年完成了一個重點科研項目—放射性氣體的淨化處理，為此被授予‘上海市先進科技工作者’。”

看（聽）著《中華之核》，他很是專注。

1964 年 10 月 16 日 15 時，中國顆原子彈成功試爆；1967 年 6 月 17日上午 8 時 20 分，中國顆氫彈成功試爆……

雖然片子拍得“點到為止”，至多隻是呈現了一些過去未必看得到的鏡頭， 對核試驗等的詳細過程“解密”十分有限，但他還是高興地說：“片子很好，大家看了就對整個過程有了了解。”

我說，他看這些東西一定比我們有更深切的感受，一定會有許多往事湧上心頭。他說是的，看著片子會勾起很多很多的回憶，雖然這些回憶也許永遠無法和其他人分享。

我對趙仲興說：“您也是&lsquo勛’嗎？”他解釋說自己不是：“&lsq勛’授予的都是‘搞彈’的人，都是做物理研究的，那個是原子彈、氫彈裡面難的。”但是，不可否認，那些為&ldq勛”們準備核燃料、清理核廢料的科學家，同樣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

從聯大到黃埔

…………（節選）

2014 年 9 月 11 日，我拜訪了位西南聯大校友，也是上海校友會的會長夏世鐸。

他的家在上海戲劇學院蓮花路校區附近的一個小區內。老伴去世後，九十多歲的老人一個人住在這套寬敞的房屋內。兩個房間的交彙處有一張辦公桌，兩面都是書櫥，書桌邊堆放著許多資料。

夏世鐸家的客廳裡掛著一些自己滿意的書法作品，裝裱在鏡框裡，電視櫃上擺了不少獎章、獎狀，特別的是鋼琴上的一張印有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歷的獎狀，那一天是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的日子。

作為上海西南聯大校友會的第三任會長，他也許是聯大學生中的一個異類——在這所名校學習了不到一年，這位曾經的熱血青年便投筆從戎，走上了抗戰之路，後來又成為黃埔第十七期的畢業生。

夏世鐸有著令人驚嘆的人生經歷，他讀過中國一文一武有名的學府，幾次差點死於非命，幾次想上前線而不成，幾次與留美擦肩而過……而當這樣一位經歷過大風大浪的老人坐在你面前時，隻有聆聽他醇厚的北方口音的講述，纔能開啟那樣波瀾壯闊的人生畫卷。

夏世鐸可能是聯大校友中晚年較多受到媒體等方面關注的一位。

他做過普陀區政協委員，至今擔任著多項社會工作。顯然他受訪的經驗很豐富，加之記憶力也很好，講述自己的經歷時條理非常清晰，也能恰到好處地講出記錄者所需要的案例、故事。

夏世鐸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知識分子”，他保留著文人的底色，卻沒有知識分子自負、散漫的特質。投筆從戎的經歷，在他的身上顯著地留下了一個軍人嚴謹、“以服從為天職”的烙印。也許可以說，他是一個做事認真、踏實，注重紀律和秩序的“工作者”。

作為一個九十多歲的老人，他說自己每天的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工作，9 月底剛去夏威夷參加了黃埔軍校校友紀念活動。“隻要我還有這樣的價值，社會還需要我去工作，我就應該去做。”夏世鐸目前擔任著上海聯大校友會會長、上海黃埔同學會理事等五個社會職務，他多次和我說：“聯大、黃埔同學會都是黨的統戰工作。為黨工作，不但要把交到你手上的工作做好，還要自己去動腦筋，有創造性地去做一些事情。”

“我現在還聯繫臺灣國民黨的五個上將、十幾個中將、幾十個少將。其中，經常聯繫的國民黨老將軍，就有四個上將、八個中將、三十一個少將。每年從 11 月開始，我就要陸續寫賀年卡，因為給每個人寫的都不一樣，很早就要開始構思。”

他給我拿來了兩張賀卡，一張是原臺灣“政戰官”許歷農上將寄來的賀年卡；另一張是原“陸軍總司令”陳廷寵上將的賀年卡，上面還有很長的一段手書文字。

“陳廷寵有一個外甥和我都是普陀區的政協委員。因為這個關繫，我們很快就熟悉了，然後聊起來纔發現，陳廷寵做營長的時候，他的軍長是我的學生，所以他一直稱我為‘世公’。”

他還說，自己次去臺灣的時候，也覺得有顧慮，沒想到自己的學生還有其他同期的學生都來看他，其中有些人後來成了將官，還站成一排要請他訓話。

“有人對我說，你可惜了，如果當初來了臺灣，也許現在的地位會很高。我說我不會去臺灣，國民黨腐敗，對人民不負責，所以失敗就失敗在失去了人民的支持。很多學生也同意我的說法，直到後來有人出來打圓場說：‘今天不談政治。’”

…………

夏世鐸 1920 年出生在北京。他的父親在陳獨秀執掌的安徽高等學堂讀過書，參加過辛亥革命，北伐時期在軍政府當秘書，再後來在北京觀像臺做職員， 也在無錫做過稅務局長。

他的母親是原常州商會會長的女兒，也是國民政府時期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蔣維喬的干女兒。所以母親很早就到了上海培創辦的愛國女校讀書。

蔣維喬去*工作時，又把她帶到北京（當時稱“北平”），在北京女子師範大學求學，後來做了小學教師。

因為母親在北京的市立三十八小學任教，於是少年的夏世鐸也就在這所學校裡念書。

“我小的時候比較調皮，又在六個兄弟姐妹中排行中間（老三），所以不受寵。但我很有志氣，覺得要靠自己努力，將來要出人頭地，所以功課不錯，在班級裡也比較活躍。”

之後母親調到市立三十一小學，夏世鐸也就跟著轉學到了三十一小學。

1931 年的“九一八事變”發生時，夏世鐸正在讀高小一年級，“因為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有愛國思想，於是串聯同學，奔走相告：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我國東北瀋陽。”那時候他家鄰居有幾個日本小朋友，原來夏世鐸和他們關繫不錯，由此也對昔日的小伙伴非常仇恨，從此斷絕關繫不再來往。

“我參加了北京大中小學生的大遊行，還在街頭演講，痛斥日本的侵略行為。我們還到了張學良的官邸去請願，要求張學良接見，要求他出兵。當張學良官邸門口的機槍架起來之後，我們小學生隻能先撤退了，大中學生還在繼續請願。”

“另外我還參加了宣傳抗日的工作，為難民募捐。”夏世鐸說，“我在讀小學的時候，看了一部電影叫《冤獄》，無辜的窮人因為沒有錢請律師辯護隻能坐冤獄，當時就有了將來做‘公益律師’的想法，幫助窮人打官司， 所以後來報考了聯大法律繫。”

之後，隨著抗戰的形勢加劇，北平也受到了威脅，夏世鐸的父親轉赴無錫當稅務局局長，全家也搬到了無錫。他進入當地的輔仁中學就讀，這是一所由上海聖約翰大學無錫同學會集資創辦的中學，在當地可算是名校。

“因為裡面的校長、教師都是聖約翰畢業的，所以他的英文名叫 St.John's Middle School。北大校長許智宏也是這個學校畢業的，但他要比我晚許多年。”

1937 年“七七事變”爆發時，夏世鐸在讀高中二年級。因為舉家逃難， 他次回了老家—安徽巢縣（巢湖），也在那裡參加抗日宣傳活動。

“當時巢縣有兩個宣傳抗戰的組織，一個是國民黨領導的‘抗日後援會’， 一個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敵後援會’。家裡參加這兩個組織的人都有。我參加的是共產黨領導的活動，因為家裡有四個表哥都是共產黨員。我有一個表哥叫陳其五（原名叫劉毓珩，陳是母姓，後來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 他們家兄弟四個，老大劉毓璜也是共產黨員，老三叫劉毓璠，在左權縣（當時叫遼縣）做過縣委書記，日軍在太行山掃蕩的時候，打到這個縣，他就帶領機關人員一起參加戰鬥，在那裡犧牲了。老四劉毓琳也是西南聯大畢業的。所以他們都對我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很多青年都參加了這樣的活動，我們一起演話劇，如田漢寫的《回春之曲》等。記得有一次演出，父母捐錢，我們兄弟姊妹有三個參與了演出， 真的是‘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也次真正理解了什麼叫‘統一戰線’。”

1937 年年底南京失陷之後，夏世鐸到了巢縣隔壁的無為縣，在由南京遷來的城北中學繼續就讀，讀了一個學期，受到南京淪陷的影響，學校自行結束了。他記得，上完“後一課”，“同學們痛哭流涕，更加劇了流亡的痛苦”。

…………

1939 年參加高考，夏世鐸填了三個志願，志願是西南聯大，第二志願是交通大學，第三志願是武漢大學。憑借優異的成績，他順利考取了聯大。

“錄取之後，就去了昆明。路上也非常危險，很多時候都是搭的便車， 很多司機技術也不好，到了‘三十六盤’的地方，跌下山谷的車很多，我就看到二十幾輛客車、貨車，跌在山下。”

回想聯大的法律繫，他說：“法律繫學生很少，隻有二十一個人，繫主任是後來成為大法官的燕樹棠教授。大學讀書也蠻艱苦，學校地方又大，課堂又分散。聽完一節課，趕到另一個教室要跑著去，還有很多旁聽的人占了位子，上課經常要站著聽，站著記筆記。”

還有一點讓他印像很深的是，每天晚飯之後同學們都到圖書館門口等開門。

“讀書風氣確實很好，而且秩序很好，沒有人大聲喧嘩。

“圖書館”大門一開，大家蜂擁而入，擠進去搶位子，稍微遲一下，就沒位子了，很多要借書的人就站著在那裡看書。雖然也有人去茶館溫習功課， 但借書還要到圖書館去。

“日本飛機轟炸得很厲害，經常跑警報。有時都跑到野外去讀書，老師跑到野外去教課，讀書也不安心。轟炸之後，常看到街上死傷的情況，慘不忍睹。頭顱掛在那裡，四肢掛在樹上，肚腸留在地上，這樣的情況很多，我看了之後，覺得日本人太可恨、太殘暴了。”

由此二十歲的夏世鐸更堅定了投筆從戎的決心：“本來我想讀書救國， 現在覺得讀書救國不行，還是要到前線去，把日本帝國主義打出去之後，國家纔能太平，年輕人纔能安心讀書。”

當時，空軍軍官學校就在昆明的巫家壩，受到武漢空戰陳懷民烈士影響的夏世鐸，決心去報考這所學校。

“面試我們的是學校的教育處長王叔銘，後來做過臺灣的‘空軍總司令’， 他問我：‘你年紀輕，家裡人同意不同意？’我就引用顧炎武的話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人無分老幼，都有責任參加抗戰。”這個回答讓王叔銘頗為欣賞。

但是，要離開大學上前線，任何人都難免有些糾結。               

“當時同濟大學也在昆明，校長趙士卿的夫人是翁同龢的孫女，也是我母親在北京女子師範的同學，和我母親關繫非常好。我到昆明讀書，我母親寫信讓他們照顧我。當我告訴他們我要去報考空軍軍官學校時，他們不同意。趙士卿說：‘你母親托我們照顧你，當軍人是很危險的。你如果對在西南聯大就讀的專業不滿意，可以到我們同濟大學來，讀任何繫都可以。’”

夏世鐸心裡也很明白，趙士卿夫妻對自己很不錯，而且母親把自己托付給他們，他們也確實有監管的責任，所以初打算放棄去空軍軍官學校報到。

“空軍軍官學校的錄取通知是寄到我哥哥那裡的，我哥哥看到之後很緊張，按照上面的日程，第二天早上 6 點就要出發了，不去報到就錯失了這個機會。他當時有點‘糾結’，知道家裡不同意，但也支持我參加抗戰，於是就在報到前一天晚上到昆明郊區的聯大來找我。”

也許是冥冥中的天意，那個晚上夏世鐸也覺得有心事，在圖書館看書也不專心，四面張望，一抬頭正巧看到了哥哥，此時哥哥也看到了他。

哥哥對他說：“明早 6 點出發，你自己決定到底去不去。” “我覺得這是一個機會，所以也沒有和學校打招呼，馬上和他到宿舍裡卷了鋪蓋，就走了。後來托劉毓琳和學校溝通保留學籍的事情。”

那個晚上，夏世鐸幾乎沒有睡覺，就要和哥哥分別了，臨別之際有著說不完的話。第二天一早出發，趕到報到的地方，大家都要上車了。王叔銘就在現場給新生們送行，他對夏世鐸說：“你怎麼現在纔來。”

但總算是臨時報到成功，也讓他上了軍用卡車，往成都駛去。

“上了車，我像做夢一樣，剛剛還在學校讀書，現在就要上前線了。” 就像夏世鐸所說的，“人就是那麼一剎那，決定你的前途命運。西南聯大是一所名校，考進去也不容易，但我當時殺敵的觀念很強，如果稍微考慮一下，沒有抗擊日軍的決心，人生就會完全不一樣。畢竟家裡和保護人都不願意我去”。

卡車把他們送到了成都黃埔軍校（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入伍教育，接受步兵訓練，學習射擊、手榴彈擲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