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得網歷史_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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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杜車別很有功力，是真正的讀書人與思考者。作為數學繫出身的學人，邏輯清晰縝密一以貫之是他的本色。作為大歷史的書寫者，原創性的新思路、新觀點備受稱譽。杜車別的文字也很有風格，筆端常帶情感，如水之當行，不能自休，其酣暢淋漓，直有梁任公之風。
杜車別由歷史進入思想文化領域，思維也愈發開闊。與扎實的治學態度和道地的嚴肅思考相應，是其真誠的同理心和深摯的現實關切。歷史從未中斷，古人與今人，都是處在具體時空和利益抉擇中的活生生的人，是非對錯，絕非概念符號或理念標簽所能涵蓋。讀懂古人，就是讀懂自己；讀懂歷史，纔能讀懂今天。

內容簡介

明亡於專制腐敗是想像而非事實。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超前發展，資產階級過早實際控制政權，國家無法把發達的社會經濟轉為強大的國力，終致絢爛多彩、巨星閃耀的明代以失敗落幕……

明代中國經濟發達，工商業繁榮，晚明萬歷時期更是明朝商業*為繁榮、經濟*為活躍的時期，新思想新觀念新科技層出湧現，資本主義萌芽蓬勃發展。為什麼文明程度更高、經濟力量更發達的明朝竟如此脆弱？對這一問題，人們頭腦中大多充斥著各種來源的現成結論和僵化標簽。
《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以中國自戰國至明兩千年的政治演變為背景，在與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對比中，立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本身的自新與嬗變，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明代亡於專制腐敗是想像而非事實。明代晚期軍事危機源於財政危機，財政危機源於稅收結構的畸形，而稅收結構的畸形源於科舉制度造成實際掌控政權的文官集團及士大夫階層絕大多數是私人工商業者（也即西方所謂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掌控下，國家無法合理調度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把繁榮發達的社會經濟轉化為強大的國力。明亡於專制腐敗是想像而非事實。中國古代政治制度超前發展，資產階級過早實際控制政權，國家無法把發達的社會經濟轉為強大的國力，終致絢爛多彩、巨星閃耀的明代以失敗落幕……

明代中國經濟發達，工商業繁榮，晚明萬歷時期更是明朝商業*為繁榮、經濟*為活躍的時期，新思想新觀念新科技層出湧現，資本主義萌芽蓬勃發展。為什麼文明程度更高、經濟力量更發達的明朝竟如此脆弱？對這一問題，人們頭腦中大多充斥著各種來源的現成結論和僵化標簽。
《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以中國自戰國至明兩千年的政治演變為背景，在與西方近代資本主義發展進程的對比中，立足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本身的自新與嬗變，探討明朝滅亡的原因。明代亡於專制腐敗是想像而非事實。明代晚期軍事危機源於財政危機，財政危機源於稅收結構的畸形，而稅收結構的畸形源於科舉制度造成實際掌控政權的文官集團及士大夫階層絕大多數是私人工商業者（也即西方所謂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在他們的掌控下，國家無法合理調度社會上的人力物力財力，把繁榮發達的社會經濟轉化為強大的國力。
中國古代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資產階級過早控制國家政權。雖然宋明兩代在皇帝和文官的博弈中逐漸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制度慣性，但面臨大規模戰亂和災害爆發，都未能順利渡過難關。澄清明代的歷史，意義不僅在於明代本身，更在其關乎如何評價華夏文明本身的價值，並從中尋找我們現在所面臨的諸多問題的解決方案。在這一意義上，歷史是*好的老師。

作者簡介

杜車別
1978年生。上海嘉定人。真名孫海寧。畢業於上海大學數學繫，獲碩士學位。成名於網絡，作品已達200萬字，均為獨有心得的嚴肅寫作。提出了很多原創性的新思路、新觀點，被譽為“思想敏銳，目光犀利，發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
著有《中國歷史不停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再探討》、《儒家正義論——祛除中國人的思想自卑》、《民族理論問題綜述》、《明末清初的中國人口問題》等。2013年三聯書店出版《明•冤——毛文龍、袁崇煥與明末中國的歷史走向》一書。

目錄

引言明末清初：文明的岔路口
一、明朝滅亡的悲劇
二、中西文明踫撞的歷史機遇
1. 數學和中西交流
2. 迅速學習之下縮小差距的領域
3. 有所領先的領域
三、文明強弱與政權強弱

章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
一、饑寒交迫的士兵
二、走投無路的災民
三、剿不盡的流寇目錄

引言明末清初：文明的岔路口
一、明朝滅亡的悲劇
二、中西文明踫撞的歷史機遇
1. 數學和中西交流
2.
迅速學習之下縮小差距的領域
3. 有所領先的領域
三、文明強弱與政權強弱

章財政危機和軍事危機
一、饑寒交迫的士兵

二、走投無路的災民
三、剿不盡的流寇
四、財政危機的原因

第二章一些需要澄清的史實
一、崇禎內帑的神話

1. 變賣宮內器具貼補軍餉
2. 給內帑收支算算賬
3. 名副其實的公僕
4. 什麼人需要守財奴神話
二、被誇大的腐敗

1. 萬歷到崇禎初期的一些民生記載
2. 明亡於腐敗是想像而非事實
3. 在明代，要腐敗不那麼容易
三、橫征暴斂的神話

1. 橫征暴斂的不是明朝，而是清朝
2. 明清賦稅對比的補充材料

第三章賦稅過低之謎
一、農業稅低，商業稅更低

1. 農業稅低
2. 商業稅更低
3. 稅收二百五十多年不增反減
4. 越到晚期加稅阻力越大

5.政府無心也無力控制社會的時代
二、黃仁宇的悖論
1. 明代財政制度的退化
2. 三大誤區
三、空前發展的工商業

1. 工業進步
2. 私營工業占壓倒性優勢
3. 商業的黃金時代
4. 海外貿易：世界一半白銀產量流入中國

第四章
解開謎團的鑰匙：科舉制
一、明代科舉：另一種民主
1. 科舉制在明代的普遍推行
2. “民主”概念源流簡述
3. 科舉和民主

二、利益格局決定稅收結構
1. 資產階級把持政權
2. 加商業稅無異虎口撥牙
三、稅收比例失調導致繫統崩潰
1.
黃仁宇的解釋
2. 稅收結構與經濟結構嚴重脫節
3. 關於明代城市人口的一點補充說明
四、對其他現像的解釋
1.
下西洋終止的真正原因
2. 白銀:貨幣控制權的爭奪
3. 礦稅：工商業利益的爭奪

第五章政府經濟控制力削減的歷史背景

一、漢唐：貴族到平民的演變
1. 皇室與政府的分離
2. 隋唐解決問題的制度萌芽
二、宋代：獨立的文官階層
1.
文官集團成為政治主角
2. 宋朝政治結構嬗變的原因和結果
3. 對文官的優待
4.
雙刃劍
三、王安石和司馬光：誰進步？

第六章明代：孤獨的皇帝
一、廢除宰相：同盟的喪失
二、錦衣衛、東廠：後的盾牌

三、宦官：短命的橫行
四、明代和宋代的異同

結語發展太順利的陷阱

附錄1
被冤枉的明代皇帝
一、萬歷昏庸嗎？
二、天啟糊塗嗎？
1. 天啟皇帝的好學勤奮和對軍事邊防的強烈興趣
2.
在軍事問題上，天啟的見識比袁崇煥和孫承宗要高明
3. 熹宗重用魏忠賢打擊東林黨的原因
4. 天啟皇帝仁厚重感情的性格
三、崇禎剛愎嗎？

1. 袁崇煥誤國該殺
2. 忠奸全憑東林定
3. 大臣殺換

附錄2 關於明亡原因常見疑問的問答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前言

立意與自述

杜車別

錢穆說：“過去不能包孕未來，不能控制未來，則此過去便成死絕，便成寂滅，亦便於歷史無關。”我之所以對明代歷史特別感興趣，正因為明代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關鍵節點。澄清明代的歷史，意義不僅僅在於明代本身，更在於對華夏文明文化思想價值的認識。
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歷史道路總體是進步的，但進步的過程又必然是曲折迂回的。一些人因為明清迭代，就認為清比明更有活力、更進步，而中國近代的落後是中國固有文化的劣根性導致的結果—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立意與自述

杜車別

錢穆說：“過去不能包孕未來，不能控制未來，則此過去便成死絕，便成
寂滅，亦便於歷史無關。”我之所以對明代歷史特別感興趣，正因為明代是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承前啟後、繼往開來的重大關鍵節點。澄清明代的歷史，意義
不僅僅在於明代本身，更在於對華夏文明文化思想價值的認識。
歷史的發展有其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歷史道路總體是進步的，但進步
的過程又必然是曲折迂回的。一些人因為明清迭代，就認為清比明更有活力、更進步，而中國近代的落後是中國固有文化的劣根性導致的結果—這種觀點
是不能成立的。
從始至終保持強大堅固的文明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從不存在。如果西方因為古希臘、古羅馬終滅亡，就因此對古希臘古羅馬的文化棄若敝屣、徹底否
定，那就不會有西方的文藝復興和近代的再度崛起。文明從來是在傳承的基礎上纔能達到新高度，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個國家和民族如果妄圖徹底推倒
自己的固有文化另起爐灶或簡單抄襲模仿外來文化，結果隻能陷於愚昧野蠻，
或淪為附庸，難以對世界文明作出有自己獨特價值的創新性貢獻。
通過重新認識明朝，特別是明朝滅亡的真正原因，可以真正樹立起對中國
傳統文化的堅定信心。中國文化自身本就具有開放進取的精神，從來不缺乏自我革新自我進步的能力。同樣要清楚，我們提倡復興中國文化不是復古，不是
認為中國的思想文化越古越好。恰恰相反，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明代的歷史本身就證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是不斷進步的。在當今時代要復興中國文化，首先
是在華夏文明已經達到的高度上繼承和發展，而不是希求回到幾千年前春秋戰國時期的水平。
在當今時代復興中國文化，也不是要把某個中國古代思想家或學者當成神
聖不可侵犯的偶像或將其言論當成教條，而是要真正恢復中國文化開放自信包容進取的精神，要恢復傳統文化那種三軍可以奪帥、匹夫不可以奪志的傲氣，
恢復君子和而不同的寬容，恢復海納百川的廣闊胸懷，恢復那種為往聖繼絕
學、為萬世開太平的雄心，這纔是真正意義上的中國文化的復興。
從總結歷史教訓而言，宋明社會中那些看似渙散的個性解放、看似效率低
下的平民力量對皇權的約束、平等精神的崛起等，纔代表當時的歷史應該前進的大方向。但沿著某個方向過於順利地直線式前進，有可能跌入陷阱乃至深
淵。對於這個過程的認知，應該避免兩種思想誤區。一種是，因為大方向是正確的，就認為實際的方針策略應該不顧一切都指向這個方向，任何迂回後退都
是犯罪，哪怕前進的道路上充滿各種陷阱，也不懂回避後退。另一種是，因為在具體的情境下正確策略是迂回甚至後退，就錯把後退本身當成了進步，而把
另一方當成反動分子，甚至無條件推廣到一切情況下，把長期維持這種後退當成了天經地義。
而所謂的思想誤區又往往和不同的利益集團聯繫在一起，纔有可能轉變成
左右政權方針的巨大力量。不能因為進步的大方向是某個利益集團堅持的而又導致了具體策略上的災難性失敗，就否定其本身的進步屬性；但也不能因其大
方向上的進步，就否認其在具體政策上呈現的自私短視。歷史的是非對錯，絕非舞臺戲劇那樣簡單分明，從歷史中得出正確的經驗教訓並非易事，需要有識
者長久的耐心、牢慎與公允。
本書部分主要內容已在網絡上發布多年，一些觀點也不斷擴散。此次出
版，增加修改了一些內容。我並不希望能說服所有人，一部分人讀後能有所啟發、感悟，在此基礎上對中國歷史有更深入的思考，足矣。

二〇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媒體評論

明末清初是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一個重要節點。深入解讀這段歷史，不僅可以釐清近三百年的因果流變，也有助於更準確地把脈當代和展望未來。讀史要知道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是解讀和思考歷史。作者鑽研歷史有年，思想思想敏銳，目光犀利，發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當讀者為他的驚人之語震動的時候，眼前如有一道道閃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毛佩琦

每讀一本好書，我都會像蒙田一樣地問自己：“你知道什麼？”更深感洛克所說的“每一個明白事理的人都是抱著幾分懷疑來主張己見”的見解之深刻。《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正是這樣一本能使我獲益，能使我為之贊嘆並掩卷深思的好書。你也許不完全同意其個別觀點或提法，卻不能不正視書中提出的詳實論據，不能不承認作者豐富的知識背景。從本著作中，我讀出了一種理性探索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當今中國學界*需要的。
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許蘇民
明末清初是決定中國歷史走向的一個重要節點。深入解讀這段歷史，不僅可以釐清近三百年的因果流變，也有助於更準確地把脈當代和展望未來。讀史要知道歷史真實，更重要的是解讀和思考歷史。作者鑽研歷史有年，思想思想敏銳，目光犀利，發覆掘微，常言人所未言。當讀者為他的驚人之語震動的時候，眼前如有一道道閃光。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
中國明史學會副會長
毛佩琦

每讀一本好書，我都會像蒙田一樣地問自己：“你知道什麼？”更深感洛克所說的“每一個明白事理的人都是抱著幾分懷疑來主張己見”的見解之深刻。《大明王朝是被誰干掉的》正是這樣一本能使我獲益，能使我為之贊嘆並掩卷深思的好書。你也許不完全同意其個別觀點或提法，卻不能不正視書中提出的詳實論據，不能不承認作者豐富的知識背景。從本著作中，我讀出了一種理性探索的精神，這種精神是當今中國學界*需要的。
南京大學中國思想家研究中心教授
許蘇民

大明滅亡，打斷了當時思想、科技發展的蓬勃勢頭。繼之而起的清朝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推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政策，扭曲了士人心態，窒息了社會發展的活力，導致中國喪失了與西方文明交流共進的歷史機遇。
網友（杜車別的粉絲）評論

在線試讀

事實上，宋明兩個朝代都是資本主義萌芽社會，也可理解為早期資本主義向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升級的階段。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早在宋代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一直到了清末還處於前資本主義社會？難道萌芽了六七百年都沒結果嗎？這還是萌芽嗎？1關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宋代和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了嚴重的外來打擊，沒有得到一直延續下去的成長進步的空間。
宋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先後兩次受到外來力量的侵略而中斷，次是金國的打擊導致北宋滅亡，不僅資本主義萌芽中斷，而且失掉了北方煤鐵資源重合的工業能源基地。這個打擊是相當嚴重的，對以後宋朝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第二次是蒙古的打擊導致南宋滅亡，這次更是毀滅性的連根撥除。本來經南宋一百多年發展，資本主義已重新萌芽成長，雖然失掉北方煤鐵基地，發展有許多不利，但假以時日，成為工業資本主義是不成問題的，結果又一次遭受外來侵略的滅頂之災。
明代更無須多說，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蓬勃發展，新思想新觀念新科技層出湧現，與外來交流也方興未艾，此時遭受自然災害以及清政權入侵統治，同樣是滅頂之災。
這樣的分析算是回答了部分質疑。但這樣的分析並不能令人滿足，還要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文明程度更高、經濟力量更發達、已經擁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宋朝和明朝會如此脆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同樣的命運？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也同樣脆弱，為什麼西方就沒有踫到類似的情況？這些問題是我們必須解答，不能回避的。
1.參見筆者《中國歷史不停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再探討》。
原因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內部原因，一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又可分解成兩個方面：一方面，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確實是相對脆弱的社會，這點必須承認，另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的脆弱又有其格外特殊的原因，須從整個歷史的宏觀趨勢來進行整體分析。
外部原因也可分成兩方面，一是外部地理環境造成的不同，二是本身文化對外部落後民族的作用不同。
下面我們就一層層一個個來分析。事實上，宋明兩個朝代都是資本主義萌芽社會，也可理解為早期資本主義向近代工業資本主義升級的階段。那麼現在的問題就是，為什麼早在宋代就有資本主義萌芽的中國一直到了清末還處於前資本主義社會？難道萌芽了六七百年都沒結果嗎？這還是萌芽嗎？1關乎根本的原因就在於，宋代和明代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了嚴重的外來打擊，沒有得到一直延續下去的成長進步的空間。
宋代的資本主義萌芽先後兩次受到外來力量的侵略而中斷，次是金國的打擊導致北宋滅亡，不僅資本主義萌芽中斷，而且失掉了北方煤鐵資源重合的工業能源基地。這個打擊是相當嚴重的，對以後宋朝資本主義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影響。第二次是蒙古的打擊導致南宋滅亡，這次更是毀滅性的連根撥除。本來經南宋一百多年發展，資本主義已重新萌芽成長，雖然失掉北方煤鐵基地，發展有許多不利，但假以時日，成為工業資本主義是不成問題的，結果又一次遭受外來侵略的滅頂之災。
明代更無須多說，晚明資本主義萌芽蓬勃發展，新思想新觀念新科技層出湧現，與外來交流也方興未艾，此時遭受自然災害以及清政權入侵統治，同樣是滅頂之災。
這樣的分析算是回答了部分質疑。但這樣的分析並不能令人滿足，還要進一步追問：為什麼文明程度更高、經濟力量更發達、已經擁有資本主義萌芽的宋朝和明朝會如此脆弱，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受同樣的命運？西方發展資本主義的時候也同樣脆弱，為什麼西方就沒有踫到類似的情況？這些問題是我們必須解答，不能回避的。
1.參見筆者《中國歷史不停滯—對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再探討》。
原因可以分成兩個方面，一是內部原因，一是外部原因。
內部原因又可分解成兩個方面：一方面，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確實是相對脆弱的社會，這點必須承認，另一方面，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的脆弱又有其格外特殊的原因，須從整個歷史的宏觀趨勢來進行整體分析。
外部原因也可分成兩方面，一是外部地理環境造成的不同，二是本身文化對外部落後民族的作用不同。
下面我們就一層層一個個來分析。
內部原因方面，資本主義萌芽社會本身脆弱不穩定。任何一個文明都有強大堅固的時候，也有脆弱柔軟的時候，那種始終保持強大堅固的文明在整個人類歷史上從來就不存在。一個文明脆弱柔軟的時候，也往往正是它自我更新進化的時候，如果它能夠挺過這關，就能走上更高的發展階段，進入更輝煌燦爛的文明階段；如果不能，就可能就此滅亡或者跌入歷史循環動蕩的怪圈。如果拿生物界的現像作類比，則非常容易理解。蟲子化蛹時正是它無力脆弱的時候，蛇蛻皮也是如此，婦女懷孕時當然也是格外虛弱的時候。當一個社會具有資本主義萌芽，並且萌芽處於關鍵性突破的時候，正是舊的因素處於解體、新的因素正在成長卻還沒有真正占據統治地位的時候，這個時候也是社會相對脆弱的時候，對外來侵略的抵抗能力難免降低。
如果因為一個文明經歷了這樣一個脆弱的階段，就對這個文明鄙夷不屑，嘲笑唾棄，把經歷這種脆弱階段作為這個文明的缺陷，作為這個文明低劣的證據，那隻能是無知。遺憾的是，現在有許多人正以這樣的邏輯對宋朝和明朝的中國文明大加撻伐。
可是，西方也經歷過資本主義萌芽社會，為什麼西方沒有因其脆弱而被外敵侵略打斷？事實上，即便在西方，也是相對歐洲大陸有海峽隔離的英國資本主義萌芽先順利成長，英國變成強大工業國家之後，纔使資本主義在整個歐洲擴展開來的。英國是個島國，但同時和歐洲大陸有著密切的聯繫，所以一方面歐洲大陸先進的經濟、文化、思想、科學能夠及時傳播到英國，另一方面當英國走向資本主義的時候，受到外來戰爭的干涉侵略從而使萌芽中斷的危險降到了限度。這也是資本主義首先在英國真正發展起來，而在歐洲大陸其他國家則困難重重的一個重要原因。這並不是全部原因，但卻是必不可少的條件。

而亞洲的日本像英國一樣同為島國，但並未獨立走上近代工業化的道路，就是因作為文明發源地、發動機的中國本土的進步道路被堵死，陷入黑暗的民族壓迫和專制統治之下，成了相對隔絕的封閉繫統，缺少經濟文化上源源不斷的思想刺激、物質刺激，當然就不可能像英國那樣了。
再來看內部原因的第二個方面。簡單說就是，從宋代開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社會過於脆弱的原因是資本主義萌芽的過度發展，更確切地說是，一千多年政治制度的進步導致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正是這個原因導致外來侵略來臨時，整個國家顯示出與其社會經濟發達程度極不相稱的無力和衰弱。
我們說資本主義萌芽社會本身就脆弱，但這種脆弱程度也不可能是無限度的，從理論上說，也並不會比古代長周期王朝的末期更甚。因為處於那個階段的國家同樣處在社會崩潰瓦解的過程中，而且同樣缺乏新的力量支持。但我們看到，無論漢末還是唐末，遊牧民族的侵略都無力侵占整個中國。東漢滅亡後是三國，三國之後是魏晉，魏晉之後是南北朝，南北朝之後是隋唐，隋唐之後是五代十國，沒有一個時期是野蠻民族占據優勢和統治地位的。
所以宋明被野蠻民族侵略，整個中國全盤淪陷，導致文明倒退，正常的社會發展進程被打斷，須另找原因。事實上，這樣的惡果就是資本主義萌芽過度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小造成的。而關於這一點，不能僅僅從朝代本身去尋找，而必須從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社會持續時間過長的歷史大背景下去尋找。如前所述，中國早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進入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期間經歷了幾次皇朝盛衰的循環。而這些循環並非每一次都隻是原來社會的簡單重復與周期輪回。事實上，每一次循環都是在原來基礎上有所發展、有所變化。總體來說，這些變化體現出的歷史趨勢是，王室與政府的界限日益分明、政府結構不斷完善、平民知識分子的政治力量不斷上升、貴族勢力不斷下降、等級制度不斷打破、皇權不斷架空、反地方割據意識不斷加強。
宋明代的一些政治現像，如政府的開放、民主的擴張、輿論監督力量的增強、皇權的衰弱、知識分子地位的提高、中央集權的強化、軍隊的國家化等，應該說都是一千多年積累下來的政治進步和社會進步的表現。我們必須承認，這些都是進步，而且是很大的進步，和當時世界上其他的國家相比，這樣的進步不能不說相當驚人，相當值得贊嘆。
但是當一種進步過早來臨，和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並非同步進行而是脫節開來的時候，那麼這種進步恐怕不但不是進步，而是悲劇和災難了。就如同一個孩子長高是好事，但如果他在五六歲的時候就已經長到了一米八，那恐怕沒有哪一個家長笑得出來。再比如，一個人一條腿長得快，一條腿長得慢，那也定然是讓人痛苦的事情。宋明面臨的情形正是這樣，一方面政治制度已經高度進步、高度成熟，另一方面，這種進步卻並不是隨著經濟和科技進步發展到相應階段而同步產生的。
宋明這種政治制度上的進步與成熟，是從戰國開始的一次次社會周期性盛衰循環下，一個朝代一個朝代政治制度不斷改進提高而逐漸積累下來的，是政治制度按照自己內在邏輯變革演化的結果，而並非完全是與經濟科技發展相伴而生的產物。與此同時，每一個朝代在經濟和科技的高度發展之後都遭受了一次大崩潰、大破壞、大掃蕩，下一個周期又在破壞崩潰後的廢墟上重新開始。雖然這種經濟科技的發展也並非簡單重復，確實能夠達到比上一個周期更高的水平和階段，但比起政治制度上一個周期一個周期的直接積累和進化，還是脫節了很多。
宋明這種政治體制上相對於經濟科技發展水平超前許多，對於面臨轉型時期的社會（從前資本主義社會進入資本主義社會）以及外敵環繞的周邊環境（無論宋代還是明代，周邊都有野蠻民族政權的威脅）來說，是一個相當不利的因素。這一點對比同時期的西方，其不利是顯而易見的。
伊曼紐爾•沃勒斯坦在《現代世界體繫（卷）：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起源》中對西方在近代崛起時候一些情況的描述，對我們是有啟發意義的。他說：
王權在西歐的興起與歐洲世界經濟體的出現，顯然是同時發生的。
16世紀國家機器的操縱者是國王，國王如何鞏固其統治呢？他們運用四種主要機制：官僚化，壟斷武裝，創立法統，所屬臣民均勻化。
假如國王變得強大了，那肯定是由於他有了新的機構供他使用，有一批常見的附屬的官吏集團。當然，在這方面，歐洲那時剛剛追趕中國。
不過，國家官僚制度的發展是至關重要的，因為它將要從根本上改變從政規則，確保今後經濟方針的決策，非經國家機構不得輕易制定。這就意味著，所有階層的人纔的精力都必須大部轉向政治王國的確立。
從這些描述中可以看到，西方在中世紀之後、近代以前，封建制度開始瓦解但還沒有進入資本主義階段的這個時期，有一個王權興起的歷史現像。王權興起的政治演變過程，恰恰相當於中國春秋戰國到西漢初期發生的過程。同理，沃勒斯坦沒有提到日本，實際上日本在進入資本主義之際，明治維新恰恰也是皇權克服地方分裂勢力而興起的結果，也是中國“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日本傳播的結果。
然而中國在春秋戰國到西漢時期，由於客觀技術條件的限制（造紙術、印刷術尚未發明，更談不上普及），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萌芽。而到了客觀技術條件已經成熟（造紙和印刷術全面普及）的宋明時代，整個社會的文化程度、信息交流都已經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比如明末張岱在《夜航船》序中提到：
餘因想吾八越，唯餘姚風俗，後生小子，無不讀書，及至二十無成，然後習為手藝。故凡百工賤業，其《性理》、《綱鋻》，皆全部爛熟，偶問及一事，則人名、官爵、年號、地方枚舉之，未嘗少錯。學問之富，真是兩腳書廚。
資本主義已經萌芽，但因為政治體制經過一千多年的積累發展，平民知識分子力量對政府的全面控制，使國家無法用強力對整個社會的經濟資源進行控制，以渡過社會轉折關頭面臨的難關，比如外來侵略和社會內部矛盾的激化。
在沃勒斯坦的《現代世界體繫》一書中，有一條注釋是格外值得注意的：
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運用君主的權力減緩了經濟發展，直到這種發展可以為社會所承受——即運用中央政府的權力使轉型中的受害者的苦難得以緩減，並且為變革中的進程開創渠道以減少這個進程中的破壞性，僅僅是因為這些英國挺過了（16世紀）圈地的災難，而沒有受到重大的破壞。（卡爾•波拉尼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在中國的明代，同樣存在隨著經濟的發展貧富不斷兩極分化的趨勢（明代的這種貧富兩極分化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貧富兩極分化的實質是一樣的），以及工商業階層對農民利益不斷侵占剝奪的社會現像。但在英國，“都鐸王朝和早期斯圖亞特王朝‘能夠’運用君主的權力減緩了經濟發展，直到這種發展可以為社會所承受”。而在中國的明代，文官繫統主要作為工商業利益代言人而把持政府，皇帝卻根本不可能具備這種對社會經濟發展加以干預控制的權力，社會經濟的高度發展無法形成強大的國力。這是明代的中國和同時期的西方社會之間一個重大的區別。
在西方，“歐洲封建社會後期出現的君主制政體，實際上成為封建結構向資本主義結構轉化的過渡狀態。英國和法國比較典型，法國在路易十四時形成了強大的中央集權制國家，一百年後就爆發了資產階級大革命。”1而在中國，封建制前的春秋時期就已瓦解，如果說戰國、秦以及西漢時期還相當於西方在近代崛起以前的君主制政體，那麼到了宋明時期，就已經遠遠不是什麼君主制政體了，而如錢穆所說，是由平民知識分子控制實際政權的君主政體。
一些人常常把中國終沒能進入資本主義社會歸咎為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在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阻力太大、受到的打擊壓制太大了。事實恰好相反，真相是中國宋代進入資本主義萌芽社會，明代再一次進入資本主義萌芽社會，資本主義萌芽發展中受到的阻力都太小了，發展太過於順利。資產階級作為掌握實際政權的階層，所制定政策基於本階層利益的考慮，完全不顧國家整體利益，也因為當時國家尚無法通過科技手段對社會財富進行管控和再次分配，以形成強大的國力。這纔是中國終在抵抗外來侵略和內部不同利益集團矛盾爆發的過程中表現得過於脆弱的重要原因。
這話究竟怎麼說呢？我們對所述事實和邏輯再次梳理：由於科舉制度的實施，大量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可以直接通過科舉進入政府做官，掌控基層乃至中央的行政權力。在沒有部族統治、民族壓迫統治的情況下，科舉制度普遍廣泛實施的結果是政府官員中資產階級的利益代言人占據的比例。後果就是中國的宋朝和明朝，資產階級是在溫室裡培養的。他們沒有付出任何代價就直接操控了政權，讓政權來為他們服務。這和西方的資產階級經過流血鬥爭、經過革命纔能取得政權是完全兩樣的。
那麼，有人會問，為什麼溫室裡培養的資產階級這麼自私，看不到全局的
1.金觀濤，劉青峰.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160.
利益，而近現代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卻能看到全局的整體的利益？為什麼明代工商業階層及其利益代言人會為了私利而不顧國家滅亡呢？難道隻有中國的這個階層是這麼愚蠢短視，而西方同階層的人就能識大體、顧大局？
並非是明代的中國資產階級就比現代西方國家的資產階級更自私，或者更沒有遠見，即便同一個人放到不同的環境中都會有不同的結果，並非人性有什麼本質性的不同，而是不同的環境造成了不同的影響。對比明代資產階級和西方的資產階級的所處環境，有這樣幾點顯著的不同：
，取得政權的方式不同。西方資產階級取得政權是經過流血鬥爭的，而明代的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卻完全是通過科舉制度自然而然實現的。西方資產階級是通過付出相當巨大的代價獲得政權，他們懂得為了維持政權要付出相應的代價，而明代資產階級基本上沒有付出什麼代價就取得政權，他們的這種意識就相當淡泊。
就比如有兩個人，一個人的糧食是自己種出來的，另一個不是，那麼前一個人可能對糧食非常珍惜，為了持續喫到糧食是肯於付出許多方便和舒適的，並且也不太願意浪費半點糧食。而後一個人可能就隨意多了，沒有什麼節約糧食的意識，也不願意為了節約糧食而暫時犧牲自己的方便和舒適。難道是後一個人愚蠢，不知道糧食的重要性？並非如此，經歷不同自然造成的習慣和行為乃至心理也不同。這個道理適用於個人，也適用於群體和階層。
第二，制度慣性不同。事實上，西方的工商業階層一直被國王控制下的政權征收相當多的稅，他們已經默認和接收了這個事實，他們所反對的僅僅是防止國王征收更重的稅。因為有這樣一個制度慣性，即便他們自己取得了政權，隻要稅不比原來重，能輕一點就可以接受了。而中國明代的工商業階層，國一開始就征稅收很少乃至於免征，他們已經習慣於接受這種好處，如果突然有一天要他們多交一些稅，哪怕再少也是難以接受的。
比如現在有兩個人，一個人從小就生活舒適，也沒人要求他干很多的活，而另一個人從小就受壓迫，被要求做很多苦力活。那麼如果突然有一天要求前一個人去干稍重的活，那他難以接受，而後一個人，即便已經取得自主權，可以獨立謀生了，他依然會很賣力地干活。再比如，一個人去買東西，原先價格一直是一塊錢，現在突然因為某種原因變成三塊了，他會難以接受，但如果這個東西一直是五塊錢，現在變成六快，反而不會引發強烈的不滿。
第三，國家的政權構成不同。即便同樣是資產階級控制政權，中國明代和西方近代也有相當大的區別。明代的政權內從上層的文官到下層的文官，不是少數大資產階級控制實際政權，而是包括了許多中下層的平民工商業者的代表。這樣在作出重大的政治決策時，就難以做到為了某個國家目標而普遍達成一致，為了避免成為輿論攻擊的對像，為了避免成為“出頭鳥”，很難有人真正去推動實施為加強國家力量而減少工商業階層既得利益的政策。而西方國家在近代初期，真正的政權還是控制上層階級手中，更容易達成一致，實行某個政策時更少掣肘，其對輿論的控制，很大程度上也遠遠強於中國宋明時代。
宋朝皇帝通過籠絡優待的手段分化了文官集團的力量，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資產階級勢力，但因為這種對文官的過度籠絡優待，致使政府本身混亂渙散，喪失了進一步振作的能力。明朝資產階級就如同慣壞了的孩子，隻想著國家來為自己服務，為自己效勞，而不希望這個國家再從他們身上收取任何東西，哪怕再微小的付出，他們也全然拒絕。他們整個階層就是精明的商人，既然已經用小的成本就獲得了的收益，那還有什麼必要再去增加成本為支持這個國家出點力呢？在這樣的情況下，任何加強對私人經濟活動管控的政策，任何試圖增加哪怕一點點工商業稅收的行為，都必然遭到他們在政府的利益代言人堅決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這樣的抵制行為幾乎無一例外地獲得了成功。
這樣的成功進一步讓他們相信自己的正確性。“不與民爭利，藏富於民”幾乎成了他們無往而不勝的理論法寶。“農本商末”在他們那裡的意思是，你國家要打就隻能打農業的主意，增加農業賦稅可以商量，如果想要增加工商業稅收，那就休想。“不言利，隻言義”是對國家對政府、對皇帝說的，意思是你國家、你政府、你皇帝要講義，講利就不好了，就不光彩。而他們自己呢？唯利是圖簡直到了錎銖必較的程度，國家要想增加任何一丁點的商業稅收都好似老虎撥牙一般困難。類似漢武帝時期那種加強對私人經濟管制，對偷稅漏稅行為嚴厲打擊的政策，在明朝中後期是休想得以實施的，連做夢都不要想。
這就造成一種奇怪的現像。一方面許多論者常常大發議論，說中國古代中央政權的專制如何嚴厲，對社會的控制如何嚴密，中國古代的皇帝獨裁者如何隨心所欲，能控制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中國簡直就是自古以來的地球頭號專制高壓國家。另一方面，作為中國古代政府重要代表的宋朝和明朝，一個雖然征收的稅是比較多了，但皇帝對待那些文官極盡優待，難以有效管理致使政府腐敗橫行，國家無力；另一個對文官倒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權力處置了，但是征收的稅尤其是商業稅收和其他國家相比簡直是離奇得低，低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
宋朝的商業稅收還算是多的，可以占到國家財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而到了商品經濟遠比宋朝發達的明朝就干脆低到了幾乎等於沒有商業稅的地步。於是中國這個所謂頭號專制國家就經常性地出現這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一方面是公認的富裕，公認的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國家中央政府卻常常在鬧窮，甚至維持國家正常運轉的開支都捉襟見肘，都要依靠皇帝省喫儉用，自己的個人生活消費來勉強支撐。甚至一次小規模的戰爭、一次稍微嚴重的災荒都會導致國家財政發生危機，陷入破產邊緣，而那些比中國窮得多的國家倒是連年發動戰爭，經濟上還綽綽有餘。
所謂的藏富於民倒真的是藏富於民了，可問題是一旦發生戰爭，發生外來侵略，這藏在民間的財富並不會自動奔湊聚集在一起，組織維持訓練出一支有強大戰鬥力的軍隊；當發生災荒的時候，這藏在民間的財富也多半不會就自動捐獻出來為救濟災民而用。到後，這藏於民的富多半還是被侵略者搶去、被饑民暴動奪去。所謂藏富於民不過成了一句騙騙傻子的大笑話而已，可憐的是，中國皇帝在文官的圍攻誘導之下，一次又一次地成了這樣的傻子。
總之，概括起來，政治制度的超前發展造成三個後果：
，國家經濟高度發達，遠比周邊其他國家發達得多，但同時卻無法把發達的經濟轉化為強大的國力，隻能勉強維持政府的日常運轉，無法對外來侵略威脅作出有效抵御，甚至無法應對一些稍大的自然災害，當然也更談不上調節與緩解國家內部的社會矛盾。
第二，由於受到的阻力太小，新生的資產階級利益集團無法在對抗和磨煉中形成強大的政治、軍事組織力量。他們躺在原來社會的君主制下的溫室裡，一旦舊有的制度在與外敵侵略的對抗中崩潰，他們就茫然失措，無法形成新的支撐力量。
第三，國家一旦受到外敵侵略，中央政府被打垮，地方上再也無法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後的結果是全盤淪陷。
發達的經濟力量無法轉化為強大的國力，這是宋明的社會的共同癥結。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並非流俗所謂封建勢力太強大、保守勢力太強大，恰恰相反，是進步勢力太強大，政治制度發展過於超前，皇權貴族力量過於縮減，與社會其他方面嚴重脫節了，尤其是和資產階級幼稚簡單的心態不協調。打個比方，當時的政治體制就如同讓一個三歲小孩去駕駛一艘輪船在大海裡航行，這是宋朝乃至明朝的悲劇所在。
無論英國也好，法國也好，德國、日本也好，在真正走入資本主義的時候，都經歷過一個相當專制獨裁的社會，都經歷過一個能夠把社會經濟發展成果有效轉化為強大國力乃至強大戰鬥力的階段，並運用這種強大的國力來保護本國，並對外謀求掠奪侵略。經過了這個階段，然後纔逐漸走向現代政治。
被一些人膜拜羨慕的英法等國，無論《大憲章》也好，議會也好，涉及的都隻是在大貴族大地主內部的權力分配與制約，和真正的平民、中小資產階級是沒有多大關繫的。直到19世紀，真正有選舉權的也隻是人口中的少數。更不必說這些國家在發展的關鍵階段，都建立了獨裁專制政權。比如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後的克倫威爾獨裁、法國大革命後的雅各賓專政以及後來的拿破侖獨裁。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剛獨立時有選舉權的人也不到人口的3％。至於像德國、日本、沙俄等一向以專制聞名的國家，它們進入資本主義的狀況就更無須多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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