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 1

史 實 篇

章 昭君生養的小山村 / 14

一、王昭君的名與字以及官稱 / 14

二、王昭君怎樣進入漢朝宮廷 / 17

三、“昭君”村名的由來 / 19

四、今天的昭君村 / 20

五、昭君進京的杜撰之說 / 25

第二章 從興山到長安 / 30

一、南郡?秭歸?興山 / 30

二、昭君村與興山 / 32

三、秦楚大道的開拓與發展 / 34

四、漢代的驛傳制度 / 40

五、從興山到長安 / 43

第三帝劉奭的勝利 / 48

一、高祖劉邦與匈奴的和親 / 49

二、武帝劉徹與匈奴的戰爭 / 53

三、宣帝劉詢的政策調整 / 58

第四章 匈奴呼韓邪單於的勝利 / 65

一、冒頓單於與匈奴的崛起 / 66

二、單於庭的北遷 / 70

三、單於們的混戰廝殺 / 76

四、呼韓邪單於的勝利 / 79

第五章 昭君請嫁 / 83

一、賜婚說 / 85

二、請嫁說 / 90

三、昭君請嫁之評說 / 96

第六章 出塞和親 / 102

一、啟程時間 / 102

二、兩條路線說 / 105

三、琵琶、胡笳、《昭君怨》 / 108

第七章 寧胡閼氏 / 114

一、單於閼氏的地位 / 115

二、寧胡閼氏 / 118

第八章 昭君的後人後事 / 124

一、化干戈為玉帛 / 126

二、須卜當夫婦的不歸路 / 131

傳 說 篇

章 人物傳說的演繹 / 145

一、毛延壽及其內蘊的擴展 / 148

二、呼韓帝的愛情演繹 / 167

三、王昭君的形像演變 / 173

第二章 地名傳說的存留 / 182

一、青塚 / 183

二、蹄窟嶺 / 193

三、香溪 / 200

影 響 篇

章 美女昭君 / 213

一、“四大美女”之說 / 213

二、兩種“四美”的組合 / 217

三、超越時空的美女昭君 / 227

第二章 怨女昭君 / 232

一、心結千千 / 234

二、別有塊壘 / 239

第三章 忠貞昭君 / 247

一、堂堂忠義 / 249

二、佳人失節 / 253

三、巍巍青塚 / 257

第四章 使者昭君 / 264

一、和親與聯姻 / 265

二、犧牲與功臣 / 271

前言

王昭君是著名的歷史人物，更是中國文學傳播接受史上的著名人物，由此構成了一種文化的現像。

中國素有尊重歷史的文化傳統，歷代王朝莫不重視史書的修撰，以資助政治，裨益教化。故而對於史家來說，無論是國家大事還是人物言行，凡是進入正史的記載，一要真實，二要詳備。王昭君之所以載入史冊，是因為她是漢朝送與匈奴的和親女子，與需要真實記錄的國家大事有關，至於她本人，則是輕微屑小而不足道者，故其言行事跡，史家或是忽略不記，或是語焉不詳。但是，這位在史書中隻是一筆帶過的女子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所受到的關注之深廣久遠，所承載的文化內涵之豐富厚重，超過了許多在正史中立有傳紀而敘事翔實的帝王將相、賢臣名士和英俊淑媛。這是因為，王昭君不僅僅是一位漢代女子，王昭君更是中國文學史上一個持續不衰的受到熱情關注的重要題材。

早在西漢末年，距昭君出塞和親這一政治事件發生不過纔十數年的時間，社會上就流傳著關於王昭君的民間歌謠。當時學者焦循作《焦氏易林》，就在書中采用了一些有關昭君的歌謠。當這類歌謠被采錄進入朝廷的音樂機關—樂府進行演唱後，更引起了生活在社會上層的文人的興趣，通過他們的模仿創作而形成了兩個著名的樂府詩題：《王昭君》和《昭君怨》。這兩個樂府詩題經魏晉歷唐宋而入明清，始終受到文人的關注，或是依題創作，或是由此而生發新題，二千餘年中，從未間斷。這其中，不僅有個人的抒情寫作，也有文人集會時的共同題詠。長期而又眾多的創作者的參與，使題詠昭君的詩作數量蔚然可觀。早在南宋時期，就有人注意到這一現像，開始彙集歷代有關王昭君的詩作。如南宋陳民瞻曾收集昭君事跡與古今歌詠編纂成書，付梓刻印，並請當時著名文人呂午為之作序（見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十八引宋呂午《王昭君辭序》）。可惜此書已散佚殆盡，不能知其面貌。現在可見的有清人胡鳳丹所編纂的《青塚志》，彙集歷代題詠昭君詩詞及相關記載。據其目錄所言，諸種資料之外，收詩已達五百零五首之多。而今人搜羅彙編的《歷代昭君文學作品集》（可永雪、餘國欽編纂，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其中收詩八百六十四首，收詞二十六首，收曲三十一首，總計九百二十一首。應該說，這並非全數，遺漏者還有不少。而詩詞之外以後興盛發展的戲曲、說唱、小說等文學體裁中，“昭君出塞”也是一個重要的題材，唯惜搜羅不周，尚難以計數。

同為和親政治中的著名女性，無論是漢代的烏孫公主劉細君，還是唐代的文成公主，她們的遭遇同樣引起民眾的同情，喚起文人的感慨，同樣也是古人著文議論或詩詞題詠的對像，但是，無論是題詠的數量還是關切的深度，都無法與王昭君相比。

王昭君與西施、貂蟬、楊玉環並稱為古代的四大美女。四位女子的傳說故事在民眾中傳播，她們本人又是文人詩詞題詠的對像，更成為了古代文人繪畫中的常見題材。自唐代以來，許多著名的畫家，如閻立本、李伯時、仇英等，都曾畫過昭君圖，傳世者已經成為國寶級的文物。雖然在四大美女的繪畫中，未必一定是畫昭君者居多，但是文人往往因畫而詩，又因詩而畫，以昭君為題的題畫詩的數量，則在四大美女之中居於首位。

就現今保存下來的文獻看，西晉名士石崇的詩《王明君》無疑是早的題詠昭君之作，此後相沿。歷代的名家大詩人，如唐代的李白、杜甫，宋代的歐陽修、王安石，金代的耶律好問，明代的何景明、李攀龍，清代的瀋德潛、袁枚等，均有題詠昭君之詩。而在歷代題詠昭君的作者中，除大量的文人士大夫之外，還有帝王、僧侶，還有不少的女性。

由此可知，以昭君為題的文學創作，不僅數量多，涉及到的文學體裁多，參與創作的人數多，覆蓋了不同的社會階層。雖然他們的地位不同，職業不同，但對昭君卻有著共同的關注。顯然，在古代社會裡，“昭君出塞”是一個相當熱門的話題。而在長達二千餘年的時間裡，無論歷史發生了怎樣的變化，這個話題的吸引力始終存在。無論是身處社會底層的百姓，還是自詡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這個話題總能激發人們的興趣，引發人們的思考。這樣一種文學現像在中國歷史上是極為少見的。

考察昭君題材的文學創作流布，可以看到始終存在著兩條分道並行而有所交流的傳播與接受的路線，一者是在民間百姓之中，一者是在上層文人之中。

王昭君的出塞和親，是漢匈邊境數十年間和平安寧的像征。東漢的史學家班固在《漢書?匈奴傳》中就此而發議論說：“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關於昭君的歌唱早起源於民間，如言“昭君守國，諸夏蒙德”，“交和結好，昭君是福”（《焦氏易林》卷十二），洋溢著贊美的熱情。曾經長期遭受戰亂之苦的百姓珍惜和平，感念昭君，用歌謠唱出了他們樸實而真誠的心聲。尤其是，王昭君不是什麼皇家貴冑，而是一位來自民間的女子，她之所去，則是長期以剽悍善於騎射而著稱的匈奴，是困擾漢地邊民使其心存畏懼的匈奴，是居住在遙遠的荒煙大漠並難以測知其生活情景的匈奴，而她竟然成了單於的妻子；這裡就包蘊了許多的可能性而激起人們的好奇與想像。正是這種源於民間的感情推動了昭君出塞的文學創作，從簡單的謠謳而發展出有人物有情節的傳說故事，從表達心情的歌曲發展為以娛樂教化為主的說唱與表演。“昭君出塞”在中國民間一直擁有大量的聽眾和觀眾，人們的接受熱情帶動了傳說故事的傳播與增色。

早期的民間傳播接受的主要形式是口耳相傳的講述，如果沒有文字的記載，口耳相傳的傳說故事就有可能湮沒在時間長河的淘洗之中。而當魏晉時期的文人對傳說故事發生興趣而開始搜集記錄它們時，昭君傳說就以文字書寫的小說形式而進入了文人的視野，與經由樂府而傳播的《昭君怨》等樂曲發生了交集，簡單的同情開始轉向人生命運的思考，激發了文人的創作熱情，題詠詩開始成為文人表達感情的主要形式，並為後世文人所承繼發揚，這就有了上面說到的數目可觀的以昭君為題材的詩詞題詠之作。進入唐宋時期，漢族政權與周邊少數民族的政治交往頻繁而復雜；代與清代，又是少數民族執掌中央政權的王朝；這些因素都曾激發過文人的民族感情，不僅使他們保持了題詠昭君的興趣與熱情，也擴展了他們思考“昭君出塞”這一題材的角度與深度。這應該是文人題詠昭君的興趣與熱情在歷史上不僅始終不衰而且呈現上升趨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中國早期的文學形式以詩歌為主，從而奠定了詩歌這一文學體裁在中國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用聞一多的話說，叫做“詩—抒情詩始終是我國文學的正統的類型，甚至除散文外，它是的類型”（《文學的發展動向》）。不過，這是根據有文字記載的文獻而做出的考察，並沒有將因為沒有得到及時記載而失傳的民間文學包括在內。而今天的人們之所以還能察知一些古代民間文學的情況，正是拜托於文字的記載，拜托於古代文人或偶然或自覺的關注。因此對於民間的文學，文人關注與文字記載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種生存方式。

民間文學深深地植根於民眾的生活，“饑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現實生活的具體生動使民間的文學充滿新鮮活潑的內容，現實生活的復雜變化也賦予了民間文學無限的創造力。魯迅曾說：“歌、詩、詞、曲，我以為原是民間物，文人取為己有，越做越難懂，弄得變成僵石，他們就又去取一樣。”（《魯迅書信集?致姚克》）這種尖刻的批評道出了古代文學體裁的發展進程，也道出了文人通過采集記錄活動在保存民間文學的同時，向民間文學學習的一種歷史現像。因此，在中國，詩文的發展之早與小說戲曲的後起遲緩都是不爭的事實；而文人文學總是通過向民間文學汲取營養而獲得新的發展，這二者都是中國文學發展中的重要特點。以此來考察作為文學題材的“昭君出塞”，不僅可以印證這樣的發展趨勢與特點，而且還有超越之處，從而使“昭君出塞”在中國文學的傳播接受史上具有了特別的意義。

首先，“昭君出塞”作為一種文學題材所受到的關注普遍而廣泛，但是就現存文獻來看，文人的題詠詩詞不僅數量多，更因為其中名士大家多而影響大，形式與內涵都不斷有新的開拓，成就卓著。民間的歌謠和傳說故事出現的時間早，卻限於記錄，隻是文人詩詞題詠所參考的素材，在很長的時間裡都沒有新的表現。唐代以後，說唱藝術漸漸興起，昭君出塞在民間的流傳情況得到記錄，今天的我們纔能略窺一二。比如敦煌遺書中有六件文獻以王昭君為題，包括《王昭君變文》、《王昭君怨諸詞人聯句》、《昭君怨》和三件同題為《王昭君安雅詞》的文獻（高國藩：《敦煌本王昭君故事研究》，《敦煌學輯刊》1989年第2期）。其中，《昭君變文》是基於佛教的講經宣教形式，但是有唐人吉師老《看蜀女轉昭君變》一詩為佐證而可以知道，唐代民間講唱昭君出塞故事已經具有了相當的影響，不僅走出寺院而進入了都市，不僅在西行的敦煌路上出現了文字紀錄稿，其表演也為西南腹地的成都民眾所喜聞樂見，於是纔有吉師老的現場觀感之作。但是，與數量龐大的詩歌相比，這時的變文說唱畢竟還是小巫。因此，雖然“昭君出塞”之成為文學題材的早創作者本在民間，但從漢末以至唐宋，文人詩歌卻是這一文學題材的為豐盛的創作成果。

其次，宋代以後，小說戲曲的發展呈漸興之勢。當時一些在科舉中落魄而淪落下層的文人出於謀生的需要而加入了小說戲曲的創作隊伍，這就大大地促進了中國戲曲小說的興盛，本來就為民眾所熟悉的“昭君出塞”遂進入了小說戲曲的創作領域。明清三代，“昭君出塞”成為戲曲表演的重要代戲曲家關漢卿寫過《哭昭君》，吳昌齡寫過《走昭君》，遺憾的是存留到今天的隻有馬致遠的《漢宮秋》。明代有過陳與郊《昭君出塞》、陳宇鼎《寧胡記》、吳孝思《昭君歸漢》、佚名作者的《青塚記》等，可惜保存完整的隻有同樣是失名作者的《和戎記》。清代以後更盛，如尤侗《弔琵琶》、薛旦《昭君夢》等，都在中國戲曲史上占有一席之地。而且在此基礎之上，小說創作也迅速跟進，著名者如明代馮夢龍的《昭君》，清代署名雪樵主人的《雙鳳奇緣》等。這些主要是在民眾中傳播的戲曲小說，與同時處於創作熱潮而數量龐大的文人題詠詩詞一明清時期構成了昭君題材在文學傳播接受史上的高潮。就昭君題材的傳播與接受而言，相比於持續不衰的文人詩詞，戲曲小說出現的時間雖然晚，卻大大地改變了“昭君出塞”的題材面貌，情節變得曲折，人物關繫變得復雜，人物形像也變得豐滿起來。

第三，在昭君題材的文學傳播與接受中，民間的傳說故事為文人的文學創作提供了新鮮的材料，豐富了文人題詠詩詞的內涵，如毛延壽這一人物的出現。魏晉以來記載的傳說故事中，畫工索賄是一重要的線索，它使昭君出塞的文人題詠從單純的同情而走向了歷史的思考和現實的批判，將善惡、忠奸一類的道德命題與懷纔不遇的士人悲怨結合到一起，特別能夠打動那些在專制社會中堅持理想追求的古代文人。他們愛讀《昭君怨》，是因為心靈易被觸動；他們愛寫《昭君怨》，是因為感情受到激發。毛延壽的出現，開拓了文人題詠感懷的場域，開掘了文人題詠感懷的深度，它是“昭君出塞”成為說不完、道不盡的文學題材的一個重要原因。

事情不止於此。在初的傳說中，毛延壽隻是可能索賄的畫工之一，丑化昭君肖像者並不能確定就是毛延壽。但是，經過文人題詠詩詞一遍又一遍的不斷重復，在中國民眾的眼裡，毛延壽成為了千古歷史罪人，人們認定就是他造成了王昭君的悲劇命運。因此，在“昭君出塞”這一文學題材的傳播與接受史上，不僅是文人創作從民間文學中汲取著營養，而且文人作品也在民間文學的創作中發生影響，有所反饋，彼此之間形成了一種上下流動的交互影響。

這樣的從文人詩詞而進入民間戲曲的文學因素，並不止於毛延壽一例。比如，儲光羲詩中所描寫的溫情體貼的單於與《昭君變文》中情義深摯的單於就有異曲同工之妙。學界通常認為《昭君變文》是中唐近於晚唐時期的作品，儲光羲則生活在盛唐時代，在時間上至少要早幾十年。在唐代，文人詩歌也常常通過演唱而在民間傳播，從而在社會下層產生廣泛的影響。如王維的二使安西》就是通過民間藝人的傳播而成為了中國古曲中的演唱名作《陽關三疊》。而從詩史上所流傳的王昌齡、高適等人旗亭賭詩的佳話中，既可以看到民間藝人借文人詩歌而提升文化素質，又可以看到文人作者通過民間演唱樹立聲名，二者之間的交會則是以文人創作為基礎。雖然沒有實證材料，但是根據唐代民間藝人常常演唱文人詩歌的情況，根據儲光羲的《明妃曲》與《昭君變文》之間的時間差距，讓我們完全有理由推想，《昭君變文》中的單於有可能是受到了儲光羲詩中描寫影響的再創造。比如，早在唐詩中出現的青塚隻是民間傳說中的昭君墳，與昭君的死亡方式並無聯繫。在經過文人的反復題詠之後，青塚成為真實的地名而被載入史冊，成為了人們憑弔的歷史遺跡，更與昭君的品格聯繫到一起，從思鄉之情而提升到忠君愛國、貞節不屈的道德高度，成了昭君的自殺和掩埋之地。這樣的意義提升就抹去了昭君曾嫁兩單於的事實，將歷史的昭君變成了文學的昭君。於是，本來在唐人記載中位於黃河北岸的青代以後的戲曲小說中，位置就移到了黃河南岸，因為黃河之北是“番國地界”，一旦渡河，就有損昭君的忠貞形像。因此，青塚必須在南岸，表示昭君至死也是身在漢境而不曾踏上外番的土地。從唐詩宋詞到明清戲曲小說，青塚從傳說的位置不定到言之鑿鑿的黃河南岸，這同樣是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交流互動的一個典型事例。

昭君題材在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中所出現的民間文學與文人文學之間的互動交流，在中國文學史上是有所保存並且可以考察的一個比較罕見的事例。而這一點，也正是昭君題材在中國文學史上的特殊意義之所在。在中國文學史上，存在著一些不同時代的人們共同傾力抒寫的文學主題，諸如“戀親”、“思鄉”、“悲秋”、“棄逐”，等等。因為這些文學主題凝聚了人類共同的情感和價值觀念，可以超越時空而長久地存在。而“昭君出塞”則是以一人之身而綰結起不同時代的人們的共同關注。在這裡，彙聚了不同方面的主題，彙聚起各等各色的人物，更使文人文學與民間文學所代表的兩個社會階層在文化與情感的價值取向上有所互動交流。這樣一種高度凝注的文學題材，在中國文學史上，除了王昭君，似乎還找不出第二人。

王昭君本來隻是因為和親而被載入史冊的一位女子，由於人們對她保持了長期的熱情關注，因她而創作了數量可觀又內涵豐富的文學作品，記錄了不同時代、不同社會地位包括不同民族的人們的思想認識和內心感情，既在傳承中有異見，又在新見中有傳承。因此前33年）的昭君出塞和親，就像一個小小的雪核，在漫長的歷史道路上被人們推擁著向前滾動，或快或慢，從未停止，或左或右，從未消失，於是越滾越大，終形成了一個巨大的雪團而包蘊了復雜的意蘊。這裡有文學，有歷史，有政治，有外交，有個人的命運，有國家的安危；這裡有詩歌，有詞曲，有小說，有戲劇，有名士大家的抒情議論，有無名人氏的潤色加工；這裡有高尚與卑劣的品格褒貶，有賢良與忠奸的善惡鬥爭，有懷纔不遇的人生遭逢，有舍身報國的赤膽忠心，有纏綿悱惻的愛情，有寧死不屈的堅貞，有惡有惡報的後果，有善有善報的結局。自漢末魏晉以來，這些因昭君而感動的人們，既是讀者，又是作者，或留名，或佚名，都以各種方式而將自己對於社會、對於生活、對於現實、對於歷史的種種認識和種種思考揉進了“昭君出塞”的話題之中。這樣，“昭君”二字已經不再是單純的人名而成為了一種文化的載體。人們在歷史的昭君之外，又塑造了一位文學的昭君，也成就了一位文化的昭君。

但是，這也帶來了一個問題，文學與歷史的交織融會既構成了具有豐富內涵的文化的昭君，卻也讓人們往往不能分清，哪一位是歷史上的昭君？哪一位是文學上的昭君？尤其是當一些作者為了申明觀點，往往不顧史實，取傳說為論證，以愛憎作判斷，如明代陸次雲的《明妃辯》，如清人昇寅的《漢明妃塚》，這就難免產生一些誤導讀者的結論。雖然說“詩無達詁”，文學闡釋中，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本來是正常而且值得提倡的態度與氛圍。但是，文學就是文學，史學就是史學，學科性質不同，兩者界限不可混淆。否則，歷史失去了真實，文學也失去了想像。近些年來的昭君文化研究，因為與旅遊文化的開發建設相關，受到大環境的影響，誇張其事，神化其人，熱情有餘而少了實事求是的精神，重視成果而少了認真探究的耐心，使得昭君研究中在古人那裡就已經存在的文學與歷史相混淆的現像變得更明顯，更嚴重，不能不讓人感到遺憾和憂慮。

本書的寫作以昭君文化研究為研究對像，考察昭君主題的文學傳播接受的歷史過程，討論其中呈現的問題及其文化意義，時間起止則限於古代。全書分為三個部分：史實篇從史實出發，在可能的條件下，理清昭君出塞的相關史事以及研究中出現的一些歷史問題；傳說篇考察民間的傳說故事及其發展，以見其特色與演變；影響篇清理歷代文人的題詠詩詞，從接受角度、闡釋類型與意蘊開掘三個方面進行討論，以見其文化內涵。本書的寫作宗旨是理清線索，劃分界限，說明問題，因此也涉及到一些史料的考證。為了不影響閱讀的完整感覺，故將這一類文字以延伸閱讀的形式放在篇尾，以供讀者選擇是否作進一步的閱讀。本書的寫作力求深入淺出，既要保證嚴謹的學術性，言而有據，也希望做到表達流暢，雅俗共賞。做到與否，則有待讀者的批評。

筆者一直關注昭君與昭君文化的研究，能有這樣一個機會將多年的研讀心得寫作出版，非常感謝興發集團總經理易行國先生的提議與大力支持。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先生古道熱腸，代為聯繫出版事宜，令我感動而要特別致謝。在寫作過程中，早已畢業工作的學生劉睿、陳鑫、王陽、李小雨、方敏及劉賽都不吝時間和精力為我提供了許多事務及資料的幫助，興山畫家寧平先生也於百忙中幫助本書揀選圖片，在此一並表示深心的感謝。

蔣方

2014年9月5日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